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理论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对社会理论内涵的认识上，基本上存在两种最为主要的倾向，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在其《社会思想》的自序中认为，“社会思想者，即人对社会生活及其问题思考之结果也。”（注：转引自侯均生：《西方社会学思想进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这里强调的是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日本学者则普遍认为，“社会思想即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注：转引自侯均生：《西方社会学思想进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这里强调的是对于理想社会形态的构想或认识，同时也折射出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理论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论人们如何界定，评价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第一个层次就是它的方法论，或者说，第一要看其创立过程是否同时遵循实证性与逻辑性这两个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法则。所谓实证性，就是理论必须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人的认识活动必须对事实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所谓逻辑性，就是科学认识及其结论必须遵循“伟大的人类理性”，依据客观事实的内在联系进行正确的抽象和推理，发现客观存在的规律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就在于它始终严格地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发现人类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研究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十分注意，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依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未来社会形态的科学预测，而不是根据价值偏好对未来社会的凭空“构想”，所以不能将其中关于社会现实的认识与对社会理想的认识割裂开来。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9-420页。）邓小平则将此理解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这里体现的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区别。正是形成这种根本区别的方法论，支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不断丰富发展的传统。不清楚这一点，就难以理解从列宁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根基和精神渊源，也难以理解他们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血脉关联，从而也就看不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中国社会的客观事实、以及社会主义实践主体三者之间有机作用的过程中继续推进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及其范式
任何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都必须追根溯源，回到社会主义的发源地。作为人类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自从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以后，无数正直的思想家面对社会的不公正，提出过描绘未来大同社会的种种方案。德国神学家安塞尔姆·德辛在1753年与人论战时，最早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到19世纪20-30年代，欧文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才在报刊上使用“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称谓。到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已成为西欧盛行的社会思潮。（注：《社会主义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应当说，社会主义思潮此时在西欧流行，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资本的原始积累更加伴随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血腥压榨。社会结构领域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的两极分化和价值分裂也日益突出。然而有意思的是，在这种社会土壤中蓬勃生长出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却并没有如德辛所指的那样遵循科学的原则去寻找现实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相反，它们往往把自己理想社会的实现建立在“理性”和“正义”必然胜利的假设之上。这样，种种关于社会主义的天才设想，就仅仅是依据“公平”、“正义”的原则对现实社会进行单纯价值批判的产物，从而难免成为空中楼阁，理论上较弱无力，实践上也行不通，最终被冠以“空想”的名称。
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各主要国家先后进行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在社会化大生产空前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走向完备的过程中，一方面，资本家的资本越来越多，财产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工人的人数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困苦。于是雇佣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次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面对剧烈的社会动荡和赤裸裸的剥削，究竟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时代的大问题？社会发展的未来蓝图只能从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去发掘。那么，由有头脑有意志的人的活动构成的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和历史更迭到底有没有客观规律呢？
在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社会学鼻祖孔德等人那里，从自然科学研究的巨大进展获得启发，他们将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研究建立在“人类社会是物质形态的最高形式”这一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基本公设之上。而马克思从哲学的高度，对这一公设本身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在马克思眼中，这一公设内涵着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的人的本质是什么，二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真正基础是什么。由此，他发现了“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因此，关于前一个基本问题，没有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就没有人的存在；而开展劳动，人就必须组织起来，人的劳动能力不同，这种组织的方式就会不同。从而，人的存在，就不是没有区别的孤立的个体的总和，而是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研究人的本质，不能将人作为一个抽象的类概念，而必须从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的人”。一句话，人的本质存在于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之中。由此，后一个问题也就有了答案。“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而支配人的思想与活动的第一动因则是物质的生产活动，所以“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这就是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可知的。正如列宁后来指出的，“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解决了对社会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问题，也就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观的形成。“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这里不仅体现了一种生产方式、市民社会、意识形态与国家三者逐级决定并相互作用的社会结构模式（人们往往从哲学角度把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范畴，显然忽略了市民社会这个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而且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的基本范式。对这个研究范式或多或少的遵从，成为后来诸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共同特征。
