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笼罩下的都市想象——上海小报中的“上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小报论文,市民论文,文化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所称的上海小报(以下均简称“小报”)是存在于晚清及民国时期上海的一种以刊 载趣味性、消遣性内容包括新闻、轶事、随笔小品、文艺小说等为主的报纸。小报发源 于晚清，与近代市民社会的成型同步，第一份小报是1897年6月24日创刊的《游戏报》 ，由著名谴责小说家李伯元主编。最后一份小报是《新民晚报》老报人唐大郎主编的《 亦报》，于1952年11月20日停刊。在长达56年的历史中，虽然历经沧桑，但始终未曾中 断过。小报作者、编者的主体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和部分海派作家，接受群体从晚清老市 民到20世纪20—40年代的上海中下层市民，波及面是越来越广大。
小报是近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都市的产物，是生活在市井中的市 民的读物。“市井”是构成都市的主体，但不是都市的全部，而是中下层市民的聚居地 ，如上海的弄堂、北平的胡同和武汉的花楼街。上海的市井虽然一头连着现代都市文化 表象的“大马路”，一头连着旧文明向现代过渡的“四马路”，但是，它的根还是深深 扎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都市文化”更多的成分是来自西方现代文明，具有先锋性、 彻底的独立精神和世界大都会的西方文化传统。但因受到市井的牵制，都市文化没有纯 粹西方化，仍然被旧的文化拖着。近现代上海的“市民文化”是都市文化和市井的结合 ，既蕴涵着都市文化中的物质性，又延续着农耕文明的血脉。小报生存在都市，它的文 化形态是都市中的市民文化。“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 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注：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页。)，任何一种文化、文学形态对都市的阐释都是想象， 小报也不例外，小报从市民的视角观察都市，营造别一种都市的想象。
小报的文化视境决定了它所阐释的都市与大报、期刊和新文学各流派迥异。大报以构 建社会缩影为宗旨，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汇于一炉，组成了 所谓的都市写真。小报缺乏如茅盾在《子夜》中对上海经济、政治所作的缜密社会分析 ，也没有观察家关于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精辟评说，堆积其中的是市民深感兴趣的闾巷传 闻和世态人情，虽然不免偏颇、狭隘、“小市民”气十足，但也能透露出人世间的酸甜 苦辣，偶然也有现代性的闪现。小报是中下层市民想象的世俗化都市的公共空间。
名人流言的都市
小报拒绝对都市做思想润色和深度的文化探究，只看到浮在都市尘嚣中的“飞沫”。 名人是都市里最有声有色的“风景”，是各种报纸媒体捕捉的对象。不过，只有小报以 “流言”来装扮名人，把披挂了“流言”的名人作为都市的意象符号。
“流言”一语取自张爱玲唯一散文集子的名字。张爱玲虽没有具体解释过“流言”的 深意，但在某些文字中也有所透露。比如她说：“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 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 刻的愉悦?”(注：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收入《流言》，五洲书报社1944年版。 )她的意思是市井的闲言碎语也有符合人性的一面，如果无害于人，至少是可供休憩的 。小报把名人设置在被观赏的、接受流言的交叉点上，而且，把围绕名人的是是非非演 绎成都市的野史式的叙事，这就昭示了小报市民文化的休闲游戏特征和私人化、边缘化 的言说方式。这种都市的文化立场是市民的、民间的，是官方的庙堂意识和精英知识分 子的广场意识的补充和延续。从而，决定了小报对名人的理解和都市历史的叙事独特性 质。
