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利共赢：中非关系的本质属性——兼批“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论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非论文,新殖民主义论文,非洲论文,论调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卢森堡著：《资本积累论》
“欧洲现代生产力的勃兴及其迅猛扩张，改变了世界性产业和劳动分工格局：一方面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一方面又用超经济强制手段和经济纽带把区域性文明纳入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
2006年是新中国开启与非洲国家建交50周年，堪称是中国对非洲友好关系迈进的“丰收年”。首先是年初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随后在4月下旬，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访问摩洛哥、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并在尼日利亚国民议会就中非关系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6月17～24日，温家宝总理又应邀如期访问非洲七国。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中国高层领导人先后对非洲十国进行友好访问，并宣示中国对非洲的政策主张，这确实向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即中国重视对非洲关系的程度是空前的。①其目的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非传统友谊，扩大互利合作，建立和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开罗，温家宝总理还强有力地批驳了西方有关“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奇谈怪论。他义正词严地指出，“‘新殖民主义’这顶帽子绝对扣不到中国的头上”。
探讨中非关系却引出了“殖民主义”这一常新的学术话题，表明“殖民主义”概念早已越出学术探究的领域，转而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理论工具。事实上，这也是学术研究成果在政治决策中的反映。②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概念出发，对殖民主义的相关理论及其对非洲的影响做一回顾和分析，这对于批驳谬误及深化中非关系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在此，笔者对西方的不实言论予以批驳，目的是要维护公正，并还原历史的真实性。
殖民主义及其在非洲的运行轨迹
殖民主义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从殖民美洲到苏联对非洲实行殖民主义干预，可以说，地球上没有一处不受其影响。”③受其推动，世界史学界对于殖民主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成果令人目不暇接。④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殖民主义理论经历了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威克菲尔德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殖民地理论的演进过程。斯密和李嘉图分别论述了国际分工和殖民地的关系；威克菲尔德则提出了殖民地移民应该“沉淀”为雇佣工人的系统殖民理论；二者的理论均论述了殖民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殖民地理论虽然有考茨基、霍布森、洛里亚、费边和希法亭等众多代表人物，但是大多认同殖民地是新生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布森的论述则相对深入，指出殖民地是资本积累的环境。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⑤
所谓“殖民主义”，牛津英文字典里有如下解释：它是指“强国对一国或几国行使控制的行为”。有学者指出，它是一系列政策行为，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且通过理论的多棱折射和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形成了人们的思想意识，确认了彼此的身份。⑥还有学者指出，殖民主义的发展不仅仅是压制殖民地生产经济作物，也是与殖民地的技术不断弱化相伴随的。英国推行“废钢铁政策”的结果是殖民宗主国的纺织品、玻璃制品及各种五金产品对殖民地的大肆倾销。殖民当局通过立法刻意压制和破坏当地生产技术的发展，使之不能形成与欧洲具有竞争力的生产能力。⑦
世界近现代史的演变将殖民主义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凯诗琳·鲍伯将之与“食人者”相提并论；⑧包括恩克鲁玛在内的一些学者常把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在概念上互换使用。作为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恩克鲁玛将新殖民主义视为“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自然是在情理之中。⑨“殖民主义”全然成为“剥削”、“掠夺”、“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代名词。
综上可以认为，现代殖民主义研究的视角多维，结论丰富多彩，多半以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作为殖民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且多数对殖民主义持批评态度。然而，在研究殖民主义问题的诸多学者中，以英国的菲尔德豪斯、R·罗宾逊等人为代表，就殖民主义的历史阶段划分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他们不同意“帝国主义阶段”和帝国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的说法。指出，中心——外围之间自始至终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不平等的交换关系，首先是由国际性的生产关系决定的。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殖民主义扩张仅仅是本世纪初叶扩张的延续，并无本质上的差别。⑩在这种无差别性的背后，菲尔德豪斯等人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其实是否定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学说。
就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而言，尼日利亚著名历史学家阿迪·阿贾伊将殖民主义的内涵及其在非洲的运行轨迹形象地概括为三点：武力侵占殖民地并大举移民；掠夺资源；剥削殖民地的人民。(11)武装侵占殖民地是手段，而后两者则是殖民主义的目的所在。
