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旗帜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引进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两个阶段。其中，引进阶段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介绍进来，到确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过程；是从初识马克思主义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是从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到试图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但并未能达到同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这个引进阶段最显著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所以，引进阶段也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阶段。把李大钊与这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历史阶段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对于说明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李大钊，是有意义的。
一
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是指马克思主义被一批有为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真理，作为一件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具，接受下来，用它来指导改造中国社会的行动。这件事情发生在五四时期。在此之前，至少有20年时间，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他们的著作，以及介绍他们思想的文字，不时地以汉字形式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做这项工作的有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有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有著名的维新派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译介马克思学说的目的大抵有两个，一是为了介绍新知识，传教士、部分留学生、维新派是为此；一是通过新思想的介绍，为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壮声势，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是为此。不能说这些人的译介都有错误或歪曲，但是不全面，不系统，不甚准确，尤其是没有任何一派人决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奉之为真理，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的工具，这一点却是可以断言的。
20年来的介绍，并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其原因除了对像马克思主义这样构思宏大、严谨而深刻的学说的全面了解和接受需要一段时间之外，主要是因为时代环境还没有提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从清末到民初，有志之士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一个皇权专制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或民主共和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改革、革命及建国的先进经验，对于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固然，袁世凯的独裁行径引起严重的反思，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由此进入了文化反省，并发动了思想启蒙运动；坚持革命的国民党人则诉之以二次革命和护法斗争。但无论是启蒙者，还是革命者，他们斗争的政治目标仍旧是民主共和国。只是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置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当要求于不顾，这样几件事情相继发生，人们对于西方列强的反感，对于世界大战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弊病的认识，对于布尔什维主义成功地推翻旧制度的惊羡，才相互作用，激发起对于社会主义，进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向往。
在这个时候，从袁世凯手中接下统治权力的北洋军阀各派势力把持中央和地方政府，勾心斗角，对内不惜发动战争，暴殄国财，涂炭百姓；对外妥协，继续丧权辱国，甚至勾结列强，引狼入室。于是，推倒军阀政府，成为挽救国家危亡的关键。也正是这个时期，外部的影响和内部的环境造成了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气氛。同时，爱国示威运动的持续发展，则激发了各阶层广大群众的政治斗争热情。然而，许多人提出的诸如研究社会问题、改造社会组织、制宪、自治与联治、建立好政府、普及教育、发展科学、开发实业等改革方案，大多不敢触动军阀政治的统治，既不能与人民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亦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困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理想虽然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五花八门，不仅彼此之间千差万别，相互矛盾，而且多陷于空想。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树立，如同黑暗中升起一颗导航的明星。它帮助进步的人们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认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
历史证明，那些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都遭到失败，而依照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旦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之上，便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她与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合作，开辟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她在后来的发展中虽然历经坎坷，却能够一步步壮大，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除了归功于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毅力、胆量和智慧之外，更重要的是归功于他们的信念：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和革命利器。不难理解，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树立，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没有中国革命面貌的焕然一新，没有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当然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意义极为重大的事情。
树立的前提是引进，如果把介绍十月革命当作是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开始，那么，李大钊或许不能算做引进的第一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对于十月革命的报道都在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之前。此外，现存的出版于1918年3—7月间的5期《劳动》杂志， 每期都刊载有关俄国革命的文字。其中，5月出版的第3号上有一篇题为《劳动节》的文章写道：“去年俄国社会革命起，劳兵农会执行国政……而消灭资本制度，夷去私产所有权，同时执行，共同生产共同分配之原则，并适用于革命后之新俄国。至是旧社会乃蜕化其一部分，向之所谓乌托邦，所谓幻想主义，所谓梦者，悉实现于人间。今而后之事迹可知矣。”（注：载《劳动》第1卷第3号，1918年5月20日。 ）这类思想和稍后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理解介绍颇有近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它们很可能对李大钊的认识有过启发。
