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支撑的崩坍——刘师培堕落原因再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因论文,刘师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6-0052-05
“东亚—卢骚”、“激烈派第一人”、国粹巨匠、“艰难布鲁东”，刘师培头上，罩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光环。骤然间，却堕落为叛徒、内奸、筹安会“君子”、帝制祸首。其中原委，人们已作了不少分析。本文拟作补充的是，信仰支撑的崩坍，是导致刘师培堕落的又一重要原因。这种支撑，既来自理念，也来自力量；这种力量，既来自组织、同志，也来自朋友、亲人。理念的破灭，力量的崩坍，最终击垮了刘师培，加速了这个名利欲极旺而又好走极端的青年革命家的堕落。
一 简单比附，混淆今古
刘师培是一个传统文化修养极为深厚的知识分子，他习惯于、擅长于从传统文化中摘章索句，阐发新学理、新思想。但是，他的阐发往往存在着一知半解、简单等同的毛病。说到天斌人权，那就是王守仁的良知与生俱来论；说到进化论，那就是《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说到无政府主义，那就是鲍敬言的无君论；君臣对拜就是君臣平等，父慈子孝就是父子平等，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就是倡民权，弑君就是倾覆政府；郑国的乡校就是下议院，西周的制度就是三权分立。他引经据典进行的阐发几乎都存在着这种缺陷，他把传统文化中带民主性因素的思想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理混为一谈，抹煞了二者的本质区别。他不懂得，传统文化是在封闭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滋生的，这种基础不可能孕育出近代的民主思想。以孟子的民贵君轻论为例，孟子决没有把民看得比君还尊贵的意思，它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对民的再评价，目的是告诫人君重视民的力量和人心的向背，不要过分苛待百姓，以维护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它仅仅是统治阶段中比较明智的部分，至多可以称得上开明君主专制而已，它对待人民的观念还有根本的偏见和歪曲。他更不可能认识到，近代民主是植根于大机器生产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新的阶级的政治要求。
简单的比附、等同混淆了今古的界限，把人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民主制度的认识束缚在古人有限的认识水平上，误认为近代西方的学说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言，中国古圣先贤所言就是近代西方的学说。如此，则中国古代的学说不但足以与近代西方的学说媲美，而且大大早于西方。卢梭“《民约》之论”，孟德斯鸠“《法意》之编”，西方“所言君民之理”，人类平等之旨，“皆前儒所已发”[1]，“久已为先哲所倡言”[2]，不恰当地贬低了西方文化，美化了传统文化，引导人们目光向后看。当革命碰到困难和挫折，或者行进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就有可能倒退，从传统中去寻找出路。他的变节堕落，与这种思想逻辑是密切相连的。1908年底，当他的无政府主义活动陷入绝境的时候，他果然倒退回去，从封建主义中寻找出路去了。
二 随意多变，理念动摇
理论上的随意性与多变性，是刘师培思想理论的又一严重缺失。批判封建专制思想，说董仲舒是三纲说的始作俑者；阐述民主思想，又说董仲舒三纲之说旨在平等。阐述革新思想，说孔子是改革家；批判康有为孔子改制说，又称孔子的学说与政治没有关系。昨天说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是“完全社会”[3]，今天则说资本主义是“不道德之极端”[4]。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缺乏严肃性和一贯性。理论上的实用主义态度，与政治上的缺乏坚定信仰、随意多变往往是相通的。
刘师培本是科举场上的封建士子，投身革命以后，四五年间，先后接受过民主主义、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快速而多变。对于新思想、新学理，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以诡随流俗”[5]，并无真正的理解。他最初对西方民主充满了憧憬，写下了当时最系统的介绍卢梭民权学说的、为他赢得了“东亚—卢骚”盛誉的《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书中欢呼，千百年来中国理想中的大同太平世就是当今的西方“民主国”[6]，只要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就将“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7]，一改昔日之衰亡破败，举国歌舞升平。可是，一当接触到西方现实社会，他的民主信仰就发生了动摇。1906年9月，他第一次东渡日本，在东京停留了约1个月。