小报是一个名人的世界，政界、影戏界、文学界、体育界以及社会闻人，热热闹闹地 活跃其中，构成了小报五彩缤纷的名人空间。哪些人是名人，小报自有界定，与我们通 常所说的社会“名流”涵义不同。1946年《铁报》从3月20日起，连载《上海一百名人 图说》，每天用四句打油诗或古体词介绍一位，配以滑稽、夸张的漫画，其中包括：电 影明星、戏院老板、算命先生、假道人、妓院老鸨、妓女、名伶、怨妇怨女、怒杀奸夫 奸妇的女“英雄”、主仆恋情的主角、皮鞋匠等，连刘海粟也列于其中，被称为“艺术 叛徒”。如许“名人”，依今日之视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归于一类，但是小报自有评判 标准。在小报看来，是否名人，不在他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在于他们是否奇特怪异， 能否“一鸣惊人”，如果符合这个条件，那么不管是杀人犯还是画家均可列入。
小报要筛选能够“一鸣惊人”的名人，无非是发掘适合市民口味的秘闻、艳闻和趣闻 。凡是三闻俱全者，就可荣登小报的名人榜。“秘闻”满足市民对不熟悉生活空间的“ 窥视欲”；“艳闻”是情欲的宣泄；“趣闻”是追求趣味、休闲功能的实现。服膺如此 标准的名人实质上就是市民社会的“大众明星”。张学良曾经被小报塑造成集秘闻、趣 闻、艳闻于一身的“大众明星”。小报生产大众明星自有一套“机制”。概括起来，大 致包括揭发内幕、渲染花边、跟踪报道和胡吹乱捧几种方法。揭发有关名人的内幕，是 小报制造名人效应的手段之一，与名人定义中所说的“秘闻”相呼应。虽然有时抛出的 所谓“秘闻”纯属无稽之谈，但是也能帮助市民实现对名人的想象。1927年蒋介石下野 不久，很快复出，小报煞有其事地说，是蒋的生辰八字在起作用。(注：《蒋介石之八 字》，载《晶报》，1928年1月9日。)当然，对于小报“揭发内幕”这一制造名人的手 段，应当考虑得复杂一些才是，不是仅仅“造谣”两字就能涵盖的。
渲染花边新闻对于塑造大众明星来说，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从记述妓女的情爱恩怨到 炒作影视明星、歌星、球星的婚恋变故，此法久经考验，屡试不爽。不管社会如何现代 ，爱好“隐私”总是人性中不变的存在。小报在记述陆小曼等人在码头送徐志摩赴美这 一事实时，即添加了“伉丽分袂，黯然魂销”等“逼真”的想象。(注：秋意：《徐志 摩赴美宣传》，载《晶报》，1928年6月18日。)小报惯于用艳闻取悦市民读者，对于那 些既符合伦理规范又不乏真诚的爱情，小报予以赞誉；而对那些离经叛道的现代婚恋， 则极力丑化。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毅力”和“热情”，赢得了小报的同情(注：见《 儒林逸话——沈从文的恋爱旧话》，载《铁报》，1936年5月24日。)；穆时英去香港向 舞女仇□□求婚，却招来了小报一阵奚落(注：见二黑：《奶罩·亵裤·高跟鞋——穆 时英带到香港去送给仇珮珮的礼物》，载《铁报》，1936年5月4日。)，都是明显的例证。
无论是谁，一旦“有幸”成为小报名人，就很难再逃出小报的视线了。1933年丁玲的 突然失踪，直至1936年，小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探询丁玲的下落，只要有一点儿蛛丝马 迹，就会迫不及待地公布于世。《晶报》、《社会日报》、《大福尔摩斯》等著名小报 都参与其中(注：《丁玲存亡之谜》，载《晶报》，1934年6月23日；《丁玲尚在人间》 ，载《晶报》，1934年6月25日；飞星：《丁玲在京与新婿同居》，载《铁报》，1936 年2月18日。)。
在小报存在的几十年里，依靠胡吹乱捧的手段造就“大众情人”是小报的传统。早期 小报捧妓女、捧优伶，三四十年代，随着妓院的衰落、舞场兴起、电影的普及，小报把 注意力转向舞女和电影演员。小报捧角的文章都绕不开性爱内容，有的含蓄，有的露骨 。高明一些的，评点一下才艺；拙劣的干脆成了贩卖隐私或拉客广告。小报“捧”的技 术一以贯之，无非是刊登照片、撰写吹捧文章甚至故意挑起笔战。小报常常采用褒扬一 位贬抑另一位的伎俩，没有是非标准，“捧角者，对于任何一个角色，皆誉之为第一人 ”(注：《捧角文章的公式》，载《晶报》，1923年1月6日。)。
