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里尼案件》：杀人者和被杀者都是好人吗
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
科里尼案件
作者： [德] 费迪南德·封·席拉赫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译者：王竞
出版年：2018年10月
年轻律师卡斯帕·莱能在市区巷子里刚刚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为赢得自己第一批客户，和德国许多年轻律师一样，莱能在刑事辩护律师协会的紧急服务名单上报了自己的姓名。此时科里尼被捕，法院那边需要有辩护律师为其辩护，便打通了随时待命的莱能的电话。莱能由此开启自己律师生涯第一章。
事后莱能才知道，这起案件的被害人是自己儿时好友的祖父，德国著名企业家汉斯·迈耶。在莱能的回忆里，迈耶是位友善、和蔼的长者。莱能竭力想弄清科里尼杀人背后的真相，但科里尼却对作案动机保持缄默。这使莱能不得不为一个不需要辩护的被告辩护。然而，经过这位年轻律师不懈的探查，终于从一条线索里，发现了德国司法史上令人震惊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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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写这本书我用了一生”
《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封·席拉赫是德国非常成功的畅销书作家，他同时还是德国柏林一名著名刑事案律师。有人将他同著名美国法学家麦克尔·桑德尔相提并论，称其为“文学界的桑德尔”。
在德国历史上，法律界出身人士成为著名作家，对中国读者来说最熟悉的有两位，一位是作家歌德，另一位是当代作家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的作者。有趣的是，席拉赫在德国波恩就读法律专业时，施林克是其法律教授。席拉赫说，施林克不仅是自己的老师，还是自己父辈的角色。“在《朗读者》中施林克写的是纳粹时期的故事，作为他的下一辈、年轻的一辈，我在《科里尼案件》里写的是战后年轻人对战争的反思”。
由此，《科里尼案件》揭示出一个更为沉重的话题，即战后德国的司法丑闻。“这在德国有一个公共名字叫‘第二罪恶’”，在席拉赫的认识里，他的老师施林克在《朗读者》里处理的是德国人在二战的“第一罪责”，而自己的《科里尼案件》，处理的是德国人战后的“第二罪责”，他认为，这种在战后通过法律手段包庇纳粹罪犯的行为，同样触目惊心，涉及人性最深刻和最复杂的部分。
“为写这本书我用了一生。”席拉赫这样说。在德国，“封”是贵族姓氏，这个姓氏等同于一个胎记，无论走到哪儿，人们都知道席拉赫是这个家族的后代。可在其显赫家族史中，有一段他难以释怀的黑暗过往。席拉赫的祖父曾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总书记，“德国最大的几个纳粹之一”，因此在著名的纽伦堡审判庭上，其祖父被判20年有期徒刑。法治社会里，虽然后代不对其前辈罪责继续承担责任，但席拉赫坦言，自己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身份，并对“这个国家和当前社会怀抱一种异常的责任感”。所以在《科里尼案件》中，席拉赫将自身成长过程中身份的矛盾感赋予了主人公。
书中法庭激辩环节，为汉斯·迈耶辩护的律师马汀格辩称，在德军占领意大利期间，德国法律规定，针对杀害德军的游击队，按1∶10的比例进行报复。汉斯·迈耶当时签署死刑令只是执行法律，并未违法行为。所以，问题来了，当生活中的好人杀了一个“历史中当时、当地那个瞬间并没有做错”的人，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去看？
很长一段时间里，科里尼的这个案子都毫无进展，执法人员找不出受害人和凶手二者之间的联系，科里尼的存在成了一个“幽灵”。人们只知道他是意大利人，来到德国后在斯图加特的奔驰公司当了34年的工人，其间默默无闻，且品行端重。被捕后，科里尼对自己的犯罪供认不讳，绝口不提作案的目的，这让莱能一度十分不解，直到莱能从那把“瓦尔特P38手枪”的作案工具中发现了重要线索，案件背后的端倪才开始显现。
作家李洱在参与这部分交流的时候表示，这让他想起鲁迅也曾写过类似场景，“科里尼仍然在他脸上踩了很多次，跟鲁迅说的人死了之后打很多枪，都带有强烈的历史的惯性”。李洱认为，科里尼是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角色，在现实的某一瞬间复仇，这让他突然爆发。然而他之前的形象却是一个退了休的好人，处事完美，为人称道。与此同时，他杀死的汉斯·迈耶在未被莱能揭穿之前，是成功的企业主，对客户对家人友善——杀人者和被杀者都是“好人”。
“您此刻要做的决定，将影响到您接下来的一生的走向”，因为事关重大，曾有人这样告诫莱能，但了解到真相的莱能认为自己别无选择。“或许，我们人生一世，就是为了做那件毕竟之事”，《科里尼案件》开端引用海明威这句话，既是作者席拉赫的心声，也是书中莱能的决心。
揭示出一个更为沉重的话题
当一个刑事案件律师面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真相时，他会怎样完成那件毕竟之事？小说之后的发展，都是在解答这样一个问题。
