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恐怖组织与中东的联系及其对“动荡弧”地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基斯坦论文,中东论文,动荡论文,其对论文,恐怖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01(2009)02-0054-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世界恐怖主义的多发地带主要集中在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巴基斯坦为代表性国家之一。巴人口占世界第6位，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中约90%的人口为逊尼派，10%为什叶派。近年来，巴恐怖袭击事件的数量和影响力已超过中东和中亚国家，逐步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中心。2007年底贝·布托遇刺成为巴近年来恐怖势力泛滥的一个高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8年以来，巴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时，以2008年8月穆沙拉夫辞职和9月扎尔达里当选总统为标志，巴政治权力进入重组和转型时期。在扎尔达里就任总统之际，伊斯兰堡发生了万豪酒店特大爆炸案。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对巴经济的冲击，使巴局势雪上加霜。事态的发展表明，巴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巴局势的恶化有深刻而复杂的国内根源和国际因素。从内部因素来看，巴贫困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贫富分化问题是诱发恐怖袭击的重要原因；从外部因素看，中东与巴反恐形势的互动是重要原因。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是连接中国与南亚和中亚的重要纽带，其安全形势对中国国家安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鉴此，本文重点分析巴反恐形势与中东的联系及其对“动荡弧”地带局势的影响。
一、阿富汗、伊朗、沙特：影响巴基斯坦局势的三个重要中东国家
基于巴所处的连结南亚与西亚、中亚的特殊地缘位置及其伊斯兰文化属性，首先应重点考察阿富汗、伊朗、沙特三个有重要相关性的国家对巴反恐局势的影响。
1.阿富汗和其他中亚问题对巴局势的影响
巴基斯坦在地缘上具有明显的中亚属性，巴西部洞开的门户使它得以经由阿富汗在中亚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兴都库什山脉的山口便是巴向西进入阿富汗、中亚的战略通道。[1]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巴在过去阿富汗抗苏斗争中和现在的“反恐战争”中两度成为“前线国家”。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巴无论是出于地缘战略的原因选择支持塔利班，还是在“9·11”事件后迅速选择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均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巴基斯坦两度因与美国结盟反苏、反恐而提高了自身的战略地位，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承受阿富汗问题“外溢”的祸患。从阿富汗问题对巴局势的影响来看，巴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两次阿富汗战争中伊斯兰极端组织从巴西北边境省份的流入、渗透以及频繁的跨界活动，使得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巴势力趋于巩固。巴政府从支持塔利班到支持反恐战争的立场转变，使其成为伊斯兰激进势力仇视的对象；第二，美国对巴战略实用主义的错误所致。在阿富汗反苏战争结束后，美国抛弃巴基斯坦，促使巴选择支持塔利班抗衡伊朗支持的北方联盟，以维护自身安全，从而为塔利班势力向巴基斯坦渗透创造了条件。在2002年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因发动伊拉克战争而把主要力量投放到伊拉克，在阿富汗只留下少量兵力稳定局势，给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巴阿边境地区东山再起创造了良机。美国安全问题专家肖恩·凯认为，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残余势力彻底铲除之前就移师伊拉克，这是布什政府犯下的严重“战略失误”[2]。巴基斯坦则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战略失误”的牺牲品。美国中亚和南亚问题专家巴内特·鲁宾在2007年上半年《外交》杂志撰文指出，在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国反恐战略转向伊拉克和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之后，巴基斯坦已成为“恐怖主义全球网络的主要中心”[3]。
