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尔班的哲学史观：生成与消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德论文,哲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51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 （2000）05－0028－05
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哲学史家。先后任苏黎士、弗莱堡、海德堡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哲学史》（1892）、《历史和自然科学》（1894）、《哲学导论》（1914）等。文德尔班的哲学史观在西方哲学界有重要影响，正如他生活于两个世纪之交一样，其哲学史观同样处于极为特殊的位置。与黑格尔哲学史观相比，文德尔班的哲学史观不太受国内学术界的注意。本文拟对文德尔班的哲学史观作一尝试性分析。
一、哲学史观的确立：对象与方式
确立哲学史研究对象是哲学史家面对历史中的哲学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以数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其发展基本上在相对确定的对象范围内，并以极为明显的后续理论替代与超越在前理论的方式发展着自身。因而数学在历史中的发展所构成的数学史是描述式的，其最新的数学研究所规定的对象及其成果成为数学史研究所自然寻求的对象与结果。哲学史则不然。它是对哲学历史反思性考察。哲学史所考察的对象与历史中的哲学具体对象不同。文德尔班认为历史上的具体哲学派别和思想“既复杂、种类又繁多，其间除了因为名称相同以外，归根结蒂似无共同之处。”[1]也就是说“哲学没有这种各种时期都共有的对象，因此， 哲学的历史就表现不出朝着这有关对象的知识不断前进和逐渐接近”[1]的趋势。这里， 文德尔班区别了历史中各哲学研究的具体对象与哲学史本身研究对象的层次差异。虽然哲学没有数学那样明显地在确定对象中的“进步”，但哲学史自有它观照的对象。文德尔班以哲学问题与概念作为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表明其哲学史侧重于历史中的哲学思想以何种方式在何种哲学问题上被揭示，在何种哲学概念中被定位。又揭示了哲学史具体的内在相关性。他认为“每一哲学向着某一方向，以某一种方式在或大或小的广阔的领域里，力图将世界上和生活中直接表现出的材料用概念明确地表达出来……”[1] 每一个哲学概念又蕴含着相关哲学问题。因为哲学概念所昭示的不过是人们对宇宙与人生问题的尝试性回答所显示的“理性的必然形式和原则”（文德尔班语）。
该如何探索哲学问题与概念的发展？文德尔班提出了相关的两个层面的哲学史探索方式：首先是“语文——历史科学”的方式。它指准确地鉴别哲学家原始材料，分别依照制约和造就哲学家思维活动及其结果的因素，在观念中重建哲学生成过程。文德尔班以为这种因素分别是：1.逻辑内在联系的因素。指在前的哲学问题所动作的范畴制约影响在后的哲学思考，从而形成内在的逻辑上的关联。2.文明史因素。指“从时代的一般意识的观念和从社会需要获得问题，也获得解决问题的资料”[1]。即时代文明背景限制并影响着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3.个体因素。哲学思想总是通过个别人物的思想去造就的。因而在哲学概念的发展中，会打上个体因素的烙印。特别是在哲学史发展中占主导作用的人物的思想，其个性因素的作用更为明显。文德尔班认为三种因素的作用大小则根据哲学材料所提供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在这一层次上，文德尔班以为可以根据某一主要因素，在观念中把哲学家思想“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2]。其次， 文德尔班认为若停留在“语文——历史科学”的阶段还是不够的，应该使哲学史进一步成为“批判——哲学的科学”。它指哲学史不能成简单地记录和描述哲学的发展过程，而是要对历史中的哲学作出评价和批判。如果说其“语文——历史科学”是描述事实，那么“批判——哲学的科学”就是作出评价和分析。在文德尔班看来，若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哲学史就成为黑格尔所讽刺的那样：“听见音乐中一切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和谐性，却没有进它们的头脑”[3]。若只有后者而没有前者， 哲学史就成为哲学家思想的随意注释。
二、哲学史观分析：生成与消解
文德尔班提出哲学史是哲学问题与概念的生成史，以消解自然主义的描述方式。
黑格尔的哲学史观是哲学史家无法回避与漠视的。因为黑格尔第一次揭示全部哲学史是必然性的有次序的历史，各哲学派别的分歧、产生和消亡是哲学史发展过程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德尔班指出“只有通过黑格尔，哲学史才第一次成为独立的科学”[1]。 文德尔班在承认黑格尔对哲学史的宏观把握的前提下，进一步从相关哲学问题与概念的发生过程来说明哲学史，消解自然主义的考察方法。
哲学史不否认一切考证哲学材料的努力，但考证本身不构成哲学史。因为在考证之时，历史中的哲学对象仅仅是文献材料。哲学史也不否认对哲学思想作梳理描述，但一切不加评述的自以为客观的哲学史叙述只是不自觉地采用自然主义的叙述方式，即不加评价的保持中立性的态度去描述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变化过程。若将这种叙述态度推向极端，有谁比把所有哲学家著作按时间顺序排在一起所构成的景象更“中立”呢？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整个哲学史还没有展开出来。
当文德尔班指出哲学史对象为哲学问题与概念时，他已经进入反思性考察哲学史的层面。哲学史是哲学地思考着的历史。若把文德尔班的哲学史简单地看作仅仅在对象上对哲学史的限制，这种看法还不能摆脱自然主义的直观描述的框架。在文德尔班那里，他对哲学史对象的规定试图让哲学问题与哲学概念自觉地展示为哲学自身反思自身历史的演进机制。他所说的“批判——哲学科学”的方法，就意味着哲学概念与问题发展史不使其成为自然主义的描述，而是在反思层次上去说明所达到的对人类和宇宙探索的程度和方式。
