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时代美国公共教育中的五类控制模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美国论文,五类论文,模式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是保守主义实现全面复兴与现代化的时代。保守主义复兴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斗争，不仅要争夺经济的领导权，而且更要站在教育文化道德战线的最前沿。公共学校是保守主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斗争中最为成功的一个领域。本文将在卢克斯和加凡特的权力三维模型的基础上，分析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教育领域中的控制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卢克斯和加凡特在总结已有的权力理论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权力的三维模型：“明确使用权力”、“依托于无形力量”和“形成自觉”。[1]据此，本文将保守主义对公共教育的控制力分为以下五类控制模式。(见下表)
一、官僚控制
在保守主义使用的诸多控制模式中，官僚控制是最显而易见的一种控制模式，在教育领域，它属于内部控制力的一种。在权力三维模型中，政治控制属于“明确使用权力”一级，主要是依靠经济支配力量以及等级权威的力量来实现控制。
官僚控制，一方面，它是一种运作于明确的规章和程序基础之上的等级权威结构，具有以下显著特征：它将全体员工分成较小的单元，权威和责任明显分离，人员聘用主要根据其技术和专业资格来确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对员工的工作方式进行了严格规定，确立科层晋级制度。在马克斯·韦伯描述的理想模式下，官僚控制是一种理性化的高效运作模式，高效是其本质特征与主旨。这是因为官僚控制不依赖于个人及其人格特征，而是完全依赖于常规化、非人性化的规章制度与集权化的权威等级，这极大地减少了个人对工作和组织运作效率的干扰，增加了工作的专门化、专业性、连续性和中央监督机制的力度。
但是，在现实环境中，要完全实现官僚控制的这种理想状态是不可能的，因此，现实中的官僚控制大多是僵化的。它将窒息组织体制内雇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由少数人统辖整个组织，会使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于那些位居高职的人手中；还可能会使雇员产生过分谨慎的态度，极力希望维持现状而无意革新。也就是说，官僚控制的本质与主旨本身，既有可能保障组织效率，但同时又将对身处其中的人们加强控制管理，从而降低组织效率。[2]
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文化权力关系的典型。正如埃米尔·涂尔干所说的那样，如果同官僚制度打交道的人们没有“采取特定的态度、习惯、信仰和定位”，官僚制度就不能运作。对权威的合乎体统的态度，对专家合法性的适当信任，对所有的必要的准则和程序遵从的意愿，这些是权威持续的关键。[3]因此，官僚控制并不是停留在中立的技术层面上的，而是“一个伦理的建构，一个与道德和政府选择相关的术语”[4]。
官僚控制是一个“统治”的过程，它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权力和权威关系的中心化和集中化”[5]，涉及“统治符号”的垄断与重组，其本质是关于权力和权威关系的创建、稳定和规范化。
在20世纪80年代，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全国课程”的政策文本的形成以及各个学科课程评价标准的出台，便标志着知识筛选过程中官僚控制的具体化。它通过形成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学区以及各级学科专业委员会的权威等级秩序，通过“让全州、全国能够广泛采用的目标”的设定，通过课程评价的标准化与中立化的伪装，使得官僚控制能够介入实现“公共利益”的全过程中，并打算通过严格的层级化权威等级制度让全州、全国的个体公民都对“真正的知识”达成统一的意见与理解。
因此，在“全国课程”的政策文本中，政府权力对“核心知识”与“共同文化”的维护与推崇，对代表社会主流与精英的知识观的保障，正是有赖于官僚控制。而要求建立全国性的教师职业准入制度和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主张，也是如此，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新型官僚控制的形成。
倡导教师资格证和职业进阶制度，表面的代表是专业控制权力的教师委员会和各级教师协会，而在背后支撑这类制度的合法性的却是等级森严的官僚控制程序。它以一种僵化的、静态的、标准化的、专业化的政策文本，打断了动态的、无法标准化[6]的个体教师自身职业的发展过程；它以一种规章化的形式，取代了个体教师自身能力不断充实完善的过程。
这样便形成了等级化的知识和公共学校机制，形成了“领导者和追随者的概念——带领我们又回到了分等级的智力和启蒙的概念”[7]，而保守主义站在这个等级制度的制高点，推动着高度层级化的知识等级和学校管理权威等级的建构与形成，进而彰显了官僚程序的控制力。
二、专业控制