名人被小报设置为被观赏的都市焦点，那么，围绕名人的流言蜚语就是市民想象中的 都市景观。名人的流言出自于市民，寄托着他们对未可知世界的向往和艳羡，也包蕴着 对不可及生活的嫉妒和怨恨。在这两种心理的作用下，流言呈现两种形态，一种是成名 的神话，另一种是毁誉的演义。小报深知普通市民热衷这些“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的 童话，所以，总是不厌其烦地介绍名人的“奋斗历程”。诸如《四十年银行生活——由 一个小职员擢升至总裁》(注：见《立报》，1937年3月22日。)、《阮玲玉身世》(注： 见《晶报》，1933年5月27日。)、《哈同的发迹历史》(注：见《正报》，1945年10月4 日。)之类的文章俯拾皆是。与“神话”并置的另一类流言是“捧杀”性的。阮玲玉是 被集“神话”和“捧杀”于一身的名人。她的不幸的身世、成名的艰辛和卓越的演技都 是小报制造名人神话最合适的材料；她的未婚同居生活、私生女儿、“移情别恋”、跳 舞的嗜好、香港约会等“丑闻”也是小报“捧杀”的工具。(注：分别见百合：《阮玲 玉身世》，载《晶报》，1933年5月27日；《阮玲玉以腰许国》，载《罗宾汉》，1928 年6月7日；《阮玲玉在香港》，载《晶报》，1928年9月19日。)小报在做这些“宣传” 时，有同情、理解和赞誉，也有蔑视、中伤和调侃，难以一言以蔽之，得出一个爱憎分 明、善恶昭彰的结论。小报不管是制造神话，还是“捧杀”，都是一副不很正经的面目 ，没有斩钉截铁的赞美或诽谤，只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而已。
小报虽然仅仅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但是，却无意中打造了名人流言的都市，铸就了都 市流言的历史。与政权更替、民族存亡的“大历史”相比，这些流言铸就的小历史“是 贴肤贴肉的，不是故纸堆那样冷淡刻板的，虽然谬误百出，但谬误也是可感可知的谬误 ”(注：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小报把都市的历史还 原为积淀着名人流言的传奇，是对正统历史的解构，无意中指向后现代主义中的新历史 主义观点。小报是历史的“民间文章”，一定意义上要比官样文章读起来轻松自然，也 许更要真些呢。
摩登、流行的物质都市
小报所绘制的摩登浮世图，没有浪漫情调和万端风情，只有错落、驳杂，甚至怪异， 但是，它也是投射在市民视野中的真实。最为鲜明体现都市摩登时尚的，是物质生活形 态，包括饮食、服饰、居住和行乘。这是因为，物质生活与人的生存关系最为密切，而 且，处于社会最为表层的层面，对于潮流的反应最为直接和敏感。小报所表述的都市摩 登景观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板块，而在物质生活中，小报认为，“一切工商业的进步都 及不上服装改革得快”，“物质文明，于服装形式上改革乃日益进步”(注：《女界服 装》，载《社会日报》，1929年11月13日。)，因此，小报把服饰摩登化的话题推向高 潮。
依小报中有关服装摩登化的材料分析，小报所阐释的都市摩登，一是西化和滞后的摩 登时尚，二是中西杂糅的成果，三是怪异离奇、与自然相悖的摩登大观。关于前者，小 报的解释是：“世界文明，上海人的趋同，最时髦的，都是欧化”(注：卢公：《大上 海》，载《大上海》，1930年4月2日。)，服装是“愈新奇而愈欧化”(注：《女界服装 》，载《社会日报》，1929年11月13日。)。至于摩登的怪异离奇，小报分成多种层面 ：摩登是一种输入的都市文明，国人在接受这种输入时，往往要用中国的祖宗家法再进 行有益或无益的整合，整合的结果也许是一个宁馨儿，也许是一个怪胎。依小报看，大 多是“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四不像”：是“穿着西装之时，恒于袖中藏一极精致 之水烟袋”的“奇异之怪装束”(注：沦泥：《衣之派别及变迁》，载《晶报》，1919 年3月8日。)；是喜庆祝寿宴席上，“衣西装，却长揖而跪拜者”(注：《上海社会之怪 现状》，载《社会日报》，1929年12月13日。)。除此之外，“标新立异”是市民所理 解摩登的又一重涵义。如小报塑造的摩登女郎形似“妖魔鬼怪”：“红绫三尺牵蝤颈， 如此风光剧可哀，黑夜须防轻遇见，最惊伸出舌头来。”(注：白：《艳鬼粧》，载《大福尔摩斯》，1928年9月25日。)小报对都市摩登之风日炽的现实深感忧虑，尤其是正在读书的学生，也染上了“过于奢侈修饰”的摩登病，小报对此痛惜不已：“不仅对国家言是损失，对自己也是损失”，实在是可惜。(注：见《苏州的茶馆和上海的妇女界》，载《春鸣报》，1941年9月21日。)这种姿态显露了小报在接受摩登时尚上的保守性和某种警惕性。
