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本秋[1]2008年在《美国的香港政策：决策的视角（1989-2007）》文中研究说明自1989年以来,美国开始深入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香港回归前美国出台针对香港的特殊移民政策,关注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与人权,并制定《美国——香港政策法》。香港回归后,美国一直支持香港走向西方式民主,并不断介入香港的政治改革过程。这就是中美之间的“香港问题”。那么美国的香港政策是一个怎样的决策过程?美国的香港政策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影响如何?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本文将从对外政策研究的决策过程出发,综合分析美国香港政策生成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次的因素,即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以及决策者个体特点。为了使叁个层次的分析更加便于操作,本文在宏观层次引进了理性行为者模式,在中观层次引进了跨机构政治模式,在微观层次引入决策者个体特点和认知因素,来分析美国的香港的政策决策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并比较不同决策结果所生成的美国香港政策对“一国两制”影响程度的差异。通过分析,本文发现,美国对香港这一具有国际政治经济“二元特征”地区的政策具有以下特点:老布什政府在维护美国在港利益与保持中美友好关系之间寻求平衡;克林顿政府尽管也在维护美国在港利益和维持中美关系之间寻求平衡,但这种平衡偏向于维护美国在港利益;小布什政府第一阶段出于全球反恐以及朝核问题等战略需要而急于和中国谋求发展良好关系,所以为了中美关系大局,美国的平衡是偏向维护中美关系的,而第二阶段小布什政府逐步加大了在全球推动民主的战略,尽管也有平衡,但是偏重于扩展美国在香港的利益。总之,美国的香港政策表现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确定性的一面就是历届美国政府尽力在维护中美关系和扩展美国在香港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不确定性就是这种平衡并不总是稳定的,有时候偏向于维护中美关系,有时候偏向于扩展美国在港利益。美国的香港政策为何有上述特点?理性行为者模式可以解释美国香港政策的确定性,跨机构政治模式和决策者个体因素可以解释美国香港政策的不确定性。作为理性行为者的美国政府既要维护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又要维护中美关系,所以会尽量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因此理性行为者模式能够解释为什么叁届美国政府都尽力在维护中美关系和维护美国在港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跨机构政治模式能够解释在意识形态、利益团体和党派政治等因素影响下,国会努力维护美国在港利益;决策者个体因素能够解释,当决策者个人倾向中国和重视现实战略时会维护中美关系,而决策者不倾向中国和重视国内价值时会维护美国在港利益。但这叁种方式单独都不具有充分解释力。美国自1989年以来历届政府的香港政策决策过程都是这叁种决策方式在综合起作用。但是不同的政府时期叁种决策视角的解释力不一样。老布什政府时期理性行为者模式解释力最强,所以该政府的政策以在维护中美关系和维护美国在港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为主。克林顿政府时期跨机构政治模式解释力最强,所以该政府的政策偏重维护美国在港利益。小布什政府时期决策者个体因素解释力最强,所以美国的香港政策体现出不稳定特点,在2003年前偏重于维护中美关系,而2003年后偏重于维护美国在港利益。就美国1989年以来历届政府的香港政策对“一国两制”的影响而言,小布什政府2003年以前的政策负面影响较小,老布什政府的政策负面影响相对较大,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2003年之后的政策负面影响最大。从政策意图和政策绩效来说,当美国的对港政策目标是倾向于维护中美关系时,其政策对“一国两制”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小;当美国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在维护中美关系和维护美国在港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时,其政策对“一国两制”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当美国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为了维护美国在香港的利益时,其政策对“一国两制”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大。从决策视角来看,理性行为者模式主导的政策(老布什政府)对香港“一国两制”负面影响较大;跨机构模式主导的政策(克林顿政府)对香港“一国两制”负面影响最大;决策者个体因素主导的政策(小布什政府)最不稳定,决策者重视维护中美关系时,其政策对“一国两制”负面影响较小;当决策者重视维护美国在港利益时,其政策对香港“一国两制”负面影响最大。
郝文娟[2]2008年在《1997-2007年美国对香港政策研究》文中指出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问题就完全属于中国内政问题了。但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不仅保留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美欧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香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香港的地位都是十分之特殊的。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关注也是有增无减,尤其是美国,成为继英国人走后香港问题的最大干预者。本文主要探讨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内容、政策特点和政策意义。本文正文部分分为叁章。