另一方面，这个研究范式的确立表明，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趋向的大问题，不能仅仅从哲学的视角去审视，而是必须在哲学的统摄之下，以宽广的视野把它当作一个综合体来对待，从经济、社会、政治、历史等多角度展开具体、深入的研究。而既然“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既然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那么就可以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由于社会发展规律存在于历史演进的客观进程之中，而现实社会是过去和未来的连接点，那么现实社会的结构性规律也就是社会发展历史性规律的藏身之所，所以只有对当前社会进行整体性的解剖，才能够追溯过去，探索未来。“解剖当前，追溯过去，探索未来”，是马克思探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思路。这同时意味着，当前，只有当前，才是社会研究的切入点，从而反过来奠定了马克思在研究方法上坚定的现实指向。概括起来，就是要采用逻辑和历史相结合、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的研究方式，通过对当前社会最现实最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追溯和透视过去一切私有制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再根据过去和现实的逻辑关系，推断和预测未来社会的结构与形式。
二、经典的范例：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
唯物史观所蕴涵的科学研究方式为进入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世界并揭开历史发展规律的迷团打开了大门。既然物质生产活动是决定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那么社会历史发展的机理与规律，也就需要到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决定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结果怎样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发展规律做了精辟的概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一方面，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另一方面，自有阶级以来，阶级斗争就是推动阶级社会不断变革的政治动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弊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对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充斥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257页。）作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具体论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抓住商品这个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关系和结构的基本范畴，做了详细系统的实证分析。特别是1848年以后资本主义又出现了进一步的繁荣，进一步表明仅仅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推论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还是很不够的，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入具体的剖析，直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规律。这种实证剖析，使马克思得以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这个规律的发现，不仅论证了资本主义的“自然历史过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而且还使马克思据以预见到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从而一个更为明确的结论形成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832页。）
资本主义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将会诞生。催生新社会的根本动力就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发展到改变资产阶级私人占有的地步。而在旧社会内部孕育的实现这一结局的物质条件，则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作为新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结果就是在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对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进行了初步的设想。他们认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从而足以保证每个人的合理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新社会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所以作为从私有制根源上必然产生出来的阶级也就不复存在，继而，作为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工具的国家也就自动消亡，“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通过自身发展到达的共产主义社会。
三、实证科学、实践诉求与理论的价值回归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在“思辩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方法的两个层面，即思辩和实证的密切结合，或者说，使我们看到了所谓逻辑和历史相结合、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研究方式运用的具体样式。一方面，唯物史观是实证方法的认识论依据，没有唯物史观的逻辑思辩，实证方法的运用就会失去明确的方向，从而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实证科学；另一方面，实证方法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没有实证方法的运用，唯物史观将失去它的逻辑起点和客观依据，从而也难以发展出严谨的社会科学。“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植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归结起来，思辩的起点和实证科学的唯一内容，都要统一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也即客观的社会事实上面，这是整个马克思社会理论科学性的根本依据。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断言，唯物史观将社会主义置于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之上，而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则第一次使社会主义具备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页。）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出现并非马克思恩格斯主观的任意杜撰，而是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成熟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认定“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
