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体化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全面发展论文,模式论文,社会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能否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即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已构成一个发展模式上的难题，从二战以后的西方化模式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看结果都不尽如人意，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经济与社会共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考察与批判集中于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后者是社会全面发展的载体和集中表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0、页。）但同时，不同地方的“资本主义体制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7、130页。）。而且在人的发展方面由于贫困和劳动异化使人处于同社会和自身对立的状态，扬弃私有制其目的是使发展了的社会财富同时也成为劳动者个人的财富和成果，成为其个人发展的手段，以使每个民族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3、106页。）。这是马克思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统一起来的最明确的表述。要达到这种状态，首先必须发展生产力，它是个人发展的标志和前提，马克思认为诸如自动技术的发展“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的个人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8页。）这时“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2页。），这是指作为与自然相对立的个人和群体的一种社会性、总体性的进步状态。作为个人来说生产与生活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状态下，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解放也与外在的社会条件相一致了，这种生产力条件就是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它们对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即使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也如此，马克思说：“如果抛掉狭隘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6页。）马克思在这里指出的是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状况和个人的发达的市场经济状态，但是，他在这里舍弃了资本主义这个狭隘的框架，指出了高度的普遍的生产与交换对人的需求才能和消费方式的解放和创造，可以说，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种既扬弃资本主义又保留现代市场下的充分交* 的制度体系实际上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早萌芽。但是正是资本主义这个“狭隘的形式”使社会生产力这种个人的总体性的发展仅停留在抽象的方面或仅落实到部分人头上无法普遍地具体化，它作为一种间接和抽象的形式以社会物质总量、劳动分工和技术的发达程度为标志，而劳动者个人仍然因为没有达到对劳动产品的充分占有与享用，而得不到全面的健康的发展，在这里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经济发展与个人发展是分裂和对立的，这一点尤其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过程中和今天拉美一些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只有使社会财富的创造与个人财富的积累统一起来，经济增长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个人发展才能统一起来，在这里，经济增长与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呈现为一种矛盾，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就成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列宁和毛泽东都对此有过不同程度的探索，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未能充分展开，或没有实现二者的充分结合，直到今天，这个模式才初步成型。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实现机制：合理的分配体系与多层次的发展战略
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要实现二者在动态中的平衡，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分配体系，按劳分配依然是保障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而要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更长期的分配目标，按生产要素的分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甚至可以同时发挥增长与发展的效果。因为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目前所有人的收入平均，这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并不现实，它目前的目标或主要表征应该是迅速消除贫困层面，提高中间层面的收入水平，扩大其范围，同时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手段获得较多收入，形成一个互相促动的局面，不同地区也是如此，所谓波浪式前进即如是。由于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因此，多种所有制形式与多种分配方式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存在就是必要的，从微观分配即个人收入看，非公有资本会形成非劳动收入，它不具有按劳分配的性质，它的增加会降低整个社会按劳分配的程度，但是从它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角度看，它又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按劳分配的程度（注：刘国光、汝信主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99页。）。另外，技术发明等要素参与分配则同时兼具公平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双重效果。我们所力争的，一是：经济增长与共同富裕的同步发展；二是在二者不完全一致时力争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一定增长条件下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分配。因为，在相似的增长条件下，也会出现多重的分配后果。发展学家托达罗在对照统计数字后指出“台湾和危地马拉1975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大致相同，但后者处于国际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重是前者的3倍以上。与此相似，南朝鲜的人均收入是秘鲁的60%，而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重却只有秘鲁的30%。这些完全表明，与其说，贫困和高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不如说，它们取决于决定所增加的国民收入如何在人口中分配的政策和制度。”（注：（美）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2-123页。）而皮特·埃尔斯的研究结论相似，东亚“10%的高层人士的所得，等于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家同类人士所得的一半。”（注：（美）C·戴约等人《东亚模式的启示——亚洲四小龙政治经济发展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239页。）而我们的体制又优于东亚“四小龙”，因此，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完全可能的。
