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理论论文,苏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莎学的发生、发展与外来莎学思潮的影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俄苏杰出文学家、莎学学者对世界性学问——莎学的研究与评价。根据本人的统计与分析，除了英国以外，俄苏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是所有外来莎学理论难以望其项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和介绍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接受外来文化的程度。”〔1〕俄苏莎学理论作为外来莎学理论的一支传入中国，为中国莎学家理解莎士比亚的思想，探析莎作艺术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方式，研究莎作的主题、形象、结构、背景、艺术特色等方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鲁迅1932年12月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提到俄国文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介绍到中国来的情况说：“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2〕俄苏莎学理论文章被介绍到中国，使中国翻译、研究莎士比亚著作的人，第一次接触到域外的莎学理论。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在清咸丰六年（1856）经外国教会人士介绍到了中国。〔3〕其后又经过近50年的时间，中国人开始译介莎士比亚戏剧。清末民初，当时学术界提出的著名的“悲剧理论”，其主要依据就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俄苏戏剧在中国的译介，最早是在“五四”前后。再经过10多年的时间，中国才发表了第一篇译自外国作家的莎研文章，即屠格涅夫著郁达夫译《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奔流》1928年1卷1期）。我们说是俄国莎学评论第一个进入中国，而不是英美的莎学评论，时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屠格涅夫的《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1860）（1860年1月10日为贫苦文学家学者救济协会而作的公开讲演）》最初发表在1860年《现代人》杂志第1期上。屠格涅夫认为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都“灌注了永恒的生命”，〔4〕他承认在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中，恐怕流传最广的就是《哈姆莱特》，自由主义贵族阶级致命的心理特征就是哈姆莱特主义。所以他对哈姆莱特这一形象基本持否定态度。1915年7月1日（刘）半农用文言文根据英文转译了《杜瑾纳夫之名著》发表于《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7期。“杜瑾纳夫”即“屠格涅夫”，“名著”即屠格涅夫晚年写的4首散文诗。郁达夫也读过屠格涅夫的多种作品，在郁达夫注目、欣赏、崇拜、感兴趣的外国作家名单中，屠格涅夫是列在第一位的。因为喜爱屠格涅夫的缘故，郁达夫为他和鲁迅合编的《奔流》翻译了屠格涅夫的论文《哈姆莱将与堂吉诃德》。郁达夫说：“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这在我也许是和人不同的一种特别的偏嗜，因为我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口的北国巨人的影响。”〔5〕此后，尹锡康译了屠格涅夫的《纪念莎士比亚诞生三百周年》，沈成康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期）。尹锡康译了屠氏的《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以下简称《汇编》）。
列夫·托尔斯泰的《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写作于1903至1904年。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托尔斯泰被人称为莎士比亚创作的“诋毁者”。平时虽然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不无赞许，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托尔斯泰指责莎士比亚剧作“没有以宗教原则为基础”，莎氏的剧作有“贵族气”，〔6〕托氏认为莎剧中人物的处境是莎氏任意安排而不是本乎事件的自然进程，不本乎人物性格：莎剧中人物的生活、语言、思想和行动的方式，都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地点不相适合；莎剧中缺乏塑造性格的手段——语言，人物不是用合乎自己性格的语言来说话，而常常是莎氏自己的千篇一律、刻意求工、矫揉造作的语言。所以莎氏没有塑造出性格。值得注意的是《文艺月刊》1931年2卷2、3号就刊出了东声译的《托尔斯泰论莎士比亚》的连载文章。陈荣译了托尔斯泰的《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第2册，以下简称《译丛》），（又见《汇编》上）。赵一凡译了英国乔·奥威尔的《李尔王、托尔斯泰和弄人》（《世界文学》1988年第4期）。
中国人最初是通过影响很大的俄国文学巨匠的论莎见解了解他们对莎士比亚的评价的，而对俄苏莎学研究专家的莎论的了解则是后一步的事了，是中国莎学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需要。