2.伊朗对巴局势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巴基斯坦与伊朗除围绕中亚新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展开战略争夺外，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争夺更趋激烈，伊朗支持北方联盟，而巴基斯坦则支持塔利班。塔利班倒台后，伊朗抓住时机，利用它与北方联盟的关系，在阿富汗扩大势力和影响。其长远目标是把阿富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以此制衡巴基斯坦。伊朗对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对什叶派极端组织的支持上。伊朗为扩大它在中亚和南亚的影响力，通过提供资金和人员援助，积极扶植巴什叶派穆斯林组织。巴什叶派极端组织有“巴基斯坦贾弗里运动”、“加法尔教法实行运动”(TJ)、“穆罕默德军”(SM)等。其中，“巴基斯坦贾弗里运动”是巴什叶派穆斯林中最具实力的教派组织，它崇尚霍梅尼倡导的“伊斯兰革命”理论，主张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并通过政治手段维护什叶派权益。[4]22“穆罕默德军”是从该组织中分裂出来的一支，其骨干主要为激进的什叶派青年。
3.沙特对巴局势的影响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为阻止伊朗输出革命，沙特、阿联酋等国积极支持巴基斯坦，为其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并藉此向南亚地区输出逊尼派瓦哈比思想。在沙特的资助下，巴教派势力中最亲近沙特瓦哈比教派的“圣训派”成立了“圣训派伊斯兰学者协会”，宣布什叶派为“异端邪说”[5]。20世纪九十年代起，巴逊尼派极端组织向什叶派穆斯林组织发动了多次袭击。此后，巴基斯坦教派斗争愈演愈烈，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其中1997年“先知军”挑起的教派冲突共造成118名什叶派穆斯林和77名逊尼派穆斯林死亡。2002年1月22日，巴总统宣布“先知军”涉嫌参与恐怖袭击事件，取缔了该组织。[6]1长期以来，沙特在能源、经济、援建宗教学校等方面对巴提供了大量援助与支持，而巴则在军事和技术援助方面对沙特给予回报。此外，两国的情报和安全合作关系也非常密切。因此，沙特对巴政治危机和反恐局势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院布鲁斯·里德尔指出：“也许除印度外，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沙特更关注巴基斯坦政治危机的结果了。”①当前巴沙合作的重点是共同打击“基地”组织的威胁。在西方看来，巴、沙在核技术领域的秘密合作，已构成了对中东安全的潜在威胁。西方认为，未来沙特仍将对巴具有重要影响，沙特的能源供应、与谢里大家族的长期交往、与逊尼派宗教机构的联系均是沙特影响巴基斯坦的政治资本。
二、巴基斯坦与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网络联系
分析巴基斯坦恐怖势力与中东的联系，应高度重视中东恐怖主义网络的资金流、信息流、人员流三条主要联系渠道，对巴安全局势的影响。
1.巴基斯坦与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联系的人员流和信息流
巴伊斯兰极端组织在人员构成上都或多或少有来自阿富汗和阿拉伯世界的人员，他们主要来自阿富汗，如瓦哈比派极端组织“真主军”的主要成员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人：“圣战者运动”的主要成员为阿富汗、巴基斯坦、阿拉伯人；“伊斯兰圣战运动”的主要成员为来自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孟加拉国以及部分英国穆斯林。[4]20-22“基地”的亚洲网络始建于20世纪九十年代初，在1996年5月本·拉登从苏丹移居阿富汗之后发展迅速，巴基斯坦是其主要地盘之一。其任务包括：负责培训巴极端组织成员，为它们策划行动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进行针对性的训练，让它们积极参与克什米尔“圣战”；在巴阿边境设立宗教学校和训练营，向志愿者灌输宗教极端思想，传授军事技能，指导和训练阿富汗和中亚、南亚、中东、高加索国家的穆斯林青年参与圣战。[7]此外，在克什米尔的巴伊斯兰极端势力也与中东极端组织有密切关系。冷战期间，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极端组织成员纷纷从中东各地来到克什米尔，参加针对印度的“圣战”。这些恐怖袭击事件的背后都有阿拉伯宗教极端组织的阴影，许多袭击的参与者来自阿拉伯国家、伊朗和土耳其。
2.巴基斯坦与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联系的资金流
