新中国六十年歌德戏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歌德论文,新中国论文,戏剧论文,六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6.34；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6-0008-09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年)是西方文学史上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比肩的划时代作家，为启蒙以后的德语文学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中树立了经典范式，因而有论者称其为“德国想象型文学的真正始祖”①。在戏剧领域，他不仅是天才而勤奋的剧作家，同时也是戏剧理论家和戏剧表演的实践者。诗剧《浮士德》是歌德最重要的作品，前后经历六十年(1772-1832年)而完成，在欧洲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歌德《浮士德》研究在德国本土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不可计数，有“浮学”之称，其曲折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德国思想史、社会政治史相互映照。②
本文以德国歌德研究史为参照，考察和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年歌德戏剧研究，试图归纳和梳理出中国对歌德戏剧研究的主要脉络，他的诗歌和小说不在考察范围之内。新中国学界对于歌德戏剧的研究以《浮士德》为中心展开，在时间上可以1978年为界，分为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简要回顾
自晚清洋务运动兴起之后，歌德作为德国精神和文化的标志性人物，通过辜鸿铭、王国维、鲁迅、马君武等人的译介和评述进入了国内知识界的视域，其汉译作品及研究数量之众多、思想流布之广泛、介入中国文化之深入，在德语作家中无出其右者。歌德最重要的作品《浮士德》更是为当时一流学者所重视：1901年，辜鸿铭便将《周易》乾卦爻辞“自强不息”与《浮士德》精神相提并论；而1904年，王国维又在《〈红楼梦〉评论》中将浮士德博士之痛苦、寻求解脱之途径与贾宝玉作对比，赞歌德《浮士德》为“欧洲近世文学第一者”。
歌德作品的经典化历程在德国本土发端于19世纪中期，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达到高峰，具有官方背景的歌德协会(Goethe Gesellschaft)成立，谢勒尔(Wilhelm Scherer)等人创立了歌德学，其弟子施密特(Erich Schmidt)对歌德著作和生平进行了系统搜集、校勘和考证，主持完成了133卷魏玛版《歌德全集》(1887-1919年)。20世纪上半叶，以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为代表的精神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歌德论述成为学院研究中的主流，也间接影响了当时正在德国学习的冯至和宗白华。
“五四运动”时期，译介和研究歌德的工作得以系统展开，宗白华、郭沫若和田汉以讨论歌德为中心的书信集《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以及郭沫若所译的歌德小说和诗歌，在知识青年中引发了广泛共鸣；1922年和1932年举行的歌德忌辰纪念活动又在文化界掀起了持续的“歌德热”，论文集和歌德评传便有六种之多，其中周冰若(辅成)、宗白华主编的《歌德之认识》(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展现了民国时期歌德研究的整体水平，论者来自各个专业领域，论题涉及歌德思想和生平、歌德小说和诗歌专题、歌德与英德法中各国文学、歌德与孔子等各方面，蔚为大观。
到1949年，歌德的代表作大都已有了中译本，对于歌德剧作的译介也已初具规模。《浮士德》有多个译本，以郭沫若的译本最为著名，《史推拉》、《克拉维歌》、《艾格蒙特》、《铁手骑士葛兹》、《兄妹》也已译出。在各种欧洲及德国文学史中，皆对《浮士德》为代表的歌德戏剧有相当篇幅的介绍，关于《浮士德》的论文亦不鲜见，且涉及文本、电影、戏剧表演等各个领域。国内学界对德国的歌德研究并不隔阂，曾留学德国的宗白华、冯至、陈铨在论述中都有所引述③；也有欧美和日本学者的歌德研究被译介过来，单是论歌德戏剧，便有李辰冬译巴黎大学德文系教授李诗滕贝格(H.Lichtenberger)的《浮士德研究》(《文艺先锋》，1943年第3卷第1、3、4、5期，1944年第4卷第2期)、李勋卓译皮·沃尔的论文《歌德戏剧中文艺复兴与Baroque文风之影响》(《矛盾月刊》，1934年第3卷第1期)等文发表，中国“浮学”在发端之初所具有的开阔视野和转益多师的开放心态值得赞许。
解读《浮士德》方式的不同体现了论者的关怀和志趣所在。一方面，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启蒙救亡是主流：例如，张闻天期望用浮士德“自强不息”的人生观警醒“保守的，苟安的”中国民众；陈铨主张用狂飙突进的“浮士德精神”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不少论者将浮士德视为歌德的替身，探讨其思想史意义，例如宗白华认为浮士德“一生的内容就是尽量体验这近代人生特殊的精神意义，了解其悲剧而努力以解决其问题”。