耳闻目睹，他对昔日奉若神明、狂热宣传的西方民主大为失望。“海上归来百感新，西风吹冷沪江滨。迷离衰草恋斜日，历落寒梅逗早春。犹有楼台供入画，那堪金粉易成尘。独从陈迹低迴处，阅尽繁华梦里人。”[8]今日中国人之大喊民主、自由，不过是“迷离衰草”之“恋斜日”，而西方民主、共和之对中国人，犹如“历落寒梅”之“逗早春”。半年以后，他再次到了日本。这次，他在日本停留的时间较长，对日本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有机会读到了大量有关欧美社会状况的书刊。在这些曾经被他赞颂备至、引为中国未来楷模的地方，社会贫富更加悬殊，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动乱有增无减。他对西方民主的崇拜彻底动摇了。在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下，他很快摒弃共和理想，转向了无政府主义，竭力鼓吹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在中国立即实行无政府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专制较之封建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之后不立即实行无政府主义，则“举国宪政，曾不若专制之为良。盖维新之害，固较守旧为尤甚也。”[9]只要实行了无政府主义，消灭了国家，消灭了私有制，“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同”，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大道为公之世”[10]，就会降临人间。
当刘师培讴歌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依然是一种剥削制度，它依然是一种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当他摒弃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能理智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相对于封建主义来说，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人们曾经欣喜地发现，刘师培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说。他也承认，人类社会之初并无阶级，只是到了后来，才渐次出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生产工具也相应地由石器进到青铜器、铁器，再进到大机器生产。他介绍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尽管不尽准确），承认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11]。在他主办的《天义》报上，甚至还刊载过“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的枢纽”的结论。[12]他一度接近了历史唯物论的边缘。但是，他终究是进化论者，是历史唯心论者。他无法认清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从而一厢情愿地得出了结束清朝统治以后中国应立即实行无政府主义的结论。无政府主义理论上是荒谬的，实践上是有害的。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曲高和寡，遭到了革命党人的质疑和批判。1908年上半年，日本无政府主义者遭到逮捕镇压，与刘师培一起发起成立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张继，因为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过从甚密而遭追捕，被迫逃亡法国巴黎；与他一起狂热鼓吹无政府主义的章炳麟宣称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状不相应，是亦无当”[13]，退出“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无政府主义决裂。这一年，日本政府先后查封了刘师培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刊物《天义》和《衡报》。他的无政府活动四面楚歌，陷入了绝境。
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接受过了，宣传过了，又一种种被否定了，或者说走不下去了，还有什么主义可以试验呢？前途何在？出路何在？
简单的比附等同造成了他理论上的肤浅、随意、多变，进而导致了他民主信念的动摇。信仰的理论支撑瓦解了，革命的精神支柱崩坍了，刘师培徘徊、傍徨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三 卷入纷争，失却团体