应该看到，如果不从经济角度分析殖民地的演变历史，我们就无从了解殖民主义在非洲的运行轨迹及当代殖民主义（抑或新殖民主义）的实际内涵。在不同宗主国统治下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相同宗主国统治下的不同国家和地区，殖民主义的影响是不同的。作为工业产品的销售地，殖民宗主国不太主张在殖民地发展工业。“殖民政府的大部分努力不是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使农村超越生存经济的水平，而更多是致力于商业部门。”(12)就非洲国家的有限工业化而言，殖民宗主国总体上持排斥态度。由于殖民地国家条件各异，殖民统治时间长短不一，各宗主国统治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殖民地的有限工业化程度也不一样。以英属南非、比属刚果和法属西非为例，南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了以矿业经济为主的有限工业化。比属刚果的工业随出口贸易的起伏而变化不定，到独立时还未形成独立体系。而法属西非则因殖民当局对发展工业持排斥态度，到独立时工业还未形成。
截至帝国主义形成时期，英、法、德、葡、比、意等欧洲殖民列强已经把非洲瓜分完毕。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沦为半殖民地外，其余均成为列强的殖民地和“保护国”。英国和法国分别是占领非洲殖民地最多的国家，但其特点和统治方式又有所不同。
从历史上看，英国有难以言喻的“非洲情结”。从系统殖民理论到卢加德的双重委任统治，从“三环外交”到20世纪60年代的撤离非洲，英国在19～20世纪的世界战略无不与非洲有密切关联。英国的对非洲政策本着务实的精神，始终以帝国的利益为依归。其早期的殖民地政策由殖民部统一制定，但在具体做法上则根据殖民地或“保护国”地位的重要性的不同而有所侧重。(13)英国两度占领开普，表明南非在英帝国的全球战略中居重要地位：它最初的作用是补给站，英国必须要控制住这一由欧洲通往印度的“桥头堡”。19世纪下半叶随着钻石和黄金矿的发现与开采，南非的作用就已不仅仅是地处要冲的问题，而是关乎英帝国的金融安全。从比勒陀利亚和黄金海岸等殖民地生产的黄金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伦敦，成为英格兰银行发行英镑的重要支撑。(14)
法国对殖民地的掠夺方式，一方面取决于其高利贷资本的发展特点；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殖民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状况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法国夺占阿尔及利亚，建立马格里布（北非）殖民地为例。在法军登陆翌日，法国陆军部长席拉尔宣称：“这次军事征服阿尔及利亚基于迫切要求之上，这与维护法国，甚至欧洲公共秩序有重要和极为密切的关系：为了解决我们的过剩人口，以及推销我们工厂的产品来交换由于我们的土壤和气候关系以致我们所没有的其他产品，为此必须开辟一个广泛的出口市场。”(15)其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统治是土地掠夺和移民并举，开始了长达132年的殖民主义统治。从根本上说，殖民主义和殖民杀戮相伴随，是充满血腥的超经济强制。(16)
综上可以看出，工业革命所造就的欧洲资本主义文明，以其合理的资源配置和较高的经济效益，而在同非洲自然经济的较量中占据着明显优势。对非洲的瓜分、占领和实行统治的结果，成就了英、法“日不落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美梦。事实上，帝国主义离不开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掠夺。
笔者以为，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殖民”或“殖民地”，其本意为一中性词，指民众在某地的聚居行为。可以说，古已有之，近代为烈。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跨区域及洲际性的拓殖 （垦殖）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拓殖往往伴随着对殖民地原住民实行血腥镇压和残酷的政治统治，由此而呈现出的种种“道德缺失”现象和行为，学术上称为殖民主义。
所以有“新殖民主义”的称谓，一说是因为殖民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不一（可以说，是变化常新的），并逐渐失去“殖民”的原有之意，而专指因一国对他国行使控制而引发的有失公正、公允的行为和表现，后逐渐演变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惯用的超经济强制政策。(17)而对“新殖民主义”的另一种更为常见的解释：它指20世纪60年代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后，因殖民主义统治而带来的种种后果和影响。诸如民族冲突和边界纠纷、文化殖民主义、技术殖民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全球化形势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在技术、工业制造、投资和金融等领域对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着垄断和控制，成为殖民主义在新时期的具体表现。“新殖民主义”虽无军事占领及大规模移民，但是其实质仍然是对他国行使实际控制和影响。(18)
从上述人们不难看出，老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殖民政策也是因国而异，但是，它们的共性特征在于其目标的一致性，其实质是掠夺和剥削，换言之，不公正性和不平等性是老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同质属性。
互利共赢——中非关系的本质属性
近年来，西方有些舆论将中国与非洲国家正常的友好交往与新殖民主义相提并论。更有甚者，有政要放言：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与英国140多年前的做法别无二致……该如何解读西方对中国的这一恶意和无理的指责？笔者认为，这表明西方大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对非洲政策及其成效和影响。它有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历史的传承与发展表明，中非交往与西方对非洲关系有本质区别，具有中国特色。 暂且不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曾经批评前苏联出于美苏争霸的需要，在非洲搞“苏修帝国主义”，但是中国的对非洲政策主张确实有其自身特色，有别于上述种种。这与中国在战后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联。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避免西方孤立中国，而采取了“一边倒”和与第三世界广交朋友的外交政策。中国在国家建设最困难时期对非洲进行援助，如建坦赞铁路等做法，也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理论”划分的体现与落实。对长期饱受殖民掠夺的非洲国家而言，中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对于巩固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自决无疑是一种及时之助，这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非洲民族主义的“馈赠”，抑或说是一种理性的政治投资，是国际共产主义兄弟友谊的高度体现。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是追逐超额利润的帝国主义国家或谋求超经济强制的殖民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它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中“建设性使命”无疑也是有本质区别的。无论从其内涵或外延看，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都与殖民主义无任何共同之处。
