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的交汇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交汇点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历史与文学，在理论上一属于科学，一属于艺术，两者不同，这是大家所认同的。但在对一些著作进行分析评价，又往往将一些历来公认为历史著作的，说成是文学作品。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提出历史与文学是存在交汇点的，不是非此即彼，但也不能把交汇点扩大化。要在划分著作的基本性质的基础上来承认其中既属于历史又属于文学的部分。
关键词 交汇点 踵事增华 历史的文学化
在谈什么是文学的时候，我们在理论上往往都会把历史与文学加以区分。历史与文学的分别在哪里呢？前人的论述，大体可以概括如下几点：
1.在内容上说，历史家写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而文学家写的是可能发生的事、应当发生的事或希望发生的事。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个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至于“别的事”则是指亚尔西巴德所作的事或所遭遇的事。（亚里斯多德：《诗学》）
历史家有义务，只写真正发生过的事迹，并且按照它们真正发生的样子去写；诗人写事物，并不是按照它们实有的样子而是按照它们所应当有的样子去写，以便教导读者了解生活。（钦提奥：《论传奇体叙事诗》）
剧作家并不是历史家；他的人物不是叙述人们从前相信曾经发生的事情，而是要使这些事情在我们眼前再现；让它再现，并不是为了纯粹历史的真实，而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更高的意图；历史的真实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要迷惑我们，从而感动我们。（菜辛：《汉堡剧评》）。
历史的规律，同小说的规律不一样，不是以一个美好的理想作为目标。历史所记载的是，或应该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而小说却应该描写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上一个世纪最杰出思想家之一奈克尔夫人说。（巴尔札克：《〈人间悲剧〉前言》）
2.在写作方法上，历史家用的是叙述，文学家用的是描绘。一是记录，一是塑造形象。
艺术的作品不是叙述，而是用形象、图画来描写现实。（高尔基：《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谈话》）
应当描写，应当用形象来影响读者的想象力，而不要作记录。叙述不是描绘。思想和音响必须化为形象。（高尔基：《致瓦·吉·李亚诺夫斯基》）
我们要求作家把他头脑中所想到的东西描绘出来，而不是叙述出来。（高尔基：《给谢·米·契夫金》）。
3.在美学上，历史家在求真，文学家在求美。
史学家的方向，追求的是真与善，文学家追求的是美与善；史学家偏向真，文学家偏向美。（《中国文学讲话·史学概说》）。
上述三方面的区别，根本在于两者的写作目的有不同。正如金圣叹所说的：《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读第五才子书法》）历史家和文学家都写事、都以文来表达，但历史家的目的在“事”，文学家的目的在“文”。然后才是手法不同，一在“运”，一在“生”。
两者在理论上的区别，看来古今中外都是认同的，但在作品的分析与评价上，往往又把历史与文学相混淆。如说司马迁是历史家，也是文学家。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常常将《左传》、《国策》、《史记》，乃至《国语》、《汉书》等列为文学作品来讲。
在古代，理论家们也注意到甚至强调《左传》、《史记》等历史著作的文彩，但他们的评价都把它们看作是历史著作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先看看对《左传》的评价：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栩如春日，记严切则淋若冰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鲜，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刘知几：《史通·杂说上》）
这可说是前人对《左传》的文学性的最高评价。但刘氏的《史通》正是一本在理论上提出文、史不同标准的史学论著，他在肯定《左传》的文彩的同时，也肯定了《左传》是一本标准的历史著作，“每代国史”，“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清人冯李骅所作的《左绣》，对《左传》在谋篇、布局、修辞、细节等作了赏析性的评点，但仅从文章学的角度，而非从文学的角度着眼。
从现代的文学观念来研究《左传》，是近几十年才开始的。1932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指出：“《左传》常有许多着意的描状，足称为一部有文学趣味的历史。”肯定它为“历史”，再说明其有“文学趣味”。