30年代中期译介俄苏莎学文章的步伐明显加快，范围也扩大了。魏猛克译有S·狄纳莫夫的《学习莎士比亚》（《译文》1935年2卷5期）。温剑风译迪那莫夫的《莎士比亚的人物与动作》（《西线文艺》1939年1卷4期）。适夷译狄那莫夫的《学习莎士比亚》（《苏联文学与戏剧》，上海光明书局1949年版）。树华译了U·尤曹夫斯基的《关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北调》1936年2卷1期）。克夫译了N·麦耀尔斯基和A·柴米尔诺夫的《莎士比亚的故乡》和《论莎士比亚及其遗产》（《译文》1936年新1卷4期）。杨晦译了涅尔基纳的《在〈资本论〉里的莎士比亚》（《译文》1936年新1卷6期）。
从20年代开始中国莎评通过对俄苏莎评的译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莎评的译介，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联系自己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国人对莎士比亚有了更深的体会。二、三十年代对俄苏莎学的引进和介绍，已经从总体到细微处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有了较系统的观照。”〔7〕这一时期虽然还缺乏厚重的中国莎学著述，但莎士比亚却在文艺、思想论争中被涂上了各种油彩。施蛰存在《我与文言文》中谈到“文学遗产”时对苏联莎学做了歪曲理解。他说：“苏俄起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这种政治方案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8〕施蛰存的这段话，表明他对俄苏文学了解得并不多。实际上，重视推崇莎士比亚乃俄苏莎学的传统。
那么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俄苏文学的发展吧。1748年亚历山大·苏马洛科夫的悲剧《汉姆莱特》由科学院在圣彼得堡出版。这其实是一本大体上依照莎氏悲剧改编的作品。1786年俄国出版了根据莎氏的《温莎的风流少妇》改编的《如此家室》，改编者为女皇凯塞琳二世。俄国第一个崇拜莎氏的是俄国文学温情派最重要的代表尼古拉·喀拉姆金。从19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莎士比亚成为俄国进步思想的忠实盟友。普希金对莎士比亚所作的深刻和多方面的评价，最能说明那个时期莎氏在俄国的发展历史。1833年俄国名演员杰科伯·布里安斯基译出《理查德·三世》，1833年1月23日该剧在彼得堡上演，这是莎剧第一次在俄国的真正演出。1828年米哈依罗·佛朗琴科出版了《汉姆莱特》的第一个俄文译本。全部莎剧的创作性译本的第一个集本——《俄译莎剧全集》，1865—1868年由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和尼古拉·格尔贝鲁组织出版。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60年代，所有的莎剧剧本都已经译成俄文了，有的剧有好几个译本，大革命以后有的莎剧被译成苏联各民族26种文字出版。在契诃夫的《海鸥》中可以读到大量指涉《哈姆莱特》的地方。1941年春在德国法西斯入侵前，苏联各地演出了200场莎剧。苏联莎氏研究工作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和剧场的创造性的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1930年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莫斯科剧院导演了《奥瑟罗》，并写下了影响很大的演出计划。1933年室内剧院排演了诗人卢戈夫斯科伊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1934年苏联戏剧协会成立了莎士比亚戏剧部。〔9〕在由普希金、果戈里等人开创和奠基的俄国现实主义、民主主义文学的成长壮大的过程中，莎士比亚所创立的优秀传统所带来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都是不容忽视的。
通过以上简述，我认为施蛰存当时所说苏联“打倒莎士比亚”是毫无根据的，排演原本莎士比亚用之于文学的丑态也是不合乎事实的。鲁迅针对所谓“第三种人”杜衡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发表了《莎剧凯撤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抨击左翼文艺赞美民众的态度给予了还击：“莎剧确实是伟大的，仅就杜衡先生所介绍的几点来看，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了。”〔10〕鲁迅以嘲弄的口气说：“苏俄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而马克思讲莎士比亚，当然错误。”〔11〕显然，鲁迅是以否定批判方式肯定了苏联的莎剧演出。鲁迅也曾观看过中国人演的莎剧。1922年5月11日在孔德学校集会上，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和鲁迅都曾先后受邀观看燕京女校学生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无风起浪》。为了斗争和研究的需要，鲁迅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同时，领导《译文》杂志，从1934年到1936年以相当多的篇幅刊载了苏联莎士比亚学者和戏剧家的论文。正是这些译介对30年代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普希金对莎士比亚作品可以说达到了挚爱的程度。在论及戏剧艺术时，普希金充分肯定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地位。他说：“莎士比亚是伟大的”，因为他表现的是“人和人民。