“基地”组织通过经济运作尤其是通过“哈瓦拉”②洗钱系统，建立了遍及全球的资金运作网络，巴是其资金流的重要环节。20世纪八十年代，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和海湾国家设立的公司，在苏黎世、日内瓦、法兰克福和伦敦金融市场开设账户，成为“基地”组织资金来源和运作的重要渠道。九十年代本·拉登被沙特驱逐出境后，其经济来源主要靠在苏丹承揽建筑合同。从巴基斯坦与“基地”组织资金运作的联系来看，在中东和南亚地区有深厚传统的民间金融系统“哈瓦拉”，是“基地”组织资金进出巴基斯坦的重要方式之一。“哈瓦拉”作为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种非正式汇款系统，在中东、南亚国家如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仍然盛行。此外，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国，以及北非、欧美等地， “哈瓦拉”也广泛存在。由于“哈瓦拉”的非正式性及匿名性，且相当部分的交易是为犯罪活动和恐怖活动服务的，具有非法性。西方媒体认为，2000年通过“哈瓦拉”系统汇入巴基斯坦的外汇总额约为60亿美元，但仅有12亿美元是通过正规银行系统汇入的，其余都是通过“哈瓦拉”或其他汇款形式汇入。[8]P28据2001年11月《经济学家》估计，巴境内通过“哈瓦拉”转移资金的数量每年约20～50亿美元。[9]2002年12月，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对“哈瓦拉”汇款额占各国私人汇款总额的比例做了估计和比较，其中菲律宾的比例约为5%，印尼为21%，而巴基斯坦则高达50%。[10]目前巴国内宗教学校经费有的来自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由私人或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还有的来自伊朗。[11]119据美国学者介绍，巴基斯坦现已成为吸收恐怖活动资金的头号大国，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一些巴基斯坦商人提供的大量资金；二是沙特、伊朗等中东伊斯兰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沙特瓦哈比教派提供的经费是巴宗教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12]P38巴目前大约有2万所宗教学校，每年培训学员150万人，这些宗教学校常常组建各种机构，是外来资金的主要接受方，也是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巴基斯坦的“代言人”，它们已经超过了巴政府的管理能力。[13]
三、巴基斯坦反恐形势对“动荡弧”地带局势的影响
“动荡弧”(Arch of Instability)概念源自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专指中亚、中东、南亚和东南亚构成的弧形区域，不包括东亚和东北亚。③布热津斯基认为“动荡弧”地区是国家之间因种族、宗教原因爆发战争的危险区域，是极端主义政权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点，也是宣扬最疯狂的信条的好战分子活动的策源地。[14]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近年来美国提出的“动荡弧”的概念并无新意。早在历史上，学者卡罗伊就指出，“从克什米尔往西、穿过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阿富汗、波斯（伊朗）和肥沃新月地带，直抵埃及，略呈弧形展开。它就像土耳其国旗上匀称地环抱着星星的那弯新月，紧紧地环抱着波斯湾，就像一张具有威胁力的弓。”[15]P158另有学者形容巴基斯坦与中亚的关系说：“中亚可以比作一个水库，它的水源来自暗流，水库里的水不时地、且是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会溢出，以至泛滥到它的邻近地区。”[1]当前，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以及石油战略资源的重要性和核扩散等因素，“动荡弧”地区确已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一根异常敏感的战略神经，巴基斯坦则成为影响“动荡弧”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枢纽。
1.巴政局充满复杂的变数，反恐形势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成为“动荡弧”地带的潜在不稳定因素。
当前，巴基斯坦反恐形势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近来，国际舆论与南亚问题专家大多持此观点。印度德里大学教授黄绮淑指出，“巴基斯坦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16]；另有美国记者指出，巴基斯坦的事态似乎是在按照“基地”组织的手册在发展。[17]得出巴反恐形势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巴政权内部在反恐问题上有分歧，政府反恐能力不足，从而可能给伊斯兰极端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巴新政府面临的严峻经济与社会问题，是巴社会安全形势的隐患；巴政党纷争，尤其是人民党与穆盟（谢里夫派）的矛盾仍有可能导致政局动荡，而巴政局一旦陷入动荡，必将刺激极端势力恐怖活动的强劲反弹。