按照科里尼的解释，他之所以要等待如此之长的时间才去找汉斯·迈耶复仇，是因为他考虑到养育自己的舅妈，“她对我去杀人犯的国家打工已经很难接受了。更不要说，我若再进了德国的监狱……我必须等待她老人家去世”。
之后的故事是，20世纪50年代里，科里尼作为外籍工人从意大利来到了德国，在斯图加特的奔驰公司开始了学徒生涯，之后出师。直到2年前退休为止，他一生都留在那里工作。案发当天，科里尼假冒意大利通讯晚报记者的身份敲响了汉斯·迈耶的门，20分钟后，汉斯·迈耶死了。
晚清关税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被动变迁的过程，是鸦片战争失败造成的后果。除此之外，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迫使清朝政府重建经济秩序以维护自身的统治，这是关税变迁的间接原因。
席拉赫在书的一开始详述了这场复仇行为，“四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后脑勺，其中一颗子弹在脑浆里转了个圈，又飞出去，连带着撕掉了半边脸。米色的地毯把血渗进去，血迹的深色轮廓慢慢地扩大开来。科里尼把手枪放到桌子上，他站回到倒在地上的男人身边，眼睛盯着那人手背上的老年斑。然后，他用鞋把死者翻了个个儿。突然，科里尼抬起鞋后跟，朝死者的脸踩过去，他看着这个人，又踩了一脚。科里尼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不停地踩下去，血液和脑浆溅到了他的裤腿上，地毯和床架子上也到处都是”。
在联邦档案馆路德维希堡分馆里，莱能串联起科里尼与汉斯·迈耶的纠葛。科里尼9岁那年，法西斯傀儡政权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成立，他的亲人们加入抵抗纳粹德国占领军的游击队。1944年5月，游击队员在格努阿的拉维卡小巷里的特伦托咖啡馆制造爆炸事件，当场炸死两个德国兵，另有14人受伤。作为报复，德军采用“1∶10”的比例枪杀了20名有游击队嫌疑的村民，科里尼的父亲也在被害者之列。而当时下令枪杀村民的德国军官，就是汉斯·迈耶。
然而事实是，据莱能了解，在1969年，科里尼曾向斯图加特检察院控告过汉斯·迈耶在二战期间犯有谋杀罪，检察院受理了对汉斯·迈耶的指控，进行过立案调查，但汉斯·迈耶没有受到传讯，法庭也没有对他作出判决。1969年7月，斯图加特检察院撤销了对汉斯·迈耶的立案调查，理由是，“追诉该行径的时效期限失效了”。
而制定该法律者，爱杜阿德·德雷尔，恰恰是纳粹德国的一名法官。这位法官在战败后先是在联邦德国当了名律师，1951年又被提名进了联邦司法部，从此平步青云，摇身变为司法部部长秘书和联邦司法部刑法司副司长。他瞒天过海，骗过所有议员，只是修改了一条特别不引人注目的小法律条文，却暗中保护了很多纳粹大战犯、大犯罪分子逃脱法律惩罚。
莱能发现，这是由一条在1968年10月1日生效的法律造成。这条法律的缩写是EGOWiG，展开来叫《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因为该法律的实施，所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德国军队犯下的针对平民的罪行，都超过追诉期。这使得汉斯·迈耶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逃过了法律制裁。
(2)全面建立旅游发展基金。恩施、利川、巴东等县市每年会按上年一般预算收入的2%安排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此措施仍需要在全域范围内加强。在《规划》中，州旅游集团将联合州旅游委、国家开发银行、湖北银行恩施支行、鄂旅投、三特及其他战略投资者等共同设立恩施州旅游产业发展基金，制定《恩施州旅游产业引导基金实施细则》，主要以母子基金投资、股权投资、并购等方式，专注于成长性高、潜力大的旅游项目，以发挥其带动作用。
据了解，席拉赫的《科里尼案件》受到了德国现任总统的关注，而此书的出版，促使德国司法部成立了历史调查委员会，重新审定相关法律，还历史以公正。
第三，创新盈利模式，不再单一依靠广告创收。媒体融合的推进，急剧地改变着报刊媒体的生态环境。媒体融合的发展问题既涉及到采编资源的整合问题，也关系到媒介商业模式的创新问题。而融合媒介环境下营销部门该如何设置，如何与采编资源有效对接，这都是媒介融合面临的新问题。当前，报刊媒体融合仍旧以广告为主，盈利模式单一。报刊社必须转变经营理念，在与网络媒体融合的过程中突出自身优势，以扩大盈利空间。如依托自身优秀的采编资源，实行付费新闻，为小众提供优质信息资源，依托已有的多媒体资源，实行即时新闻付费直播模式等。借助已有的传统报刊品牌知名度和资源，创新报刊媒体融合盈利模式。
最难的问题
汉斯·迈耶死后，科里尼仍然在他脸上踩了十几次，鞋的后跟都踩掉了。那段描写科里尼复仇的场景，是本书最残忍的部分。关于这部分，就连德国总统都忍不住问席拉赫，“为何一定要写这么残忍的事”。当了25年辩护律师的作家回答说，“这个残忍必不可少，因为它代表着这个男人的一种愤怒”。
挑选10名食品专业人员组成感官评定小组，对9组试验的台式烤香肠的色泽、口感、风味和组织状态进行感官评价。各项指标与具体感官评定标准详见表1[8]。评价完成后收集评定表，并用模糊数学原理对其综合评价。
1.3.2 十二指肠镜检查 检查前，确认90例患者并无与壶腹周围癌有关的禁忌证，且在十二指肠镜检查前的6～8 h内，让患者禁食禁水。检查时，患者行左侧半俯卧，咬紧牙垫并将头往后仰。插入十二指肠镜，当其达到咽喉部时，镜头可随患者吞咽而被送入到食管处，此时可进行观察。在将十二指肠镜插入大约44 cm时，进行充气并观察胃黏膜的情况，同时边吸引边观察。观察时，首先寻找胃角，然后通过胃窦到达幽门，进而使得十二指肠降部和球部被插入镜头。此后将镜头顺时针转九十度再复位找出十二指肠乳头，观察降部肠壁黏膜和十二指肠乳头[5]。
