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末期国民政府领导的大后方儿童福利实验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后方论文,国民政府论文,福利论文,领导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6)01-007509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6.01.009 “中国现代化的儿童福利工作，乃实滥觞于1937年以来对日战争时期，政府与社会通力合作，由急救难童以及于奠定现代化育幼事业基础”(社会部，1984：208)。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于1940年11月改组为行政院社会部而成为全国社会行政事务最高主持机关后，鉴于“我国年来因为战事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愈趋窘迫，一般国民益感生计艰难，对于子女更不能予以适当的教养；同时弃婴遗孤的数目也大为增加”(谢征孚，1984：9-10)，“为维护国家幼苗，保存民族元气，亟应由消极的救济不幸儿童，进而积极的推行一般儿童福利工作”(章牧夫a，1984：246-247)，原由内政部民政司执掌的社会救济事业遂被划归到新改组的社会部而成立社会福利司，其下特设儿童福利科，标志着政府开始肩负起儿童福利责任，“此后直到抗战胜利，全国儿童福利工作在社会部统一规划和督导下从无序走上了有序”(陈竹君、张莉清，2007)。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民国时期儿童福利事业基本是个尚未开垦的研究领域”(刘继同，2010)，以至于不少当代研究者认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其实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福利’”(尚晓媛、王小林，2012：5)。由于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是社会部开辟的首个儿童福利实验基地，本文试图在充分运用南京和重庆两地档案的基础上，对其所开展的实验活动进行历史探究。 一、实验区的创办背景与经过 “举办儿童福利事业，系属最新社会政策，其在我国既属创举”(秦孝仪，1984：216)，因此社会部采取理论与实验并进的方式摸索展开。在理论研究上，社会部从1942年1月起，聘请部内外专家组成儿童福利研究委员会，致力于翻译和研究儿童福利理论，研讨并制定儿童福利法规及各种育婴、育幼、托儿所规程与设施标准；在具体实践上，除督导各地改进或扩充育婴育幼机构外，还设立直属儿童福利机构，具体表现为，一面设立重庆第一、第二育幼院，陪都育幼院，重庆婴儿保育院及重庆实验救济院育幼所等，专门收容难童、弃婴、残疾儿童、抗属子女及孤儿，藉资实验并示范特殊儿童福利；一面又开辟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聘请热心儿童福利事业人士及专家学者开展系统实验，探索普惠性儿童福利服务的社区发展路径，实验区由此成为我国历史上首个由中央政府主办的儿童福利服务社区。 对于实验区所在地北碚，社会部统计处曾在1942年1至7月实地详细调查了该地地理、政治、人口、教育、社会等情况，最终形成了名为《社会调查与统计第2号：北碚社会概况调查》的报告，为社会部将首个儿童福利实验区落户于此提供了论证依据。调查报告指明，北碚自1927年2月由卢作孚掌管以来，历经峡防局时代、实验区时代和管理局时代的不懈建设，已成为一个在人口数量、经济实力、教育文化和交通通讯等方面均相当发达的小县城①。特别是1939年陪都重庆被敌机轰炸后，北碚由于距离市区近、交通便利、风景优美被划入迁建区，一时间各机关、学校、工厂纷纷迁来，有些达官富商也乐于在此修建别墅，北碚又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期。到1942年止，北碚常住人口达16299户，包括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共计77所(其中小学67所)，还有振济委员会第三儿童教养院、北泉慈幼院、重庆慈幼院和辖区所办的难童收容所等难童救济机构(社会部统计处，1943)。然而，北碚境内虽然文教事业发达，但学前教育机构尚付阙如，且各难童救济机构要么只接收战区难童，要么限于经费，以至于本地难童不仅被救济人数少，而且受救助水平低，一般儿童福利服务更属空白。以上各因素既为开展儿童福利实验奠定了物质和文教基础，又提供了发挥空间。 1943年2月18日，社会部指派章柳泉负责实验区筹备事宜，成立实验区筹备处。不久，又聘定卢作孚、胡定安、朱率赓、马客谈、晏阳初、李清栋、吴南轩、胡叔异、卢子英等23人组成设计委员会，以为实验区各项事业设施之设计机构②。