显然，小报中的摩登都市，截然不同于李欧梵的“上海文化地图”。这是两个文化层 面上的“摩登”，我们不能做简单的是非判断，去追究哪一个是真实的。李欧梵着眼于 都市文化现代性的摩登喻像，小报的视野则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摩登信息上。两种摩登都 不是绝对真实、具体而完整的存在，而是投射出两种不同文化的都市感觉。小报中大量 的摩登书写表面上看，是戏谑和诅咒，却隐含了许多时尚启示，看似无意，却是有意地 向市民传达着时尚物语。小报这种暧昧的姿态，正是市民矛盾心理的表征：承认摩登是 无法拒绝的存在，但又心存狐疑，不敢理直气壮地接纳；确识摩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上 层生活，难免嫉恨，但又心仪已久。于是，就一边挑剔摩登的不是，一边情不自禁地仿 效。摩登本是洋化的、上层的文化时尚，一旦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摹拟，就失去先锋性变 成了流行。流行也是一种时尚，是大众型的，归属于市井支流。对市民来说，摩登是可 能性，而流行是现实性。摩登时尚和大众流行是两种都市代码，都能带给世界一份活生 生的都会感觉，为都市增添亮丽的视觉景观，构成都市的风景线。
小报为都市绘制的流行图景，是由都市尤物领导的、丧失个性的、品位低俗但依然趋 之若鹜的、盛行于中下层市民的大众化流行时尚。小报认为“娼妓之服妆，是一般妇女 之表率”(注：白天：《娼妓之种种》，载《笑报》，1930年11月6日。)；“舞人的装 饰，时时在变换”，“别人见了她们翻出的种种花样，都仿摹起来，于是在高速度之下 ，能流行在整个城市”(注：韦陀：《神话——舞人的装饰》，载《小说日报》，1940 年4月28日。)。小报不认同摩登“刺眼”的特立独行，但是又指责流行泯灭了个性，如 20年代中后期，短发成为流行时尚，无论是否适合都要剪成短发(注：蜗隐：《今年上 海的新花样》，载《罗宾汉》，1927年1月1日。)；小报列举的“海上流行品”并非一 定是最上乘的，但是，必然是“最热闹的去处”；对于市民而言，“生活是一种装潢” (注：《都市人们的醉生梦死》，载《春鸣报》，1942年5月26日。)，没有“装潢”， 就没有生存的位置。“装潢”是否合乎都市人的要求，流行是一把无形的标尺，所以， 即使生活拮据的市民，也要千方百计拿出时间和金钱来打点自己。
当大众将摩登从富丽堂皇的公馆拉入庸常市井，演化为流行时尚时，他们就放弃了注 重主体意识、张扬自我个性的现代精神，沿袭了拜物教的信仰，把摩登归顺于卑庸的纯 物质层面。都市市民演绎摩登、重构大众流行时尚的过程就是营构现代生活方式的过程 ，是现代性追求的标志。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认为，现代性 的的追求者往往会通过两条不同的政治途径而抵达同一目标，一种称为“解放政治”， 一种称为“生活政治”。前者是以建立新型的国家为目标，后者则是靠改变日常生活模 式为宗旨(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 47—248页。)。30年代海派作家企图通过对城市个人、家庭生活和两性关系的叙述，来 设置个人生活情境，扩张个人情感、欲望诉求，拟构现代生活方式，传递新的伦理价值 观念。这是借助“生活政治”的策略，通过拟构现代生活方式，来参与政治和文化的“ 现代性”建设。但是，从小报对新感觉派的厌恶和嘲讽中，可以觉察到，海派的“摩登 理想”距离市民还很遥远。注重实利的小市民宁可固守这可触可感的大众流行。当然， 流行和摩登两者有时是互动的，不是永远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两者的交点就是对生活 方式物质性的认同。小报为迎合市民，做出一种大众市民的亲密伙伴的姿态，着意制造 一种物质世界的语境，在世俗的层面上，做全方位的扫描和展示，用日常生活的狂欢式 描述营构一个生活版图。同时，也在积极地探索适合大众的、平民化的现代生活方式。