人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普希金特别指出莎士比亚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的杰出成就，即不是从抽象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通过情节和环境把人物“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性格发展了”。莎氏“十分了解戏剧的地方色彩”及其“优美迷人的创造”，使他所创造的人物，“不是某一种热情或某一种恶行的典型；而是活生生的、具有多种热情、多种恶行的人物。”〔12〕普希金还特别强调莎士比亚的多方面的天才和刻画福斯塔夫形象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普希金撰写的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有《关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Table Talk》和《论人民戏剧和剧本（玛尔法女市长〉》。普希金的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是“根据莎士比亚戏剧的‘通俗化原则’写成的。”李邦媛译有普希金的《论人民戏剧和剧本〈玛尔法女市长〉》（《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期）（《汇编》上）。李邦媛译了普希金的《关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Table Talk）（《汇编》上）。普希金的论莎文字几乎全部译成了中文。
在文艺创作上别林斯基受到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其美学思想的形成也有莎氏作品的痕迹。别林斯基在其批评活动中广泛地研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他称赞莎士比亚是“全人类”举世无双的杰出作家，作为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他特别注重莎士比亚创作的现实主义倾向，把莎氏看作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从别林斯基的第一篇论文《文学的幻想》起，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就不断出现在他的论文中书信里，他常常借莎氏的作品为例来说明某个文艺理论问题，用莎士比亚创造的形象来批判反动的和不良的文学现象。他曾写过《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丹麦王子哈姆莱特》、《莎士比亚的四幕历史悲剧》、《威尼斯的摩尔人奥瑟罗》等，他这些文章除了为莎剧在俄国舞台上的出现而欢呼以外，主要评论莎剧的俄文翻译问题，抨击拙劣的俄译本。1838年别林斯基撰写了《莎士比亚剧本〈哈姆莱特）——莫恰洛夫扮演哈姆莱特的角色》，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动因是他在1837年1月观赏了莫斯科小剧院演出的《哈姆莱特》。别林斯基的这篇重要论文不仅在阐述莎士比亚作品方面，在俄国文学史上都有重大意义。贯穿该文的重要问题是，莎剧中现实主义和悲剧人物的塑造问题。莎士比亚所创造的世界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特殊的，活跃在我们的自然界、历史中，是我们所看到的同一个世界，不过这世界仿佛是通过自觉精神的自由的独创作用被再现出来罢了。莎氏是“现实的诗人”而不是“理想的诗人”，但莎氏同样也有理想，他“上升到永恒的理想的崇高领域时，就把这些理想带到大地上来，从个别的、特定的、孤立自在的现象中间突出一般东西来。”别林斯基的莎论译介到中国较晚，《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2年第3期刊登了别林斯基著、李邦媛译的《戏剧诗》，《别林斯基论莎士比亚关于〈暴风雨〉》（曹葆华校，《汇编》上）。满涛译了别林斯基的《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莱特〉——莫恰洛夫扮演哈姆莱特的角色》（《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原人文上海分社1958年版。《汇编》上）。至此，别林斯基的重要莎论基本上都译介过来了。
赫尔岑一生基本没有发表过专论莎士比亚的文章，他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大部分保留在书信之中。在同家人、文友通信及论文《科学中的不求甚解》、《自然研究通讯》和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都多次谈到莎士比亚。他以莎氏的创作为例，阐释了文学同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的观点，他认为哈姆莱特的形象是“怀疑和沉思时代”的反映，称赞莎氏的创作揭示了“盎格鲁撤克逊民族心灵中自古以来存在的一切东西，并具有无容置辩的现实性和真实性。莎士比亚超越了古典和中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开辟了新纪元。”他认为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深刻反映了时代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赫尔岑在《致弗·瓦·斯塔索夫》（1862）的信中指出：“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同伟大社会运动，同对宗教的大信仰或大怀疑相适应的。”莎氏的作品“跟真的一样”。赫尔岑尽管读《哈姆莱特》多至十余遍，但仍感到“它的每一个字都渗透着冷酷的恐怖。”他赞叹“莎士比亚的心是无限宽阔的”，莎氏“超越”了古典主义和中世纪的浪漫主义，“歌德和莎士比亚等于整整一所大学”。李明滨翻译了《赫尔岑致娜·阿·查哈琳娜等人的信》，共8篇文章（《汇篇》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也未发表过有关莎氏的专论，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在论述什么是美的问题，以及在解释悲剧、崇高、滑稽、幽默等美学问题时，经常引用莎士比亚作品为例，并且对作品中许多人物作了精辟的分析。