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作家入仕途径考察——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为目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经学论文,两汉论文,仕途论文,汉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10)03-144-07
政治上的成功与否，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衡量自身价值实现的主要标准，因之，“学而优则仕”便成为多数士人读书问学的主要目的。从《史记》、两《汉书》①等史书的记载来看，汉代作家②还不是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于此更莫能外。然问题也随之而来，“五经”固然在汉代官学教育体系占有重要位置，然就汉代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而言，却远非通经一途。因之，对于作为作家生态环境之一的入仕途径作出考察，便成为全面深入研究创作主体文化身份的重要环节，也成为考察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的较好视角。
（一）
归纳两汉选拔官吏的方式，可以概括为察举、课试太学生、征辟、任子等。
所谓察举，即考察后予以荐举。察举是两汉选官的主体。据史书记载，汉代察举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与贤良文学。
孝廉，即孝子廉吏。《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前134）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颜师古注：“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孝廉，是两汉察举最主要的常行科目③。一般以为，东汉和帝以前，每郡岁举孝廉二人；和帝以后，改为按人口举，然被举总数未有大的改变，均为二百余人。[1]茂才，原作“秀才”，东汉因避光武帝讳改称“茂才（材）”。指超逸不凡之士。武帝时本为特科，至东汉光武帝时始为岁举科目。然每年也不过20人左右。[2]
贤良方正指才干出众、德高望重者。此科早在经学确立之前就已经实行，是由皇帝特诏方能实施的科目，开科时间不定，通常是在出现日食、地震、水旱等异常自然现象时，诏举贤良方正，让他们评论时政、提出对策。杜佑《通典》总结说：“汉诸帝凡日蚀、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变，皆诏天下郡国举贤良方正极言直谏之士，率以为常。”[3]所以，贤良方正科主要是选拔政务人才，而且需要有一定的学术理论造诣，通于天人感应和灾异之学的术士在此科选拔上较占优势。贤良文学较之贤良方正，更侧重于文学，即经学④。
黄留珠先生经过缜密的文献排比，得出结论：“察举制是儒者赖以步入政治舞台的阶梯。”[4]《汉书·董仲舒传》云：“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正间接指明孝廉、茂才之选与兴儒学的密切关系。换言之，孝廉与茂才均以通经致用为要。
理清察举制与提倡经学的关系之后，我们再看两汉作家以察举入仕的情况。结论是，两汉作家以察举入仕者比例甚小，就史传记载来看，仅数人而已，又多集中在风气、学术与思想更为多元的东汉中后期。这就难免造成旧瓶装新酒的现象。先看以孝廉举者。张衡，“永元初，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被举而不就，原因则不得而知。就史书记载来看，两汉作家只有萧望之、朱穆、胡广、刘陶、葛龚、崔琦、刘梁、高彪、韩说，以孝廉举，占作家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左右⑤。胡广的孝廉之举，颇富偶然性。《后汉书》本传载，“（胡广）少孤贫，亲执家苦。长大，随辈入郡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从家来省其父。真颇知人。会岁终应举，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会诸吏，真自于牖间秘占之，乃指广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是神秘的相术导致胡广作为人才被发现，并获得孝廉之选。
汉代作家中，以贤良方正举者唯董仲舒（以博士举，迁授江都相）、严助（郡举，擢授中大夫）、张奂（去职后举，拜议郎）、皇甫规（无职举，拜郎中）、崔骃（以车骑掾举，拜长岑长），或凭此入仕或重新入仕、提举。傅毅则以文学（经学）入仕。以上均见两《汉书》本传。
另有一些名目，虽非常见，然亦以通经尚行为要，如明经、敦朴。两汉作家凭此举者更为寡少：眭弘以前者举（见《汉书》本传），马融曾以后者举（见《后汉书》本传）。
（二）
课试，即考核、考试，包括试学僮⑥与课试太学生。
试学僮，即从十七岁以上的学僮里选拔从事文书职务的官府基层吏员（史）。许慎《说文解字叙》引汉《尉律》云：“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⑦从这段文字来看，汉代初级官吏的选拔，主要考核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是识九千字，二是能试写八种字体。通经并不是选拔基层官吏的必要条件。而这样的吏员，在汉代政府机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失诸记载的两汉下层作家，当有较多凭此入仕者。