2月28日第一次设计委员会议召开，通过《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计划》，初步确定实验区的目标、原则、组织、业务和年度计划等，筹备工作全面启动③。章柳泉从主持筹备工作开始，此后在实验区任区主任达3年，筚路蓝缕，乃实验区的开创奠基者。抗战胜利后，自1946年5月开始，章柳泉先后5次以“身体多病”、“心力交瘁”为由呈请部长谷正纲辞去职务，屡次“慰留”无效后，谷终批准其辞呈④，改派章牧夫于同年9月4日接任⑤。 章牧夫到任后，在继续办理已经实验而卓著成效之工作基础上，顺势将实验区工作由战时转变为平时，力谋改进充实。1948年以后，由于经费困窘实验区工作陷入“一筹莫展”之境，章牧夫又因纠纷缠身而“心神交悴”，“饬总务部门赶办移交清册”，从7月份开始暂停新进工作，并请于8月前辞职⑥。再加上此时南京儿童福利实验区规模日盛，北碚实验区之地位不似从前。鉴于此，社会部遂令实验区自当年9月底办理结束，将儿童福利所和托儿所移交北碚管理局办理，成立北碚儿童福利站。区内所有职员除留任37名外一律遣散，章牧夫调回部内任职⑦。1949年1月10日儿童福利站成立。1月13日北碚管理局接管儿童福利站，并向社会发布《北碚儿童福利站公告》，宣布改“区”为“站”最终完成⑧。 实验区从筹备成立到办理结束，历时6年，其实验成果不仅令当时“社会人士之观感一新”，而且新闻舆论也“时予鼓励”，就连后来由熊芷主持的南京儿童福利实验区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其长足。笔者将从组织制度、机构服务和对外联系等方面分述其实貌与特色。 二、完善的组织形制与严格的设计考核制度 实验区的重要章则在1943年内基本设计完成，囊括《实验区组织规程》及其附属的《托儿所组织章程》《儿童福利所组织章程》，以及《托儿所托儿办法》《托儿所办事常规》《儿童联谊社简章》《设置托儿站办法》等系列规章办法(编者不详，1944)，为各项具体工作展开构筑起制度框架。 据《规程》规定，实验区乃“社会部为倡导及改进儿童福利事业”而设，以北碚管理局辖境为范围，设区主任1人，由社会部派充之，综理全区事务并指挥监督所属职员。主任以下设副主任1人，襄助主任处理事务。主任以下又分设总务、业务、推广及研究四组，分别掌理文书出纳庶务、儿童福利事业规划实施、儿童福利展览竞赛访问宣传推广及儿童福利事业研究试验调查统计编辑等事项。此外还专设会计、人事和统计三室。各组室分设组长或主任1人主持各该组室事务。总体而言，实验区的行政人事编制计主任2人，组长4人，室主任3人，研究员5人，指导员3人，干事7人，助理干事4人，佐理员1人，办事员2人，雇员5人，共36人⑨。 根据《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计划》的规划，实验区最初拟设托儿所1所，儿童辅导院1所，儿童教养院1所，在各乡镇设规模不等的儿童福利所，与当地工厂及公务机关洽办附设托儿所，并举办季节托儿站等⑩。1945年修正的《规程》将规划调整为“视事实需要举办托儿所、儿童福利所、儿童辅导所、儿童教养所”(11)。但真正付诸实施的仅托儿所1处，儿童福利所1处，儿童福利站1处，托儿站2处。具体编制上，托儿所包括所长、股长、医师、教师、保育员等20人，儿童福利所包括所长、股长、医师、指导员、干事、护士、助产士等26人，儿童福利站包括站长和保育人员若干。约计58人。因此全区职员最高额常设为97人。 抗战期间由于人才匮乏，对保教人员资格没有特别规定。抗战胜利后，为保证保教人员素质，实验区于1946年制定《任用教师及保育员甄审办法》，对保教人员资格提出5项要求，为规范甄审程序，由实验区组织甄审委员会主持甄审，采取打分制，满分为100分，60分及格，标准分数分别为履历及经历占30%；实际教学技术占40%；应试科目占30%(12)。实验区试图以制度化和标准化方式来规范选人用人的做法立即得到社会部认可，1947年1月31日社会部训令各直属院所，承认“本部所属各育幼院以往用人对于儿童福利专业人员多未设置”，“为补救起见应限自本年度起各该院最少须用儿童福利专业人员一人”(13)。 为提升实验区职员素养，1947年3月18日社会部训令实验区组织设计考核委员会，就经费、文艺、保教、一般业务、阅读、写作、辩论等方面，采用计分方式开展工作竞赛。实验区随即遵令成立由黄敦诗、胡传彝、张的山等11人组成的设计考核委员会主持工作(14)。实验区工作竞赛围绕学术进修、保教工作、一般业务、业余活动等项目展开，每月评比一次。为取竞赛成效，各单位每月月初须厘定该月份工作进度表，按周预定工作项目，每到月终再由各单位逐项检讨成效；全区职员，除有个人工作考核表按月由各单位主管人员就平时观察记分评比外，在学术进修方面，每人每月均须缴呈工作经验报告1篇，每人必须参加进修组织(如读书会、辩论会、写作会)1种；在业务和保教方面，所有职员更须每月参加保教研究会2次；业余活动方面，亦有福利储蓄会及平剧社等组织(社会部，1984：211)。 