冯至的《歌德论述》(南京正中书局，1947年)是中国第一部歌德研究的个人专著，他将歌德思想总结为“蜕变论、反否定精神、向外而又向内的生活”。冯至20世纪上半叶曾在海德堡大学亲炙著名的日耳曼学者、歌德专家贡多尔夫，抗战期间随西南联大迁居昆明后，潜心研读歌德原著，《歌德论述》集其多年研究所得。其中两篇论文系统考察《浮士德》里的魔鬼和“人造人”形象，以形象研究带起思想史研究，以小见大、言微意深。冯至在前言中称“紧紧‘把住’这部大著作”，不求“创见，只求没有曲解和误解”，虽是自谦之语，但这种以透析文本内涵为主旨的研究策略，引经据典、细密深入的论证方式，显然得益于其留德期间系统的德国语文学训练。
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时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三十年的歌德戏剧研究，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界，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与“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歌德作为“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阶段的作家”，又因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格外推崇，被归入值得译介和借鉴的西方作家之列。郭沫若译《浮士德》和《赫曼和窦绿苔》，钱春绮译《歌德诗选》相继出版。尽管如此，从1949年秋到1966年夏的十七年间，全国报刊上发表的歌德研究文章屈指可数，仅有人民出版社选译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歌德”条目(臧之远译)，1954年以单行本发行。这个时期分量最重、影响最大的歌德戏剧研究，当属郭沫若译《浮士德》的前言《〈浮士德〉简论》以及冯至在《德国文学简史》中撰写的相关章节。
郭译《浮士德》(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年)在20世纪50年代两次重印，初版前言《〈浮士德〉简论》成为广大读者理解这部艰深巨著的敲门砖。郭沫若透过庞杂矛盾的剧情和人物，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观点：他将全剧概括为“一部灵魂的发展史，一部时代精神的发展史”，认为浮士德和靡菲斯特是同一灵魂的辩证两极，剖析浮士德的宗教观念，将剧末救赎一幕解读为“自我中心主义”向“人民本位主义”的转化，认识到“自由的土地”和“自由的国民”之虚幻，将“永恒女性”解读为“慈爱宽恕”和“民主和平”的象征。直到今天，依然有论者引用这些观点。
如果说，郭沫若凭借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而成为歌德译介的第一功臣，1949年以后，中国的歌德研究和译介工作则以冯至为核心展开。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德语文学研究界领军人物的冯至拓展了国内的歌德译介和研究，培养了新一代歌德研究者。有“中国最杰出抒情诗人”(鲁迅语)之称的冯至对歌德的重视不全是出于学术眼光，更是由于心灵契合的“喜爱之情”，这种“喜爱之情”贯穿其学术生涯始终。正因为冯至兼具诗人的敏锐和学者的深邃，他的研究文章善于见微知著，由现象而本质，“从特殊到一般”④。
冯至1986年为专著《论歌德》(上海文艺出版社)撰写的长篇序言中，将自己的歌德研究分为1949年前和1978年后两个阶段，1949年前以《歌德论述》为代表，1978年后别有胜状，而之间的三十年，自述“除了应邀作过以歌德为题的讲演与在学校里讲课写讲义论及歌德外，没有发表过关于歌德或他的作品的文字”⑤。这里提到“应邀”而作的歌德“讲演”发表在1950年北京大学召开的哲学讨论会上，演讲未及成文，却是冯至“尝试从歌德时代的政治背景、哲学思潮、科学成就几方面来探索歌德的思想渊源”⑥的开始。根据冯至的回忆，这一研究方法转向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针对以“真正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中的观点指出：“他(歌德)心里经常发生着天才诗人与法兰克福市参议院议员的谨慎的儿子或魏玛的枢密顾问官之间的斗争[……]因此，他有时候是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拘谨的、满足于一切的、狭隘的小市民。”⑦冯至在1948年读到这段著名的歌德评价后，“反复思索[……]起始用心去了解歌德所处的时代和他与社会的关系”，他对歌德的认识“从一个无可訾议的人”转变成为“社会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这一方法论的转向具有共性。
1958年在大跃进背景下出版的《德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是由冯至和田德望两位先生带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部分师生编写完成的。冯至主编并撰写上卷(从开始到1848年)，其中歌德生平和创作部分划分为狂飙突进时期、古典时期和晚年歌德三个阶段，介绍了歌德在各个时期戏剧、小说和诗歌的代表作，在戏剧作品中重点选取《铁手骑士葛兹》、《哀格蒙特》和《浮士德》进行人物形象和思想意义分析。《德国文学简史》采用了苏联和东德的文艺批评模式，一方面褒扬其在狂飙突进时期的反封建性，另一方面批评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态度，以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为衡量标准。例如，“没落骑士”葛兹和贵族哀格蒙特同情人民，却“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以致失败；《浮士德》是“西欧三百年历史的总结，是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顶峰，[……]它最后的一幕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有许多理想是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的要求的”。这种评价模式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当时具有普遍性，比如有论者为了肯定歌德的进步性，强调歌德的唯物主义，认为“歌德在德国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前最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人”，突出其“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