课试太学生，指两汉太学博士弟子通过结业考试可以录用为官。对于太学生的选拔，早在西汉武帝时，公孙弘等议置博士弟子的奏章中，就明确规定了博士弟子通过课试录用为官的制度措施。《汉书·儒林传序》记载：“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也就是说，在数以千计的太学生中，每年至多有100人被录用为郎官。东汉基本沿用西汉制度，设甲乙两科，课试太学生，人数一仍西汉。顺帝阳嘉元年(132)，有增补录用名额之举：“（秋七月）丙辰，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后汉书·顺帝纪》）然也不过每年录用120人。这必然导致太学生的大量积压，至有六十岁不能入仕者。这在灵帝时已成为颇严重的社会问题。熹平五年(176)十二月，政府颁布新的补救措施，主要是针对老年太学生：“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史。”（《后汉书·灵帝纪》）此条记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太学制度虽然将培养通经人才与选拔官吏结合起来，开启后世选举与教育的先河，但因为录用人数寡少，在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仕进作用终究有限；第二，太学人员的大量积压，必然产生太学生的不满情绪，而这不得意的人生体验，正是文学创作的极好酵母。后人将以抒写抑郁失志情怀占主要比重的《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时间定在桓灵前后⑧，良有以也。
博士弟子的课试，尤要求固守章句。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司空徐防上疏：“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议论纷错，互相是非。……臣以为博士弟子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五经》各取上第六人，《论语》不宜射策。虽所失或久，差可矫革。”和帝“诏书下公卿”，“皆从防言”。（《后汉书·徐防传》）自此，“试家法”成为定制，顺帝时左雄改制时仍保留此议：“诸生（博士弟子）试家法”。而汉代有“游太学”经历的作家，虽无从知道其是否为在籍，然其大都生活在太学课试强调章句的时期⑨。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两汉作家即使有游太学经历者，也极少通过课试方式入仕。这或许可以说明，两汉作家对于当时流行的家法章句之经学的疏离态度。
（三）
相较于察举、课试太学生而言，征辟、任子则较少经学压力。
征辟有两种形式，一是征召，二是辟除。征召是皇帝以特征和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有才艺的人士，充任顾问或委以政事、官职。被征召者之能为帝王所赏识，或自上书衒鬻，或经权贵荐引，或以宿名。辟除是中央三公诸卿、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自命属吏。征辟是两汉重要的任官制度，仅从有征辟权的公卿州郡长官的人数来看，由征辟入仕的人数，数量也相当可观。
西汉帝王征召人才较盛，对人才之要求表现为多元化。《史记·龟策列传》言武帝时征召原则：“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吾丘寿王即以善格五待诏。《汉书·王褒传》载王褒等人被征的因由：“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壮好经书，宽博谨慎”的成帝为太子时，亦“幸酒，乐燕乐”，兴味复杂，晚年又好鬼神。上述好尚，皆影响其对人才的征召。《汉书·郊祀志》即云：“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
汉代尤其是东汉，官场风气，高级官吏都很重视辟除佐吏，以求获取声望与政治资本，一般士人也看中选择主官，以求施展抱负与职位的超迁⑩。结果便是形成如徐天麟所言之社会风气：“名公巨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土，以所得依秉为重。”[5]即便是皇帝所属意者，有时亦须凭名臣辟除以成其名。《后汉书·杨震传》所载颇能说明此风之盛，延光二年(123)，杨震代刘恺为太尉，“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宝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
两汉作家的入仕途径以征辟为多。其获征辟多因善文，所不同者，西汉作家多由征召入仕，东汉文人多以辟除入仕，其中的关捩在于权力由上至下的变迁，反映的是作家对于政治权势的依附性。且看具体事例：