《科里尼案件》中，年轻律师莱能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披上律师袍，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可是当他知道自己的当事人科里尼枪杀的是自己幼时好友的祖父——一个莱能记忆里给予他温暖和鼓励的和蔼长者时，莱能竟萌生了退意。
其实，德国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早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就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个概念。这一理论的发展由一个审判促成。艾希曼是纳粹党卫军的高级将领，曾负责执行犹太灭绝计划。在其被公开审判之时，阿伦特受《纽约客》指派，在耶路撒冷聆听了整个审判过程。在那个审判现场，阿伦特发现，那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并没有一副杀人魔形象，反而冷静体面有涵养，且罪人不认为自己罪大恶极，说自己只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也就是说，不管谁在他那个位置上，都会这样做。这种罪大恶极的谋杀，是由纳粹党通过国家来执行的，按照纳粹治下的法律，执行命令没有问题。
然而阿伦特是反对“集体的罪恶”这一说法，因为这样等于集体无罪，“罪恶与无辜只有针对个人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作为执行工具的艾希曼本人是有罪的，他的罪就是“平庸之恶”，是拒绝思考。
说回科里尼这个案件，汉斯·迈耶即是艾希曼这样一个角色，在《科里尼案件》这本书中，席拉赫最后也没有写出德国的法律最后如何判处科里尼，因为所有一切随着科里尼在狱中的自杀而结束，“死者没有复仇之心，心怀复仇的是活人”，科里尼最终选择通过自绝达到了自我和解。至于这个案子的结局，为汉斯·迈耶辩护的老律师马汀格总结，“我相信法律，而您相信社会”。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阅读此书过程中，读者的同情自始至终是站在科里尼这边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法律不能帮助我们的时候，是否要选择走科里尼复仇这条道路？席拉赫认为，这的确是人类史上一个非常有共性的困境，这个困境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和总结，就是，我们也要遵守那种没有公正性的法律吗？当战后的联邦德国通过司法程序上的丑闻，立一条保护罪犯的法律，作为个体也要遵守这个法律吗，还是自己来保护权益，进行复仇呢？
1071 Value of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leural-based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lung cancer
对待这样一条法律，为什么不能干脆把它撤回并取消呢？席拉赫说，如果所有人都认为，当法律不公正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遵守法律，这其实很可怕。“如果每个人都自己来判断，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来说，我认为这条法律是对的、是公正的，或者这条法律是不公正的、是错的，自己进行行动，整个社会马上就会瓦解”。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有一个在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那就是古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就是被一个非常不公正的、错误的法律判处死刑的，他的朋友们都来帮助他，说这完全是不公正的、错误的判决，‘我们已经为你打开了牢门，你可以逃走’。苏格拉底却拒绝了，他说我一定不会做这件事情，即使法律的判决是错的，它也是这个国家现在的法律，如果每个人都违反国家的法律，每个人自己宣判这个国家的法律无效，就是对这个国家的背叛。”
围绕《科里尼案件》所涉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据悉，这部在德国文学界被评为当代德国文坛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已经翻译成差不多40种语言，今年4月将在德国由以前拍摄《香水》电影的制片公司推出年度大片，让我们拭目以待。
水浸提液是板栗花综合利用的主要中间产品，饮料和酒是大众化的消费品，应当持续开展板栗花饮料和板栗花酒的开发研究，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如青年人、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开发不同的配方产品。还可以将板栗花直接预处理、烘制等，或将板栗花定量加入到茶叶中，开发出多样性的板栗花茶等。
责任编辑：肖玲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