但是，只是一般地谈谈十月革命的内容、意义和影响，并不能导致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李大钊则不同。他的第一篇宣传十月革命的文字，就明显地流露出对俄国作为“世界的新文明”的榜样，俄国革命作为“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的确信。这种确信是建立在他多年寻求改造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思想积累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的。简单说来，第一，他在法政学校读书期间思考问题，发表政论，其“造意树义”，就“一以民生为念”。这与他早年受到儒家经书中民本思想的影响有关。稍后，他接触了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民众史观（注：这里的“民众史观”，是指李大钊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民彝与政治》等文中所引述的托尔斯泰所谓“历史上事件之因缘”，乃是“让于一定之人物之群众意志之累积”的“势力”的观点，李大钊将其引申为“历史上人物之势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累积”，并进而得出“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的结论。这种认识接近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并把它们和传统儒家的爱民、保民思想及道家的无为思想联系起来，结合卢梭、约翰·穆勒等人的平等自由思想，形成了独特的民彝政治观念。这种观念强调“国法与民彝之间之联络愈益疏通”，强调民彝应当充分体现于政治。它对政治形式的假设虽不同于苏维埃政权，在精神实质上的要求却与“以民众为基础的劳农政府”（注：《李大钊文集》（续），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这种表述证明李大钊是把苏维埃政府看成是充分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的政府，这也就是他早年提出的使民彝在政治上得到充分体现的政府，只不过“形质”上的代议制变了，精神上的“惟民主义”却是一致的。）一致。
第二，他从传统变易哲学出发，认同达尔文的进化论，形成了朴素的唯物进化观念，又从传统文化的刚健有为、关注人生的思想出发，认同于美国学者爱默生把握今日的观念，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青春观念，这二者为他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注重实践的精神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他从传统儒家的“中庸”与“和”的观念出发，认同章士钊介绍的斯宾塞的调和思想（注：章士钊在提出“调和立国论”时，引了斯宾塞的社会总是在新旧参半的状态下“常沿常革，方死方生”而演变进化的观点，那也是章本人提出调和论的部分思想来源。它对李大钊调和思想的形成当是有影响的。见秋桐《调和立国论（上）》，《甲寅》月刊，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又有所发挥，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内容丰富的调和观。由此他接受了那种把俄国文明看作具有调和东西方文明资格的观点，并进而确认其为一种世界的新文明。这是他迅速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部分重要动力。
第四，他在多年探索中国政治出路的过程中，与旧党派要人关系密切。经过《晨钟报》时期与汤化龙、孙洪伊的纠葛和张勋复辟被粉碎后，与拥段的梁启超、汤化龙彻底决裂，他已觉悟到不可能与旧派势力合作，在旧政治的基础上实现建立青春中华的理想。这种认识甚至也决定了他不愿意加入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中间，而是选择了进入文化教育圈。这同样为他接受一种全新的改造社会的方法，准备了思想基础，也准备了客观条件。
由于这样一些因素，可以断言，李大钊对俄国道路的认同，完全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他接受俄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他个人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绝非偶然冲动。这就使他不同于坚持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人中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亦作出很高评价，并欢迎共产党人与他合作，但这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既成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一旦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不是一回事，立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李大钊却不是这样，从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到他协助《晨报》开设马克思主义专栏，编辑《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自觉地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外历史和道德问题，再到他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参与国共合作的领导、为中国革命而献身，他始终坚定不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宣传、捍卫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如果把原著介绍或翻译作为引进标志的话，李大钊也不是第一人。《每周评论》第16号上所载《共产党宣言》节译，《晨报》“马克思研究”专栏相继刊出的译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劳动与资本》、《马克思资本论释义》等，都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正式面世之前。但是，且不说，前几篇译介马克思著作和主要思想的文章的刊出，很可能与李大钊的协助有关，仅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来说，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介绍的系统性、全面性、深入性，应当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最后，从现有资料来看，李大钊是五四时期第一位宣称“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人，也是第一位在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进行辩护的人。从他赞成在改造社会问题上，“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根本解决”的态度，和肯定“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认识来看，他实际上是第一个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如此看来，李大钊毫无疑问是当时第一位把引进、信仰、高举和实践四者结合起来的人。正是从这样一些角度，我们说：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举旗人，是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得以树立的第一位奠基人。
二
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树立，不仅有赖于引进，还有赖于研究和宣传。当时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人，也有非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共产党人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力军作用。那么，李大钊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独到的表现呢？
第一，他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理论，即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上的严密性和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普遍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被称作科学社会主义，这在五四时期是常识。但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当时却是因人而异的。仅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但他比较多地阐述其“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31页。）。陈独秀曾把“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概括为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把科学性归结为“实际研究”，这种视角反映了他偏于强调马克思学说的实践性，与他将马克思学说简括为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的思路一致。按照他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分配的不公平，唯物史观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道理，阶级斗争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始于罢工，终于革命”，劳工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政权达到“完全目的”的手段。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主旨便是揭示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指出革命的手段。不能说他的这种概括没有道理，但是这种概括同样给人一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而多少有些忽视其科学性的印象。
