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史学的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当代中国史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被提上研究日程，但近年来发展迅猛，大有成为显学之势。特别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吸引了制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介入，在这种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日益丰富多样。其中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影响大有愈来愈深入之势，学界出现了一系列以心理分析为视角进行研究的论著①，针对这种发展态势，有必要从理论上总结和揭示心理史学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适度性与合理性，以期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更有效地利用他山之石提供参考。
一、心理史学的发展态势与研究视角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关注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内在动机，早在司马迁时代就开始了，只不过这种分析是依靠常识来进行，易于出现以个人的心理去衡量别人心理的错误。而心理史学则是指自觉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上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及其对于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作用和影响的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
综观有人类历史，有影响的思想家大多认为人类的行为受理性支配。但实际上，从历史来考察，人类的行为受非理性支配之处亦极多。但无论理性与非理性都与心理有关。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是从许多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构成的，而行为是心理的实现。因此，个体心理与群体社会心理是深化史学研究必须考察的重要内容。社会心理②是由特定时代、特定人群中个人的需要、意志、感情等等心理状况汇积而成，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同时，这种社会心理的特点又会在个人心理上表现出来，两者互相依存。如果史学家希望寻找心理动机和意识在历史变化中的作用，就必须去认识在某个社会中，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日常生活的经历，他们对空间和时间，生与死，家庭关系和宗教活动持什么样的态度，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念。普列汉诺夫对此论述说：“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1](p272)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在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或社会制度出现重大调整时，它的作用愈加明显。所以，正如梁启超所论：“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2](p4147)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相互作用制约着历史进程。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当地之社会心理基础之上。
从研究方法上看，心理史学涵括了心理学理论的诸多分支，如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职业心理学等等。从目前国史学界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对社会心理学理论借鉴颇多。社会心理学试图解释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到他人实际的、想象的或潜在的存在的影响；同时，也探讨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透过个体对现实的认知、情感和意向这样的建构性心理过程影响到他人和社会。所谓他人，不但指个体，而且指他人所构成的群体、社会、历史、文化等等。所谓影响，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相互的过程，作为接受影响的主体，对影响具有建构和解释的能力，于是，社会环境就不再是简单的外在于人的环境，而是被主体建构过的环境。由此，社会心理学可以揭示出个体心理与群体社会心理、微观与宏观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机制，应当是非常重要的学科角度。[3]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亦指出，“心理学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领域是集体行为和反应的分析方法。”[4](p105---106)
从中西方心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心理史学由于自身局限性受到了种种责难。甚至有学者称心理史学的失败之作远多于成功之作。[5](p12)但我们能否因为某些学者的失败之作就去排斥这一研究方法呢？对此问题，巴勒克拉夫断言：“只要对心理学加以谨慎的应用，便没有任何理由不应当借助于心理学来扩大历史理解的范围”。而且“历史学家现在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法来使用心理学知识，不再把人的心理看作解释人类行为的始终一贯的、不变的、永恒的、固定的基础，而是看作社会环境中的一个侧面，必须同这个历史背景下其他所有的侧面一样予以解释。”[4](p112)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向历史学家提供的与其说是新的技术手段，倒不如说是促进他们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环境。” [4](p112)而且“无论研究哪个社会和哪个时期，历史学家都必须解释心理的紧张---稳定力量和变化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尤其是那种保证社会继续运转所必需的社会秩序的上层结构与作为社会成员的群众本能反应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无可避免地发生作用，它是历史的骨骼和血肉。” [4](p107)此论堪称道出了心理史学方法的真谛。把人的心理看作是社会环境中的一个侧面，心理史学的这种发展态势与研究视角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方法论利器。
二、心理史学：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利器
把人的心理看作社会环境中的一个侧面这一方法论原则在具体研究中要得到很好的贯彻，必须认识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社会心理之实体”[2]（p4147）。众所周知，新中国几乎是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中走过了成立后的近三十年历程③。任何一场运动都是有领导有组织的，运动的发动者与拥护者的信念以及对运动结果的期望是运动形成和发展的依据。一方面，每场运动总是要经过其发生、展开、高潮、停息的过程，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往往也与一定的社会心理相联系。中共党史专家张静如曾深刻指出，社会心理作为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是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中介，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过程以及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发展，有很大的影响。[6]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更是表明，社会心理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影响而又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变迁，考察社会心理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应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予以关注的重大课题。