陈咏在1955年7月31日和1956年12月16 日的《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试谈〈左传〉的文学价值，并与巴人同志讨论郑庄公的典型性问题》《略说〈左传〉创造人物形象的艺术》两文，否认了《左传》的根本性质是历史。把《左传》作为纯文学，和小说创作等量齐观。
1956年朱东润在《左传选》前言中明确认为：“《左传》是中国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从它的文学价值讲，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1957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它在中国的散文史上，还有其坚固的地位。”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把《左传》的作者说成是一个“卓越的文学家”。
近年孙绿怡在《〈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论文中也说到：“《左传》，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它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创制和体裁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奠基意义和开创意义。我们探讨‘史’对中国小说的深远影响，就必须从《左传》入手。”作者甚至认为：“若以现今历史著作的标准来看，《左传》里这些掺杂于史实记录中的‘虚妄’传闻，显然使《左传》够不上严格意义的历史著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样的记录形象地表现了春秋时代的人及他们的思想，这恰恰反映了《左传》作者对历史记录所作的文学加工，完全可以使《左传》成为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
不仅《左传》，《战国策》和《史记》也同样受到文学界的重视：
《战国策》“长于细节描绘”，“以传神的形态描绘，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见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
“史迁写留侯事，颇多丑恶迹：仓海、黄石、赤松、四皓，后之论者均断定都无此人。不过迁性好奇，特点缀神异，以为行文之别派。按此实为后世小说滥觞。唐人《虬髯》、《红拂》盖本此义，以为无中生有者。又程婴、杵臼存赵氏孤儿事，《史记》以前古书今有存者，皆无传焉。或意当时汉臣世家中，必有阴谋隐事，类此所记者，迁不便记明言，因托晋卿以影射之，特留一重公案，动异时感吊耳。菽园按：此段更奇，果如或之意拟，千古小说祖庭，应归司马。”（近·丘炜萱：《客云庐小说话》卷五，见《中国近代文论类编》，第91页）。
“《史记》包含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但从主要篇幅——传记部分来看，它不是一部文学的历史（富有文彩的历史），而是历史文学。它可说是《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清史演义》一类作品的先驱。……传记中的文学作品竟逾三分之二。”（《再论〈史记〉不是史），见《明报月刊》1990年4月号）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开‘历史文学’之端，《史记》集其大成。”（同上）
综上所述，《左传》、《战国策》、《史记》等著作，不仅是历史著作，而且是文学作品。更有甚者，认为它们是不太够格的历史，反而是真正的文学。这样的一些观点，与我们开头所引述的关于历史与文学的区别的理论，是不是相矛盾呢？究竟是理论上有缺陷，还是在这些著作的评价上存在问题？
在我国古代，不仅文学作品，大量的历史著作、理论著作以及一切实用文字，都富有文彩。孔子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在圣人的影响下，作者们都自觉地重视文彩。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说的：“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我们看看诸子之作、看看历代的书信乃至公文诏书，莫不词藻斐然。而其中历史著作尤为突出。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他所说的“史”，与“君子”相对，指的是人（即史官），但文如其人，这些史官在写作上，一般也是重文饰的。“策祝文胜质，则礼所讥失其义陈其数是也。史官文胜质，则当时记载，或讥为浮夸者是也。”（《论语·正义》）又《礼仪·聘记》：“辞多则史。”注：“史谓策祝。亦言史官辞多文也。”《史通》：“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
不但注重文彩，史作还重视对历史事件的细节描述。这与孔子的主张大概也有直接的关系。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影响了历史著作的作者追求具体描述。本来《春秋》以前的史书，多为简约的谱牒、记年。《左传》之后，则不厌其详。
追求具体细节的结果，必然会进而产生虚构。如《文心雕龙·史传》说的一样：“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钱钟书先生也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管锥编》册一，第166 页）故孟子辟“好事者”，王充著《书虚》，对不实之辞加以揭露、批评。