小报中的广告、小品文、生活指南、娱乐消息等都是围绕着日常生活的主题，像个万 花筒，又像个杂货店，货色多样碎杂，时尚与平民化并置。像《上海的衣食住行》(注 ：卧佛：《上海的衣食住行》，载《上海滩》，1929年1月28日。)、《论时装》(注： 《论时装》，载《金刚钻》，1934年12月25日。)、《妇女头上的革命》(注：丹翁：《 妇女头上的革命》，载《晶报》，1927年8月12日。)、《电车闲话》(注：《电车闲话 》，载《晶报》，1938年4月20日。)、《房东与房客》(注：《房东与房客》，载《金 刚钻》，1937年7月1日。)、《谈旅行》(注：秋尘：《谈旅行》，载《立报》，1935年 9月29日。)、《保健运动》(注：莪青：《保健运动》，载《立报》，1935年9月30日。 )等，这样的文章在小报中满目皆是。许多小报还开辟副刊或专栏，介绍生活常识，如 《立报》的“点心”、《社会日报》的“香海”、《晶报》的“衣食住行”栏目等。
小报除了做这种狂欢式的、琐屑的日常物质书写之外，也在做提升日常生活意义的努 力。但是，它无意去做深度的挖掘和思考，而把焦点凝聚于生活方式上，力图探求一种 经济、实用、精致的大众化生活方式。小报经常在衣食住行方面给市民提供一些省钱、 省时又能使人体面的建议。例如，服饰上，小报常告诫市民：“衣不贵精而贵清洁，不 贵贵而贵与貌相宜”。(注：《论时装》，载《金刚钻》，1934年12月25日。)《平民化 的早点心》(注：《平民化的早点心》，载《小说日报》，1940年2月13日。)、《上海 小吃摊速写》(注：《上海小吃摊速写》，载《铁报》，1936年3月6日。)等一类的小品 文给市民提供价廉物美的消费信息。如果遵循韦伯的理论，把现代性理解为工业革命、 科技发展、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合理化”的潮流，或者，看作是对旧的世界观的解除， 那么，小报在探求新的生活方式上所做的努力，可以认为是现代意识的闪现。这种现代 意识的集中表现在于对市民物化的价值观的认同。
同时，小报也看到，市民价值观的物化不是在一夜之间速成的，它经历了一个逐渐蜕 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又有来自民族文化精神的羁绊 。西装在中国所经历的曲折的接受历史，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印证。早在开埠后不久西 装就已传入中国，但是，直到上世纪20年代末期，小报上还在围绕着穿西装与“爱国主 义”的关系而争论不休(注：《虞洽卿与赵如泉主见相反》，载《罗宾汉》，1928年5月 29日。)。30年代的小报已经放弃了“是否爱国主义”的思维模式，转向从服装本身的 使用价值来做评判了。市民的审美观终于为物质本身的意义所俘虏，这是西方工业文明 在中国所取得的胜利。
物化的价值观决定了金钱在都市至高无上的地位，富裕的和贫困的市民都在物质利益 的驱动下疲于奔命。小报根据感性观察，诉说人的物化和物化之后人的处境，展示了生 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比如，上海的房东是一个特殊阶层，在小说、电影、电视剧里屡 屡亮相，总是被刻画成一个冷酷、贪婪的文学形象。小报里也常常提到大房东、二房东 、三房东，不过不是一味的丑化，既有房客立场上的痛恨和抱怨，也有房东立场上的理 解和同情。都市狭仄的空间和人与人之间利益的瓜分，造成了都市里人际关系的紧迫。 小报在谴责房东的同时，有时又设身处地地为房东着想，认同房东赚钱的欲望。
物化的价值观使市民渐渐习惯了以“物”给都市人定位，不再像农业社会那样以人格 魅力征服乡民。小报直截了当地按照占有物质的多寡把“上海人分做上中下三种”：“ 在做着投机，而米煤油三项又家藏甚富，不必一日‘三轧’，是上等人等。中等人是小 康之家，或者殷实的寓公，凡百用途，以‘紧缩’为原则，譬如饭后的花旗橘果已取消 ，但三荤一素一汤的菜肴还是维持原状。末一等，在上海没有职业，乡下也没有田产， 能找到吃的就很困难，更别提那饭和汤了。”(注：《社会里的三级制》，载《春鸣报 》，1942年3月27日。)至此，人的价值真正地被异化为物质，或者说，等同于金钱的价 格了。当人的价值需要用金钱去衡量时，都市各种各样的丑恶就孳生、泛滥起来了。在 中国古代、近现代文学史中，金钱与权利、爱情、婚姻、道德等关系，成了一个永恒不 败的主题。
人欲涌动的都市