车氏认为莎士比亚是西欧众多伟大艺术家中“最伟大的”一位。莎氏对于艺术的完美、对于文学中心理分析的运用，对于艺术的命运均起过“巨大而良好的影响”，对于人类艺术的功绩是不可估量的，甚至间接地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发展。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提醒人们：“大可不必再赋予莎氏以无上权力来左右我们的美好见解。”《汇编》上中载有辛未艾、周扬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论崇高与滑稽》（1854）、《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1855）、《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1855）。杜勃罗留波夫对莎士比亚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杜氏认为莎士比亚是当时“人类认识最高阶段最充分代表”，因为他的“文学活动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个阶段上”，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才“拥有全世界意义”。他高度评价莎氏对社会历史本质的揭示，把莎氏看作是他所生活时代的人类认识的最充分的代表，在这方面甚至超过了科学家和哲学家。杜氏在《黑暗的王国》一文里批驳了当时评论界把奥斯特罗夫斯基《自家人——好算帐》中的人物鲍尔肖夫同李尔王类比的看法。《汇编》上载有辛未艾译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的王国》（1859）、《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
从20年代开始中国翻译家不但翻译了众多俄国作家的论莎文章，而且也开始译介苏联作家、莎学家的论莎文章。树华翻译了U·尤曹夫斯基的《关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北调》1936年3卷1期）。克夫译N·麦耀尔斯基的《莎士比亚的故乡》（《译文》1936年新1卷4期）。克夫译A·柴米尔诺夫的《论莎士比亚及其遗产》（《译文》新1卷4期）。杨晦译涅尔基纳的《在（资本论〉里的莎士比亚》（《译文》1936年新1卷6期）。潘子晨、李丽水合译的《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戏剧岗位》1941年3卷1、2期）。李嘉译《俄国作家论莎士比亚及塞万提斯》（《文学月报》1941年3卷2、3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到1949年中国翻译发表了俄苏莎学文章13篇。其中重要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文章以外，还有S·狄纳莫夫的《学习莎士比亚》（魏猛克译，《译文》1935年2卷5期）。迪那莫夫的《莎士比亚的人物与动作》（温剑风译，《西线文艺》1939年1卷4期）。M·莫洛佐夫的《全苏戏剧协会底莎士比亚及西欧古典戏剧研究所》（徐昌霖译，《华西晚报》1944年2月16日）。狄那莫夫的《学习莎士比亚》（适夷译，《苏联文学与戏剧》，上海光明书局1949年版）。
总之，从20年代开始翻译的俄苏莎评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莎学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俄国莎评的译介，使我们知晓如璀璨繁星的俄国文学巨擘对莎士比亚的推崇；通过对苏联莎评的译介为最初的中国莎学评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指导原则。1934年茅盾的《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转述了苏联莎学家狄纳摩夫1933年的论文《再多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狄纳摩夫经过研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莎士比亚看成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创作反映了时代的特定问题。狄纳摩夫强调研究莎士比亚就是要使苏联作家“莎士比亚化”，并且阐述了“莎士比亚化”的含义。从1935年开始，先由鲁迅编辑，后由黄源编辑的《译文》杂志共发表了6篇莎评译文，包括前面提到的著名莎学家狄纳摩夫和斯米尔诺夫的论文，其中4篇为苏联莎学家论文的译文。这些苏联莎评相当深入地阐释了莎士比亚戏剧遗产的社会价值以及马克思关于莎士比亚的论述。与40年代“外国戏剧在中国译介得量多、影响也最大”〔13〕首推俄苏戏剧相联系，苏联莎学专著译本开始出现。1943年桂林文汇书局出版了《莎士比亚新论》，书中收入《译文》上发表的两篇译文，宗玮译狄纳摩夫的《莎士比亚新论》和克夫译的斯米尔诺夫的《论莎士比亚及其遗产》，并收入苏联版《莎士比亚全集》序。斯米尔诺夫对莎士比亚研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的莎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莎士比亚及其剧作渊源》（1936）、《莎士比亚·文艺复兴与巴洛克》（1946）、《莎士比亚技巧论》（1958）等论文中。他的论莎著作主要有《莎士比亚的创作》（1934）。他与阿尼克斯特共同主编了俄译《莎士比亚全集》（八卷本）。