尽管冯至一生以编写此书为憾，但是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德国文学史，其学术拓荒和普及意义不言而喻。冯至撰写的歌德部分史料丰富而准确，论述深入浅出，他用五个阶段、两个赌赛概括《浮士德》的主要情节，用辩证法解读人物性格。值得注意的是，冯至在该书“绪言”中列出文学史写作的五个原则即“(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历史分析法)不能喧宾夺主，使文学成为历史的注解，应该注意作者的创造性、作品的艺术性”，在当时的环境下，颇有勇气和见识。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改革开放，外国文学研究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歌德戏剧研究也不例外。梁宗岱、钱春绮的《浮士德》译稿分别被野蛮地销毁，商承祖未能完成他的《歌德研究》，带志以殁。⑧
反观二战后的德国歌德学研究，浮士德从神坛上跌落，如何重新解读歌德和《浮士德》，是德国日耳曼学界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联邦德国学者采用了两种策略：一是将浮士德描述为与魔鬼结盟的罪犯，如博姆论述浮士德的“罪孽”问题⑨；二是在斯泰格尔(Emil Staiger)和凯泽(Wolfgang Kayser)的影响下，进行形式主义的文学内在研究，关注审美对象的本体，洛迈尔《浮士德与世界——〈浮士德〉第二部解析》⑩与艾姆利希的《〈浮士德〉第二部的象征》(11)便是代表，这也是二战后西德学界保守风气的反映，直到20世纪60年代接受美学的异军突起才有所改观。此外，特龙茨(Erich Trunz)主编的汉堡版《歌德文集》(14卷)于1949年出版，其中第3、4、5卷为戏剧集，注释部分资料翔实细致，综述与分述结合，涉及成文史、题材、情节、形式以及研究状况。该套文集出版后一再重印，直到今天，依然是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歌德注疏集。
由于时局造成的隔阂，这个时期的中国学界对于西德所知甚少，国内学者对于德国文学的研究更多地受到了民主德国的影响。从民主德国建国起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卢卡契是民主德国文学研究界当之无愧的学界领袖，他对歌德及其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强调，深刻影响了东德以及包括中国在内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歌德接受。在匈牙利事件中，卢卡契受到“裴多菲俱乐部”的牵连，作为修正分子而被肃清影响力；而同时在中国国内掀起的反胡风运动中，卢卡契所推崇的人道主义立场也受到了批判，歌德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也相应成为学界禁区。
与西德同行的历史处境不同，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政权的民主德国学界无须背负纳粹政权的历史“原罪”，继承以歌德为代表的文化遗产成为了文化国策。东德文化部长贝歇尔(Johann R.Becher)1949年在歌德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上更是官方确立了歌德的文化代表地位，浮士德被塑造为社会主义德国的未来新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一种僵化的政治符号。(12)
三、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时期：1978-2009年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术环境逐步改善，与国外学术交流日渐频繁，中国歌德研究已经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研究队伍，先后以1982年、1999年和2009年歌德忌辰和诞辰纪念日为契机召开了大型研讨会，出版歌德文集和论文集，歌德戏剧研究也在深度和广度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浮士德》三次被搬上中国舞台，分别由国内老中青三代导演中的旗帜人物徐晓钟(2009年)、林兆华(1994年)和孟京辉(1999年)执导，他们的舞台诠释赋予了《浮士德》新的中国意义，也证明了《浮》剧的经典性。