小报所认知的是一个欲望的都市，只是认知的层面比较肤浅，感性化理解占了主导地 位罢了。都市里最显明的欲望释放空间是娱乐休闲场所，小报就以市民的娱乐休闲为基 点，想象与解读涌动着欲望的都市。进入小报视野的娱乐空间是小市民的日常休闲方式 ——“白相”。“从字面看，‘白相’两字，‘白’，有种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意思在 其中；‘相’，含交流、沟通、观察，更强调视觉的感受。”“‘白相’两字传达出的 这个讯息，就带有十分传神的上海式休闲”：注重经济实利；“休头养心在次，看热闹 、开眼界为真”(注：程乃珊：《上海探戈》，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务 实标示着休闲娱乐已转化为一种消费行为；看热闹或开眼界则透露着追求感官刺激、释 放人欲的享乐信仰。当娱乐一旦必须依托物质基础才能完成时，原属于精神范畴的人欲 自然就被物化，物欲与人欲就相纠相结在一起了。释放人欲的娱乐变成了消费，人在消 费的过程中实现欲望的满足，消费充任了释放人欲的手段，满足欲望就是市民现世的享 乐。茅盾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关系，所以才说，都市的特点是“消费膨胀”，“消费和 享乐是我们都市文学的主要色调”(注：茅盾：《都市文学》，载1933年5月15日《申报 月刊》第2卷第5期。)。
小报认为，大部分娱乐和休闲是为有闲而有钱的人准备的，整日为生计疲于奔命的市 井小市民无力享受。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白相”就是荡马路、逛百货公司和游“大 世界”。荡马路、逛商场可以不用花钱而享受到十里洋场带来的耳目视听的感官愉悦； 灿烂的橱窗、琳琅满目的商品，能够催生消费力疲弱的市民膨胀起他们的物质欲望，并 且在物质欲望的包围中暂时忘却世间的烦恼。
上海小市民的娱乐休闲方式彰显了他们与乡民、传统商业社会的老市民、京派市民和 海派新市民不同文化旨趣的享乐信仰。在乡民的生活理念中，没有休闲，只有强体力劳 动之后的休憩。苏州、扬州等商业历史城市老市民的享乐观念是江南传统式的，视“悠 闲”和“知足”为乐。京派市民除了悠闲、知足以外，又多了一份散淡、舒缓和飘逸。 在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海派新市民，放弃了传统文化中的“含 蓄”、“适度”、“节制”，接受西方文化旨意，极力张扬个性，毫不掩饰地将物欲和 情欲的满足作为现代享乐的标志。生活在弄堂里的小市民无法领悟现代享乐精神；又不 甘于节制欲望，守住精神家园；也不具备享受悠闲的生存环境。他们生活在都市，经不 住满目繁华的诱惑，无力奢靡，却渴望欲望的满足，偏偏还要坚守传统，这就是他们享 乐精神的矛盾内涵。
由这种市民文化的社会支撑，西方的每一项娱乐方式传入中国，都要经过市民的拒斥 、惊异、认同和仿效的过程，都是由上层渐渐走入民间，最终成为大众化的活动。当被 “大众化”的时候，就发生了变异，原因就在于市民的理解滞后和错位。比如，交谊舞 的命运即是如此。在1922年以前，主要囿于洋人和买办；20年代末和30年代早期，在上 等华人和家境殷实的市民中流行；30年代中期，随着低档舞厅的普及，参与这项活动的 人越来越多。至40年代，已经风靡上海。舞厅的茶资和舞票价格也极便宜，连大华舞厅 也有“一元十六跳”的价格(注：见《谈谈上海几家通宵舞厅》，载《上海小报》，194 0年11月1日。)。随着跳舞的平民化和大众化，许多舞厅渐渐沦落为“猎艳之场，寻欢 之窟”(注：剑厂：《望越楼杂缀》，载《小说日报》，1940年3月6日。)。欲望是不仅 仅止于一般的释放，更不可能适可而止，它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势不可当， 过度释放终将转化为放纵。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 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心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 而是无限的要求。”(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68页。)都市里的色情场所就是为市民提供的放纵欲望的空间。依小报的观点，早 期的青楼楚馆、茶楼书场，中后期的游乐场、舞厅、影戏院，无一例外不是被色情包围 着。街头野鸡、淌白随处可见，稍不留神就会被拉入“陷阱”(注：《上海白相老门槛 》，载《笑报》，1926年12月29日。)。电影院让都市男女在黑暗中“随心所欲”(注： 见《电影院的又一种功能》，载《小说日报》，1935年12月23日。)。土耳其浴室、按 摩院里“有经验的按摩女郎”“招待周到”，“包君身心感快”(注：见1932年2月15日 《晶报》第一版上的广告。)。