刘师培于1904年冬加入光复会，约在1905年冬或次年初加入同盟会，1907年初见到了孙中山。这年2月，他因反清活动遭通缉，再次东渡日本，到了东京。也就在这时，发生了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的事件。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革命蓬勃发展，清政府照会日本政府，要求逮捕并引渡孙中山。日本政府既不愿开罪清政府，也不愿过分开罪孙中山，于是秘密送给孙中山8千元，又由民间人士出面，公开资助1万元，将孙中山礼送出境。2月25日，日本朝野人士为孙中山饯行，孙中山率同盟会总部及下属各部负责人黄兴、章炳麟、胡汉民、汪精卫、田桐、张继等赴宴，刘师培也在赴宴者之列。初到东京的刘师培，受到孙中山及同盟会总部的如此器重和礼遇，不在中枢而实居中枢，兴奋、自豪之情，可以想见。他信心倍增，激情满怀，很快写出了《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洲非中国之臣民》、《清儒得失论》、《利害平等论》等一批极有分量的文章，陆续发表于《民报》，“义正辞严，深为海内外称赏”[14](p214)。不幸的是，他很快卷入了同盟会内部的纷争，与孙中山发生了分歧。
同盟会是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联合的基础上成立的。由于在革命纲领、目标、策略认识方面的差异，以及并未完全消失的小团体意识，内部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止过。3月，孙中山离开日本时，将所获赠的两千元留作《民报》费用，其余全部带走，供作策划武装起义之用。章炳麟是《民报》负责人。那时，《民报》的经费很困难，章炳麟认为留下的经费过少，颇为不满；又听说孙中山接受了日本政府的秘密赠款，而此事孙中山并未在内部通报过，便认为孙中山是私自受贿，做了有损于革命声誉的事，更增加了对孙中山的怀疑和不满。五六月间，孙中山指挥的广东黄冈、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章炳麟的不满公开爆发，要求召开同盟会大会，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改举黄兴。他的意见得到了张继、宋教仁、陶成章、田桐、谭人凤等人的支持，刘师培也卷入了风潮，站到了章炳麟一边。由于代理黄兴庶务总干事职务的刘揆一力排众议，黄兴也来信调解，风潮才暂时平息下去。
卷入这场纠纷的人中，孙中山原属兴中会，章炳麟是原光复会公认的领袖人物之一，陶成章是原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张继、宋教仁原属华兴会。刘师培刚到东京不久，对同盟会总部事务知之甚少。但是，他原属光复会；在革命党人中，与章炳麟交往历史最长，关系最为密切。因此，他站到了章炳麟一边，甚而提出改组总盟会总部的主张，并推荐日籍同盟会员北辉次郎、和田三郎雨人为总部干事。在这场纠纷中，孙中山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有不当之处，章炳麟则书生气十足，意气用事，在未弄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贸然发难。昔日的分歧又加深了彼此的猜疑。刘师培走得更远，在不知晓多少事实的情况下，仅凭着平日的感情，跟着章炳麟起哄。他自己素来偏激多变，加之几年来在革命队伍中声望日著，自视甚高，便进而提出了改组同盟会的主张。章炳麟提出改举总理，只牵涉到总理一职；刘师培提出改组总部，则牵涉到更多的人事变动。
倒孙风潮刚刚平息，同盟会内部又发生了新的冲突。黄冈、七女湖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旋即派人由日本购买军火，策划钦州、廉州起义。章炳麟得知这批军火质量低劣的消息，在日本用明码打电报反对，泄漏了风声，导致购军火事搁浅。孙中山极为恼火，在严厉指斥章炳麟的同时，令宫崎寅藏作为日本方面的专任代表，表现了抛开同盟会总部和《民报》社的意向。彼此间的分歧和冲突愈演愈烈，革命内部笼罩了一层阴影。刘师培另立山头，转向无政府主义，以至于后来的倒退堕落，与此不无关系。
刘师培投身革命之初，也曾是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勇士，在扬州、在上海、在芜湖，他4次被追捕，1次遭监禁。1904年冬，一介文弱书生的他，策划了震惊上海滩的暗杀王之春行动。事败，大批革命党人牵连入狱，他自己也被拘禁。但是，他依旧初衷不改，激昂慷慨。尽管环境险恶，但“同志气氛，大抵有同情而无责备。明明败局，翻见革命初程之蓬勃朝气，稳步向前”[15](p150)。内部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鼎力扶助，共赴时艰。同志间充满了友情，使人感到了力量，极大地坚定了革命信仰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现在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内部裂痕累累，纷争不已。争论的一方是革命领袖以及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刘揆一等领导人，一方是革命巨人章炳麟和张继、宋教仁、陶成章、田桐等领导人，以及虽不是中枢人物而名声大噪的刘师培。1908年以后，纷争继续围绕着武装起义的策略、经费问题、反对日本政府封禁《民报》的策略以及《民报》的续刊等展开，更趋激烈，彼此攻击“被收买”、“通奸”，终于导致1910年光复会重打旗号，公开分裂。直至民国初年，彼此间的攻击仍余波不断。事态的发展反过来证明了当年那场争论的深刻性和严重性。敌人的镇压和屠杀可能激起叛逆者加倍的仇恨和拼死的反抗，内部的争吵和来自战友的攻讦、整肃却可能使人灰心、消沉乃至丧失信念。刘师培“提议改组同盟会攘夺干部职权之策不成，渐有异志”[14]，另立无政府主义山头。参与倒孙风潮，与孙中山以及同盟会分裂，失却团体，民主信仰失去组织力量的支撑，成为刘师培最终堕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太少龃龉，朋友反目