2.巴伊斯兰极端势力在阿巴边界地区跨界活动，使得中亚、南亚的恐怖活动日益呈现一体化态势，成为欧亚大陆“动荡弧”地带的重要热点问题。
美攻打阿富汗后，“基地”组织、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不少成员流窜到巴基斯坦的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由于塔利班、“基地”势力与巴伊斯兰极端势力在阿巴边境部落地区的整合和卷土重来，巴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已与阿富汗的极端势力连为一体，并导致巴阿两国局势的不断恶化。近年来，巴西北边境省和部落区尤其是斯瓦特、马拉根德、迪尔、明格拉等地的宗教极端势力完全控制了经文学校和当地民众，塔利班甚至在从南边的俾路支省到南、北瓦济里斯坦直至巴焦尔的广大地区设立训练营地。[18]巴恐怖势力还向巴境内其他地区和境外扩散。斯瓦特、马拉根德、迪尔、西北边境省的定居区、巴焦尔、瓦济里斯坦等地已成为高动荡区，旁遮普、信德、俾路支三省的形势也十分动荡。巴极端组织“使者军”还在塔吉克斯坦、车臣、黎巴嫩等国家和地区配合当地的伊斯兰武装并肩作战：“圣战者运动”则在俄罗斯塔吉斯坦境内与当地穆斯林叛乱分子并肩作战。[19]55
3.巴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持激进主张，并活跃于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印度境内，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
巴基斯坦的真主军、先知军、圣战者运动等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均主张通过“圣战”将克什米尔完全归并巴基斯坦，并在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制造一系列恐怖暴力活动，导致印巴关系极度紧张。自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印度一直指责巴情报机构资助、训练和装备非正规武装，帮助来自阿富汗和巴控克什米尔的“圣战者”或“自由战士”进入印控克什米尔，与印度进行一场没有巴基斯坦军队直接参战的“代理人战争”[20]。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一些穆斯林武装分子越境渗透到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印度估计这些人大约有3000～4000人，其中40%是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另有孟加拉、苏丹、土耳其、沙特、车臣、哈萨克斯坦、巴林、伊朗、也门和中国新疆等地的人。[11]118近年来，巴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越境渗透和克什米尔的恐怖主义活动已成为印度的心腹大患。1999年5月，印度指责巴派遣武装分子渗透到印控克什米尔，两国在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地区爆发了自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以来的最激烈的军事冲突。[20]2001年底印控克什米尔议会和印度国会遭袭击事件发生后，印巴关系更趋紧张。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应对这些恐怖主义事件负责，并对巴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印度还借反恐之机宣布印控克什米尔的反政府武装为国际恐怖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制止巴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分离主义力量的支持。为缓解印巴间的紧张局势，巴政府在国内抓了1500多名宗教极端分子，取缔了包括被印度指控的塔伊巴军和穆罕默德军在内的5个宗教武装组织。[7]美国也在印巴之间进行调解，才使得剑拔弩张的印巴关系稍有缓解。2007年以来巴局势的动荡引起了印度巨大不安。《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印度正密切关注着主要对手经历的政治动荡。巴基斯坦局势的发展关系到就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问题举行的和平谈判；它还引发了人们对极端分子可能越过边界进入印度的担心。”[21]
4.巴极端势力向中亚、中东、东北非、高加索、巴尔干半岛和东南亚的武装分子提供训练，成为继阿富汗之后从中东到东南亚“动荡弧”地带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第二个大本营。