过度释放欲望的娱乐还有赌博。消费刺激着都市人对物质利益的渴求，希图一夜暴富 是许多小市民的梦想。成千上万的市民被物欲之火燃烧得神智不清，纷纷把梦想成真的 希望寄托在博赛彩票上。跑马赛、跑狗赛、回力球比赛正是在这物欲横流之中，由西方 的运动型娱乐转变成中国的大众赌博事业。小报在此“功不可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小报大张旗鼓为博赛做广告、介绍比赛规程、讲解窍门、秘诀。小报之所以对跑 马、跑狗、回力球之类赌博性质的娱乐，倾注极大的热情，原因是，小报认同小市民这 种“捞一把”的心理，认为博赛彩票是收入不多的市民难得的“发财机会”，是小市民 必要的欲望宣泄。
小市民的“捞一把”心理事实上是一种冒险、一种赌博。小市民的收入有限，社会身 份低微，“发财”的机会极少，但又向往富足的物质生活，于是，就不惜冒险去寻找一 切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赌博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普遍、最直捷的途径。这就是都市里 赌博风习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赌博不仅是外在的形式，而且，已经化为一种无意识融 入小市民的生命，成为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手段。
欲望的过度释放转化为放纵，不加节制的放纵势必走向犯罪的结局。小报对都市的认 识虽仍属肤浅，但是，也在极力展露都市的罪恶。翻开小报，映入眼帘的暴力犯罪事件 不胜其数，仿佛都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是险象环生。小报将破坏都市良辰美景的元凶归咎 于“全盘欧化”，此结论固然有失偏颇，但也不是全无道理。西方文明对中国近现代都 市人最大的影响，就是改变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禁锢和愚化，正 视人的物质欲望和人性生存本能的客观存在。探视都市人因物欲膨胀或情欲变态宣泄而 走入罪恶深渊的，不仅有小报，还有许多小说，这类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档案里可 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只是由于作家的着眼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而已。
小报中有关暴力犯罪的内容，揭示最多的还应算是骗与被骗的都市经验，这是小报区 别于大报和其他媒体的显著特征。小报揭示都市无处不充塞着的骗局，从国家机构到私 营实业，从高级职员到小瘪三，从民居到娱乐场所，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在欺骗和 被欺骗中谋求生路。代表国家的“中国伙食公司”做贩卖吗啡的生意(注：见《中国伙 食公司贩吗啡》，载《金刚钻》，1935年7月9日。)，小钱庄在收买汉钞中做手脚(注： 见《上海小钱庄收买汉钞之黑幕》，载《噜哩噜苏》，1927年10月9日。)，报馆为了骗 取广告费放弃“舆论公道”的职责(注：藏邨：《文明社会与滑头报馆》，载《 上海报》，1934年1月16日。)。“娼妓式的爱情”已越出妓院泛滥于社会(注：见芮禹 成：《娼妓的爱情》，载《上海报》，1932年11月24日。)。电车卖票童工每天“起码 要揩三块钱”(注：见《谁是可怜者》，载《社会日报》，1929年11月28日。)。娱乐与 赌骗融为一体，“吃角子老虎”似都市潜流来势汹汹(注：见《吃角子老虎在上海的潜 势力》，载《小说日报》，1940年3月11日。)，“打花会之风日炽”(注：鸿顾：《花 会误》，载《又日新》，1926年1月1日。)。“著作者明明是抄袭偏说是参考，绅士们 在跳舞场里狂欢，倒说是‘娱乐救国’”，好像“办事情总要用骗术”才能奏效，所以 ，上海人宁肯把谋生叫做“骗口饭吃”(注：见于友：《骗的世界》，载《立报》，193 5年10月8日。)。骗在都市里大行其道，算命、看相已是堂而皇之的正当职业，“设立 乩坛”的木道士、“批命特别”的真左笔，竟然跻身于“上海一百名人”之列(注：见 《上海一百名人图说》，载《铁报》，1946年3月28日。)。