其次，中非关系的发展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密切关注。英国在为西方殖民列强作代言，承认自己对非洲实行过殖民主义。其行为和表现符合非洲历史学家总结的有关殖民主义的三大要件。同时这也表明，中非日益密切及共赢互利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再次唤起了前殖民宗主国的历史罪恶感。
再次，作为中非关系的能动者和主角，中国政府历来是本着和平共处原则制定对非洲政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非关系的发展应该是对新殖民主义和老殖民主义本质属性的反动。 如前所述，新殖民主义和老殖民主义的本质属性在于其不公正性与不平等性。中国与非洲关系是亚非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南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发展中非关系问题上，中国主张双方“在政治上加强互信；在经贸合作上开展互利互惠，实现双赢”。中国不搞文化侵略和语言同化，强调文化平等交往，而不强求“精确复制”。即便在学习中国经验的问题上，也是建议非洲国家根据本国国情，通过发展经济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而不能照搬中国的做法。诚如温家宝总理在开罗访问期间驳斥关于“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时所指出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遭受了大约110年的殖民主义侵略。中华民族懂得殖民主义给人民带来的苦痛，也深知要同殖民主义作斗争。中国长期以来之所以支持非洲民族解放和振兴，这是一个主要原因。”正因为中非同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共同的遭遇及相互同情是发展中非友好关系的历史基础和政治基础。
最后，从这一属性出发，笔者认为，西方无端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无疑是脱离了中非友好的实际，这仍旧是西方冷战思维的表现。这也表明，世界范围的殖民化与非殖民化运动的斗争尚未完结。回顾近50年来的中非关系，确实可以用“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三点来概括。(19)中国与非洲地理上相隔遥远，在宗教信仰及文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然而，这并没有阻碍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对发展包括与非洲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外交关系成为新中国外交的基石。中非关系的发展能够历久弥新，并不断体现其强大的生命力，这是非常值得世人关注的历史，然而却又是非常现实、且意义重大的命题。笔者认为，这一迷思需要人们从历史中找寻，在现实中求证，中非关系无疑也会在未来得到更大的发展。
西方政要何以将中国对非洲关系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
笔者认为，这种“误判”的原因在于：它割裂了新殖民主义与老殖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性。持续了约400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上亿精壮人口，这是非洲欠发达的历史原因；而在近现代历史上，欧洲殖民列强对非洲的豆剖瓜分则使非洲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正是欧洲的殖民主义使非洲变得不发达”(20)。这或许也恰恰应验了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名言：“白人有支配他人的欲望。”与此同时，罗素还对中国文化有独特的解读：“中国人有不希望支配他人的美德”。西方对中非关系错误解读的原因还在于：它们对中国基于传统文化理念而制定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无知和无视。社会主义的中国把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写进了宪法，因而是根本不可能对外实行殖民扩张的。 “和平”亦即“不侵犯”。新中国成立至今，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其在不同阶段的外交战略无不贯穿着和平的理念。个中的精义在于中国奉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本着这一理念，中国在赢得世界信任和尊重的同时，也为自身赢得了外部的发展空间，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友好交往就是一个极好例证。
中国和非洲国家高层领导人保持经常性互访，表明双方互有需求，这是双边多层次关系能够得以发展的现实基础。关于中非合作对非洲国家的影响，非洲能力培养基金会执行秘书长、马里前总理苏马纳·萨科认为“非洲正在获益于与中国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萨科也对西方媒体所谓“中国要把非洲变成殖民地”的说法予以严正驳斥，指出，“那种认为中国与非洲开展经贸合作只是为了能源的看法是错误的、片面的”。萨科认为，中国的投资为非洲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中国公司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招标中中标，因为他们更有竞争力。自中国开始在非洲投资和开展贸易以来，他们给非洲带来了价廉物美的商品，非洲国家可以根据自己公民的购买力从中国进口不同档次的商品。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使非洲获得了5%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海关数据显示，过去5年里，中非贸易额从每年100亿美元增至近400亿美元。2005年，中非总贸易额增长35%。(21)中国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等成为中国对非洲出口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几乎占到对非洲出口总额的一半。基于双边紧密的政治伙伴关系，中国努力使国际组织做出的决定有利于最贫穷的国家。在联合国改革过程中，中国和非洲也有共同的利益。大多数非洲国家已经注意到，中国尊重别国的主权，允许别的国家掌控自己的命运和经济政策，中国对把自己的一套东西强加给别人不感兴趣。事实表明，中国非常尊重非洲和非洲国家政府，中国通过正面鼓励来支持非洲，而不是用高压和惩罚的手段对待非洲。肯尼亚外交部长拉斐尔·图朱(Raphael Tuju)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非洲如不与中国接触，那才‘是疯狂之举’！”