1949年到1956年是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重要时期，在这短短的七年时间里，新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但在这一年曾发生多次骚乱事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我们在关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研究中国共产党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改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还要考察当时的社会心理。因为社会转型与新的制度的建立，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等各方面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具有更复杂、更躁动、更迷茫、更活跃的特点，而且经常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因为制度变革在调整全社会利益格局过程中，给予各种利益群体所带来得实际利益是各不相同的，或者有所赋予，或者有所剥夺，赋予或剥夺的多寡和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七年就是社会心理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人们对新的社会制度还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洞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还不大习惯”[7](p74)。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是中国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领导的变化，就无法说明新政权刚刚建立、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怎么能产生出那么大的社会能量，取得那么大的社会效益。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的改造的快速完成也不单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推行，当时的社会心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与社会心理形成了强大的互动，使得原计划用十八年来完成的中国社会这一重大历史性变革在七年的时间内完成。
1957到1966年为全面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而曲折发展的十年。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出现了重大理论迷误，也埋下了人为发动社会动乱的隐患。影响这一段历史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心理学视角来分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之梦为什么在中国大地上演绎，还需考察社会各阶层的时乱迷狂。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公有制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的超前完成，大好形势产生的惯性驱动力，使得领导群体有高速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心理，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而刚刚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广大民众，体会到了新旧制度的差别，他们一方面出于权威崇拜，另一方面急于求成的心理表现也非常突出，在当时已成为全国上下各阶层、各地城乡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就是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国尽快地赶超英、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精神文化上受束缚的被动状况。“就是这样一个饱尝屈辱的民族，当有人振臂高呼：‘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当人们相信只要拼命奋斗就可能在数年之内‘超英超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那么，大跃进时期人们宁可砸锅卖铁，昼夜苦战，甚至‘真实地造假’，除了制度的原因外，不正是涂尔干（Durkheim）所精彩分析过的‘集体狂欢’（Corrobbori）的社会景观吗？” [8]就这样，领导群体的狂热心理与广大民众的快富速强的浮躁心理互相配合，合奏了一阵迷乱的狂想曲，使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1966到1976年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有其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复杂的心理因素。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以及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处理问题的心理定势与当时的政治氛围、社会心理形成强大的互动因素，所以，当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出现时，一些人响应了，各种“红卫兵”、“战斗队”等群众组织遍布全国各地，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全面展开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后来引起群众组织的相互争吵、对立甚至武斗，造成社会大混乱。周恩来曾评价毛泽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巨大人物”[9]萧延中认为，“所谓‘巨大人物’是指其对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这种深远影响力的深厚基础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群体情绪息息相关。” [8]所以他主张从多种角度解读毛泽东，其中“心理动机”与“历史情境”是不可或缺的两个层面，因为“本质上，社会心智必受到集体记忆和历史情境的制约，在人类政治生活中主观意志的随心所欲是不存在的” [8]。他所说的“历史情境”是指中国近代社会所形成的强烈压抑感，激发了整体民族自强自立的意志以及民族自我实现的迫切性，成为当代“中国精神”的内在灵魂。历史从来是由人们自己书写的，一个人的意志绝对不会支配历史。历史个人的意志只有在调动了群体力量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而对群体力量的发动也必须在历史个人的意志同群体的社会心理达到一定程度的暗合，才能得以成功。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化大革命”，可以更为透彻地明了这一段历史的多重面相。