马克思曾经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4] 文德尔班自认为能以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去评价哲学问题与概念的发生史，但实际上，他在构建这种哲学史时，造就了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史，消解了其所要求的客观科学原则。
文德尔班的思想核心是区分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认为前者是服从于因果必然性的科学的理论世界，后者则不同于事实世界的“凭着其个别意义而直接或间接地与价值发生关系”的世界。在他那里，哲学史就是要证明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差异及关系，指出哲学走向价值关注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德尔班的哲学史观是其哲学观的历史体现。在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结束处所导出的哲学史真正目的，成为其哲学史的在先逻辑构架。而文德尔班把它看作是哲学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过程中，（指整个哲学史叙述——引者注）文化价值意识如何以特殊经验提供的条件为诱因，以特殊的知识问题为工具，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确实的意识，一步一步地前进；而这些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便是哲学的对象。”[1] 从文德尔班对哲学家的处理方式和其大致结构，可以看出其新康德主义的烙印。
先从整个著作的编排看，以哲学家命名的并给以一章“待遇”的只有康德一人，即第三编第一章“康德的理性批判”。再说他对康德的评述，可以说是整部哲学史中最高评述：“就其（指康德——引者注）观点之新，观点之博大而言，给后世哲学规定的不仅有哲学问题，而且有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他是在多方面起决定作用和控制作用的精神人物。”[1]如果这只能说明文德尔班对康德的推崇， 那么他在序言里所说的康德哲学的创造的理性自身批判活动并突出哲学在生活实践方面的使命看作最新也是最后的哲学概念。而文德尔班整个哲学史的构架是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从而把古希腊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类学与体系化时期，而近代哲学不过重新重现了这样一种关系。最后，康德哲学自然被看成近代形而上学方法与社会实践理论的反思所构成的体系。与晚期希腊罗马哲学重伦理价值学说一样，文德尔班把康德之后的哲学定位于以其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价值伦理问题。纵观《哲学史教程》，我们不难发现文德尔班的哲学史实际上是证明其哲学的历史工具。我们说文德尔班是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史家，其本身并没有褒贬，不过说明哲学史在完成其哲学史生成建构时，已消解了原来客观科学的方法论构想。
三、生成与消解：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过渡性特征
文德尔班哲学史观以生成与消解的缠绕所显示的张力昭示了这种哲学史在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的过渡性特征，反映了其哲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试图以现代性的思想倾向超越传统又无法彻底逾越的情境，试图表明其现代性但受传统哲学观的制约又无法充分显示其现代性的情境。
文德尔班从哲学问题与哲学概念发生入手，导入哲学历史之路，通过形而上学及科学方法论的追索，把哲学史的目光深情地投向了对人类价值意义的探索。文德尔班哲学史观无论就其提出的哲学史探索的价值内涵还是其“哲学问题”、“哲学概念”探索方式都具有现代性倾向。
在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史观解释域内，文德尔班突出了哲学史的文化价值内涵。从哲学史叙述形式看，当我们习惯于以年代来划分哲学史分期时，文德尔班选用具有文化内涵的标题——“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与“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来命名近代哲学，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哲学文化史探索。我们可以不同意文德尔班那种把笛卡尔、培根的思想划入文艺复兴时期的做法，但他试图突出具有近代精神的科学方法论的意图是明显的。同时，在近代启蒙运动的视野内让西欧各国的思想家汇聚一堂。这也许不太注意其民族特色，但确实把启蒙运动的人文精神凸现出来。最后，在对近代方法论及其社会道德伦理建构过程中，出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作深刻反思的康德哲学。从哲学史阐发内涵看，文德尔班认为康德哲学的出现则表明在康德哲学之后，一切试图建构宇宙理论的形而上学宣告终结。当科学不断从哲学中分化出去，哲学思考方法的自觉探索及社会文明的变迁所造成的价值层面的关注将成为哲学主流。且不说文德尔班在价值论背景下对柏拉图理念论所作的价值本体论上的阐发，对晚期希腊罗马哲学的伦理宗教特性的精彩评说。单就其哲学史所注意的新倾向，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了20世纪人本主义哲学所倾注的对象——人的价值问题和生活意义问题。“回到康德去”，实际上就是借康德之思想来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世纪之交的人类的重大问题。