在这三十年中，歌德戏剧的翻译有了新的发展，各种译文集和单行本层出不穷。《浮士德》出现了五个新的全译本，译者分别是：董问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钱春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樊修章(译林出版社，1993年)、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杨武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每个译本各有特色，与新中国成立前的译本相比，译者更注重对原本的研究和解读，其中有的译本包含了大量关于西方古典文化和圣经知识的注释，加深了中国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歌德的其他剧作也由韩世钟、钱春绮等译家译出，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歌德文集》(10卷本)收入《浮士德》、《铁手骑士葛兹》、《哀格蒙特》、《伊菲革涅亚》和《塔索》，每部剧作后附有剧本介绍和点评；同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歌德文集》(14卷本)戏剧卷，包括《浮士德》之外的16部戏剧，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全的歌德剧作译本。卢卡契的长篇论文《〈浮士德〉研究》(范大灿译，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苏联著名文学史家阿尼克斯特撰写的《歌德与〈浮士德〉——从构思到完成》(晨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的出版为我国新时期“浮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1979年，冯至撰写了“文革”后第一篇长文，分析《浮士德》的海伦娜悲剧，文章认为这是一部浪漫主义梦幻剧，体现了古希腊理想与中世纪浪漫精神的结合，进而指出歌德并非纯粹的现实主义者。这篇论文延续了冯至以小见大、细密翔实的论述风格，且着眼于歌德晚年思想史定位，视野更为开阔。在当时“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刚当选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的冯至重新定位歌德美学思想，正面评价浪漫主义，对于“文革”后歌德研究的重新展开与路径选择意义重大。董问樵的《〈浮士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是国内第一部《浮士德》研究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翻译到研究”汇集了作者几十年翻译和研究《浮士德》所得，选译了歌德论《浮士德》的书信言论；下编“西方的《浮士德》研究”以“浮士德题材历史的考察”、“人物形象”、“戏剧性质”、“剧本的统一性问题”和“舞台史”为线索，梳理了西方“浮学”的研究成果，且将西方“浮学”研究方法总结为“历史溯源法”、“象征解说法”及“心理分析法”。论著虽未自成学说，部分论述也局限于时代的思维习惯，但是在资讯欠发达的20世纪80年代，这部涉猎广泛的资料汇编对于拓宽国内学术视野大有裨益，经常为国内研究者所引用。冯、董两位前辈学者的工作对于“新时期”中国“浮学”具有示范意义。
1979年由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下卷出版，歌德部分总体上未超出“文革”前的认识水平，但在个别提法上有所修正，例如指出《浮士德》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五卷本《德国文学史》(译林出版社，2006-2008年)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汉语学界德语文学史述，学术意义重大。范大灿撰写的第2卷中对歌德戏剧有全面翔实的述评，介绍了狂飙突进、古典文学时期的歌德戏剧代表作，而《浮士德》一节分量尤重，占据65页篇幅，采取逐节评述的阐释方式，史料准确翔实、评论精要到位，是作者多年研读心得的总结。
这个时期的歌德戏剧研究中，《浮士德》研究依然占据了绝对中心的位置，遗憾的是，对于歌德的其他戏剧缺乏深入的研究。叶隽的著作《歌德思想之形成——经典文本体现的古典和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打破了这种局面，除《浮士德》外，叶隽系统考察了《铁手骑士葛兹》、《哀格蒙特》、《伊菲格尼亚》和《塔索》，且在方法论上有所拓展，致力于在“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综合视野下理解歌德。
除了文学史、译文序言之外，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的《浮士德》研究论文在这个时期数量增长迅速，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三百余篇，且逐年增长，呈加速态势。在研究中用力颇勤，斩获颇多的学者既有德语文学研究界的范大灿、杨武能、余匡复、吴建广、谷裕、叶隽，也有非德语专业毕业的蒋世杰、刘建军、张辉，学者的学术背景往往影响了研究的视角和行文风格。
国内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较为浅显的情节人物分析上，强调人物的阶级代表性以及剧中体现的辩证哲学观。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浮学”中以西方批判理论、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心理学、视觉研究为理论依据的研究层出不穷，歌德和《浮士德》的形象在各种“主义”和理论的镜照下异彩纷呈。德国著名的日耳曼语文学家薛纳(Albrecht Schone)1994年出版的《浮士德》注疏本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语文学传统，吸纳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其站在反思启蒙的立场上对“浮士德神话”的祛魅，也影响了我国最新的“浮学”研究。90年代以后，在我国的《浮士德》研究中，西方文论的影响日益显现，“传统的”社会批判立场逐渐退场，神学维度进入研究视野，可贵的“中国”眼光也在形成中，如此“众声喧哗”，正是解读《浮士德》的应有之义。(13)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我国这一时期的《浮士德》研究可以分为主题内容研究、戏剧理论与实践研究、比较和接受研究。