巴主要宗教极端组织都在巴阿边境设有宗教学校和训练营，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灌输宗教极端思想，传授军事技能，指导和训练中亚、南亚、中东国家的穆斯林青年，以及来自缅甸、尼泊尔、车臣、孟加拉、阿富汗、也门、蒙古和科威特的学员。据报道，巴基斯坦的一些极端组织还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提供资金和训练；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则在阿巴边境的基地，向来自埃及、索马里、苏丹、阿尔及利亚、沙特、科威特、也门、约旦和伊拉克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资金和庇护所，向他们传授游击战和制造炸药技术，其长远目标是向包括中亚、中东、北非、高加索地区、巴尔干半岛和菲律宾输出一种塔利班式的统治方式。[7]
四、结语：巴安全形势恶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对策思考
尽管巴形势恶化并发生政府重组，但从长期以来中巴友好关系的历史看，中巴战略合作的基础不会发生改变，只是近期内巴反恐形势恶化很可能造成“东突”恐怖活动的反弹。“东突”组织和分子有可能利用巴局势动荡之机加紧活动，破坏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
在中巴两国相邻地区，特别是中国新疆地区和巴境内的部落地区一直面临较为严峻的安全形势。 “东突”分子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相互勾结，利用中、巴、阿三国交界处的复杂地形，通过塔什库尔干山区来往于中、巴、阿之间，在中国新疆地区组织恐怖袭击，逃避政府打击，对中国西部的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也对中巴两国相邻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冲击。[22]30-31当前，在巴基斯坦反恐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中巴战略合作与反恐合作，维护中巴共同安全，符合中巴的共同利益。鉴于巴反恐形势恶化可能造成的“东突”恐怖活动反弹，中巴应共同加强对边境地区安全的关注，进一步加强中巴之间的联系机制，并对可能突发的安全问题制定详细、可操作的应对预案。
此外，巴伊斯兰极端势力依托宗教学校，对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极端分子进行培训，然后渗透回中国国内，很可能成为将来很长时期内的安全隐患。随着近年来中巴两国经贸发展和交流活动的增加，喀喇昆仑公路成了中巴之间的经济贸易“大动脉”。这条经济命脉在推动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给宗教极端分子、分裂势力和恐怖分子从事活动带来可乘之机。每年通过喀喇昆仑公路往来于巴基斯坦和中国新疆之间的两国公民成千上万，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从事正常经贸活动的合法公民，但也有一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往来于两地之间，其中包括少数中国新疆穆斯林借机前往巴基斯坦接受宗教极端主义教育。一些“东突”分子更是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基地”组织设在巴偏僻地区的“训练营”学习恐怖技能。2001年阿富汗战争开始后，有600多名中国宗教极端分子从阿富汗逃到了巴基斯坦北部地区。[22]32此外，还有一些不法商人利用喀喇昆仑公路从事贩毒和走私等非法活动，极大地损害了两国利益。鉴于境内外伊斯兰极端组织通过中巴陆路通道喀喇昆仑公路进行跨界渗透，进行恐怖分子的境内外转移，以及进行毒品贸易，未来中巴双方应加强对喀喇昆仑公路的安全管制，双方相关部门应及时交换信息，磋商加强安全管制的具体举措，有效遏制恐怖势力和贩毒集团的跨界活动。
注释：
①参见布鲁斯·里德尔：《沙特阿拉伯：紧张关注巴基斯坦》，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2008年1月30日。
②“哈瓦拉”(Hawala)基本含义是“改变”(Change)和“改造”(Transform)。而“Hawala”的阿拉伯语含义是指“约定好的票据”或“交易用的单据”。“哈瓦拉”的历史悠久，起源于阿拉伯地区以及南亚次大陆，如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在中东及南亚地区出现近现代的银行系统之前，“哈瓦拉”是当地社会主要的汇款方式。其实，早在古代社会，阿拉伯商人为了避免“丝绸之路”上盗匪的威胁，就已经使用“哈瓦拉”来汇兑钱款，规避风险。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东和南亚地区向欧洲、美洲的移民增加，“哈瓦拉”也开始传入到欧洲和美洲，逐渐成为国际化的资金转移系统。参见徐飞彪：《“基地”组织洗钱系统“哈瓦拉”》，载《国际资料信息》2006年第7期。
③布热津斯基在不同著作中对这个区域有不同的称呼，诸如“长椭圆形地带”、“不规则的穆斯林新月形区域”、“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或“全球巴尔干”等。参见高祖贵：《美国在“动荡弧”的战略利益分析》，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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