余嘉锡《古书通例》中有“古书多造作故事”篇，把这看作是古书的普遍现象，并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的七个原因：
一曰：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也；
二曰：造为古事，以自饰其非也；
三曰：因愤世嫉俗，乃谬引古事以致其讥也；
四曰：心有爱憎，意有向背，则多溢美溢恶之言，叙事遂过其实也；
五曰：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也；
六曰：古人引书，唯于经史特为谨严，至于诸子用事，正如诗人运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伪也；
七曰：方士说鬼，文士好奇，无所用心，聊以快意，乃虚构异闻，造为上小说。
余氏所言，偏重诸子之作，但史书亦多见其例。且子书造于前，史家采于后，往往有之。讲究文彩修辞，追求事件细节，加之传闻虚构，因而在历史著作中，类乎文学者多。建安至于南朝，文学自觉，昭明太子，不选史入文。刘宋元嘉十五年在儒学之外，再立玄学、史学、文学，以四学开馆授徒。（见《宋书·雷此宗传》）尽管所设文学，与今天所说的纯文学有所差异，但毕竟与哲学、史学分开。既体现了文学的自觉，也体现了史学的自觉。在《文心雕龙》的《史传》篇对史作中不实乌有的批评，也看到了文史的分野。到了唐刘知几的《史通》更从理论上系统、细致地辨清了文史的界限，说明文笔与史笔的不同。犹文论之有《文心雕龙》，史论有了《史通》。文学与史学的自觉，大体是同步的。在《史通》以后的历史著作中我们就比较少能看到像以前那样富有文学意味的篇章了。
我国古代的历史有文学化的倾向，而文学也有历史化的倾向。历史的文学化可从《尚书》的《金滕》算起，而文学的历史化则可从《诗经》的《生民》、《锦》、《公刘》、《大明》、《武》、《正月》、《十月之交》等用诗歌写成的周民族的历史算起。无怪乎后人说“六经皆史”。我们翻开《文选》，不管是哪一种体裁的，历史的题材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诗歌中有大量的咏史怀古之作。“中国的小说，以讲史为多，即非讲史，而所取的‘题材’往往是‘古已有之’的。在当代的日常生活里取材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不少小说就以“史”“演义”“传”命名的，故被称为“正史之余”（《古今奇观序》），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戏剧方面，有人统计过，“《曲海总目提要》共收集古今杂剧、传奇曲目六百九十种。作一大概统计，其中历史题材的作品总共三百余种，约占曲目总数的46%。”（见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第103页）
我们可以说，许多文学作品是在历史人物、事件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正如昭明太子在《文选序》中所说的“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确为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大特色。
在内容题材上如此，在表现形式上也如此。故事情节在小说、戏剧中所占的位置特别重要，在传统的审美观念中，没有了故事情节几乎就没有了文学。像外国文学那样的大段心理描绘，是很少见的。而且故事情节多以白描为主，细节也相对没有那么细密。以“传”“演义”为名的，体裁更类于史。从话本、历史章回小说的形成，可以看到由史而文学创作的“踵事增华”的渐变过程。
为什么古代文学会出现这样强烈的历史化倾向呢？
根本的原因似乎要追溯到中国社会的血缘纽带，这是我国社会、我国历史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的纲，社会结构、制度法规、人伦礼节等固然受制于它，文化艺术也不出其外。文化上的崇古、征圣，只不过是祖先崇拜的延伸而已。《诗经》之《颂》，表现了对先祖圣贤无限的顶礼膜拜。屈原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奋斗失败之后，内心矛盾苦闷而不得其解时，也首先想到“就重华而陈辞”。经过一番历史的参照之后，才觉得“耿吾既得此中正”（《离骚》）。孔子“好古”“从周”；墨子提出立言的三条准则，第一条就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庄子在写作上亦多用“重言”“寓言”，借助前圣代言。到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倡导“征圣”，成了文学创作的一大原则。所以从历史上取材，最便符合这种要求。
当然不仅在中国，外国也有同样的倾向。“历史题材优越”，是黑格尔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见《美学》第一卷）。他认为：
诗人，画家，雕刻家和音乐家特别爱从过去时代取材。……这样向过去倒退，有一种很大的方便，这就是由记忆而跳开现时的直接性，就可以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材料的概括化。（《美学》第一卷，第336页）