司马相如，《汉书》本传说他初次入仕是以赀选，因文学才能得不到施展，辞官游梁。二次入仕则因其文学才能：“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司马相如为作《天子游猎赋》，“赋奏，天子以为郎。”东方朔，《史记·滑稽列传》载，“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朱买臣，据《汉书》本传，本是一介寒士，以薪樵为生，“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张子侨、王褒，《汉书·严朱吾丘徐严终王贾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褒既为刺史作颂，又作其传，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轶材。上乃征褒。”刘歆，《汉书·元后传》载：“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刘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悦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然因帝舅王凤的阻挠而未果。冯商，《汉书·张汤传》：“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颜师古注：“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扬雄，《汉书》本传言其由蜀入京，先在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门下，后经王音推荐，得以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李善注《文选·甘泉赋》引扬雄《答刘歆书》则云：“雄作《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6]今本《方言》所附扬雄之《答刘歆书》亦有相似言论。虽然文献所言荐引之人不同，但其以文学创作获官则无异议。息夫躬，《汉书》本传：“先是，长安孙宠亦以游说显名，免汝南太守，与躬相结，俱上书，召待诏。”李尤，《后汉书·文苑传》：“广汉洛人也。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崔骃的经历更为典型，“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文多故不载。帝雅好文章，自见骃颂后，常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骃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骃由此候宪。宪屣履迎门，笑谓骃曰：‘亭伯，吾受诏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为上客。居无几何，帝幸宪第，时骃适在宪所，帝闻而欲召见之。宪谏，以为不宜与白衣会。帝悟曰：‘吾能令骃朝夕在傍，何必于此！’适欲官之，会帝崩。”是欲召而未果。“及宪为车骑将军，辟骃为掾。”（《后汉书·崔骃传》）张衡，虽然“永元初，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然最终仍接受朝廷征召：“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后汉书》本传）虽以术学征辟入仕，非为文学，然士人重征召于之可见。马融，汉安帝永初二年(108)，邓骘召之为舍人，因非其所好，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终因饥困难忍，往应骘召。虽属情非得已，走辟除之路则一。（见《后汉书》本传）崔瑗，“年四十余，始为郡吏”，“以事系东郡发干狱。狱掾善为礼，掾间考讯时，辄问以礼说。其专心好学，虽颠沛必于是。后事释归家，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居无何，遵被诛，瑗免归。后复辟车骑将军阎显府。”（《后汉书》本传）崔定，“其后辟太尉陈汤、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大司农羊溥、少府何豹上书荐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后汉书·崔骃传》）蔡邕，“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后汉书》本传）
进一步来看，虽然汉代在灵帝以前，选举常科未列“诗赋”一门，然以善文而见用之例，却贯穿于两汉，这无疑促成了重文风气及文学的技巧传授与家学传统的形成。目前虽没有明确资料说明两汉作家有公开传布诗赋技巧者，但私下问道及揣摩者大有人在。《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友人盛览问其作赋之道，相如曰：“合繤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7]《汉书·扬雄传》转录扬雄《自序》之文：“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或问扬雄为赋，雄曰：‘读千首赋，乃能为之。’”桓谭《新论》：“扬子云攻于赋，王君大习兵器，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8]则问者即桓谭。凡此种种，皆表明辞赋在汉代士人生活中是较为普遍的存在。