概而观之，实验区的组织形制其实是由富有层级的多重系统构成的，包括行政系统、教育系统、生活服务系统和研究考核系统。在行政系统的统合下，其它各系统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给，促使实验区行政人员、教师、医师、研究员等组成一个专业合作团队，共同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的本土化探索。而社会部除定期派员视察工作外，对具体工作无多干涉，从而为实验区实验提供了自由空间，这是社会部其它直辖育婴育幼院所无可比拟的。 三、普惠性的儿童福利服务与科学化的保、教、研合一 托儿所和儿童福利所是实验区的两大实验机构，分别提供学前教育和日常生活服务，其具体运作简述如下： (一)托儿所。实验区托儿所于1943年12月开始收托，收托对象为2～6岁孤苦儿童、家境贫寒之抗属子女以及双职家庭儿童，其中免费者40%，半费和全费者各30%，名额以100名为限，由托儿所收容儿童审查委员会负责甄选。在种类上，收托分全托和日托两种。在学级上，依儿童年龄分为亲(2～2.5岁)、爱(2.5～4岁)、精(4～5岁)、诚(5～6岁)四组，然后根据智力测验结果及平时学习情形予以弹性升降。遵循特定的教导原则，托儿所的课程设计以儿童年龄为依据循序渐进，对各组儿童除分列具有年龄特征的科目外，还规定各科目的目标、内容大要、最低限度、教材选择、教学方法等详细标准，以便使一切活动合理进行。在教学上，各组均采用单元教学法，按月份确定单元主题，所选主题基本与儿童生活贴近。为保证儿童健康发育，“饮食的料理，在托儿所各项业务中，居最重要的地位”(15)，因此特设儿童营养指导委员会，指导托儿所按照营养标准施行科学的饮食管理。健康检查、缺点矫治和疾病预防等也是托儿所管理中的重点。 (二)儿童福利所。实验区儿童福利所于1944年12月成立，以0～15岁社会儿童及学校儿童为对象，分设保健股、康乐股、学艺股和服务股。保健股设诊疗所和妇婴保健咨询处，提供孕检、接生、儿童健康检查、营养改进、疾病诊疗矫治及召开母亲座谈等服务；康乐股设运动场和游艺室，提供体育、音乐、戏剧、游戏活动等服务；学艺股设科学室(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室)、艺术室、图书室和工作室，举办科学启迪、艺术陶冶、升学就业指导等服务；服务股设浴室和理发室，并提供浆洗、儿童保育用具供应、儿童参观旅行指导、儿童日常公共生活管理及儿童救济等服务(16)。到1945年10月，所中各项服务设施除浴室因设备未全消耗颇大尚未开放外，其余服务均积极开展。其中最富成效者莫过于贫病儿童诊疗，1945年1至9月，诊疗所共收治病儿774例，平均每月86例，相较于区内其它接收委托办理贫病儿童医疗的机关如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江苏医学院附设公共卫生事务所和北碚管理局卫生院，“少者高出八倍，多者高出二十八倍”(17)。到1947年，诊疗所平均每月诊疗数增至1394例，服务能力大为提升(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1947)。 儿童福利所和托儿所的并存，使实验区将保与教密切结合。再加上其本身的实验性质，在实验区研究组主持下，两者既是被研究对象，也是培养研究者的基地。实验区研究组除主持设计各项有关儿童福利机构的“章程”、“办法”、“常规”外，还总结编订各项实验成果，如《我们的课程标准》《课程要目与活动纲要举例》《我们的营养》《我们的健康工作》《幼儿游戏选辑》等，同时还编译国外成果如《欧洲各国儿童福利事业概要》《战时儿童保育法》《优良托儿所鉴别法》等。章牧夫接任后，研究组在托儿所中一面研究家庭化教养，意图在形式、称呼、精神氛围上使托儿所变成家庭；一面在托儿所中进行儿童情绪研究，一年内即完成了儿童愤怒、怕惧、喜爱等三种基本情绪的研究报告(章牧夫a，1948)。除扎根于机构进行研究外，研究组还曾开展北碚自由职业儿童调查，从而促成了自谋职业儿童福利站的成立(万惟桢，1946)。为培养教职员研究能力，设计考核委员会在主持工作竞赛期间每月举行保教研究会两次，所有职员必须参加。从1947年6月14日举行的第9次和6月30日举行第10次保教研究会纪录来看，每次研究会均有主席、记录员、发言者、研究问题、讨论交流及主席总结，研究问题贴近现实，如第9次保教会为“怎样养成儿童优良习惯”和“怎样矫治儿童自卑与自傲的心理”，第10次保教会为“怎样纠正儿童上课时脱鞋袜的坏习惯”。两次会议主席均由区副主任黄敦诗担任(18)，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除托儿所、儿童福利所和自由职业儿童福利站外，实验区还设有北泉托儿站和金刚乡托儿站，分别实验职业妇女托儿和农村托儿服务。这些“各有专攻”的实验机构，在研究组主持下，成功使实验区儿童福利服务融保、教、研于一体。