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共产党论文,社会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使包括西欧在内的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遭到空前的挫折。法国共产党也因此而承受了莫大的压力，其“法国式的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995年爱丽舍宫的易主和1996年初弗·密特朗的去世则为法国社会党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划上了句号。
1
在二次大战之后，法共和法国社会党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
法共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是由目标和道路两大部分构成的统一体。
法共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目标：1.建立“工人阶级和城乡各类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政权”，即“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政权”[1]，以及以多党制为基础的真正的议会民主制，从而“使每个人都能成为独立自主的公民，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参与决策”。[2]2.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以自治管理为基础的经济民主体制。法共认为：“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应全部归社会本身所有。”“不实现这个条件，就没有社会主义。”[3]法共还强调，在进行所有制和经济管理改革的同时，还必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实行自治管理和彻底民主”，建立一种“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4]3.发展自由、公正的社会民主。法共明确宣布：“法国式社会主义应当为各种自由和民主揭开新的纪元”，[5]并“使每个人都能过上更公正、更安定、更自由、更美好的生活”。[6]
法共实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目标的道路：1.通过和平民主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法共认为，法国的革命“只能是和平的、民主的、合法的和逐步的”。[7]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最好的路，最短的途径”和“唯一现实主义的道路”。[8]但是，它“同认为向社会主义的演变是直线的、安静的、平坦的观点，或者同认为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绿洲的幻想毫无共同之处”。[9]2.积极开展议会内外各种形式的合法斗争，逐步改变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并最终“同现有的制度决裂”[10]，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3.建立以左翼联盟为“轴心”的多数民众的联合。[11]法共认为，尊重各党的独立自主和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法共是保证左翼联盟得以顺利发展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总之，以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作为主要内容并与自由融为一体的社会主义，就是法共所设想的未来目标；而法共“法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一条和平的、民主的、联盟的道路。
法国社会党同法共一样，也主张实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内容包括：1.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历史使命。法国社会党主张社会主义思想来源的多元化，而不是把某种单一的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同时，它力图寻找一条将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多元化同经济的某种集体组织形式结合起来的中间道路，即“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其宗旨和使命是把人从压迫和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2.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法国社会党认为与法国现实相适应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是和平的、民主的道路，即“民主替代”。3.关于实现“民主替代”的战略。法国社会党指出，为了实现“民主替代”，必须联合共产党，建立左翼联盟。这一战略明显地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的战略。但是，它又指出，左翼联盟必须建立在一个强大的社会党的基础之上。[12]4.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手段和目标。“自治管理”是法国社会党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目标，“结构改革”是其核心，实现的途径是通过“平静的”即没有暴力的变革，有步骤地、民主地和团结一致地同资本主义决裂。
法国社会党属于社会党国际的左翼，其主张虽然没有超越改良资本主义的范畴，但它却是以比较激进的形式出现的，并含有比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因此，法国社会党和法共的社会主义观点和政策不乏相似之处。如两党都主张摈弃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建立左翼联盟赢得议会选举胜利，建设符合法国实际和特点的社会主义；都强调尊重自由、实行多党制，对垄断资本进行改革、实行混合经济；都提出在国内维护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要求和平与裁军、建立国际新秩序，等等。但是，如果细加比较，则又可以看出两党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1.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不同。法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改为“科学社会主义”，以此作为其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并由此体现出它的科学性。而法国社会党则宣布信奉民主社会主义，以抽象的人的价值、自由、解放等观念作为其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并由此体现出它的伦理性。2.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不同。法共主张通过除内战（即暴力）以外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建立“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政权”，把主要的生产和交换资料收归国有，以结束人对人的剥削，并以此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而法国社会党则主张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程度的国有化、计划化和自治管理，对法国经济和社会实行渐进的结构改革。可见，两党都倡导“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不一致，其根本政治方向和战略目标是大相径庭的。3.在左翼联盟的领导权问题上，两者的立场存在差异。两党建立联盟的目的，虽然都是为了推翻大资本的统治，建立左翼政权，但在领导权问题上，法共力图凭借自己强大的组织力量，取得联盟的主导权，利用联盟削弱对手，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达到参政的目的；而法国社会党则想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主要力量和核心的左翼联盟，通过联盟争取法共的选民，使法共在联盟中处于从属地位。