30年代初莎学在苏联发展较快，不但陆续出版了一些堪称精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莎研论著，而且多次上演莎剧。正如莫洛佐夫所说：“莎士比亚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14〕了，“1941年春天，在我国被法西斯匪军侵入以前不久，苏联各地的剧院用不同的莎氏剧本作了两百多次公演。在战争期间我国剧院不但继续了莎剧方面的活动，而且做了好几个莎剧的崭新的演出。从演出的次数看来，在苏联舞台上最受欢迎的莎剧是《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汉姆莱特》、《李耳王》等悲剧和《第十二夜》、《温莎的风流少妇》、《驯悍记》、《捕风捉影》等喜剧。”〔15〕在演出莎剧的同时，苏联的莎士比亚研究也相当活跃。每年4月都举行“莎士比亚月”活动。苏联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和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之间的关系。人的个性摧毁了多少世纪以来永恒而不可摧毁的道德规律。莎士比亚就是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之一。1933年苏联室内剧院排演了诗人卢戈夫斯科伊翻译的莎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1934年苏联戏剧协会成立了莎士比亚戏剧部。30——40年代由于苏联莎学、戏剧理论的进一步影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开始传入中国。这一时期中国莎剧的演出水平就是在苏联莎学大发展的背景下，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影响而不断提高的。章泯执导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排演的。
继承前一阶段引进俄苏莎学批评的成果，1950年至1964年译介俄苏莎学论著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成绩。前面提到的普希金、屠格涅夫、别林斯基、托尔斯泰的主要莎学文章多在这段时间经过翻译或重译在《文艺理论译丛》、《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上陆续和中国读者见面。这一阶段译介的最为重要的俄苏莎学论文，除了前述提到的以外，就是连续翻译了苏联莎学家莫洛佐夫、阿尼克斯特等人的莎学论著。
莫洛佐夫是苏联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研究莎氏生平、创作和莎作的语言特色，莎剧在俄国革命前后的演出情况、莎士比亚评论。他写有《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1941）、《莎士比亚戏剧评论集》（1941）、《莎士比亚》（1947年初版、1956年再版）、《论文选与译文集》（1954）、《论莎士比亚》（1964），参予主编4卷本《莎士比亚戏剧集》（英文版）。莫洛佐夫的《莎士比亚在苏联》有两个中译本，一为吴怡山译，上海杂志出版社1953年7月版；一为巫宁坤译，平明出版社1953年10月版。许海燕、吴俊忠翻译了莫洛佐夫的《莎士比亚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莫洛佐夫的莎研中译文还有《威廉·莎士比亚》（陈微明译，《戏剧报》1954年4——6月号），《莎士比亚论》（曹葆华、岷英译，《译文》1954年5月号），《莎士比亚五大悲剧的题材来源》（曹葆华、岷英译，《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1979年版），《莎士比亚通过意象使剧中人物个性化》（黄祯寿译，《1983年年会论文集》，天津市外国文学学会编印）。
阿尼克斯特是前苏联最负盛名的莎学专家。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研究莎士比亚，他从反映论出发，把莎士比亚的文学活动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和发展的。〔16〕阿尼克斯特著有《英国文学史纲》（戴镏龄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该书在“文艺复兴时期”一章论述了莎士比亚以前的人文主义戏剧，莎士比亚生平传略、创作分期、历史剧、喜剧、悲剧、传奇剧、十四行诗、莎士比亚以后的英国戏剧。阿尼克斯特将莎士比亚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对中国研究莎氏创作分期影响很大。他还著有《列夫·托尔斯泰是莎士比亚的否定者》（1960）、《莎士比亚》（1964）、《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1965），他与斯米尔诺夫共同主编了《莎士比亚全集》（八卷本）、主编了《1985年莎士比亚论文集》。安国梁译出了阿尼克斯特的《莎士比亚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出版。该书的重点不是放在对莎作的研究上。而是汇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新材料，详实地向读者介绍莎氏的生平。至此，苏联两大莎学家的莎传已译介给中国读者。〔17〕徐克勤翻译了阿尼克斯特的《莎士比亚的创作》，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在该书中，阿尼克斯特对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进行了系统分析，作者吸收了古今名家莎评之长，运用比较法，对莎剧莎诗的思想艺术特点作了具体精当的评述。阿尼克斯特的莎论还有《论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杨周翰译，《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1956）。《莎士比亚悲剧〈汉姆莱脱〉》，刘丹青译，《文艺理论译丛》第一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论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杨周翰译，《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北大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又见《汇编》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徐云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亚·阿尼克著《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是谁？》，一芸译，《读书》1959年第12期。阿尼克斯特作《人的尊严》，《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4年第4期。
