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学敏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内容摘要】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文化和指导思想上的重要任务与使命。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和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土壤和民族形式。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必然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现代化的变革，以此不断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转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实现路径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中国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传统文化 融合 基础 路径
【作者简介】 钟学敏 女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以全人类解放为其使命的世界性革命学说，它的基本原理已经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局限，获得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意义上的一般属性。然而，正如任何事物的一般属性都不可能脱离事物的个别属性而独立存在一样，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只能通过一个个具体事物所具有的个别属性才能呈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虽然从根源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每个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世界性必须借助于一个个具体的民族性才能彰显。离开了一个个具体而历史的民族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也就无从谈起。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文化和指导思想上的重要任务与使命。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土壤和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必然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现代化的变革，以此不断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转型与融合。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探索其融合路径，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融合的基础
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反映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相容之处，即通约性，使二者之间能够实现时代交融。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的群众观点之间具有相融性。
关注人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及其重要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核心思想之一。马克思认为，人不但是生产的主体，而且也是历史的主体；人不但是构成人类历史经常性的前提，而且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性的产物和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明确指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样，民惟邦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早在夏初，人们就已认识到民众是护卫邦国的力量，提出了“元后非众，何以守邦?”[注：本成果为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办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编号16JDZ09YB
《国语·周语上》。]的观点。商周统治者进而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则将“人”作为其仁学核心，并在《礼记·礼运》中将人作为“天地之心”来加以强调。孟子创立的“仁政”学说则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民众重于国家和君主的思想。孟子也明确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孟子·尽心下》]，以此突出民众力量的巨大。法家代表性人物韩非子则提出“闻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也，“利之所在，民归之”[ 《萄子·王制》]，由此阐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到了近代，我们不仅能从康有为所描绘的“至仁至治”、“尽善尽美”的大同世界里感受到“民惟邦本”思想的光辉，而且还能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体察到其爱民、利民和富民的良苦用心。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鲜明地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的观点，并进而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095页。]的宗旨。综上所述，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从其本质上说是植根于中国长期自然经济时代所形成的重农轻商的社会心理深层结构之中，与重农主义的传统社会价值取向遥相呼应，又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互为表里，但是其重视民众之伟大历史作用的基本精神，则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相通、相融和共鸣之处，因而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得以广泛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相通相融性。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辩证唯物主义以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为基础，以辩证法为方法论，以对立统一、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为主干，构成了人类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宏阔的发展图景。而唯物史观最直接的贡献则在于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是经济因素，并由此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以及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蕴涵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色。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贯重视“经世致用”，着眼于从物质生产条件以及民心向背的角度去思考历史的兴衰，从人民的物质生活出发去研究社会的道德与文明。早在春秋时期的管仲便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篇》]的观点，认为社会物质条件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基础或前提。孔子则进而提出“庶之、富之、教之”的思想，以此揭示人口的繁衍、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的富足和道德教化取得成效之间的依次决定的关系，强调物质生活条件对于人们道德境界提高的重要意义。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从其本质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观点其实已经蕴涵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素，或者说已经具有了与唯物史观相通和相融的地方。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还蕴藏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种辩证思想最初孕育于殷周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在《易经》中得到集中体现。直至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则提出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的观点，指出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即“阴”、“阳”二气，并认为这两个方面可以在相互作用中实现统一，即走向“和”。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着的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价值定位和思想倾向上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和心理障碍，为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实现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和现代化的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时代交融的实现路径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中国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各具特点和优势。把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仅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条重要路径。具体来说，推动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中国化，就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方式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别是悟性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
第一，直观性与逻辑性相结合，推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严整的概念系统，多用格言、比喻、例证的方式表达思想，使用的概念也大多没有明确定义，只能靠人们的直觉去领会和体悟。《老子》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第一章]庄子说“得意而忘言”[ 《庄子·外物》]。孔子亦云“言不尽意”。[ 《易经·系辞》]慧能则强调“以心传心”，“不假文字”[ 《坛经》]，直承佛教的真髓。悟性思维方式直观性特点的长处在于，它强调人的灵感，强调一种超越，有时能引导人们做出一些原创性的重大发现，这是通常在逻辑思维情况下难以取得的。但是通过直观所得的重大发现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凡是能够产生一定科学价值结果的直觉思维实际上都与长期艰苦的逻辑思维有密切关系,而且,直觉思维的结果还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才能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是在对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传统的批判继承上产生的，它对一切社会现象的分析，都是建立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说具有鲜明的逻辑性特征。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的逻辑性和悟性思维方式的直观性结合起来，有利于克服悟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李泽厚在谈到如何推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转型时说：“简单地斥责中国传统思维的模糊笼统、一切以‘差不多’为满足，固然不能有真正的转换性创造，盲目地推祟所谓‘东方神秘主义’，更休想转换传统。只有在学习、吸收、输入西方严格的逻辑分析和严密推理的思维方式基础上，来重视中国传统中的创造直观的思维持点，这才可能有助于科学和人文，才可能有助于传统思维方式的转换性的创造，而不失去其原有的优点。”[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2——43 页。]
第二，综合性与分析性相结合，注重对事物的分析和概念精确性的把握。
季羡林认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程炳生 曾军：《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季羡林先生谈话录》，《社会科学报》2003 年 1 月 30日第 001 版。]在中国古人看来，由于世界本身是整体的，所以对世界的把握必须遵循其整体性，采用综合的方法。《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第四十二章]这里的“一”便是一个整体，《老子》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老子》第二十二章》]。《易传》讲“观其会通”，强调从综合的角度去观察事物，慧施讲“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是把天地看作是一个整体。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孔子申明“吾道一以贯之。”[ 《论语·里仁》]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把“天人合一”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以至于使这种一体性思维方式对后来的理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高清海指出：“西方讲求‘知物’，以‘有’（存在的‘实在性’）为起始；中国讲求‘悟道’，以‘无’（生命的‘生成性’）为开端。知物，是为了满足生命、实现价值；悟道，是为了圆满生命、完善人格。知物需要用‘眼’去看；悟道需要用‘心’体认。用眼看（观），是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人性与物性的分离为前提的；用心体认（悟）则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人性与物性的融通一体为基点。这就是它们的思想分野，中西哲学迥然不同的思维特质和理论风格便是由此形成的。”[高清海：《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及其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中华民族把天、地、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思维方式，其优点在于它以系统的观点观察和认识事物，从而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是缺点也明显的，那就是忽视了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对事物的观察和研究缺乏深入细致性和严密准确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来说，它既注重综合性，从主客体的互相联系中观察问题，又吸取了西方哲学注重逻辑分析的传统。今天我们要实现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转化，必须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注重综合性思维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中注重分析思维的传统结合起来，克服悟性思维中的模糊性，不仅注重对事物进行综合性思维，更要注重对事物的分析和概念精确性的把握。
总之，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中国化的的过程中，必须在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需要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同时吸收各国思维方式的优点，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化的转型，构建出一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思维方式。
论文作者:钟学敏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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