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先富共富”的辩证法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先富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778X（2000）05—0013—03
研究邓小平的“先富共富”思想，可以发现，其间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内涵，在其一系列“先富共富”的理论、观点和决策中，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精髓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思维的睿智与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得到了极好的渗透交融。
宏观动态大系统的整体辩证思维
从邓小平“先富共富”的宏观思想来看，其首先是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国情视为一个纵横交错的、动态的、开放的大系统。在他看来，中国的现实国情是由中国的特殊的生产方式、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人口因素、特殊的民族文化传统等组成的社会有机整体系统，这些诸多规定的综合， 形成了若干具体矛盾互相制约的多样性的统一体。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从构成中国现实国情这一动态大系统的基本要素来看：首先，全国的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低，部分现代化工业与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的传统工业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并存；少量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与普遍缺乏现代化科技知识和文盲半文盲占人口1／4的状况并存。这种生产力的不均衡性又突出体现在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上。其次，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分布区域、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具有很大的差异。从邓小平的“先富共富”整体布局思路来看，邓小平在观察和分析这些基本要素，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合理布局和科学决策时，是把中国经济发展看成一个由以上种种基本要素交织起来的、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的大系统，其中每个要素都在运动、变化着，它们彼此相互依存，不能游离于中国社会这个有机整体之外。正因为看到了中国现实国情的复杂性，并且这些千差万别的复杂因素之间又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整体动态大系统，所以，邓小平的宏观经济发展布局从整体上把握住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大系统的矛盾发展总过程的质的规定性。也正是基于这一系统论的辨证思维，邓小平在对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科学的决策和布局时，以一种通观全局、统筹兼顾的系统决策观，把全国不同地区的“先富”、“后富”子系统统一到了一个“共富”大系统之中，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决策。这种决策，使各“先富”、“后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适应整个“共富”大系统的动态平衡，形成推动整个系统向前发展的动力，保证“共富”动态大系统沿着正常的确定不移的发展程序向前发展。
纵观邓小平“先富共富”实施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辩证科学的系统论布局思维，对于促进中国生产力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保证政策实施的正确性、相对稳定性和前后连贯性，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先富共富”思想的实施已由横向到纵向、从静态到动态、从微观到宏观、从要素到系统、进入整体推进的新阶段，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辩证的系统论决策思维方法，对于升华我们对邓小平“先富共富”布局思想的认识，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否定之否定的生产力布局发展思路
针对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多变性和曲折性，邓小平在对我国生产力发展作出合理布局时，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分布状况的具体实际，以一种客观的、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思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生产力布局作了具体的、历史的“扬弃”。
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为例，从建国初期至今，国家对这些地区的生产力布局政策呈现的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政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在生产力布局问题上的辩证否定的决策思路。1.从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投资倾斜的“肯定”阶段来看：建国初期至70年代中期，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和各种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严峻的国际形势及其一系列重大事件使第一代领导人在选择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将备战因素置于重要的位置，这一考虑历史地选择了地处内地的中西部地区为发展生产力的重点，尤其在60年代后期，国家采取了对中西部地区极度倾斜的经济政策，而对东部沿海地区则采取控制投资的方针。据统计，“三五”期间，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沿海地区仅占30.9%，内地占53.5%，在全国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区在“三五”期间占60.2%，“四五”期间占52.2%。这一政策是在强调备战的前提下制定的，并且是在“左倾”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实施的，最终，这一政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从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投资倾斜的“否定”阶段来看：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缓和局面的出现，邓小平科学分析了国际形势，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在此基础上，我国相应调整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投资重点由中西部转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数额大大下降，但给予东部地区的却是许多优惠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条带状开放地带，形成了我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点，以此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3.从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投资倾斜的“否定之否定”阶段来看：随着国家对东部地区投资倾斜政策的实施，东部地区的发展远远快于中西部地区，致使原来趋于缩小的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至“九五”期间，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出现了日趋扩大的趋势，但这种情况早在邓小平的预料之中，邓小平在“共富”思路中早已预先作了布局，他说：到本世纪末，当我国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经济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根据邓小平否定之否定的生产力布局思路，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1999年6月18日， 江泽民同志在西安主持召开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至此，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投资倾斜政策又以一种新的“肯定”（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出台。