这个阶段译介为中文的俄苏莎论还有安提克斯著《莎士比亚在俄国》（荒芜译，《苏联文艺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年版）。H·埃利亚施C·伊瓦肖娃著，冯由礼译《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艺术译丛》1956年第2期。尤特凯维奇著、何正译《我对于影片〈奥赛罗〉的构思》，《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4期。何青译《苏联影片〈奥赛罗〉在国外的荣誉》，《电影艺术译丛》1958年第4期。孙伟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莎士比亚的生平和创作》，《戏剧理论译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第8辑。沙弗译自《西欧戏剧史文选》第1卷的《俄罗斯古典作家论莎士比亚》，载《戏剧理论译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第8辑。尤特凯维奇的《我所看到的〈奥赛罗〉》，李邦媛译，《电影艺术译丛》1962年第3辑。《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4年第4期刊登了阿尼西莫夫的《乐观的人道主义》、克里茹科的《爱好和平的伟大源泉》、柯可罗娃的《永生的莎士比亚》（节译）。《外国戏剧资料》1964年第9期刊载了苏联《戏剧》杂志上的《莎士比亚在我的生活中》。
追溯俄苏莎学在中国的传播史，我们看到这种传播不但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在莎剧演出上中国莎剧也深受俄苏莎剧演出理论的影响。50—60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对中国话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个主要莎剧的演出都得到了苏联专家的指导。苏联戏剧专家到中国任教，指导中国学生排演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无事生非》、《第十二夜》，并且系统地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体系训练、培养演员的方法。1956年苏联戏剧专家雷科夫与丹尼导演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毕业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957年苏联戏剧专家叶·康·列普柯夫卡娅导演了上海戏剧学院师资进修班的《无事生非》，苏联著名导演邦达尔丘克主演的《奥赛罗》，苏联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喜剧《第十二夜》相继在中国公映。60年代以张奇虹为代表的青年导演从苏联学习戏剧归来，学习的主要课程之一就包括了苏联舞台上的莎剧。
50——60年代对俄苏莎学的译介，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排演莎剧，为本世纪最后20年中国莎学的勃兴做好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俄苏莎学、莎剧舞台实践经验对中国的影响在30年代的基础上越来越大。尤其是60年代前期对俄国著名文学家普希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论莎文章的翻译或重译，为中国莎学家开拓思路、开阔眼界、开展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打下了基础。苏联莎学权威莫洛佐夫的《莎士比亚在苏联》，阿尼克斯特的《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英国文学史纲》以及一系列论文，以及其他苏联莎学家的研究成果，均对中国莎学研究、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莫洛佐夫、阿尼克斯特等人的莎评汉译本，几乎成为中国大学外文系、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和莎士比亚戏剧不可缺少的参考书。从他们的著述中，中国读者才开始对俄苏莎学研究、俄苏莎学史、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创作获得了不同于西方莎学的比较完整深刻的莎学知识，特别是他们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莎士比亚的论述，加深了中国读者对莎士比亚戏剧巨大成就的认识。〔18〕正是通过苏联莎学，中国学者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喜爱和推崇。