总之。上述一致点是促使两党在一定时期能够走到一起的动因；上述对立，则导致两党即使在联合执政期间也时时心存芥蒂，并因而阻滞了“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新进展。
2
恩格斯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创造的。”[13]据此，我们必须把法共和法国社会党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异同，放到法国国内阶级结构变化、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放到国际政治和社会主义运动变迁、演进的大背景中，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深层次的分析。
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同源于1905年成立的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底分道扬镳，由此开始了二者分裂与联合、斗争与合作的历史以及分别探索“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行程，并于70年代几乎同时形成了各自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
法共在建党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受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影响，执行的政策常常脱离法国的具体条件。战后初期，法共超过80万人（1946年），成为国内第一大党，这种状况为法共同其他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力量一道参政和寻求法国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1946年11月7日，多列士在答《泰晤士报》记者问时，首次明确提出了法国可以通过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走过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随后冷战的出笼和国内外的反共叫嚣，这一主张被束之高阁，法共也不再提及。正如该党的一位领导人指出的：“冷战时期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最严重的时期，法共不可能置身于这些年代的矛盾之外。”[14]
50年代后期，随着美苏关系的松动，西欧国家对苏政策也有所调整。1958年戴高乐上台后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法苏关系更是明显改善。在国际共运中，从苏共“二十大”始，各国共产党纷纷探求与苏联模式不同的、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所有这些，都为法共摆脱苏联模式的羁绊提供比较宽松的环境。作为西欧共产党中与苏共最为密切的法共，开始走上缓慢而谨慎的探索之路。而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和同年8月苏联对“布拉格之春”的摧折以及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则促使法共进一步调整自己的战略和战线，深入思考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符合法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
1972年11月17日，马歇在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并不存在一个可以从一国搬到另一国的模式”。[15]1973年，马歇出版《民主的挑战》一书，再次提出法共必须走独特的道路，建设“法国式的社会主义”。1976年，法共“二十二大”批判了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阐述了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前景和与之相适应的民主道路，正式宣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而代之以“劳动人民的政权”。这标志着法共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形成。1979年，法共“二十三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改为“科学社会主义”，并将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目标概括为“民主和自治的社会主义”，力求更贴切地反映和适应法国社会现实的变化。
此后，在80年代、90年代前半期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法共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自身力量的消长，对一些口号的提法有所调整，但是，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和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始终未变。
如果说法共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是突破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摆脱苏联模式的产物，那么，法国社会党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则是建立左翼联盟的产物，并反映了战后科技发展的时代特征。
法国社会党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与1971年始担任新的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的密特朗联系在一起。1958年，戴高乐上台。在长期在野的日子里，密特朗集中思考了两大问题：1.如何同右翼一统天下的局面相抗衡。密特朗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左翼大党，实现左翼力量的联合。1958年，他同老社会党人达尼埃尔·麦耶等人联合发表“争取联合非共产党左翼力量呼吁书”。1965年总统选举前夕，他领导的共和制度大会党与社会党和激进党组成“民主社会主义左翼联盟”，他担任联盟主席。在竞选总统期间，他提出了“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概念。2.如何寻求新的阶级基础。密特朗较早注意到战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西方科技革命的重大进展所导致的法国阶级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断发生的变化，特别是阶级结构的变化。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概念，他使用了“新工人阶级”的提法。