章炳麟是刘师培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他们都娴熟于传统文化，都崇奉古文经学，擅长于训诂考证。1903年，刘师培到上海，与章炳麟一见如故，在章炳麟的影响下，随即投身革命。他们一起发扬传统文化的民主性精华，糅合近代西方学说，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共同的学术门径和政治立场，使他们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同志。《苏报》案起，章炳麟被捕入狱，两人依然书信往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05年国粹学派兴起，他们一起成为这个派别的主将，为这个派别的理论建树和学术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06年章炳麟出狱，东渡日本担任《民报》主编，稍后不久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子漱东流，我迎日出，相距一苇，竞无遇期，方之前哲，又益悲矣。”[16]一海之隔的章炳麟，无时不在怀念刘师培。1907年初，刘师培遭清政府通缉，避难日本，章炳麟兴奋不已，当即将刘师培转至《民报》社，与自己同住。在章炳麟等人的影响下，刘师培也很快转向无政府主义，并于6月组织了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鼓吹无政府主义，章炳麟则成为讲习会派最重要的成员。刘师培搬出《民报》社，章炳麟也搬出《民报》社，应邀与刘师培同住。
1907年夏，同盟会内部纷争不断，作为纷争一方领袖的章炳麟因此而消沉，萌发了寻求清吏资助赴印度出家的念头。同年冬，刘师培与他的妻子何震相继回国，受章炳麟委托前往两江总督端方处寻求资助。端方不愿轻易将资助款项交付章炳麟，章炳麟也不会轻易出家研佛，交涉无果而终。一位声名显赫的革命党人，转而意志消沉，意欲脱离革命，甚而暗中与清室大吏作肮脏交易，不能不在革命队伍中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刘师培是这场交易的亲历者和目击人。知交、兄长、楷模的所作所为，在他的心灵深处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与刺激。革命理想何在？革命气节何在？这一切，仿佛在一夜之间都坍塌了。本来就多变而无定见的刘师培，无疑又平添了无尽的迷惘。
剃度出家不成，章炳麟照旧在东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08年4月，章炳麟无意中发现刘师培的妻子何震与其姻亲汪公权私通，便悄悄告诉了刘师培。封建时代，人们极为看重门风名节，更何况刘师培这种书香门第。刘师培的母亲出身经史之家，谙熟《诗》、《书》。章炳麟的话一出，老太太“非但不听，反大骂章造谣，离间人家骨肉”。汪公权、何震更是“恨之切齿，尤其是汪……汪公权满脸凶气，眼睛都是红丝，嚷道：‘我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17]刘师培虽然相信老朋友不会乱说，但也只能跟着骂。章炳麟成了刘师培全家的仇人，无法再住刘家，只得搬回《民报》社。6月，他在《民报》第21号发表《排满平议》一文，明确表示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状不相应，是亦无当”，与无政府主义决裂，不再参加讲习会派的活动。
矛盾进而牵延苏曼殊。苏曼殊系僧人，与刘师培同龄，通英、日、梵文，长于文艺、绘画，1902年投身革命，以笔、画为武器，鼓吹革命。刘师培1903年在上海与苏曼殊结识，自此成为莫逆之交。《苏报》案发生以后，他们一起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战斗，共同为被称为“《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撰稿。1905年，刘师培为避清方追捕，碾转台湾、浙江嘉兴，到了安徽芜湖，在安徽公学及皖江中学任教。他组织暗杀团体黄氏学校，参加岳王会，在课堂上公开鼓吹革命。次年夏天，苏曼殊应刘师培邀请，也到芜湖任教。在这里任教的还有陈独秀、章士钊、陶成章、柏文蔚、张通典、谢无量、周震麟、江彤侯、俞子夷等革命党人和知名人士，芜湖一时成为了“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18](p378-379)。国粹主义运动兴起，刘师培受命筹办国粹学堂，即计划聘请苏曼殊为教员，后因经费无着而未成。1907年初，刘师培为避难赴日本，同行的除妻子何震、何震表弟汪公权外，就是苏曼殊。到东京以后，他们一起应章炳麟邀请住《民报》社。刘师培自立无政府主义山头，另行租屋，即邀苏曼殊、章炳麟一起居住，形影不离，情同手足。苏曼殊画艺精湛，何震拜其为师，自称女弟子，并为苏曼殊编辑画集。不过，苏曼殊生性放荡不羁，又患有精神抑郁症。一天深夜，他病症加重，赤身裸体，闯入刘师培夫妇卧室，高声叫骂。刘师培全家与章炳麟发生冲突，他从中调解；何震、刘师培夫妇受章炳麟委托与端方洽谈一事，他也知道一些，告诉了当时也在日本的陈独秀。他因此得罪了刘师培全家。“太少又有龃龉之事，而少公全家迁怒于余。余现已迁出，飘泊无以为计”[19](p208)。“太”指章炳麟，因其字太炎；“少”即刘师培，因其避难浙江、安徽时化名金少甫。与孙中山分手、远离同盟会之后，他最亲密的朋友章炳麟、苏曼殊又离他而去了。