第一章主要回顾二战前后至香港回归前夕美国对香港的政策,目的在于为研究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的对港政策提供一个历史背景和参照。内容包括二战前后,美国对香港的态度及转变,以及新中国成立至1997年间,美国对香港政策及其转变。第二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主要考察了香港回归后美国对港政策的背景,包括1997年-2007年十年间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勾勒香港回归后美国对港政策的背景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香港在回归后十年间发生的大事件以及美国政府、国会等根据这些大事件出台的相关文件和具有针对性的官方发言等,来分析美国的对港政策。内容包括美国对中央主导香港直选进程的不满、对民主派的支持、对香港人权的指责、对香港经济制度的维护、以及美国实施“变革外交”为美国对港政策带来变化等。第叁章主要分析“一国两制”的内涵及其意义,研究美国的香港政策对中国在港实施“一国两制”的影响。认为美国的香港政策既对我国在港实施“一国两制”起到了一定的督促作用,同时又干涉了我国的内政,不利于我国“一国两制”在香港的顺利发展。
王为民[3]2001年在《美国对港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主权意义上来讲，香港问题已经解决，但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仍然值得认真研究。本文试图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主要就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以来的美国对港政策发展演变进行探讨。 本文正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主要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直到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前美国对香港的政策，目的在于为整个研究提供一个历史背景和参照。 第二章研究中英谈判期间美国所采取的低调政策及其原因、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态度，以及此后美国社会出现的对香港“民主化”进程的关注。 第叁章主要研究布什政府时期的对港政策，内容包括以移民政策为突破口的对港政策初步调整、以《美国—香港政策法》为标志的对港政策法律框架的形成，并就此作出评述。 第四章研究彭定康“政改方案”导致中英对抗局面出现后美国政府的对港政策，特别是克林顿政府对香港事务全面介入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对“政改方案”和“叁级议会”选举的支持，对香港法治、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关注以及加强美港双边关系的措施。 第五章主要研究中国政府筹建特区政府过程中美国所持的态度，内容包括对临立会的态度、对中方决定修改香港法例决定的反应、对民主党的支持，以及针对香港回归所采取的加强监察香港局势、维持美港联系的措施等。 第六章主要研究香港回归后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内容包括美国对香港局势的总体判断，以及继续干预香港事务的具体措施，如立法会选举与民主进程问题、言论自由问题、司法独立问题、出口控制问题等。 结语部分主要概述对港政策与对华政策的关系、美国对港政策目标及其内在矛盾性，认为美国对香港事务的干预有着必然性，但受其自身利益的制约，将会采取将会采取务实政策。
张建[4]2018年在《美国智库对香港问题的认知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智库影响着美国决策者的政策偏好和政策选择,并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决策过程。总体上,美国智库通过推动官方涉港问题倡议、发布涉港问题研究报告、参与召集涉港问题活动、接受媒体涉港问题采访、出席国会涉港问题听证等方式介入香港问题。美国智库在香港问题上的"积极作为",某种意义上间接扮演了压力集团的角色,影响了美国官方的对港政策,干扰了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并对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造成负面影响。但是,美国少数智库学者对香港问题的理性、深入分析,也有利于我们从国际层面认识"一国两制"面临的挑战。美国智库在党派属性、政治立场、议题角度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使其对香港问题的介入也存在差异。中方应利用美国智库这种影响力与认知差异共存的"二元性",有针对性地加以应对,把握美国对港政策的趋势,有效降低其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刘恩东[5]2014年在《1997年后美国对港民主输出政策与香港政制发展》文中研究指明香港回归后,美国对香港民主输出的政策日渐清晰,开始积极介入并干预香港政治事务。香港在美国的"民主"发展规划中主要发挥"民主前沿阵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体制发展方向的引导、催化、转化两个作用。美国对港民主输出政策呈现清晰化、系统化、参与主体多元化、政治化、法制化、公开化、国际化等特点。我们应在中美关系的战略背景下正确认识美国对港民主输出问题,认真分析美国对港民主输出政策的行为主体,制定针对性强的对美政策,进一步完善与香港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孙晨旭[6]2014年在《美国政府香港政策起源刍议》文中认为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临时研究与情报局、商务部国内外贸易局远东司以及国务卿幕僚委员会等部门,先后就涉港问题展开系统考察,形成一系列地区研究和政策规划文件。这些官方文献在美中、美英关系背景下评估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战略价值,针对香港主权、治权事务提出"不参与"和"不主动"采取立场的基本原则,同时就"自由港"、文化举措和情报工作做出政策规划。战后初期形成的首部完整的美国对港政策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为冷战期间制定香港政策确立了基本框架。