报纸为相士做广告司空见惯 ：“茫茫尘海，指点迷津，一切规律，与江湖派不同，不知英雄几许，出秀眼中也。” (注：碧君：《觉先女相士》，载《晶报》，1932年11月8日。)骗侵蚀着都市的肌体， 连人间最本色的亲情也蒙上了不洁的尘垢，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尚能登报征求(注：顽石 ：《投机新事业》，载《又日新》，1926年1月11日。)，都市里还有什么与骗没有牵连 的人和事呢?小报几乎每天都有与骗有关的都市故事，仿佛到处都是骗局。其实，当你 对都市的全部作一番考察之后，就会发现，并非如小报所描述的那么恐怖，小报所营造 的“骗的世界”，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幻化的成分，折射了中下层市民可感可知的生 存体验。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中下层市民的主体为出身于农民、地主或小城镇居民家庭的内 地移民和移民的后代。他们虽然长期生活在都市，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大部分被都市所 同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精神内核却很难改变，习惯于用“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 版。)观照这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面对都市冷酷的商业法则和炎凉的世态 人情，他们更多的不是欣赏和赞美，而是心理上的陌生、惊异与抗拒。用乡下人的感情 活在都市里，自然只看到了都市里拥有乡村没有的丑恶，进一步生发出漂泊感、恐惧感 和孤独感。正如师陀在表现上海的长篇小说《结婚》里说的那样：“在几百万人口的上 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的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注：师陀：《结婚》，四 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小报对都市的恐惧转化为戒备心态，不无夸张地体 悟到了一个布满陷阱的“骗的世界”。另外，骗的都市想象里还包蕴着一些愤怒情绪。 几乎所有初入都市的人都品尝过失败的经验，进而衍生出对都市的愤怒。愤怒里充满了 农业文明的诗意、乡村时代的牧歌，留下的是蹒跚地走向现代化社会门槛时还不规矩和 不方正的脚印。
为适应都市规则，市民必须作出应对的生存策略，变得精明起来是他们自觉而无奈的 选择。精明意味着趋时、趋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会算计、善经营。精明之后的市 民才被看作是真正的上海人。小报上就经常讨论何谓“门槛精”的问题。有人说：“上 海仿佛是一只熔化人的洪炉，一切风俗习惯，便是这洪炉中的木炭煤炭，最会熔化人的 ，但瞧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到了上海不须一年，就会被上海的风俗习惯所熔 化，化成了一个上海人。”(注：沧海客：《上海观察谈》，载1925年5月1日《新上海 》创刊号。)当他们被冶炼为一个“上海人”之后，就很快忘记了当初的痛苦经验，反 过来瞧不起乡下人和外地人。上海人最忌讳的一句骂人话，倒不是骂娘，而是“乡下人 ”、“阿屈死”，这对上海人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等同于人身攻击。小市民立足于 都市和乡土之间的文化位置决定了这种心态的形成，都市文明与乡土文化发生撞击时， 在他们身上发生裂变，结出了这奇异的果实。
质言之，对于小报来说，都市并不是白璧无瑕的圣洁女神，而是多姿多彩和罪恶累累 的杂合体。它代表着先进的物质和文化，蕴藉着活力和激情，同时，也堆积着诸多无法 摆脱的社会问题。老黑格尔说，社会的进步总是以恶为代价，都市“现代性”的到来， 与都市空间的污浊和精神的堕落是相生相伴的。都市固然“恶贯满盈”，但是，也未必 如小报和有些文学作品渲染的那么可怖。小报对都市的文化想象掺和着中下市民的立场 和感情因素，不可能是都市的本然状貌，只能是部分的真实或是梦境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