在明确使用权力维度中，还有一种控制模式得到了保守主义的极力倡导，这就是专业控制。在公共教育领域内，专业控制主要是指运用教师专业支配力量、教师专业权威和劝告机制来实现控制，诸如文凭制度、培训机制和专业行为规范制度的构建等，它属于教育领域内部控制力量的一种。教师的专业控制最典型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专业自主、专业自治和专业自觉。所谓专业自主，是指教师能自主决定日常教育教学行为，能在专业领域内自主制定决策，而不受学校中其他控制机制的干扰。所谓专业自治，是指教师专业团体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不受“外行人”的控制，主要是让教师在人事聘用、任命、资源分配、监管、纪律、奖励等方面享有自治权。所谓专业自觉，是指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的专业性有清晰的认识，明确教师专业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形成坚定的教师专业信念和崇高的专业理想，主动维护教师专业的声誉等。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教师在教学领域的专业控制主要是以福利主义或直接民主控制的形式展开的，这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控制模式，这种控制力并不是由个体教师来行使的，而是与官僚控制杂糅在一起，直接接受层层向上的“公共权威”的领导。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保守主义提出了“赋权教师专业权威”的主张，美国的教师专业控制才越来越快地形成一股得到官方认可的、独立的、专门的社会控制力量。
实现教师的“专业控制”具有多重属性，在不同的政治议程中、在不同的政策背景下，它将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8]一方面，从抽象的“词语”形式上看，在公共学校系统中实现教师赋权，实现教师的专业控制力，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将极大地提高教师的地位，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对抗僵化了的官僚控制，有益于提高学生成绩，实现学生个人的充分发展。但另一方面，在保守主义对“授权教师”的具体化过程中，它又被“公共权威”所利用，不得不与官僚控制合流，以控制教师，使得教师成了政策的对象，而不是教师专业的参与者，这就使得“教师赋权”、“教师专业控制”对教师个体而言成了一场海市蜃楼。保守主义倡导的所谓的“教师专业权威控制”，实际上并没有给教师一种强烈的被赋权的感觉。在一些地方，赋权与分权甚至成了“以压力促管理”的一种形式。在那些所谓的“已经被赋权了的”被调查教师中，他们常常谈及劳累、易怒、消沉、睡眠不好、饮酒增多、偶尔在教师休息室哭泣以及因无暇顾及家庭而产生一种负罪感；教师们“无望地搜寻着点滴时间，以便将无限的活动安排到这点滴时间之中”，“匆匆地冲向厕所”，“急忙抓起一杯咖啡”。[9]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受到特定压力集团的影响，这证明“公共权威”本身才是最大的、最“斗不过”的“工会”。因此，保守主义倡导的“授权教师”，实际上成了在“垂直分裂”的过程中从中央向单位个体转嫁危机的一种方式。[10]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保守主义试图在市场驱动和消费者的选择机制下，建立起专业主义或职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由此形成一套“一体化的专业主义”[11]来取代专业自主、专业自治和专业自觉，进而使得“授权教师”、“专业控制”成了“官方控制”、“集权控制”的另一种“更加优雅的说法”。
三、政治控制
公共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来组织和管理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公共学校是一种政治机制，其经费、资源都是由税收和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来负责分配或调拨的，这就是在公共教育领域内滋生政治控制的温床。在权力的三维模型中，政治控制属于第二层次，即“依托无形力量”——西方社会普遍认同的民主选举、任命规则来实现控制。
政治控制的基本理念就是要把位于政治等级阶梯顶层——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强加给学校，公共学校制度的建立只是为了完成统治阶级希望完成的任务，因此，可以说，学校内部的一切事务——教育目标的设定、教科书的选择、教师的培训与任命、教学方式的考量、学费的厘定等，从本质上看，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都是由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家们来决定的。例如，对“全国课程”和“特许学校”的支持与肯定以及它们合法地位的获得，从根本来说，都来自华盛顿的首肯。甚至连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教育改革的发起，都来自“天字第一号”。难怪伯利纳和比德尔不无讽刺地指出，《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只不过是一场“人造危机”。[12]