五 妻子叛变，百般挟持
1903年秋，刘师培奉母命成婚。夫人何震，自幼诵《诗》诗《书》，颇有姿色。婚后，夫妻双双赴上海，刘师培为《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撰稿，何震入爱国女校就读。爱国女校成立于1902年，发起人为蔡元培、蒋智由、黄宗仰、陈范、林獬、吴葆初等，不是革命党人就是进步开明人士。学校提倡女权，宣传革命，何震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07年初，她随刘师培到了日本。6月，与陆恢汉、徐亚尊、张旭、周大鸿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女子复权会，唐群英、方君英、何香凝、高旭等革命党人则是这个团体的赞成人。又创办《天义》报作为机关刊物，自任编辑兼发行人。刘师培转向无政府主义，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天义》报实际上成为讲习会派的机关报。夫妻二人或共同署名、或单独署名，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激烈鼓吹无政府主义，“女子革命”，成为当时中国人中的无政府主义风云人物，被朋友们盛誉为“慷慨苏菲亚，艰难布鲁东”[20](p2)。冬，受章炳麟委托，在刘师培之先回国，并亲赴南京与端方洽谈赴印度出家事，未成，返回日本。“刘是一学者，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既好名，而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了一种月刊，并带无政府色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公权）趁此勾引，与何发生了关系”[21](p25-30)。事为章炳麟知悉，告诉了刘师培，终于导致了刘师培与章炳麟的翻脸。何震对章炳麟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委托刘师培夫妇与端方洽谈期间，章炳麟给刘师培夫妇写过5封信。何震抓住章炳麟与端方暗中交往这事，大做文章，将章炳麟的5封信拍成照片加注，寄上海《神州日报》。又寄巴黎《新世纪》社吴敬恒，利用吴敬恒与章炳麟在《苏报》案中积下的宿怨，挑动吴敬恒刊载。《苏报》案中，吴敬恒事先得到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准备捕人的消息，自行走避，未告知其他同志。章炳麟因此而误以为诸人被捕出于吴敬恒告密，吴敬恒则坚决予以否认。纠纷直到30年代仍未平息。事实上，吴敬恒并未告密。接到何震的书信以后，吴敬恒当时没有刊载，而是致函刘师培夫妇调解。1909年，章炳麟与孙中山冲突再起，吴敬恒才在《新世纪》予以公布。1908年5月28日，《神州日报》刊出一侧《炳麟启事》，称“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樱尘网，固夙志所存也……嗣后闭门扫却，不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章炳麟此时自然已不会发表这样的声明。6月10日，他在《民报》第21号刊登《特别广告》，声明所谓《炳麟启事》系他人“冒名告白”。作伪者是谁，他心里自然明白，只是由于自己有把柄给别人捏着，不便明言，只好称“尚待调查”。就在同一期《民报》上，他发表了《排满平议》一文，公开表明与无政府主义决裂，退出讲习会派。何震的所作所为，终于使刘师培与章炳麟的友情彻底破裂了。
何震很有几分姿色，“好虚荣，生活奢侈”。《天义》报经费越来越困难，刘师培没有钱供她挥霍。汪公权更是一个十分无耻而又狠毒的小人。丑闻使他们声名狼籍，为革命党人所不齿。受章炳麟委托回国之行，何震与端方得以结识。“受端方金钱之饵”[22]，何震、汪公权动摇变节，秘密投靠了端方，进而怂勇、挟持刘师培叛变。他们用刘师培的名义向两江总督端方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告密。汪东回忆，1908年，他“暑假归国，正值端方大捕党人……上海有些同志已经弄明白了端方大捕党人是由于告密，而告密这件事，是汪公权、何震挟持刘申叔，用刘的名义做的”。袁世凯则听从幕僚劝告，将名单烧了，未予追究。[23](p30)
信仰需要理论的支撑，更需要力量的支撑。中西文化的简单比附、等同，导致了刘师培理论上的肤浅性、随意性和多变性，他的民主信仰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脆弱的根基之上的。卷入纷争，自立山头，使他远离了孙中山，与同盟会拉开了距离；彼此间的龃龉，导致最亲密的朋友章炳麟、苏曼殊离他而去；妻子的叛变更给了他致命的打击。最后的亲情失却了，最后的力量支撑崩坍了。无政府活动陷入绝境，同志、朋友、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虽然各自原因不同），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弹指之间，成功与失败，卓著与狼籍，反差竟是如此巨大、如此强烈。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名利欲极旺而又好走极端的刘师培，终于走向了堕落。
【收稿日期】 2001-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