总体而言，实验区的保、教、研工作既吸收了陈鹤琴提出的本土化儿童中心主义教育理论，如单元教学法、教学研讨会，又借鉴了国际最新儿童福利理论和方法，如社会调查、设立儿童福利所、重视母婴保健、提倡标准化测验与考核等，从而使中国儿童福利事业在保持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又极富本土特色。 四、多元化的推广方式与网络化的社会联系 为扩大影响力，及时推广研究成果，实验区非常重视与社会建立广泛联系。在推广组的主持下，实验区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而富有层级的社会关系网，由儿童家庭推而及于北碚当地及其周边地区，乃至盟国和联合国。 (一)举办家长活动和调查访问，与儿童家庭建立密切联系。早在1943年7月16日至21日举行的儿童福利宣传周期间，实验区就在朝阳镇和黄桷镇各举行过家庭访问和家庭座谈会，并编印父母须知，曾引起家长广泛注意。实地调查作为西方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实验区也积极吸收运用，1943年10月15日至11月30日，实验区曾主持开展朝阳镇第一保至第九保之儿童家庭状况及生活情形调查，调查工作分8组进行，共计调查家庭797户，儿童1642人，最终以调查报告形式呈现，既为掌握朝阳镇儿童家庭教养情形收集到第一手材料，又密切了与当地家庭的联系(19)。托儿所正式收托后，为谋家庭教养的改进，特通过开展定期的家庭访问、举行恳亲会和展览会、组织父母会等，进一步将实验区与家庭联系制度化，从而既发挥出托儿所的家庭教育改造功能，又实现了家庭对托儿所教育的监督职能。儿童福利所更是将家长保健也纳入服务范围，曾专门举办驱梅、驱虫、驱痨三大保健运动，为患病家长和儿童提供诊疗，确诊后免费提供驱虫时效药、鱼肝油，注射“914”等服务(章牧夫b，1948)，深得家长赞誉。 (二)组织儿童活动和合作交流，与各级机关学校建立友好联系。实验区于1943年7月10日成立儿童联谊社，广泛吸收学校儿童建立读书会、体育会、科学研究会、劳作绘画会、音乐戏剧研究会等组织。章牧夫进一步将儿童联谊社改组为儿童会，广泛吸纳学校和社会儿童入会，组织社会、自然、写作、美术、音乐、戏剧等组。儿童联谊社和儿童会经常根据季节时令在区内演放电影、公演戏剧、举行故事比赛、月下唱游会、登高比赛、健美比赛及儿童晚会、组织参观远足等活动，参加儿童往往数以百千计，颇能调动当地儿童及社会人士兴趣(20)。1944年夏，实验区为加强与渝碚两地各保育机关之联系，推广儿童福利服务，特呈请社会部在北温泉试办儿童夏令健康营，请各保育机关保送身体较弱之儿童入营以增进其健康，共计到营儿童86名，编成4中队，由专职教师带领开展活动为期五周(21)。此外，诸如接收相关学校实习生来区实习，接受中国儿童福利协会邀请派员驻会办公，担任中华儿童教育社团体理事、选送作品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等不胜枚举。 (三)举办并参加国际性活动，与盟国及联合国展开积极互动。为纪念1944年四四儿童节，实验区同时发起两大活动与盟国展开积极互动。其一，为举办儿童福利展览会，实验区分别致电比利时、美国、澳大利亚、捷克等驻华大(公)使馆，请各国使馆代为检送各该国儿童展览资料及物品参展，虽然其他各国均因战时交通不便无法参展，只有比利时回电表示将“于可能范围内酌量检送该项资料及物品”(22)，但足见实验区对于参与国际交流的努力。其二，1944年3月实验区儿童联谊社为“增进与盟军之友谊起见，特发起征求陪都儿童慰劳盟军万信运动，以答谢盟军之友爱”，制定并发出《万信运动宣言》和《万信运动办法》。号召发出后，陪都“各学校儿童热烈参加，踊跃写作，为时未及一月，竟达到预定目标”。收集到的慰劳信分两批请盟军之友社转送，“嗣陆续接到盟军复函，友情热谊，溢于言表”。为奖励私立广益小学、国立重广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军政部兵工署第一子弟学校的踊跃参与，谷正纲亲自题词嘉奖(23)。抗战胜利后，实验区还积极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劝募儿童救济金和文教会展览活动，继续扩大其国际影响力。 (四)借助大众传媒平台，普及儿童福利意识。大众传媒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信息传播工具，包括报纸、书籍、期刊、广播、纪录片、网络等平台。民国时期的大众传媒已相当发达，实验区为普及儿童福利意识，对当时主要的传媒如报纸、期刊、广播、书籍等均积极利用，从而掀起一股强劲的普及宣传浪潮。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发行儿童福利半月刊。实验区与重庆《大公报》达成合作，从1946年10月10日起在其晚报版发行《儿童福利半月刊》，内容以实际问题研讨为中心，一度成为研究儿童福利事业的一块公共园地；其次，举行儿童广播。