综上，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与殖民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当前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和舆论对中国开展对非洲外交的片面报道实际反映出它们的一种不健康心态，即中国的到来会损害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尤其在石油和矿产资源领域。中非关系的发展让某些西方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感到不舒服。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其殖民主义的罪恶感，因此自然也就难怪会有以上的“误读”或“误判”了。
在全球化形势下，中国和非洲国家在进一步加强高层领导人互访和政治互信，通过相互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祗的同时，更应将加强彼此的文化交往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润滑剂”。文化力的作用在于以文化的平等交往，促进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对非洲加强文化交往，这也是中国政府一贯倡导的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具体实践。
“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的奇谈怪论对中国无疑也有一种警醒作用。唯有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科学地制定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要改革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此为依归，在全球化形势下，中非双方应以一种全新的思维，对双边经贸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和思考。因此，如果能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那将是对发展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突破与进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的谬论展开双重反击，使谣言止于智者，不攻自破。
几点看法
（一）新殖民主义问题是现代国际关系中不能回避，且必须厘清的重大问题。西方舆论及某些政要的立场旨在混淆视听，无疑给中非关系的发展附加了一个并不轻松的注脚。如果不能明辨是非，并对这种无端的指责据理批驳，其结果势必会黑白颠倒，使中非关系陷入二律背反的境地。明眼人似乎不难认定中非关系，如其现状所表明的那样，是正常的、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人们当然也完全可以采取超然的态度去面对，不必理会。然而，当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言论为西方掌握和控制，它会通过传媒的放大效应，使中非关系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形式落入西方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的“窠臼”（尤其是在能源合作方面），其结果可能导致中非经贸关系裹足不前，甚至倒退。基于此，我们又不能对此种不实之词置之不理，或听之任之，而必须予以严正驳斥，使中非关系能够不受非议地健康发展。笔者还认为，历史的悖论往往也会成为思想进步的阶梯，并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础。这其实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论的重要体现。而如果解决了这一矛盾，则可以粉碎西方有关“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不实言论，以正视听，并把中非关系的发展推向深入。
（二）我们对西方有关“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谬论的批驳，所要解决的，决不仅仅是该主题本身所引发的逻辑思维——这一不能回避而又带有理论突破的问题，它同时也是我们审视当前中非关系中种种问题的难得契机。辩论问题本身是中非关系中的一项带有理论突破的问题，因为它要解决的已不仅仅是辩题本身的问题，它也是一个难得的契机。(22)它直接涉及发展中国家间在全球化中究竟应该如何加强合作的问题。譬如，如何解决长期以来中非关系中政治发展与经贸合作的不对称性问题？在合作领域，能否超越过分集中于能源领域合作的现状，实现中非合作“全天候”互动？
（三）新殖民主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则发生了变化，成为国际经济秩序间的斗争。它在形式和内容上已演变为发展中国家为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斗争。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中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50多个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存在的单一经济结构和有限工业化，边界冲突、民族和宗教争端等问题，是殖民主义统治带来的后果，其影响是很严重又很深远的。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后，一些地区和国家政治动荡等现象也不能完全归结于此，应该说与本国所处的环境、领导者的决策和选择的发展道路等诸多因素有关。
（五）就殖民主义的后果而言，随着战后殖民地的纷纷独立并开始自主地发展自身的国民经济，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使命渐弱，建设性使命渐强。西方八国对非洲等前殖民地地区的债务减免和关税优惠，还是优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不过，鉴于文化殖民主义是新殖民主义的影响最为深刻的方面，非洲至今仍然被人为地分割为英语非洲、法语非洲和葡语非洲等语言文化区。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如英国，也屡有利用这种文化影响力重返非洲的意图。(23)非洲民族主义国家如果不进行锐意改革和励精图治，任何重大政策失当都会招致殖民主义重返非洲，这种情形已经为战后非洲国家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所体现。
注释：
①参见刘乃亚：《中非共赢离不开文化力》（《第一财经日报》社论，2006年6月20日）。
②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学术研究会涉及道德评判，因为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往往也是出于服务某种现实的需要。近来，一些西方学者对殖民主义重要历史阶段中的奴隶贸易所进行的研究，完全呈现出一种反主流文化的趋势，其结论令人瞠目。他们从现代人口学的角度，通过分析，竟然得出“奴隶贸易有利于非洲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结论。这种研究偏离了学术的道德范畴，客观上掩饰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罪恶的一面。又如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战争，英国史学界则称之为“亚罗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不同的命名无疑预示着不同的道德评判及价值评判。没有学者愿意承认自己国家为了鸦片——毒害人类的毒品，而发动一场毁灭世界文明的战争。