以此，两汉文学艺术亦形成家学的传续方式。两汉作家多出自有文学传统之家。严助，《汉书》本传：“严（庄）助，会稽吴人，严（庄）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汉书·艺文志》“诗赋”类有：“常侍郎庄忽奇赋十一篇”，“严助赋三十五篇”。颜师古注：“《七略》曰：‘忽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枚乘与枚皋亦是父子递为赋家（见《汉书·枚乘传》）。张丰，《汉书·艺文志》：“车郎张丰赋三篇。”班固自注：“张子侨子。”虽然张子侨未有具体作品流传于世，然其善赋颂的记载却见于史书(11)。刘辟彊、刘德、刘向、刘歆等楚元王一系，更是宗室中以文学传家的代表（见《汉书·楚元王传》）。涿郡崔氏，早在崔篆时即以文学创作为自我疏解的手段，至篆孙崔骃、骃子瑗、瑗同宗琦等则将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家族传统承袭下来（见《后汉书·崔骃列传》）。班氏家族也早在西汉就已形成文学传统(12)。贾逵是经学大师，亦有文学才情，遥承九世祖贾谊，“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后汉书》本传）。东汉外戚马氏自伏波将军马援开始，就表现出对于文学的偏好。马援征伐五溪蛮，作歌《武溪深》，表现出对于流行音乐与文学的浓厚兴趣。其小女明德马后与父好尚颇同，司马彪《后汉书·皇后纪》言其：“诵《易经》、习《诗》、《论语》、《春秋》，略记大义，读《楚辞》，尤善赋颂，疾其浮华，听论辄摘其要。”[9]至马融，更为一代辞宗，不消赘述。据《后汉书·列女传》，马融之女马芝亦有文学才情，悼亲早逝，作《申情赋》。夏恭，“著赋、颂、诗、《励学》，凡二十篇。”（《后汉书·文苑列传》）恭子夏牙，亦“少习家业”，“著赋、颂、讃，凡四十篇。”（《后汉书·文苑列传》）刘复，“初，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传。傅毅等皆宗事之。复子騊駼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騊駼又自造赋、颂、书、论凡四篇。”（《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征辟不像察举各科，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它往往取决于征辟者个人的兴趣与要求，随意性较大。而两汉自武帝以后，大都有对于文艺的兴趣。东汉除帝王而外，外戚权臣也多有此酷好。
就帝王而言，从武帝开始，继以宣帝、元帝、成帝，至东汉灵帝，构成绵延不绝的重文艺的传统。
对于武、宣二帝的文艺雅好，史家多所论及。《文选》班固《两都赋序》述及武宣朝由二帝发起的文学盛况：“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属，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兄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10]《汉书·王褒传》载宣、元父子对于诗赋的酷好：“上（宣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及，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其后太子体不安，若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后，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汉书·元帝纪》言元帝之才：“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成帝对于辞赋名家扬雄的提拔，亦是出于对文艺的兴趣。前引《文选·甘泉赋》引扬雄《答刘歆书》说扬雄因同乡杨庄之荐得见，《汉书·扬雄传》则言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荐雄为待诏，岁余奏《羽猎赋》获官，虽所由中介不同，然所透露的成帝对于辞赋的兴趣则无异。
灵帝在文学艺术方面，亦颇擅长。曾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后汉书·蔡邕传》）。时人称灵帝“善鼓琴，吹洞箫”[11]，“恭秉艺文，圣才雅藻”[12]。献帝生母王皇后早逝，“灵帝悯上早失所生，追思后令美，乃作《追德赋》、《令仪颂》。”[13]灵帝甚至一度以辞赋选官。《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元年(178)……始置鸿都门学生。”李贤注：“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对此，《后汉书·蔡邕传》亦有记载：“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应召者达千余人，有数十人登用。较之太学生入仕之艰难而言，何其便捷！王嘉《拾遗记》卷六载，“灵帝初平三年，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间。采绿苔而被堦，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澈澄，乘船游漾，选玉色宫人执蒿楫。又奏招商之曲以来凉风。歌曰：‘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惟日不足乐有余，清丝流管歌玉凫。千年万岁嘉难踰。”[14]然灵帝年号未有初平，当为中平之误。据《后汉书·灵帝纪》及注引《续汉志》，中平二年(185)，南宫发生火灾，几座宫殿被毁。灵帝乃规定：凡州郡刺史、太守等官吏调动升迁，秀才孝廉授以新职，须出“修宫钱”，先至西园议定缴价，方可上任。中平三年，南宫修成。裸游馆或趁机修造而成。此《招商歌》，逯钦立先生即将之收归灵帝名下。[15]
就权臣而言，以马氏、窦氏、梁氏对文艺的兴趣较著。