1978年至今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亦是重大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心理作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情感和意向的一种表达，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社会心理时时处于流变之中。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心理变迁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的心理迷茫和躁动时期；80年代的心理憧憬和观望时期；80年代中后期的心理高涨和冲突时期；90年代以来的理性化时期。[10](p146---170)自70年代末起，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风俗、新习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所以有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心理的迷茫和躁动、憧憬与观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心理亦时时处于矛盾冲突之中，对传统的眷恋和对变革的向往，对于一些社会变革在理性上的认同在情感上又难以接受，使得人们在心理取向上经常举棋不定，难以抉择，思想感情、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都要经历一定时期的动荡。在社会转型时期，常常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现阶段突出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以及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很多，但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关键问题是决策者要洞悉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想什么，关心什么，希望什么，这些社情民意是与社会心理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了解把握社会各阶层心态，发现社会矛盾的焦点和热点，及时调整政策化解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疏导公众情绪，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关注点，也是史学工作者研究当下社会的着力点。
三、心理史学与当代中国史史料的互动效应
心理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心理分析的理论也很充实，但对心理史学方法的质疑仍是不绝于耳，一个最突出的反映是，心理分析虽有助于历史研究，但存在着史料不足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不是不存在着这一局限，但是相对而言，由于当代中国史学科的现实性，研究主体与客体的某些共时状态使这种局限要少得多。与其他史学分支科一样，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史料不外乎档案文献、报刊资料、回忆录、声像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等。比较特殊的是，由于现行档案制度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可查阅的档案文献不足以支撑相关的研究。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重视口述史料、回忆录、日记、信件等其他类型的史料，因为当代中国史学科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优越性。而信件、日记是研究心理活动史料的重要来源。特别是政治人物的私人信件能够揭示出官方档案没有记载的心理活动。日记记载着一个人的心灵感受。写日记一般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大多会写下作者的亲身经历的事件和对这些事件的思考和主观上的反应。从这些记载中，我们更能揭示作者的性格和观点。特别是大多数作者并没有想到它们将会被史学家当作史料来运用，因此，私信和日记最能揭示政治家深思熟虑的策略和下意识的观点。一些普通人的日记更能反映出一个时期的社会心态。因为这类史料的作者并不在乎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大多记载了当时的内心思想活动。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一些日记和书信，几乎可以按年按日排纂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心态的变化，使我们能从历史的纵深处来窥见史实的真相。分析报纸的内容是研究一定时期社会心理动向的有效方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各省的省报等也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报纸的内容受版面的限制，而每天发生的事件数不胜数。因此，报纸的编辑所选择的大多都是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事件，研究人们从对一些事件的关注程度，可分析一定时期内人们对各种社会问题注意的轻重缓急，通过分析，可以了解这一时期内人们的心理取向。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历史当事人的一些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等）、演讲稿等，通过考察其语义及用辞来寻绎其个性与心理特征。
另外，“心理学的理论对史料考订的过程作出了贡献。”[11](p146)这是英国史家彼得·伯克的认识。梁启超对此的阐述更为深切，他说：“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2](p4125)所以，他认为，在史料的鉴别上进行一些心理分析是必要的，并对伪书制造者的作伪心理进行了分析，将之归纳为托古心理、邀赏心理、争胜心理、炫名心理等等。[2](p5017)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史史料的处理中更应如此。回忆录与口述史料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单就回忆录一项，可谓丰富至极。回忆录是追记本人或他人过去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的一种文体。以回忆录作者的身份性质来划分，大致可以分成这样两类，一是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二是非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现已出版的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较为丰富，如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地方领导人的回忆录，还有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重要历史人物家属的回忆录以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等等。 非当事人从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角度纂写的回忆录亦有部分出版，如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有关胡风事件的回忆录、有关“大跃进”和“反右运动”及“文革”的回忆录等等。显然，回忆录已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这些回忆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实？对此类史料的考证工作，需要从多方面来进行，但考订作者的心理状态则是必经的一环。为此，马克·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12](p84) 因为如果不能把握史料制作人的心理状态，虽遇真史料亦可导出错误结论，曲解史料。薄一波有一段回忆颇能说明此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陷入了很不正常的状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那个时候，弄虚作假，吹牛夸大，成为一种严重的流行病。