陈独秀和李达的思想比较接近，是因为，他们在发表这类文章时，已经开始创建中共党的组织。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同时，说明为什么和如何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在中国发动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阶级革命。和他们不同而接近李大钊的是杨匏安。他的《马克思主义——称科学社会主义》，简明扼要且较为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论。文章一开始就谈到：“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注：《广东中华新报》，1919年11月11日。）这一解释，看起来并没有说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究竟在什么地方。
李大钊受到宋儒“即物穷理”。思想方法的影响，又经过了长期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和理论的训练，很早就注意到政有政理，法有法理，学有学理的道理。他思考问题，发表见解，总是试图找出事物间、概念或判断间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关系，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深奥的理论，“卷帙浩繁，学理深晦”，拼上半生工夫研究，也不过得个要领；他把马克思与著名的经济学家相提并论，肯定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第一个“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自成一个有系统的组织”，是“不容分裂的”。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好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他第一次用“社会组织进化论”、“资本主义的经济论”、“社会主义运动论”的名称，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作为一个整体，较系统地介绍到国内。这些从整体到一般，虽简略却不失精要地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科学和它是怎样的一套科学理论。
介绍科学的理论，自然也需要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李大钊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采取了较为严谨系统的客观介绍和评论，而不是漫谈或宣布信仰及其理由的方式。这种做法令后来的研究者多少感到有些“诧异”或遗憾。其实，这样一种做法恰恰体现了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这种科学态度出发，在当时材料极为不足的情况下，李大钊除参考河上肇的文章之外，尽可能地搜集其它“零碎的资料”，加以细心整理。这使他的文章在《新青年》及同一时期其它刊物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以及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中，在资料的可靠性、客观性、原理介绍的深入性和逻辑性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与众不同。他针对一些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意见所作的解释，注重说理，看不出有断章取义、强词夺理之处。同时，他也对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尽管他的批评是出于误会和对马克思主义尚缺乏深入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些“僭越”，但他的批评同样是立足于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科学问题只有通过平等的讨论才能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的原则。
正因为李大钊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所以他在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亦自觉地运用它分析历史、社会、道德诸种问题。他探讨过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和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提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亦是继“唯心的解释历史的企图”——失败后产生的新的“历史的解释方法”。他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的文章和《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讲义就是这方面的有代表性的成果。
第二，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表现出少有的宽容态度。
在对人的方面，李大钊与自由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许多持有不同政治理想的人保持着良好关系。例如，同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一起探讨改造中国的问题，同胡适、高一涵、蔡元培等一起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争取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同基尔特主义者徐六几、费觉天等一起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等等；在思想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仍不时用民主主义、互助主义、人道主义等观点分析问题。这从他后期写作的两篇重要著作《平民主义》和《史学要论》，以及他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两门课程的讲义中都可以看出来。
李大钊的这种表现，反映了历史发生重大转变时期人们思想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就其在引进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来说，它却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新思想中的一种，只有在反对专制压迫，为中国社会改造开辟道路的前提下，与其他进步的新思想平流并进，又在接受人们的对比选择之中显示出自己的正确性，才能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李大钊当时容纳的人都是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人，容纳的思想也都是否定专制，求得社会向光明方向发展的思想。这样，他就尽可能团结了那些可以团结的人。他对其他人的容纳，收到其他人承认他做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予以容纳的效果。正是在这种进步思想彼此容纳的前提下，他能够在与胡适的讨论中宣传高举主义旗帜，高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必要性；能够在与北大社会主义研究会同人的讨论中，阐发“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经至社会主义，中国……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一类的思想。一句话，他对别人的宽容，为他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便。
其二，当时人们对接受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存在许多认识上的障碍，诸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民主观念相抵触、社会主义制度会造成怠工之类，李大钊则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借用其他学说的合理观点进行分析。他在《平民主义》中反复说明，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并不矛盾，“工人政治”亦是一种民主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在革命期间必经的阶级（段）”，当其“经过”之后，社会主义精神“普及于一般”之时，真正的“工人政治”，亦即真正的民主，“便自然的实现”。这样，他就辩证地论证了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释疑》一文中，他又借用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的“美感的社会主义”理论，论证在社会主义下自由工作可以带给人愉快，社会主义也会“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等等。他的这些论述，既可以看作他自己真实看法的流露，也可以视为他为了说服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努力“联想”出来的一些道理。其中虽然有与马克思主义不完全相符之处，但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起到了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作用，有助于人们放弃疑虑，接受马克思主义。