扶风马氏，是东汉前期的外戚权臣世家。马防，马援次子。肃宗时，因妹为皇太后，“贵宠最盛，与九卿绝席”。史传虽未言其文学兴趣，然据其父、兄妹的爱好以推，其于文学，亦颇好尚。围绕在马防周围的作家主要是杜笃、傅毅(13)。
继马氏之后，贵盛一时的外戚权臣为窦氏。窦宪周围，形成一个作家创作群体。《后汉书·文苑传》称述其事：“（和帝）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傅毅、崔骃、班固都以高名冠于当时，同至宪府，造成宪府文章彬彬盛况的同时，也为自身带来名利。这对于时人的兴趣，不无引导作用。
梁氏继窦氏之后，成为又一作家依附的对象。当时著名作家马融、胡广、朱穆、张奂、赵岐、崔琦、崔寔均曾为梁冀故吏(14)，考其原因，虽然不乏作家对于权势的依附性因素，然梁冀本人对于文学的兴味终究不能回避，我们不能因人而讳事。
帝王权贵对文艺的兴趣与征辟制度结合，就为作家凭文学创作入仕提供条件，而不必在经学方面作出较大努力。
（四）
任子。任即保任、荫庇。汉代王侯有世袭的爵位，公卿子弟也可通过“任子”的途径做官。《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汉仪注》：“吏二千石，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黄留珠先生排比两《汉书》，得出结论：就任子形式而言，除父任、兄任外，还有多种形式，如以宗家任、以族父任、以外戚任、以姊任、以祖父任等。任子条件限制亦不绝对，任子数目亦不受一人之限。[16]《汉书·史丹传》载，史丹“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并为侍中、诸曹，亲近在左右”，可谓极好的说明。总之，两汉任子制对于高官贵族子弟入仕大开方便之门。前人注意到任子制“不以德选”，即不受制于经学对于凭此入仕者的学问、品格等方面的约束。董仲舒、王吉等名儒曾对此相继提出批评(15)，足见其与经学取向的对立。哀帝时师丹辅政，曾“除任子令”（《汉书·哀帝纪》），然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在此，我们不拟对此制度作社会价值评判，仅就其与作家的生存空间的关系作出探讨。另，需要指出：两汉有皇族血统者，其政治贵族身份，与生俱来，只须凭借先天血缘关系，便可获取尊位与生资，属于任子制的变格(16)。
在讨论任子制对于作家的影响之前，先要明确：因任子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有较强的辐射性，使汉代高级官员子弟大部分都可由这个途径进入仕途，而不必跻身于太学，钻研章句。就史料记载来看，作为官方最高学府的太学，在较长时间里与高级官员子弟无涉，这种局面从武帝时设立太学起，一直持续到顺帝时期，才正式确立了高官子弟具有当然的太学生资格(17)。尽管朝廷有鼓励官员子弟入学的意愿，但因这些人不必为自己的前程操心，故不会对入学受教经学章句抱有太大的热情，他们当中部分优秀者的注意力，自然转向文学创作。任子制在催生作家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事实确乎如此。两汉作家多有通过任子途径入仕者。孔臧，《汉书·艺文志》：“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班固自注：“父聚，高祖时以功臣封，臧嗣爵。”刘向，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十二岁的刘向以父刘德保荐，任为辇郎。（《汉书·楚元王传》）桓谭，“父成帝时为大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后汉书》本传）王隆，“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汉书·文苑传》）
两汉作家多出身皇室。刘友（赵幽王），刘安（淮南王），刘隁（或作“偃”，齐悼惠王之孙，共安侯之子也）、广川惠王刘越（景帝子），刘去（刘越之孙），广陵王刘胥（武帝子），刘辟彊、刘德、刘向、刘歆（西汉楚元王后裔），淮阳宪王刘钦（宣帝子），东平王刘苍（东汉光武帝子），刘陶（济北负王刘勃之后），刘睦（北海靖王兴子），刘复（刘睦兄弟，封临邑侯），刘騊駼（刘复子），刘毅（北海敬王子），均是与皇族较近的宗室血统。他们之成为作家，原因固不止一端，此处所强调者，为其与任子制的关系。
综上，汉代帝王权贵欲求具有多重性，他们既需要维护政治统治的经学理念，也需要在情感趣味等方面获得满足，反映在汉代入仕制度上就是为各种人才提供方便之门。如果说察举、课试太学生主要出于以经学缘饰政治的需要，课试学僮、征辟、任子数端则主要为其他需求的满足创造条件。后三者与经学关系颇显疏离，却成为催生作家的绝好社会生态环境。
［收稿日期］1010-01-11
注释：
①本文所引《史记》、两《汉书》原文分别用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班固撰、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后汉书》（范晔等撰、李贤等注）。
②需要指出，本文所采用的文学观念是狭义的，即以辞赋、诗歌的创作为主。与此相应，上述作品的作者，便成为本文所要探讨的创作主体——作家。因为《汉书·艺文志》对西汉一代作品有未收者，《后汉书》又未列《艺文志》，这就需要我们遍检群籍，确定考索的范围。本文所考察的作家范围，具体如下：第一，《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及《汉书》本传中收录其作品（指辞赋、诗歌）的；第二，《后汉书·文苑传》中为之立传的，或本传提及其有辞赋、歌诗作品的；第三，《文心雕龙》论及、《文选》录其辞赋、诗歌的。另有个别作家，则随文指明收录之原因。