第一类，主题内容研究。《浮》剧的多义含混、包罗万象使得多种诠释成为可能，论文议题涉及主题思想、戏剧性质、人物考辨、哲学、神学、美学和文化等多种维度，研究方法从单一的社会历史批判观走向多元视角，对于《浮》剧在思想史中启蒙抑或浪漫的定位、戏剧的悲剧性和哲学内涵，各家论者有不同观点，形成了争鸣。
90年代以前，将《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概括为“人类的自强不息”已成定论，如《辞海》总结为：“描写浮士德一生探求真理的痛苦经历，反映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初德国进步的、科学的力量和反动的、神秘的力量之间的斗争，宣扬人道主义思想。”(14)代表性的论文有范大灿1980年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上的《人类的前景是光明的——读歌德的诗剧〈浮士德〉》。(15)自90年代后期开始，单一启蒙维度的解读方式受到质疑，启蒙和浪漫之争不仅是美学形式问题，也关系到晚年歌德的思想史定位。韩瑞祥、仝保民的论文《〈浮士德〉悲剧第一部的浪漫主义色彩》(1999年)站在浪漫主义的立场上认为《浮》剧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分裂的悲剧。吴建广更为激进的“反启蒙”式解读近年来颇为引人瞩目，他在论文《被解放者的人本悲剧——德意志精神框架中的〈浮士德〉》(2008年)中认为，《浮》剧根本是人本主义僭越神序导致的悲剧，浮士德因为“认识欲、淫欲、虚拟欲、僭越欲、创世欲”而罪孽深重，最后的救赎也不过是浮士德临死悔罪的“濒死意念”(16)，文章提出歌德《浮士德》旨在反思启蒙，“回归到德意志浪漫精神的故乡”。范大灿则坚持歌德的人道主义立场是解读全剧的钥匙，指出全剧的主旨是探讨启蒙以后的人类的命运，即以理性“小神”自居的人“是走向光明还是黑暗”，最后的救赎是“上天因为他的高尚精神和高贵品德赐给他的爱和恩惠”(17)。叶隽在《歌德思想的形成》(2010年)中也意识到了歌德身上的“一元二魂”反映了“思想的自我矛盾”，但依然在《浮士德》中选择了“理性路径”。谷裕在专著《隐匿的神学》中的解读颇有见地，她认为歌德通过《浮士德》对于理性的自我完善能力表示怀疑，对现代人过分张扬的个性进行反讽；全剧的宗教剧框架象征着启蒙理性的发展和完善始终也必须服从神的秩序和意志；浮士德得到救赎的场景尽管充满悖论和不确定性，然而象征着爱的永恒女性的引导给予人们希望和信心，启蒙的意义并未被彻底颠覆。(18)
国内研究中对于《浮士德》的悲剧性颇有争议，卫文珂(1983年)称之为“一部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伟大悲剧”；余匡复(1991年)套用狄德罗的说法，提出《浮》剧是严肃的正剧，不是悲剧；谷裕(2008年)认为人类自我膨胀的盲目和僭越神性秩序的企图，即是浮士德悲剧根源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评论界对于诗剧《浮士德》包容万象、错综复杂的诗学形式和修辞艺术历来赞叹不已，在德国有着良好的研究传统。较之丰富的主题内容研究，国内对于《浮》剧艺术形式的研究尤显薄弱，深入系统的形式研究尚有待后人。
考辨人物形象的论文多以浮士德和梅菲斯特为题。杨武能将浮士德概括为“术士·哲人·人类的杰出代表”，将梅菲斯特总结为“否定的精灵”和“恶”的化身，颇有代表性。(19)研究者一般认为浮士德兼具神性和魔性，反映了人类灵魂中灵与肉、善与恶的斗争；也有论者直接将歌德与浮士德作比，如余匡复在《〈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中认为“浮士德的精神发展史反映了歌德自身的精神发展史，是歌德最大一篇的自白”；也有论者将浮士德比作“永恒的流浪者”(褚蓓娟，1997年)或是西西弗斯(蔡申，1994年)；还有论者认为《浮》剧并非歌德生存观念的释解，如韩瑞祥和仝保民(1999年)称浮士德是“一个在幻想和戏弄人生中追求的浪漫主义形象”。杨晖(2007年)用弗洛伊德理论解读浮士德的“自我、本我、超我”，颇有新意。梅菲斯特在较早的评论中被认为是代表了“腐朽落后的封建势力”(张月超，1980年)，或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罪恶的体现”(曹让庭，1979年)，晚近的研究接受了冯至20世纪40年代论文《〈浮士德〉里的魔》中的观点，如杨武能在《天下第一魔和“恶”的化身》(1991年)一文中认为梅菲斯特是“否定的精灵”和“恶”的化身，既保留了西欧文学中魔鬼传统的试探者、诱惑者、破坏者特征，同时是个虚无主义者，具有片面的理智，又兼为浮士德的激励者和社会现实的批判者，是个矛盾的综合体。甘泪卿也是重要的文学典型人物，西方研究中近年来追索女子弑婴的历史原型，重新发掘这部剧的历史意义，也有性别研究讨论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性别压迫。而国内论者如刘敏(1998年)认为甘泪卿爱情是浮士德个人发展的一个阶段，势必被超越；张继云(2000年)指出甘泪卿悲剧在于两者世界观的时代差异；另有论文注意到了甘泪卿悲剧的宗教内涵。剧中其他人物如海伦、瓦格纳同样具有丰富多义的特征，值得进一步研究。