实验区与重庆广播电台合作，每周举行儿童广播4次，内容包括儿童教育常识、儿童故事、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生活故事等，借此“儿童福利事业更可深入家庭，家喻户晓了”；第三，编印发行实验区章则、办法和研究结果(章牧夫b，1984)。随着实验区影响力的扩大，向其“索取章则办法的机关个人甚多”，到区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章牧夫a，1984：247)，为此实验区特将所有办法、章则、表格及研究成果整理成册，形成系列书籍向社会发行。 五、实验区儿童福利实验的启示 “民国时期是儿童福利事业的奠基时期，当时的儿童福利政策与儿童照顾服务历史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刘继同，2010)。综观实验区的儿童福利实验经验，启示有三： (一)国家是儿童福利的责任主体，政府应在政策制度、人才培养、配套设施和经费保障上给予大力支持。儿童既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又是国家的未来公民，其所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在西方国家日趋推演出一种“国家亲权”理论，认为国家应作为儿童利益的最终保障者与终极监护人，通过承担儿童福利责任而介入并保护儿童成长始终。此时抽象的国家与儿童之间建立起类似父母—子女的拟制关系，国家通过立法、提供资金、培养人才、设立儿童福利机构等来实现其对儿童的亲权(张鸿巍，2012：89)。国民政府正是在抗战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这种拟制关系关涉到民族—国家存亡，从而在人力物资均感匮乏的战争期间毅然肩负起此项责任，在行政院设立专职机关，研制儿童法规，设立专项资金、开辟实验区，大力倡行儿童福利事业。面对师资匮乏的现实，社会部除在中央训练团分批开设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儿童福利人才分发到区外，还商请相关高校如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开设儿童福利课程培养高等人材，实验区对这些高校分配来的毕业班实习生也欣然接收，并作为储备职员。然而，我国当前的“儿童福利特别是专门性政府儿童福利主管当局的组建与作用的发挥却步履蹒跚”(张鸿巍，2012：引子)，进而影响整个儿童福利事业的进程，追根溯源即在于国家的儿童福利责任意识亟待提升。 (二)学前儿童福利是儿童福利的重要内容，理应纳入到儿童福利事业的整体规划中。对于儿童福利的对象，谷正纲(1944)曾明确指出“应以社会全体儿童为对象”，覆盖“胎儿婴儿，以至十二岁以下的幼儿”。实验区亦秉承此旨，设立托儿所、儿童福利所、托儿站等，实验普惠性儿童福利服务，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学前儿童福利因之成为实验区儿童福利的重要内容，涉及学前儿童教育、保育、母婴保健、食品营养、健康照顾、公共宣传、家庭服务与家庭教育改进等方面。其所服务的儿童家庭成分亦将商、政、学、工、农、军等各阶层覆盖在内(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1947)。而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对象主要是‘三无’(无法定抚养人、无劳动能力、无固定生活来源)未成年人，实际工作中主要是福利机构中的孤儿、弃婴和农村纳入‘五保’供养的孤儿”(杨雄，2012：4)，对学前儿童福利的研究更属空白。实验区这种普惠性儿童福利实践证明，将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学前儿童福利纳入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不仅可行，而且还可以实现学前教育的责任分担，为社会部门与教育部门共谋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契机。 (三)积极开展儿童福利的国家级区域实验，发挥其示范推广效应，是提升并加快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的可靠路径。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的经验证明，以国家之力举办区域性儿童福利实验具有多重优势。首先，能够优化调配各种优质资源。实验区在战时环境下虽然经费物资有限，但一方面仍集中了当时国内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如筹备期间的设计委员会成员均系北碚当地的政界精英和教育精英，研究组成员也多系当时从事儿童研究的资深专家如黄敦诗、邰鹤鸣、范雪因等；另一方面也拥有与各级各类机关学校、媒体乃至国际力量沟通的渠道，从而为实验工作顺利推进，并保持其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保障。