第三，李大钊长期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教授等职务，这是当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具备的条件。他利用在图书馆工作之便，较早注意引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资料，又利用在学生中的广泛影响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是，他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引进后不久，即在中国知识界的最高学府的讲台上占据一席地位。现存的北大政治系学生贺廷珊在“唯物史观研究”一课考试中的答卷，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在史学上的运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学生听取该门课程的认真程度和李大钊授课的良好效果。由此可知，在当时国内最早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中，还有这样一些在课堂上接受唯物史观基本要点的大学生，他们中间有些人固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一定有人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或者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引进传播做出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的一系列工作，使北京大学这所聚集了全国各地优秀青年学子的地方，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早发生影响和向全国各地广泛传播的发源地之一，这是李大钊在引进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所做出的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贡献。
三
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运用。在如何运用的问题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倾向，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在引进阶段就已出现，只不过不如后来表现得那么突出而已。举例来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在正确地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的同时，就没有对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情和现实的社会矛盾进行分析，从而没有解决在当时情况下是否能够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经过怎样的步骤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问题。这说明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十分幼稚的，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
李大钊个人的思想则不是这样。他从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初，就对主义在被运用的过程中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有着清楚、自觉的意识。他反复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9、711页。）。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时候，他针对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非难，做出了解释。其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学说与阶级斗争学说矛盾的问题，他承认二者的确“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但指出，按马克思的意思，“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站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在这里，他忽视了自己在前面介绍唯物史观时已经指出的生产力在一定的“社会组织”里只有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时，“社会组织”才能被打破的观点，而且似乎把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看成是同一概念。如此，笼统地说，“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后者又有赖于阶级斗争。这样，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就不存在了，阶级斗争便随时都有变革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了。从理论上细究的话，李大钊的这一解释显然没有说明马克思的愿意，因而也就没有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然而，从应用上考虑，他的这一解释，刚好为他主张在中国，这个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度里，也可以模仿俄国，走“根本解决”道路提供了理由。
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还提出了中国“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的观点。这一观点是1920年1月， 他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提出来的。他指出，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动，乃是由于外力压迫的结果”。他列举了人口不能自由移动、华侨到处受排斥、关税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内家庭和手工产业被外国工厂机械产业压倒等许多现象，说明随着外来压迫的步步加深，中国受到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从而揭示了近代中国由外力入侵带来的两个社会基本矛盾，并且强调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其主要矛盾这一真理。李大钊的这一认识与两年半后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时对中国国情和社会矛盾的分析是一致的，而二大纲领是在1920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二大提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又经1922年1 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将此理论传达给中共代表之后，才得以提出的。当然，李大钊的分析在理论深度和用语的准确性方面，都还有所不足。即便如此，仍旧可以认为，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国情，试图提出一种创造性理论的最初尝试。正是由于具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李大钊能够自觉地积极地拥护共产国际提出的国共合作的策略，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在理论上，他一方面通过进一步了解马克思、列宁的有关思想，使自己的民族革命的看法更为准确、丰富，一方面又对中国当时面临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作出了有意义的独立探讨。
综上可见，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掌握还只是初步的，不够深入的，因此在他最初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国情，试图针对改革的实际要求，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某些补充，或对某些方面加以强调，或者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观点时，出现一些误解、模糊之处。这在引进阶段，应该说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可贵的是，他在引进马克思主义之初，就为后人做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榜样。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和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所依赖的正是这样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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