从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投资政策的几度变迁可以看出，邓小平对生产力发展布局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布局思路，正确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并根据生产力布局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上的主要矛盾，以正确的策略适应生产力客观的发展变化，在此基础上，对生产力布局作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辩证的“扬弃”。这种对生产力发展历史布局否定之否定的布局思路，深刻体现了邓小平尊重历史辩证法，按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办事的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灵活机动的布局谋略。
从一般与特殊的联结中解决特殊和一般的问题
邓小平曾经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这段重要论述， 包含了一个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即：从特殊——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来影响和带动一般——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全国经济的共同发展。照邓小平看来，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既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要研究符合我国国情、国力，并有较高经济效益的特殊规律。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尤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正确地认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并把握其特殊性，对整个经济建设布局至关重要。
在考虑“先富共富”战略布局时，邓小平比较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各自的特殊性：中西部地区交通不便，人才、技术、资本等社会资源相对贫乏；而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基础，便利的对外开放条件，较中部地区，具有十分明显的区位优势，这种特殊性，极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由封闭走向开放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循环。因此，新的生产力发展布局最终选择了东部地区作为特殊发展的示范点。邓小平指出“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166、 277页。）“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166、277页。 ）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提出“先富共富”布局时，遵循了唯物辩证法共性与个性对立统一的原理，从“先富”特殊性与“共富”普遍性的相互联结中，设计和制定生产力布局合理、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这既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共富”这一带普遍性的问题，又充分考虑到了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先富”这一特殊性问题。这是唯物辩证法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科学思维方法应用的典范。根据这一辩证法的布局思路，通过先富的示范、带动，后富的追赶及社会的宏观协调；先东部后中西部、先区域后整体的推进方式；通过发挥区域经济优势，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区域小气候，然后最终实现共富的目标。这已被实践证明为是积极稳妥和成功的布局思路。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践证明：针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优势的特殊性，实行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优先发展的战略，不仅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而且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推进。
以辩证的思维视角适度把握决定事物“质”的量变界限
对量变的分析和对“度”的把握，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思维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运用了量变分析的辩证方法，他在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时，曾指出量变在事物转变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列宁也曾把对量变的分析看成是“社会认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注：列宁：《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载《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3页。）适度把握决定事物质的量变界限， 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中，同样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建国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经济建设的布局和决策，必须正确地把握事物发展的“度”，正确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决定事物质的量变界限，根据事物的量变，预测事物发展的变化趋势，从中发现矛盾，并适时地、及时地调整政策。
在邓小平看来，实现“先富共富”的目标必然经历一个从部分区域经济的优先发展，到全国经济的共同发展的历史过程，其间又会有若干个发展阶段，为此，应根据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如果不能全面掌握和处理好现代化建设中主要的量变与“度”的关系，必然要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规模和效益，而一定程度上这些量的关系的失调，则可能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灾难。因此，他提出了两阶段“量变”论，并明确提出了把握社会主义质的“度”的界限。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166、277页。 ）这就是说，在“先富共富”布局的第一阶段，采取鼓励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启动力量和助推器，这一阶段，尽管这种布局政策必须导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只要这种量变符合“三个有利于”，在“度”允许的范围内发展，就要因势利导，即允许发展差距（量变）的存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166、277页。）对这一阶段的量变， 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东西部地区人均GDP差距为80%，而到了1997年扩大为150%，1998年，西部10省市区无一例外的处于全国“低收入组”或“最低收入组”，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由1978年的205元扩大到6050元， 东部最富的上海与西部最贫的贵州人均GDP比较是28236元和2318元，比率为12.1∶1。 （注：韦昌明：《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指导原则及其政策措施建议》，载《中国西南六省区市西部大开发研讨会论文》，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这种差距日益显示出不良的量变势头。对此， 邓小平的布局思路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这个“一定时候”， 实际就是指“先富共富”战略发展的第二个“量变”阶段，即第三代领导人所强调的“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已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重要问题的时期。从邓小平“先富共富”布局的两阶段发展步骤来看，邓小平把两个阶段的量变，都适度地控制在了一个“度”的界限之内，这个“度”的界限、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防止两极分化。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374、111、139页。）“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374、111、139页。）综上可见，邓小平“先富共富”布局中对量变的分析和对“度”的把握，很好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关于量变的发展与“度”的关系的原理，这种辩证思维，使他的治国方略能严格根据客观事物发展规律，促进事物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收稿日期：200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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