李环[7]2016年在《近年美国对香港政策变化及评估》文中研究说明《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仍是美国对香港政策的基石。近年随着香港自身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演变,美国关注香港事务的层级有所提升,对民主、人权、自由等议题的表态增多,研究和关注香港事务的"小圈子"基本形成。香港因素逐渐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显性因素,但由于美国承认"一国两制"及中美之间尚有很多亟需解决的议题,香港问题暂不会成为中美关系中新的"麻烦制造者"。
张建, 张哲馨[8]2017年在《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加大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力度,"香港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内容。美国国会在美国介入香港事务方面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国会通过举行涉港问题听证会、推动涉港法案、发布涉港报告、向白宫施压、支持香港反对派的诉求以及资助非政府组织的涉港活动等方式介入香港事务。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干扰了中美关系的大局、损害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加剧了香港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同时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从长期来看,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存在激化中美关系的可能。
张琳[9]2015年在《香港“占领中环”非法活动中的美国因素》文中研究说明香港“占领中环”非法活动是美国策划的港版“颜色革命”,是围绕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展开的激烈政治较量。这场运动以香港反对派及激进青年学生团体为主体,诉诸激进的街头抗争方式,标榜“一人一票选特首”,争取所谓的“真普选”。但实际上,这场运动违背“一国”原则,妄图挑战中央权力,漠视基本法,不仅严重扰乱了香港社会秩序,影响了众多市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数以亿元计的经济损失;而且导致香港社会群体的尖锐对立,阻碍了香港政治改革的正常进程。美国一直将香港视为中美博弈的重要着力点之一,但在不同历史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近年来随着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太”,美国企图干涉香港事务的态势更趋明显。美国以战略考量为出发点,分别从教育、媒体和经济等方面对正处于转型中的香港社会进行渗透。“占领中环”非法活动既是香港多年来累积的民生问题的集中爆发,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政治运动,但由于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有效的策略,这一图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论文试图梳理美国透过“占领中环”非法活动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脉络,分析美国插手香港事务的原因和目的,并为遏阻美国及其它外部势力介入香港事务提出应对之策。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简要回顾“占领中环”非法活动的基本情况。第二章归纳了美国介入香港“占领中环”非法活动的具体表现,即策划指导“占领中环”方案、提供金钱政治支持、选择和扶植代理人以及培养亲美骨干分子等。第叁章从国家战略、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地缘安全四个维度分析美国关注并介入香港“占领中环”非法活动的原因。第四章针对上述原因,尝试性提出了应对美国干预介入香港事务的对策建议。
沈本秋[10]2012年在《低姿态介入: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的美国态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2年到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期间美国持什么态度?史料显示,美国一方面尽量保持低姿态,避免给外界造成介入谈判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己在香港的利益存在,又很关注谈判的前景,希望谈判的结果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整个中英谈判过程中,美国实际上保持了低姿态介入的态度。
参考文献：
[1]. 美国的香港政策：决策的视角（1989-2007）[D]. 沈本秋. 复旦大学. 2008
[2]. 1997-2007年美国对香港政策研究[D]. 郝文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8
[3]. 美国对港政策研究[D]. 王为民. 外交学院. 2001
[4]. 美国智库对香港问题的认知及其影响[J]. 张建. 国际展望. 2018
[5]. 1997年后美国对港民主输出政策与香港政制发展[J]. 刘恩东. 探索. 2014
[6]. 美国政府香港政策起源刍议[J]. 孙晨旭.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7]. 近年美国对香港政策变化及评估[J]. 李环. 现代国际关系. 2016
[8]. 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及其影响[J]. 张建, 张哲馨. 太平洋学报. 2017
[9]. 香港“占领中环”非法活动中的美国因素[D]. 张琳. 暨南大学. 2015
[10]. 低姿态介入: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的美国态度研究[J]. 沈本秋.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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