③http://php.scripts.psu.edu/dept/history
④国内学界对这一课题也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如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主持编写的三卷本《非洲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郑家馨主编的《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陆庭恩编著的《非洲与帝国主义(1914～1939)》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陈其人所著的《殖民地的经济分析史和当代殖民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以上著作分别从历史学、经济思想史学、帝国主义阶段及超经济强制等角度，对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演变历史、殖民主义的阶段性表现与手段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平。1998年《北大史学》也曾辟专栏，就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进行讨论。有学者指出，在欧洲对非洲实行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出于掠夺殖民地的需要，也曾经建过一些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这种建设性使命与破坏性使命并存，是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具体表现。
⑤卢森堡著：《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76页。
⑥http://www.asmabarlas.com/COURSES/Colonialism_5.pdf
⑦See Gloria T.Emeagwali:Colonialism and africa's Technology,also see www.africahistory.net.笔者觉得这一视角有新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落后国家垄断高科技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英国的“废钢铁政策”，使得那些为农民打制农具的铁匠等手艺人不但失业，而且久而久之技术失传。英国的这一殖民主义政策打破了殖民地内的自给自足生产体系，而不得不严重依赖宗主国的制成品输入。
⑧http://www.law.usyd.edu.au/slr/slr27_4/Biber.pdf
⑨Kewame Nkrumah,New-Colonialism,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first published in 1965 by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该书中文版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6年正式出版。
⑩D.K.Fieldhouse: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Imperalism,London:Longman,Green,1967.
(11)阿迪·阿贾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非洲通史》（八卷本）第六卷主编，对殖民主义及基督教在尼日利亚的影响等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参见刘乃亚：《尼日利亚学者阿贾伊访问北大》，载北京大学《亚非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
(12)郑家馨主编：前引书，第489页。
(13)如印度在英国所占领的殖民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英国国王王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克里米亚战争和英布战争都同印度有直接与间接的关系。
(14)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总体上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受自由主义(Liberalism)影响较深；其二，实用主义(pragmatism)原则至上，讲求实际利益和实际效果。参见陈乐民、周荣耀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9页。
(15)《国际问题译丛》，1955年，第5期。
(16)参见刘乃亚：《法国建立马格里布（北非）殖民地》，载郑家馨主编：前引书，第296～314页。
(17)2000年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有关殖民主义统治后果的研讨会。是否应该提出“新殖民主义”这一概念，成为此次会议争论的一个焦点。笔者在会上提出，新殖民主义的提法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有其合理性。
(18)新殖民主义与老殖民主义的区别在于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新殖民主义已不可能，当然也不再需要以军事手段占领殖民地并进行政治统治。战后，随着联合国通过了非殖民化宣言及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英、法等在非洲的殖民主义统治渐趋式微，纷纷开始从殖民地撤退。事实上，就其手段而言，与殖民统治初期的超经济强制相比，这是一种“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这些前殖民宗主国通过采取联邦（英联邦首脑会议）、共同体（法非首脑会议）和联系国的形式，仍在维持其“殖民帝国”的地位和影响。另参见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78页。
(19)这是2006年4月27日胡锦涛主席在尼日利亚国民议会发表演讲时对中非关系的高度概括。
(20)Walter Rodney,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How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21)中新网，2006年8月14日转引自［英国］《金融时报》。
(22)其实，中非关系不损害第三方利益，也不关第三者的事。——作者
(23)参见刘乃亚：《西方八国首脑峰会减免穷国债务的背后》，载《新京报》，2005年6月16日。另见刘乃亚：《罗伯特·穆加贝的故事》，中国网，200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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