文德尔班提出的哲学问题、概念发生史来处理哲学史，无疑具有极为浓厚的现代性。哲学不是经验科学，其意义不在于证明真伪。哲学根本无法证明其真伪。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起源于惊奇，即起源于有问题要问的状态。哲学发展过程并不表现为哲学知识的累积，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哲学问题发问的自觉。否则，若哲学仅仅是哲学知识，那么后出的哲学似乎可以替代在前的哲学。其实，正如文德尔班所说，哲学作品就如文学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突出的表现为就其问题的提法及其论证是不可替代的。哲学提不出问题时就意味着哲学的死亡。哲学不蕴造有意义的问题，就意味着哲学的停滞。即使柏拉图的理念论也蕴含着现象与本体的二元问题，即使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也蕴含着对理性思维的信仰问题。现代哲学家们更把哲学思考转向对哲学问题的反思。艾耶尔在他的《二十世纪哲学》中就把目光投向哲学问题。他认为哲学进步不应把重点放在考察杰出人物对这一学科所作的贡献，而要关心哲学问题的演变。
新康德主义哲学史观反映了文德尔班哲学继承康德价值论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时，也因守着传统哲学寻求客观科学性的哲学观念，从而出现在前面所论述的生成与消解的缠绕和矛盾。
文德尔班虽然指出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科的差别，但在实际上没有放弃历史学科的科学方法的要求，虽然他反对自然主义的描述哲学史，但他以为在哲学问题与概念的形式中，可以客观地再现哲学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任务则在于使某一过去事物毫不走样地重新复活于当前观念中”[2]。其实，当文德尔班以三个要素去复活这种哲学史时， 这就已经昭示了这种复活的不可能性，复活的只能是新康德主义哲学观下的哲学史。在《历史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文德尔班就指出其复活是借助于“现象与自然规律”这些制造法则的学科的命题才能说明“一次历史过程的前因后果。”而他的三要素说所描述的哲学史，就已经歪曲了哲学史的发生状态。文德尔班把三要素根本看作独立的分析因素。其实，如果个体的创造成果成为有意义的哲学文本，那么它显然并不是单个人的梦呓。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当然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思想特色，但这种个性不是主要表述为不同于常人的气质上特殊性，而是不同于常人的发现该时代精神的眼力。一个伟大的思想总离不开相关历史哲学范畴和问题的制约和参照，因为这个思想总是以相关的问题与范畴来表述的。文德尔班认为体系化时期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主要归功于其个体因素才创造出伟大的哲学体系，这显然没有明白个体与社会及哲学问题的内在相关性。当文德尔班以三种静态因素去矫正黑格尔带有神秘主义目的论色彩的辩证哲学史观时，当然是无能为力的。
虽然，文德尔班提出了以哲学问题与概念视角阐明哲学史，突出价值意义。但文德尔班在提出与论述哲学问题及其方法时，试图以科学方法论来阐述价值论。文德尔班始终坚持自然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差别，但他认为历史研究作为价值分析，属于描述科学，它“每走一步都需要一般命题，它只能向制定法则的学科（指自然研究——引者注）借用这些命题来作出完全正确的论证”[2]。文德尔班所强调的哲学史分析， 虽然被冠以问题与概念的发生史，就某具体问题与概念的内在发展过程作了详细分析，但其问题与概念本身转换和变革没有作出有力度的解释。文德尔班不是把哲学问题当成开放性探索的过程和情景。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是把哲学问题看作可以被静观被用来比较相关内容的一个标题。在加达默尔看来，“理解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问题提出问题”。[5] 所以加达默尔认为文德尔班的哲学问题史不是真正的问题史，而是具有问题形式的假问题史。总之，文德尔班试图给价值哲学披上一件具有普遍性的科学体系的外衣，留恋着传统世界观哲学体系化的表述方式。实际上正是其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视野的局限，才使文德尔班没有发现19世纪蕴含着的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哲学新形式。在他看来，“十九世纪庞杂众多哲学运动没有不重复早期的哲学形式”[6]。
哲学解释学认为对文本的诠释都是不可能对文本本身原意的再现。任何对历史中文本的解释都是在解释者的前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解释本身就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对话。文德尔班的哲学史可以说试图从一种新视角来解释他对哲学史的理解，而其客观性及其科学方法论倾向的解释，倒说明了文德尔班没有超出其哲学观的范围，或者说正是其哲学观造就了其哲学史观。从这个角度看，真正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史，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并不在于其没有缺点，或做到了客观地叙述哲学史，而是以其独特的视野与历史哲学之间予以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理解卡西尔意味深长的断言：“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系统的思想家就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部哲学史。”[6]文德尔班作为“一个系统的思想家”，在其生成与消解中， 从其哲学问题与概念方式阐述的以方法论和价值论为核心的哲学史，反映了文德尔班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实际上站在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门槛上，前脚已跨入20世纪，而后脚还停留在19世纪的传统哲学中。
收稿日期：2000-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