《浮士德》的哲学内涵是20世纪80、90年代学界关注的热点，关群(1980年)、简明(1984年)、韩世轶(1991年)、杨武能(1999年)都发表过专题论文，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哲学的认识论和人生观问题、分析和认识事物的辩证法思想阐述了《浮士德》中的哲学思想。刘建军在《歌德〈浮士德〉的三层结构及其价值》(1987年)中谈到了歌德将世界的运动发展抽象为道德上的“善恶斗争”，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随后，尹振球(1992年)和刘建军(1993年)围绕“善恶冲突是否唯心主义”在《国外文学》上展开争鸣，刘建军后又继续就此议题发表论文《“两面神”思维与〈浮士德〉辩证法思想的深化》(1998年)。
自90年代后期起，《浮士德》的神学维度取代哲学内涵，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肖四新(1999年)从本体论、人的本质、历史观、人生价值观四个方面论证了《浮士德》的神学内涵。在这个领域中，谷裕在《隐匿的神学》(2008年)中的研究最为系统深入，她将歌德作品中的宗教话语置于启蒙以后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背景下考察。在“浮士德”一节中，分析了《天堂序曲》中的赌誓与《约伯记》的同构关系，继而通过对于第二部第五幕和救赎一场中宗教元素的解读，呈现出现代人的理性困境和救赎的可能。
美学问题一直是国内文学评论关注的重点，“文革”前的评论中强调其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冯至1979年《论海伦娜悲剧》中开辟了浪漫主义美学的研究思路；刘建军(1990年)提出“现实主义是歌德式象征的基础，浪漫主义是歌德式象征的表现手法”；韩瑞祥、仝保民(1999年)仔细梳理了歌德与浪漫派的关系，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认识误区，继而指出《浮士德》悲剧第一部内容和形式中的浪漫主义色彩；蒋世杰在《浮士德：艰奥美》(1997年)一文中用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提出的“艰奥美”概括《浮》剧的美学品格，颇具理论张力，文章认为《浮》剧是一个充满隐喻和象征的生命哲学寓言，用狂欢化艺术手法熔合多种异类艺术因素，具有错杂性、广阔性和紧张性的特点。
《浮》剧所蕴含的丰厚的西方文化传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蒋承勇在《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2007年)中指出浮士德身上强劲的生命意志和道德理性的约束之间的矛盾，既是古典世俗人本意识的复活，也反映了基督教文化的道德约束，歌德追求的是两者的和谐。神秘主义是另一重值得重视的文化维度。陈晓兰1996年的论文《〈浮士德〉与神秘主义》注意到了剧中的神秘现象及主人公的巫师身份，可是只将其作为反叛基督教正统观念和秩序的“否定力量”及消极因素来看待，没有认识到它们本身蕴含的象征意义。蒋世杰在论文《〈浮士德〉：充满生命狂欢的复调史诗》(1994年)中借鉴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和“对话诗学”，用融合了异教和基督教传统、充满神秘色彩的狂欢文化作为解读全剧的线索，文章将《浮》剧概括为“表现生命价值多元性的复调史诗”，用对话哲学和对位法解释人物结构，用复调结构对应剧中的时空结构，令人耳目一新。蒋世杰继而又梳理了《浮》剧中的“原型象征体系”(1995年)，探讨了《浮》剧的“艰奥美学”(1997年)、“时间哲理”(1998年)，用当代西方文论解读《浮士德》的现代性甚或后现代性，别开生面。
《浮士德》与歌德自然研究的关系近年来也逐渐为研究者所认识，莫光华(2009年)指出歌德研究自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人自身，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这一思想也体现在《浮》剧中；吴晓江(2009年)则将《浮士德》置于西方科技史的背景下，揭示了浮士德精神积极的人文意义、西方科学变革精神和科技文化特质。
第二类，戏剧理论与实践研究。国内学界对于歌德戏剧的研究多探讨剧本的思想内容和文学性，戏剧理论和实践部分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王建的论文《试论歌德及其魏玛戏剧学派》(2006年)值得关注，文章从歌德的《演员规则》出发，详细阐释了歌德的戏剧构想和舞台观念，将以歌德戏剧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魏玛戏剧学派定位于戏剧史上“从古典主义的风格式舞台向现实主义的幻觉舞台”过渡。陈世雄(2009年)比较了歌德与席勒对于戏剧表演艺术的论述，认为：歌德“比较接近狄德罗”，“僵化保守”；席勒则打破陈规，提倡自然的表演。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但同时也要注意两者戏剧观念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姚文放(1994年)比较了李渔与歌德关于戏剧舞台性的论述，认为两者都重视戏剧的舞台性，但各有偏重：李渔偏重曲辞的可解性，歌德偏重场景的可视性；在理论论述中，李渔注重体验、领悟和意会，歌德强调对于舞台实践的认识；在戏剧的效果上，李渔注重娱乐和盈利，而歌德重视教化，欲建立民族剧院。
同样在《浮士德》研究中，从“戏剧”角度展开论述的文字近乎阙如，李万钧(1991年)从“诗剧”特征、编剧技巧、戏剧艺术的革新及其“东方艺术色彩”四个方面展开，证明“《浮士德》是一部伟大的戏剧”，提出“开放的史诗剧”一说，指出《浮士德》在西方戏剧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颇有见地，然将“救赎”解读为中国的乐感文化，不免牵强。
第三类，比较和接受研究。可以归入《浮士德》比较研究范畴的有：“浮士德”形象在西方文学中的影响和比较研究，歌德《浮士德》在中国的接受，《浮士德》与中国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