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中国莎学在文革之后迅速复苏，并且取得了颇为引人注意的成绩。1978搁置15年之久的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一些莎剧新旧译本相继问世。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1986）在北京、上海同时举行。美国著名《莎士比亚季刊》收入大量中国莎学学者的论文摘要。一系列莎士比亚研究专著、辞典、论文集、年鉴出版。’94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举行。国家行政部门批准组成中国莎学代表团赴美国洛杉矶参加规模盛大的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1996）。〔19〕70——90年代俄苏莎学仍然对中国莎学发生着重要影响。其表现为《汇编》中除收入了50——60年代翻译的普希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的论莎文章外，还翻译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论莎文章。对中国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书，苏联莎学家莫洛佐夫和阿尼克斯特的《莎士比亚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阿尼克斯特的《莎士比亚的创作》（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相继问世。这些苏联莎学论著为中国莎学家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莎士比亚提供了直接经验。在此之前杨晦译的《雅典人台满》前的长序，就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企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重要论文”，在此之时张泗洋的《莎士比亚引论》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二者都与苏联莎学的译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莎剧表导演已走向成熟，标志为鲜有苏联莎学专家指导中国莎剧排演。无论是大型的莎剧节几十种莎剧一齐上演，还是中国或亚洲首次出现的莎剧、平时零星演出，中国人都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排出异彩纷呈的莎剧。由于中国莎学所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中国莎学的发展反而引起俄罗斯的惊异。中国莎学家、上海戏剧学院孙福良副院长于1991年4月赴莫斯科参加前苏联举行的国际莎士比亚大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该会议由前苏联戏剧家协会与全苏莎士比亚协会共同举办。孙福良做的题为《华夏文化与莎士比亚演出》的学术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他为参加会议的唯一中国代表。会议结束后，莫斯科电台、电视台、苏联《文学报》都对孙福良进行了采访。莫斯科电台特别在对华广播中安排了15分钟汉语专题报道。
从1978年至今翻译的苏联莎学论著还有卢那察尔斯基的《莎士比亚人物陪衬下的培根》（《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卢那察尔斯基是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之一。他在《莎士比亚人物陪衬下的培根》（1933）、《马克思论艺术》（1933）等重要论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也一样）特别注意那些他们的出现是标志着阶级更迭的伟大作家。也必须说，几乎所有的伟大作家恰恰都是这种伟大的社会变革的见证人、代言人和参加者。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主义莎评中占有重要地位，明确指出了莎剧的历史内容和思想意义。卢那察尔斯基认为莎剧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莎士比亚是一个多方面的心理学家，人物与作者周围的环境息息相关，充满了现实的矛盾和斗争。对后来者理解“更加莎士比亚化”具有指导意义。”〔20〕
自1928年《奔流》第1卷第1期发表了郁达夫译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以来，到1994年中国共发表了俄苏莎学译文70多篇（部）。中国对俄苏莎学译介的数量仅次于对英国莎学译介的数量，在世界各国莎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居于第2位。与此相联系，中国莎学学者对俄苏莎学理论的应用数量也居于第2位，仅次于英国。〔21〕更重要的是在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研究中，中国莎学学者有时更倾向于俄苏莎学家的分析，特别是从前苏联莎学家的评论中，学到了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方法。我们大致可以把俄苏莎学在中国的传播分为4个时期，即20年代的传播发生期；30——40年代的传播发展期；50——60年代的传播繁荣期；中间经过文革，70年代末至今的传播巩固期。抚今追昔，俄苏莎学在中国的传播已经走过了70年的历史，经过一代中国莎学家、翻译家的努力，一大批俄苏莎学的重要成果被介绍到了中国。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对俄苏莎学理论的译介还非常不够。今天，中国莎学学者熟悉、依靠的主要还是50——60年代译介过来的俄苏莎学论著。80年代初期，虽然也译介了一些俄苏莎学论著，但难以满足中国莎学研究的需要。〔22〕许多重要的俄苏莎学论著至今还没有翻译过来。我们对当代俄罗斯莎学的发展、动向也不够了解。为此，中国莎学研究者、翻译家还需要不断努力，争取在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在清理的基础上，将所有重要的俄苏莎研论著译介过来，了解莎学在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的发展，为中国莎学在21世纪的更大发展，为中国莎学学科的基本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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