对学校而言，政治控制是一种外部控制力，是外在于教师与学生个体的。[13]政治控制是通过“职位—权力”的互动关联来实现的，其合法性来自于“民主的”选举结果，是由各级地方教育委员会、各级学监、督学、联邦教育部部长等这些被选举出来的、代表着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以及意识形态阵营的“教育政治家”们来行使的。因此，在“教育政治家”群体中，他们必然遵循一定的规章采取行动来实现其代理人的利益。作为管理着公共学校这个社会公共部门的官员，他们积极扩大开支、扩展自己的权威和管理控制权，同时，他们也促使学校以外的势力对学校加以控制。虽然他们尽力将自己粉饰成“非政治化”的专家，[14]向往更美好的、更理想的、更理性的、更公正的教育景象，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只是热衷于将公共教育正式化、程序化、规则化，并对其实施政治控制。另外，州议会与地方学区在学校经费与资源的划拨方面进行的激烈政治争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保守主义势力在公共教育领域内施加的政治控制。[15]由此可见，虽然保守主义曾激烈地批判现有公共学校中民主政治与科层制相勾结的现象，尽管保守主义都将公共学校中“大面积的学业失败”归结于此，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却是保守主义自身也彰显着他们所批判的政治控制力。
最后，由于政治控制本身具有不稳定性，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民主选举的变化，某一个利益集团必然无法长久地保持其优势地位。因此，政治控制往往需要与官僚控制相勾结，用官僚控制的超稳定性结构来弥补政治控制的不稳定性，继而实现对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有效控制。
四、市场控制
对公共学校而言，市场控制属于外部控制力。在权利的三维模型中，它属于第二个层次——“依托无形力量”来实现社会统治与权力控制的。其合法性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来就产生的对那只“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规则的信奉。
从内涵上看，自由市场是价值中立的，它是通过去政治化的策略来实现市场化与合法化的。市场控制也是在由许多彼此独立的个体在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进行的资源交换来实现的。因此，保守主义认为，自由市场是“天然的”和“中立的”，是靠个人努力和实力来治理的，它不受政治干预和官僚程序的影响，是建立在个体行动的理性选择之上的，所以，自由市场与市场控制是“积极的”、“中立的”，是“有效的”、“消除了传统的阶级与种族偏见的”。[16]这就是保守主义要求以自由市场政策为核心，鼓励家长与学生个体进行消费式的选择，鼓励个人责任和学校的主动性，“削弱不胜任的、官僚的和寄生的政府的失效的手”的“字面”意义。
在社会现实中，虽然要求实现自由市场、实现“中立的”市场控制的愿望“并不见得有多好”，却“也从来做不好”。[17]其原因就如罗杰·达尔提醒我们的那样，市场控制的实现方式是隐喻式的，它不是内涵式的，不是通过确立明确的行动指南来发挥作用的，而是外延式的，其本质就是要用市场的观念来再定义与再阐释“民主”。[18]保守主义所谓的“民主”，“利用市场概念之伞，死死盯着这个部门。它建立了一些购物中心而不是社区。最终的结果是一个由那些感觉泄气的与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无牵无挂的人所构成的原子的社会。”[19]因此，在自由市场的过程中，“那个与他或她的生存条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工人被视作‘消费者’”，他们通过“不同于那些被视作‘技能型劳动者’或不被视作‘家庭主妇’的人的实践”参与到自由市场、自由选择的过程之中来，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牢固的市场控制的实现。在实际生活中，在存在的阶级、性别和种族冲突的美国社会中，从内涵上看，是“价值中立”的自由市场造成了实质性的差异，真实地进行着阶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20]
充分享用自由市场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地把握信息资源。与草根阶层的父母相比，“中产阶级父母更有可能拥有知识、技能和关系以分析和应付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选择与招募的解制制度，接触管理越多越有可能使用非正式的程序”；中产阶级的父母所拥有的“惯习”与在历史积累中形成的学校及其行动者所期望的“惯习”更加匹配，因此，“中产阶级更有能力让他们的孩子进出系统”。[21]也就是说，“存储于学校的文化资本在一个等级社会的再生产中起着过滤器的作用”，表面上看是中性的、不偏不倚的“自由市场”，实际上“再造了更大社会的经济等级制”。[22]由此可见，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市场控制通过多种方式将经济资本、政治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越富裕的、所属社会阶层越高的父母，越有可能拥有各种各样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充足优质的信息与技能，他们能够通过充分理性的分析，利用自由市场的结构与规则，为其利益服务。[23]而对于草根阶层的父母而言，市场控制则必然因信息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而导致全面的不利影响。[24]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市场控制的再生产机理。