1969年4月，戴高乐下台。不久，密特朗发表《我之管见》一书，提出：“现在我所说的左翼，就是指的社会主义。”[16]并认为法国左派的未来在于同共产党的合作。1970年，他又出版了《可能的社会主义》一书，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定义、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手段。为了进一步团结左翼力量，共和制度大会党与社会党于1971年6月合并，密特朗成为新的法国社会党的第一书记。此后，社会党的立场逐渐向左转。1972年6月27日，法国社会党和法共签署了《共同施政纲领》。这标志着社会党从“第三种势力”政策向左翼联盟（包括共产党人）政策的根本性转变。以左翼联盟为讲坛，法国社会党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进入系统化、理论化时期，这集中体现在密特朗撰写的《手中的玫瑰》(1973)、《蜜蜂与建筑师》(1978)、《此时此地》(1980)等政治性著作之中。
总之，作为法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左翼，法共和法国社会党按照各自的理论纲领，为推翻大垄断资本的统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和艰难的探索，最终形成了名称一致、内容却不尽相同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
3
法共和法国社会党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诸多差异，而且在法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实际行程中也走过了不同的轨迹。
如果说1971年合并解决了社会党的组织问题，整个70年代社会党及其领导人发表的论著、文件解决了“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化问题，那么，取得政权后的任务则是解决理论和政策的实践问题。
1981年出任总统之后，密特朗踌躇满志，他试图通过以扩大国有化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改革、以权力下放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税收和福利制度改革等，走出一条“法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他所推行的改革的力度在法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法国社会党缺乏执政经验，在改革的轻重缓急上缺乏控制，结果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到1995年，由于其自身的矛盾性、空想性并缺乏反映当代法国现实变化的适应性，“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在修修补补地实践了14年之后终于随着密特朗的卸任而远离法国的社会生活，法国社会党也跌入了1971年重建以来的政治低潮。从目前看，法国社会党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党继续存在，但向社会民主主义演变的进程（即向右摆）加快；二是社会党消失，代之以类似美国民主党或囊括社会党人、中间派和某些生态学派人士的松散联盟。无论如何演化，社会党都必须赋予“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以新的形式和内容，使之更具适应弹性和时代活力，否则，它就难以在法国政治舞台上重现昔日雄风。
一位英国作家曾说，法共在谋取政权方面是“最不走运的政党”。[17]法共从未单独上台执政，其“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虽可从法国社会党的执政实践中得到部分体现，但毕竟是两码事。
1981年，法国建立了冷战后西方大国中第一个由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执政的左翼政府。但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法共力量急剧下降，不仅无法与右翼势力抗衡，而且落在绿党和极右翼的国民阵线之后。苏东剧变后，法共党员人数更是从80年代初的70.9万持续减少到目前的不足40万人。究其原因，极其复杂。主要有：国内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变化，资产阶级政府为打击、限制法共的活动而制定的歧视性法律以及为缓解阶级矛盾、促进经济发展而对国家的职能和管理方式所做的调整，社会党的激烈竞争，国际共运步入低潮，法共自身战略和策略的失误，等等。
但是，法共并未在极度困难中倒下。1994年1月，法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宣言重申：法共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前景”和“建设民主的、自治管理的、使全体社会成员均能全面参与决策的社会主义”。在1995年总统选举中，法共候选人获260万张选票，得票率为8.64%；特别是法共保住了23个议席，可以单独组织议会党团，从而得以在法国政治舞台上继续发挥作用。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在其新著《共产主义：变动》一书中写道：“我们已摆脱一个以模式破产为特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里，苏联的模式以及同它相关的思维方式破产了。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也破产了。”[18]在1996年1月访华前夕，罗贝尔·于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指出：“我们的立场”是“以我国人民争取到的社会和民主成果作为基础开创一种‘法国式的新发展方式’”。[18]
总的来说，法共和法国社会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仍处于困难时期，面临着资产阶级政策新变化、科技革命新发展、社会主义自身新现状等诸多挑战，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制定出符合法国实际的斗争纲领和政策，采取正确的联盟策略，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那么，两党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在世纪转换之交再次赢得法国民众的关注和支持，两党也有可能由此走上复兴之路。
注释：
[1][2][3][4][8][9][10]《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343、148、348、383、350、447、449、449页。
[5]《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6]《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7]乔·乌尔班：《欧洲共产主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11]乔·马歇：《让我们说实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12]乔治·阿耶歇、马蒂厄·方托尼：《法国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物》，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14]雅克·尚巴兹：《马克思主义与法国革命运动》，载《思想杂志》1987年3－4月号。
[15]《泰晤士报》，1972年11月17日。
[16]弗·奥·吉埃斯贝尔：《密特朗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29页。
[17]转引自孙健等著：《为什么偏偏是法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18][法]《解放报》，1995年11月13日。
[19]《当代世界》杂志，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