其次，能够充分发挥示范辐射效应。国家、专家及社会的合力支撑赋予实验事业以权威性，再借助国家主管部门的政策性推动，促使实验成果能迅速被转化并普及化。最后，能够在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普及大众儿童福利意识。实验区是展示儿童福利事业的生动“窗口”，正是借助北碚实验区这个窗口，再加上大众传媒为儿童福利这一“流行语”所营造的社会空间，“儿童福利这一名词，在前数年国人尚觉生疏；近则于通都大邑，几家喻户晓(薛汤铭新，1948)。”我国当前“出于为儿童真实幸福考量的儿童意识仍然是公众意识中的盲区”，实验区的“窗口”作用由此更显意义重大。 ①北碚管理局于1941年3月1日正式成立，其行政组织与普通县相当，隶属于四川省政府，受第三区行政警察专员公署监督指挥。所管辖的乡镇包括朝阳镇(即原北碚镇)、金刚乡、龙凤乡、白庙乡、文星镇、黄桷镇、二岩镇、澄江镇等。 ②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工作总报告》(1943年)，社会部档案十一—806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计划》，1943年2月，社会部档案十一—80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资料来源：《章柳泉关于申请辞职的笺函、代电、电》，1946年6-7月，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160000033000，重庆市档案馆藏。 ⑤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关于报送本区前、现任主任章柳泉、章牧夫移交情形及清册上社会部的呈》，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040000115000，重庆市档案馆藏。 ⑥资料来源：《章牧夫关于报送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内经费情形并申请辞职等上社会部的签呈》，1948年9月24日，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090000129000，重庆市档案馆藏。 ⑦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站、章牧夫关于改办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改组及人员遣散等事宜的呈、代电》，1948年12月19日，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090000255000，重庆市档案馆藏。 ⑧资料来源：《北碚儿童福利站关于检送本站改组情形的签呈、公告》，1949年1月，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090000266000，重庆市档案馆藏。 ⑨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关于改订本区托儿所、儿童福利所组织章程上社会部的呈》，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080000259000，重庆市档案馆藏。《实验区组织规程》于1943年6月19日经部令核准通过，并于1945年6月修改后报行政院备案。 ⑩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计划》，1943年2月，社会部档案十一—80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关于改订本区托儿所、儿童福利所组织章程上社会部的呈》，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080000259000，重庆市档案馆藏。 (12)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关于报送本区任用教师及保育员甄审办法上社会部的呈(附办法)》，1946年12月2日，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030000252000，重庆市档案馆藏。甄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由区主任兼任，副主任委员一人由区研究训练组组长兼任，委员五人由主任委员就区内工作人员中遴选或从区外人士延聘。