③常行科目，简称“常科”，与之相对者为“特科”，即特定科目，相当于后世的“制举”。
④汉初，凡学术、掌故、礼仪、章程等文献知识，均称为经学，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称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的张苍：“文学律历，为汉明相。”经学的官方学术地位确立以后，文学成为经学的专称，或指士人以经学而被察举的科目及被察举者，亦指与经学有关的官方学校和教官。
⑤此以汉武帝以后作家为起点统计，帝王与女性作家除外。
⑥学僮，又作“学童”。黄留珠先生以为，学僮乃承秦制而来，“据秦简记载，秦有‘学室’之置。秦律规定：‘非史子殹（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可见，‘学室’是一种培养从事文书事务人员的专门学校；而所谓的‘学僮’，即在‘学室’中学习的‘史子”’（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⑦参见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58-759页。按，《汉书·艺文志》亦有类似记载，惟“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作“六体”（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
⑧参见罗根泽：《〈古诗十九首〉作者及年代》，《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
⑨王充（《太平御览》卷五六八录其《果赋》残句），“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后汉书》本传）。梁鸿，“后受业太学”（《后汉书·逸民列传》）。崔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后汉书》本传）。张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后汉书》本传）。刘陶，“时大将军梁冀专朝，而桓帝无子，连岁荒饥，灾异数见。陶时游太学，乃上疏陈事曰”（《后汉书》本传）。
⑩崔寔《政论》云：“三府掾属，位卑职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
(11)《汉书王褒传》载：“上（宣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12)除男子班彪、班固善为辞赋而外，班氏女子亦多才情。《汉书外戚传》言班固祖姑班倢伃善文，曾作《自悼赋》。据《后汉书·列女传》，班固妹班昭亦善文，入宫，每有异物贡献，皇帝辄使其为赋颂。
(13)范晔：《后汉书·文苑传》：“（杜笃）女弟适扶风马氏，建初三年(78)，车骑将军马防击西羌，请笃为从事中郎，战没于姑射山。”又：“车骑将军马防，外戚尊重，请（傅）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
(14)《后汉书·马融传》载，马融有惩于先时失窦氏旨，不敢复忤势家，遂为梁冀飞章草奏李固，又为梁氏作《大将军西第颂》，为正直所羞。《皇甫张段列传》载，张奂曾辟大将军梁冀府。《吴延史卢赵列传》载，赵岐曾为梁冀辟。《文苑传》载，梁冀任河南尹时，即闻崔琦之才，请与交。《胡广传》载，胡广在梁冀任大将军次年被提举为司徒，后又升任太尉，复封育阳安乐乡侯。又据《黄琼传》，元嘉元年(151)，桓帝欲表彰梁冀，下群臣商讨，胡广和羊溥、边韶等人乃承旨称扬梁冀，比之周公，建议赐以山川田亩。《朱穆传》载，朱穆在顺帝末年，曾被梁冀辟除，甚见亲任。上述诸人后又多因梁冀昏暴，相继背离，因与我们的主题无关，故不作探讨。
(15)《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答武帝策问：“夫长吏多出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未必”之言，只是表述策略而已，其反对任子制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汉书王吉传》载王吉上疏宣帝之言与仲舒相类，要求“除任子之令”。
(16)《汉书·诸侯王表》载汉自景武之后，惩于七国、淮南衡山之乱，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自己的部分领地分给嫡子以外的其他子孙兄弟，并且经皇帝允许，这些王子亦可获得爵位。东汉亦承此制度。如《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永建二年(127)，封（梁怀王）匡弟七人为乡亭侯。”“永建二年，封（淮阳顷王）仪兄四人为亭侯。”“元嘉元年(151)，封（淮阳节王）豹兄弟四人为亭侯。”皇室子孙的贵族的身份得以广泛蔓延，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虽然有“诸侯王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的定制，但仍属于特殊的政治贵族。故视宗室世袭制为任子制变格。
(17)《后汉书·左雄传》载左雄奏疏：“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后汉书·儒林传序》载，质帝本初元年(146)，梁太后诏令“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