吴秀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引用了黑格尔这一命题后，阐述了历史文学比之一般现实题材文学的优越性，突出的有三点：
第一是知名度高。“历史文学所用的人事愈著名，它‘在读者的脑里，大约是已经有一半是建筑好了的，作家只须再加上一点修饰，就可以成立，并且可以很有力的表现出来。……作者就能给读者一个很深的印象’（引自郁达夫《历史小说论》）而这一点，恰恰是一般现代题材所无法获惠的。”
第二，可辨性强。由于历史文学具有这样远距离照观的特点，所以一般地说，它对描写对象的感知、评判，在准确性和清晰度方面，比之现实题材常常显示出得天独厚的优越之处。
第三，哲理值重，例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廉颇的负荆请罪，这些千古流传不衰的历史事实，它们本身容涵着多少丰富沉藉的历史哲理。
目前包公戏的风行，也正体现了这一道理。
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历代文人作者为避免文祸，不便直逆龙鳞，而借古以讽今。
历史的文学化与文学的历史化，这种相向的转化，在历代的写作实践中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两者之间，就必然存在交汇点。也就是说，会存在同一作品，既是历史，又是文学的现象。别林斯基说过：
只有在历史中，科学和艺术才会汇合在一起，来达到同一个目的，因为在我们今天，历史按其内在内容来说，是学术性的，同样，按其叙述手法来说，又是艺术性的作品。（见《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第74—75页）
《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文学性较强的篇章则属于此。
我在文章开头引用一些理论家关于历史与文学区分的论述。其实有些是可以斟酌的。比如“已发生的事”与“可能发生的事”，只能从总体倾向而言，不能绝对化。“可能发生的事”有可能就“已经发生”了。文学家根据“已经发生的”来表现“希望发生的”，同样是符合“艺术真实”的。现实中就存在千奇百怪、曲折动人的故事，只要如实地写下来，就成为艺术的情节。古代的传记与当前的名人传记之所以那么吸引读者，不是没有道理的。
还有一种情况，一个写历史题材的作品的细节是否虚构，读者是很难从“已经发生”与“可能发生”来加以判断的。狄德罗在《波滂的两个朋友》中说过：
历史小说家怎样才能把你骗过去呢？办法是这样：他在故事里穿插一些小情境，紧密地切合题旨，既简单自然，而又难以想象，逼得你不得不在心里赞叹说：“我的天，多真实！他所说的这些事真不是捏造的”。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他避免了修词和诗的夸张，自然的真实才把艺术的权威掩护住；他才同时满足两个像是彼此相反的条件：既是历史家又是诗人，既是真话又是谎话。（见《世界文学》1962年第1、2期， 第217、218页）
像这样的历史小说，说它是文学或者说它是历史都是可以的。
至于历史的细节虚构问题，可能也要从不同的历史体裁来分别看待。这种细节描写，往往只用在人物传记上。如上引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管锥编》册一，第166 页）《左传》与《史记》，大体上是实录，但也有不少细节，已为前人所指出，其中有不少是不可能证实的。而提出严格区分史笔与文笔的刘知几，还是肯定它们是史家的典范。所以有人认为对这样的历史传记不必过分地挑剔。“抑史传之作，所以记善恶也，善恶之人往矣，而必书者，所以备法戒也。今曰某善也，其善事可为法则法之已矣，不必其善果出于某也；今曰某也恶，其恶事可为戒则戒之矣，不必其恶果出于某也，是故真与伪之可辨者，不可以不辨，无从辨者，得法戒之意而存之其名氏，等于庄列之寓言、稗官小说秘所道，则亦庶乎其不可废矣。”（魏禧《宁都三魏全集·魏叔子文集·答友人论志传书》）这一看法是比较圆通的。明代不少传记，就很难分辨其历史还是文学。撰写人物传记时，作家按现实真实进行描绘，历史家在一些细节上有点虚构，都是可以的。
这样，我们在正视历史与文学的分别时，不可抹煞两者存在交汇点。不能因为承认了某著作是历史，就否定它同时也可能是文学或其中有部分是文学；也不能因为某著作中有些可以算作文学，就把整部著作都列为文学，否定它的基本性质是历史。
上面所谈到的《左传》、《战国策》、《史记》等著作，整体上应当说是属于历史，它们大量地是采用简略的叙述，大段的记言。真正的细节描写是不多的。并非写了人物就是形象塑造，有了故事情节就是细节，具体的叙述就是细节描绘。其中只有少数的篇章（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研室选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与《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所选的），放在它们的写作年代，即文学刚起步的年代来看，大体可以算作文学作品，其余就不多了。笼统地说它们是文学作品，甚至说它们不是标准的历史而是真正的文学，那是言过其实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仅没有划清反而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的界线。
本文1995年12月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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