在这里，马克思的社会研究开始实现与价值层面的整合。“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改变世界的实践不是破坏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是自觉地发现规律并顺应规律，使之为实践者的人的需要服务，所以承担这一使命的社会科学内含着上升到价值层面，并站到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的立场上的要求。因而，“实际上，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既然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已经不能适应它所创造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那么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合于其他管理的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7页。）。后者正是现实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的潜在目的，因为“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页。），“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换言之，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已经现实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膀上。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明确指出，“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由此公开申明自己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在理论上的表现，显示了社会主义理论批判性、革命性的价值准则与价值理想。
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之两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页。），所以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美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3页。）就是说，它摆脱了“空想”的性质，转而主动发现并承担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意愿，为其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一方面是立足客观事实的科学准则，一方面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正义精神。前者回答“如何研究”的问题，它既为后者提供合理性论证，又为其寻找最终实现的物质条件；后者回答“为什么研究”的问题，它的理想融汇在前者研究的方方面面，是科学良心的充分体现。这就是客观性与价值性的最为完美的融合，从而构成了马克思科学理性的完整内容。
四、理论与现实对话中的方法论贯彻
马克思社会理论的主旨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为改造世界提供指导，这是马克思明确阐明了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既是一种必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应然（自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以来人类数百年的人文理想）。这就是马克思运用自己的方法论对现实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解。然而一经把科学的结论付诸实践，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和社会结构，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立即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将理论和现实结合成为“合目的”的实践过程？这个问题回到实践的主体那里，实际上可以分解为两个子问题，一是如何对待理论，一是如何对待现实。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贯彻自己方法论的彻底性的，是他们对这两个问题都做了认真的回答。
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科学性原则的贯彻已经十分深入，对任何一种理论不加审视就予以接受似乎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依据普遍接受的科学性法则，这种审视不是主观的任意评判，而是更加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检验”。自然科学的检验实质上是在重复的条件下进行重复的实验；所谓重复的条件，就是必须在严格控制的状态下复制出前次实验的起点来。同理，社会科学的检验也不是随意选取现实来对照理论，而是要求回到理论所产生的前提，就是说，要回到理论所依据的经验事实和研究这个事实的方法。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而“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既然“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那么，这种研究就不仅是要求对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做出新的概括，它首先是要求对已有的理论进行验证和检讨，从而真正将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才会更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相互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页。）所以，一方面，“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11-412页。）；另一方面，“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理论的自信是统一在对于理论自身的事实容量以及自身终止之处的明确承认之中的。
在这里，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自己理论的审视中看到了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的自觉不仅要求别人把自己当做与客观现实相区别的理论来看待，而且要求在自己由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中获得公正的评价，并把自己也看成是一个与社会过程同样的历史过程。从而，既否认了将自己当作完成了的绝对真理的可能性，同时也否认了把任何理论当作完成了的绝对真理的可能性。我们常常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放的理论，是面向实践不断修正自己、发展自己的理论，并用这个论断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其依据正是立足于此。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更清醒地看到，多少年来，我们实际上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认识的绝对真理的顶峰来加以接受和宣传的，既拒绝学界吸收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要素，实际上也排除了理论自身在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因为‘本本’已经尽善尽美了。”（注：刘林元、商庆飞：《21世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按照列宁的观点，绝对真理是立即地、无条件地、绝对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绝对正确”是不可能也不需要发展的，只有有条件的相对正确的真理才有可能也需要进一步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绝对真理，只能是把它当作社会研究的完成式，从而不仅在实质上关闭了社会科学发展的大门，而且也不符合这个理论本身的要求，这就是意味着走向了它的反面。恩格斯早就指明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2页。）因此，具体地历史地看待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是关系到健康学术心态和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大问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自我审视中体现的贯彻科学性原则的彻底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度理论自觉，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不多见的。
历史地对待理论，一是说，检验理论的客观事实不是检验者眼前的社会事实，而是从中概括出理论的那个社会事实，即历史事实。这样才能避免用这样那样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去苛求理论；二是说，严格地回到理论所依据的历史事实，并在以此为新起点的社会发展中看到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做到这两点，我们就可以联想社会学家关于学科知识可积累性的梦想得以实现的曙光。但是，理论既不是事实的简单复制，事实的发展也就并不等于理论的发展。因此，不论检验理论还是发展理论，都要首先看到理论与事实的区别并理解这种区别。这是把理论当作理论来对待的关键内涵，从而也是正确地检验理论、发展理论、运用理论的重要前提。因为，看不到这种区别，检验理论不仅失去必要而且也找不到对照现实的入口，发展理论不仅找不到根据而且也将失去方向，运用理论就会犯“以理论剪裁事实”的错误。还因为，不理解这种区别，就看不到理论与事实的关联，从而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就会失去手段，运用理论也就找不到着力的支点。换言之，理解理论与事实的区别，必须找到理论和事实的连接点，而正如工业原料与工业产品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只能到加工原料、制造产品的同一台机器中寻找一样，理论与事实发生区别的原因与联系的接点，也只能到创造这种理论的方法中寻找。