董问樵在《〈浮士德〉研究》(1987年)中已经详细考察了西方“浮士德”题材历史。黄梅在《浮士德与“追求”的神话》(2003年)中比较了中世纪德国民间故事书、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马洛1588年创作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和歌德的“不朽诗剧”中的浮士德形象及命运的不同，从民间传说中的异端人物到现代人的神话象征，从“下地狱”到“上天堂”，文章进而指出，浮士德形象的变迁与时代和作者伦理观念变化相关，对于浮士德“追求”神话的反思且具有现实意义。高中甫的专著《歌德接受史(1773-1945)》(1993年)、叶隽的长篇论文《战后六十年的歌德学(1945-2005)》(2011年)对于德语学界的歌德学作了系统学术梳理，这两部学术史都具有资料翔实、论述缜密的特点，对于国内歌德学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平行比较研究中，有多篇论文沿用了王国维的研究视角，比较《红楼梦》与《浮士德》的生命观，如杜娟(2005年)和张帆、向兰(2010年)分别就“灵肉母题”和中西“生命价值”的异同展开论述。李万钧(1998年)从戏剧性、象征性、女性形象、文学传统四个方面对《离骚》、《神曲》和《浮士德》三部巨著进行比较，视野宏大。孙大功(1983年)发现《西游记》和《浮士德》共同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因素；张德明(1991年)则认为联结两者的是共同的“终极寻求”，他运用西方叙述学模型和图表分析叙事元素“寻求者”、“对象”、“阻碍者”、“诱惑与考验”、“拯救”，认为在相同的母题和近似的叙事模式中，体现出东西方文化、基督教和佛教价值观的差异。
歌德与中国的关系研究是国内学界得以展开本土学术话语的领域。(20)1982年，冯至率团参加在海德堡大学召开的“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国日耳曼学者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集体亮相，会议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对于歌德的中国接受史具有开拓意义。(21)杨武能的专著《歌德与中国》(1991年)影响甚广，他的论文《百年回响的歌一曲：〈浮士德〉在中国之接受》(1994年)概述了《浮士德》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史。《浮士德》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较受研究者关注，姜铮(1982年)的工作颇具代表性，他发现《女神》吸收了歌德“新生的思想、创造的思想和主情主义”。张辉在《浮士德精神的中国化审美阐释》(1998年)一文中以宗白华、程衡、唐君毅为例，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在浮士德精神“中国化审美诠释”中所面临的现代化两难困境，即“乌托邦”和工具化，颇具理论深度和本土关怀。
晚近的接受研究开辟了媒体研究的新领域，焦洱(1994年)比较了文学文本与林兆华版《浮士德》舞台实践的差异及得失；吕效平(2010年)在《文艺争鸣》上的文章颇有锋芒，他指出徐晓钟版本的《浮士德》被当代的“思想惯性”“催眠”，演绎了一出“社会主义古典主义正剧”，背离了原作怀疑主义的悲剧本质。也有少量论文研究音乐、电影和网络文学中的浮士德形象，属于文化研究领域，也应引起关注。
四、研究中的不足与展望
改革开放三十年，歌德戏剧研究进入了繁荣期，但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从研究对象而言，存在着厚此薄彼的状况：研究《浮士德》的多，研究歌德其他戏剧的少，歌德狂飙突进时期的《葛兹》、古典时期的《伊菲格尼亚》《塔索》《艾格蒙特》都是歌德的代表作，很有研究价值，却几乎没有研究者关注；其次，在《浮士德》研究中，就论文主题分布而言，也存在着失衡现象：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社会背景分析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大，以形式研究、美学特征为主题的论文偏少；最后，三十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论文数量急剧增加，却存在内容重复、材料单一、论证粗糙的问题。有些论文，理论观念先行，立论缺乏足够的文本依据，给人生搬硬套、根基不稳之感。中国“浮学”若能在立足文本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从政治、思想、文化传统角度发掘文本后隐藏之义，也许能为这部常读常新的不朽经典开辟出新的解读空间，带来新的认识。
(本文成文过程中，多次与北京大学范大灿教授进行讨论，特此致谢！)
①[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②德语学界关于歌德接受史和批评史研究的材料汇编，参见Karl R.Mandelkow，Goethe im Urteil seiner Kritiker：Dokumente zur Wirkungsgeschicote Goethes in Deutschland(I-IV)，München:C.H.Beck，1975-1984；歌德《浮士德》研究史新近较为全面的研究，参见Rüdiger Scholz，Die Geschichte der Faust-Forschung：Weltanschauung，Wissenschaft und Goethes Drama，Würzburg：K&N，2011.中国学者对于歌德在德国的接受和研究亦颇为关注，对此做出了细致的梳理和研究，参见：高中甫：《歌德接受史(1773-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叶隽：《战后六十年的歌德学(1945-2005)》，载《东吴学术》，2011年第3、4期。