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受排斥打击，而一些看风使舵的人却受到提拔重用。这也就迫使一些同志不得不‘只磕头，不说话’或‘只抄报纸说套话’或‘昧着良心说假话’，或发些违心之言。记得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人说：这几年来，一个自己想的是真的，两个人讲的半真半假，三个人一起讲的全是假的。这话虽不能代表一般，但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13](p1290) 如果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找到的也是当事人的所记录的原始材料，如果径直使用，会不会出现这些“真史料”却记载“假问题”的结局呢？这样的史料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比比皆是。所以，针对此种情况，还需要用心理分析的手段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之后再大胆使用较为稳妥些。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对比、判断，准确地判明每件史料中哪些信息反映的是记载人在心理常态下所述的客观事实，哪些信息反映的是记载人不得已而述的虚假记录，然后取其当取，去其当去。
四、前行中的不足与应注意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在加深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上确实能够起到其他理论和方法无法取代的作用，对个体心理与群体的社会心理的研究也已引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一些学者的重视，在对一些问题的探讨上已经有了方法论的自觉。但就研究广度与深度而言，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目前，学者关注最多的是对新中国重大政治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的探讨，特别是集中在“大跃进” 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对其它领域的研究还不多见。不可否认，现有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如开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新领域，获得了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深化了人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但也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不足：一是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尚显笼统、粗疏。 如对“大跃进”的研究，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运动的发动者与社会各阶层的心理也有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与行为存有相似点，但也有不同点，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社会心理学的原理进一步加以研究。二是研究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展，没有普遍研究的问题更多，如灾荒、病疫、战争、动乱等对人们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影响而产生的行为变迁，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三是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存在着对原始资料的占有、挖掘还不太充分的状况。一方面应注意从精英人物的日记、书信、自传、年谱、著作等文献材料中挖掘整理出反映人物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的素材；另一方面要通过田野调查，采集口述史料，体察风俗习惯，搜集一般民众的日记与书信等诸如此类能反映当时人们精神状态的史料，把心理分析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从心理学理论在当代中西方史学中的应用来看，心理分析方法的使用不当或滥用同样会给史学研究带来严重的损害，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有效地来使用它。首先要认识到心理史学往往受制于心理学理论，使得心理分析易于出现以理论模式去套史实的危险。如以卢西恩·派伊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用精神分析理论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分析，归纳出毛泽东的心理类型有仇父心理、父权欲望心理、恋母情结心理等。显然，这些分析牵强附会的成分较多，这是由于坚持某些极端的精神分析理论教条（如对童年经历的过分强调）所致。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不能机械地套用理论模式，而应把研究客体放在特定时代情景中加以考察，避免以主观臆测研究问题的局限性。正如费弗尔所指出：“我们当代心理学家的心理学，不可能通用于过去的人，我们祖先的心理学也同样不可能笼统地应用于今天的人”，[14](p49---64)因为人们生存的一般条件以及受其影响的人们的观念、心理、情感都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绝对不可以忽视时代、地域之间这些巨大的差别，当代心理学的理论不能简单推广到历史中去，也不具有普世的价值。我们应运用在心理史学上可以成立的理论，不能凭借个人的常识，以个人的心理去衡量别人的心理，以今人心理推测古人心理。其次，我们还要明确认识到心理史学只是提供了观察历史的一种视角，不能指望用历史人物心理上的某一特征解释其一切行为，随意夸大历史人物心理状态的作用是错误的。巴勒克拉夫指出：“心理分析法也许有助于解释某个历史事件对个人的重要性，但它解释不了事件本身。” [4](p103)历史人物的行为还受阶级、宗教信仰、社会环境、个人特殊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历史的因素绝不是单一的。另外，在重视心理分析的同时，还要认识到不是所有的史事都可用心理史学来分析，因为“在心理学知识水平的当前阶段上，心理学能够为历史学作出的贡献仅限于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 [4](p111)，只能适用于历史人物、群体和部分历史现象的研究。
尽管心理史学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但心理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进程更是显证。现有的研究实践亦深刻表明，用心理学的理论去分析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历史发生发展的深层次的内涵，所以“历史学家不一定要做心理学家才可以利用心理学的发明或学说。这种发明和学说必然可以对历史学家贡献一种新的见解，而新的解释则可以帮助历史学家纠正许多误解，改正存在于历史著作中许多陈腐观点”[15](p70)。尤其是在史学研究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受到越来越激烈挑战的今天，心理史学大有用武之地。正如有学者所论：“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怀疑自然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有不同观点。就此而言，宣称能解释人类之中理性行为的心理分析理论就有了相当可以发挥的空间。心理史学以为人类行为往往要从其非理性之一面方可以解释完整，以往从理性上来解释人的行为，往往只是指出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不论个人或群体，其许多行为要借助心理分析工具才能有满意的解释，因此在未来心理史学要比从前更有前景。”[16](p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