科学地对待理论的基本点，一是回归事实，一是回归方法。只有如此，才能“复制”理论的产生过程并在检验中对理论得出正确的评价。而从社会主义实践中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来看，这个评价决不仅仅是简单地做出一个“对”或者“错”的结论就能完成的，它还应包括理论与事实之间距离的判断。简单地说，理论的“对”与“错”主要用反映事实的准确性作为标尺，而理论与事实的距离则主要用理论对于事实的抽象程度作为标尺。正是后一方面的判断，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从而成为需要不断强调对理论与事实作出区分，并在对理论的检验中回归方法的原由之一。任何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论，都只能是按照逻辑法则对事实做出的这样那样的抽象或概括，即使是实证的社会科学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实证科学往往为突出结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而放弃对抽象与概括的强调，马克思的方法论则是高度的抽象与严谨的实证的有机结合，并明确强调抽象的不可缺少。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页。）抽象与实证的紧密结合，使得马克思得以在哲学、实证科学、经验事实这三个层面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同时也形成了其理论相对于事实的抽象距离。
具体来说，马克思使用的抽象方法，不是纯粹的逻辑思辩，而是从纷繁复杂的客观社会事实中概括出集中反映本质与规律性的那些事实。而这个过程又包括两个阶段，第一步是从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母体中抽象出纯粹的、典型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形态，第二步是把这个抽象上升到“具体”，即把典型的资本主义形态抽象为商品这个最普遍、最简单的社会事实。这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纯粹的、成熟的形态，不仅把它的典型特征提取出来，而且把它所包含的潜能和可能达到的水平也包括在内，由此构造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模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抽象，是因为只有在这样一种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所达到的极限状态中，才能看到资本主义促进并包容社会化生产的限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而依据这种典型化的社会化生产的要求，推断未来社会的可能形态。同样地，依据资本主义的理想形态做出的预见，必然是一个新的、典型化的理想形态。就是说，马克思所研究的社会主义，必然也是一种成熟的、纯粹的典型抽象。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把这种社会形态同别的社会形态进行比较并从本质上区别开来。
这种典型抽象的方法在形式上令人想到马克斯·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即那个“具有使自己离开现实而又以此起到认识现实作用”的关键性概念工具——“理想类型”。这种理想类型不是道德理想，也不是指平均状态，而是包含着强调典型行动过程的意思。一方面，它作为理智上构造的概念工具，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因而与经验事实不同；另一方面，它作为考察现实的概念工具，又是在经验事实基础上的概括和抽象。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纯粹形式，是从这个社会的现实中概括出来的，由此构成了其科学性的基本依据，并且构成了它关于社会主义纯粹形式的推论的科学性基础。但是同时也应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纯粹形式，既是在社会主义的现实形态尚未出现之前的一种预测，又是一种典型的抽象模式，因而也就与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存在较大的距离。换句话说，它只是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原理或终极目标，而不可能是具体的、面面俱到的社会主义的“施工图纸”。
解决了如何看待和对待理论的问题，也就同时解决了如何看待和对待事实的问题。既然事实构成了理论的科学根基与检验标准，那么理论对于事实就只能给予尊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下面一段话对于上述道理做了完整的总结：“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科学社会主义包含了客观性和价值性的内涵，但是它的必然性却不是取决于价值性而是取决于客观性。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历史过程，理论既不是完成了的绝对真理，也不是完全复制出来的现实，它本身就存在发展和具体化的内在要求，因而其在实践中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所以，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的过程，而不是“按图索骥”地“实现”理论的过程。不是现实的实践过程去适应理论及其原则，而是理论及其原则首先需要能动地去适应实践。理论的能动性，在于运用理论并将理论与现实结合为实践过程的人。这是马克思理论为实践的社会主义者留下的巨大空间。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实践中的使用方法提出了大量的指导意见。在纵向上，他们强调，《共产党宣言》中“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就是说，社会主义实践的策略和方式，应根据各个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及时代条件来决定。在横向上，“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因为各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做法，对另一个国家可能是绝对行不通甚至是有害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7页。）。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不同国家的运用，必须结合各个国家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考虑各国的具体制度、民族风俗和文化传统。总之，“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84页。），所以不能“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7页。。概括起来，在统一于实践过程的理论与现实的对话中，马克思恩格斯希望人们在接受其创立的理论时，要注重把握其精神实质和科学方法，而不是围绕片言只语和个别结论做文章。他们不仅认为哲学的发展趋势是把具体内容留给具体学科，而自身只留下一种总的观点和基本的思维方式，而且认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只是方法，它所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见解，不仅为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在自己国情和时代条件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依据，而且使他们各自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为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为成功的范例。从而也就证明了，从方法论实质上把握马克思理论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方式。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不断变化，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形态也不断随之推陈出新。因而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始终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和实现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的现实运动建立在准确地把握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这样一种精神实质，并由此构成了一切真正的、表现各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科学方法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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