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极力推崇的市场控制以及自由市场对知识传递方式的掌控，从本质上看，都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再生产工作。因此，在由保守主义制定的公共教育改革的政策议程中，市场控制不再是一个去政治化的策略，而是一个与政治化密切联系起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控制、政治控制、专业控制、官僚控制紧密地结成了一个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证明的保守主义社会控制网络，进而服务于保守主义在世俗社会的征讨，彰显着保守主义所拥有的权力。
五、价值控制
由于社会上一切个人与组织的行为都依赖于行为者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因此，价值控制不同于前面四种控制模式，它是保守主义所采用的最关键也是最根本的一种权力控制模式，官僚控制、专业控制、政治控制和市场控制从本质上说也都受制于价值控制。在权力的三维模型中，价值控制是居于最高级和核心的地位。价值控制依托的是“形成直觉”的力量，它通过“象征”、“神话”、“常识”等社会文化符号，通过对“通常是理所当然的社会现实不言而喻的描述”[25]来实现控制、表达权力。
价值控制从根本上达成整体社会的一致观念与认同，使得社会个体在“共同”的观念和“统一”的判断下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行动；它使得人们的“思考……沿着特定的语言——一种系统性的关注特定事实和智力的一定方面的组织形式——拟定的路轨，可能摒弃了他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而个体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路轨的存在，更勿论意识到他们早已被固定于其中”[26]。这就使得社会个体与控制着价值观的社会精英政治集团一起思考、感知和行动，完成精英政治集团的既定目标。[27]
价值控制是普遍地建立在广泛存在的常识概念基础之上的，它能使我们将其运用到日常的思维和行动中去。正是这些代表着价值控制力的“符号”的消解、拒斥，驱散了人们在主观认同上的差异性，并僵化社会个体的思想，让人们自觉地借用“业已确立”的、经过精英政治集团再阐释的结论，而不对这些结论进行任何反思。[28]
以《国家处于危机之中》为肇始的保守主义教育改革与大辩论，实际上就是价值控制的表现形式：他们对“什么是真正的知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辩论，实际是保守主义在潜移默化地宣传、灌输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与认识论、知识论规范。在“优异战争”中获胜的保守主义将其定义的“核心知识”与“共同文化”视为合法知识，“全国课程”的建立也进一步巩固其合法性与普遍性，而这些实际上都是保守主义试图巩固、增强社会现存的、保守主义的制度性安排；对“什么样的学校最有效能”的辩论，实际上是在推销保守主义势力试图在组织机构上施行“分权”的理念，试图建立“一个有进取心和竞争性的事业心的个体”和“消费者的民主的天堂”。[29]这些都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在全社会，乃至更广泛的领域内操纵着、支配着知识和传递知识的组织机构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在保守主义的身后，我们看到了五类控制模式正在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政策中发挥着作用，按照其控制等级的逐级向上分别是：官僚控制、专业控制、政治控制、市场控制和价值控制。一方面，即在前四类控制模式中是存在着矛盾斗争的，例如，专业控制和市场控制从理论上看都是反对官僚控制和政治控制的，官僚控制和政治控制也排斥专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干涉，但在现实中，它们则达成了妥协，形成了互相弥补、互相制约的控制网络。另一方面，是最后一个层级的价值控制，它将具有阶级性的、有选择的、有差别的精英集团价值观转变为无阶级的、共同共享共有的、无差别的大众文化价值观——诸如，用“核心知识”作为“共同文化”，而抹杀了共同文化原本要求的“为人们创造必要的条件去参与意义和价值的重建”；用经济民主、“消费者”的民主、无控制的市场机制，取代了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建构的政治民主原则——进而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精神世界的价值控制力与世俗社会的控制力——官僚控制、专业控制、政治控制和市场控制——联系起来，进而掩盖了保守主义所拥有的不平等的权力与控制的利益，并最终实现了保守主义统治权力的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