③例如宗白华在《歌德之人生启示》中列出的参考作者有比学斯基(Bielschowsky)、息默尔(Simmel)、黎卡特(Rickert)、龚多夫(Gundolf)、寇乃曼(Kühnemann)、可尔夫(Korff)，皆是当时德国学界著名的歌德专家。见周冰若、宗白华主编：《歌德之认识》，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
④范大灿：《从特殊到一般》，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⑤⑥冯至：《〈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见《冯至全集》第八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40页。
⑧参见杨武能：《百年回响的歌一曲：〈浮士德〉在中国之接受》，载《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4期，第14页。
⑨Wilhelm Bohm,Goethes Faust in neuer Deutung:Ein Kommentar für unsere Zeit,Koln:Seemann,1949.
⑩Dorothea Lohmeyer,Faust und die Welt:Der zweite Teil der Dichtung,München:C.H.Beck,1975.
(11)Wilhelm Emrich,Die Symbolik von Faust II:Sinn und Vor formen,Berlin:Junker & Dünnhaupt,1943.(再版：K
nigstein:Athen
um Verlag,1957.)
(12)一个典型例子是作曲家艾斯勒(Hanns Eisler)1952年在东柏林建设出版社发表的歌剧剧本《浮士德博士》因为颠覆了浮士德的正面英雄形象而受到批判，文化官员阿部施(Alexander Abush)发表批评文章《浮士德——德意志民族文学中的英雄还是叛徒？》。
(13)值得重视的是，“独行”于学术圈外的作家残雪起先发表在《读书》上，后来结集出版的随笔系列《解读〈浮士德〉》(收入残雪：《地狱中的独行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共17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呈现出来的却是元气淋漓和真实强烈的阅读体验。论者开始就响亮宣布，“破除庸俗化的社会评判学的观念，将作品作为一件艺术品来久久地凝视，文本丰富的层次就会逐一呈现”。在残雪的解读体系中，浮士德是艺术家的象征人物，而梅菲斯特是浮士德的艺术自我，甘泪卿与浮士德是艺术与宗教信仰的殊途同归，诸种见解，言之成理，不落窠臼。
(14)《辞海》“歌德”条目，见《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124页。
(15)范大灿：《人类的前景是光明的——读歌德的诗剧〈浮士德〉》，载《外国文学评论》第二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61-196页。
(16)吴建广：《濒死意念作为戏剧空间——歌德〈浮士德〉“殡葬”之诠释》，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145-155页。
(17)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2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539、590页。
(18)谷裕：《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202页。
(19)杨武能：《走近歌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74、285页。
(20)在这个领域中，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夏瑞春(Adrian Hsia)的工作也值得重视，他主编了论文集Zur Rezeption von Goethes Faust in Ostasien(《浮士德在东亚的接受》)(Frankfurt a.M.：Peter Lang，1993)，收入论文9篇，论及中日韩三国的浮士德接受，其中夏瑞春自撰论文两篇，一是比较了周学普、郭沫若、钱春绮和董问樵的译本，二是概述中国的浮士德接受。
(21)大会报告被收入德文论文集，见Günther Debon und Adrian Hsia(Hrsg.)，Goethe und China—China und Goethe，Bericht des Heidelberger Symposions，Frankfurt a.M.：Peter Lang，1985，其中收入的中国学者论文有：冯至的“Gedanken zu Goethes Gedichten”(《关于歌德诗歌的感想》)，“Du Fu und Goethe”(《杜甫和歌德》)，范大灿的“Chinesische Auffassung zu Goethes Kunsttheorie”(《对于歌德艺术理论的中国理解》)，杨武能的“Goethe und die chinesische Gegenwartsliteratur”(《歌德和中国当代文学》)和高中甫的“Goethe-Rezeption seit 1976”(《1976年之后的歌德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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