应试科目由甄审委员会议定之。 (13)资料来源：社会部关于告知本部各院录用儿童专业人员人数限额给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的训令》，1947年1月31日，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050000041000，重庆市档案馆藏。 (14)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关于报送本区设计考核委员会组织规程、委员名单等上社会部的呈》，1947年4月29日，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090000096000，重庆市档案馆藏。 (15)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编.托儿所手册，1946：68页。教导原则共12条，即注重集体生活、注重个别指导、注重儿童自动、利用环境影响、运用设计方法、适合儿童身心发展、多用积极鼓励及暗示与代替的方法、养成优良习惯、利用标准测验、注重实际纪录、厉行保教合一、切取家庭联系等，充分体现出儿童为本位精神。 (16)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关于改订本区托儿所、儿童福利所组织章程上社会部的呈》，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080000259000，重庆市档案馆藏。 (17)资料来源：《社会部、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关于改进儿童厕所、研究室工作及惩戒蔡中杰、潘志琦等的训令、指令、呈》，1945年11月24日，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090000057000，重庆市档案馆藏。 (18)资料来源：《社会部重庆实验救济院(注：实为儿童福利实验区)关于报送本区1947年5至7月份工作竞赛结果学术进行情形等的呈及社会部的指令》，1947年6-7月，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090000107000，重庆市档案馆藏。 (19)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工作总报告》(1943年)，社会部档案十一—806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工作总报告》(1943年)，社会部档案十一—806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1)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关于报送本区试办儿童夏令健康营情形暨教职员名册上社会部的呈(附名册)》，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010000018000，重庆市档案馆藏。 (22)资料来源：《澳大利亚大使馆、美国大使馆、捷克驻华公使馆关于无作品参展致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的函》、《比国驻华大使馆关于拟酌予检寄本国儿童福利展览资料及物品致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的函》，1944年2月，1944年3月1日，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100000228000、01050001000100000224000，重庆市档案馆藏。 (23)资料来源：《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儿童联谊社关于发起陪都儿童慰劳盟军万信运动及检送本社征求陪都儿童慰劳盟军万信运动办法等的公函(附办法)》、《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关于检送本区办理陪都儿童慰劳盟军万信运动经过的呈及社会部的指令》、《社会部及该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关于奖励参加陪都儿童慰劳盟军万信运动优良学校的指令、公函》，时间不详、时间不详、1944年7月12日，社会福利机构全宗汇集档案0105—01050001000100000231000；01050001000100000241000；01050001000100000255000，重庆市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