迟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那就是伴随经济增长而贫富也日益分化，劳动力过剩，就业不充分成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今天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现代化阶段，要实现经济增长同时又要消灭贫困，实现最大限度的共同富裕，在经济结构上如何实现这一点，这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是很难想象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经济结构的转化也不太理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展不仅未能给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出路，相反城市也承受着严重压力：不仅二元结构未能向一元化方向发展，相反出现了二元结构的次级化，即城市现代部门与非正式部门，乡村现代大农场与传统小农经济并存，形成所谓‘双二元结构’；由于过分强调快速发展工业而使农业因被过分榨取而停滞、萎缩，使得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严重贫困和饥荒”（注：张培刚、方齐云《经济发展与二元经济的改造》，《求是学刊》，1997年第2期，第35页。）。
经济结构与战略对经济增长和分配关系的影响是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发展研究表明，“同样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收入不平等的奇迹；而东亚则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收入的较公平分配。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两个地区价值选择上的差异。但价值选择只是一种主观的愿望，要使主观愿望变为客观现实，还必须创造现实的条件，即结构创新。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妥善解决劳动就业问题，重视农村的土地改革，大力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发展教育事业，扩大人力资源的基础等诸如此类的结构调整，都对协调增长与分配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在这当中，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创新是特别重要的。”（注：张琢主编《国外发展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6-117页。）而新加坡的周孙铭又依新加坡的经验指出，“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依赖于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经济增长来自几个部门，并集中在几个大企业和外国企业，那么，收入不平等就会扩大。另一方面，如果中小企业成了增长源，这一增长具有广泛的基础，那么，收入平等将会得到实际地改善而非进一步恶化。”（注：周孙铭《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9期，转自《国外发展理论研究》第117页。）而中国的乡镇企业从80年代一直是经济增长和国家税收的主要源泉，而且一举扭转了我国就业结构长期二极化不变的格局。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我们八十年代一项正确的战略选择，它取得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双重效果。从目前看，对它一要坚持二要改造，要多向第三产业和中等技术的方向转化，而从国家整体角度，则要在大型企业和新兴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从而逐步实现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产业的合理布局、梯级转移和互相衔接将是一个新的课题。
三、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体化动力要素：科技与教育的循环与扩张
如果我们把一个假定协调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这二个方面的社会统一体作为一个目标系统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个目标实现的功能机制，多层次经济与社会结构则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动态的社会秩序框架或结构，它是一种多向沟通交流协调的结构，现在所缺少的就是这个系统的资源性动力，不是市场机制内在循环的动力，而是指类似作为“燃料”或能源动力的要素，这个要素就是我们这里要提到的科技与教育，它本身是作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要素进入这个系统之中的，其特殊性需要我们尤为注意。
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同一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初稿时，曾专门研究了工业发展尤其是机器应用的作用和社会意义，指出“科学”正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的因素表现出来，被第一次大规模地运用到生产中，他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产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不到的。”（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8页。）他指出诸如风、水、这些自然因素的应用。“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次发明都成为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基础”“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6页。）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把发展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出它是一个强大的动因，生产过程的延续与突破就是科学的发明和实际运用。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比重在本世纪初是5-20%，到五、六十年代上升到50%，到近年则达到80%，个别行业甚至达到90%以上，发展科学技术同发展生产力，同经济增长，尤其是正在形成中的“知识经济”已基本同一起来了，对于传统产业，也能起到迅速改善产业结构，提升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水平不同，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就很不相同，小学生43%，中学生108%，大学生可达300%”（注：谢霖《东方的复兴——邓小平与中国的现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1页。）这实际是“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的表现，而“人力资本”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的一种活的资本形式，它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一种资本，实际上是对人的体力和知识的投入，主要是后者。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对经济起生产性作用，增进国民收入，它们又都是由投资形成的，对人力的投资形成人力资本，对物质产品的投资形成物质资本，它说明人的经济能力不是先天的而是通过有目的的行为促成的（注：参见蔡思复、张燕生主编《发展经济学概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16页。）。人力资本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来的，在此之前，索洛模型就指出了生产要素中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而发展和改进了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型中强调资本积累的增长理论，舒尔茨在索洛的基础上，又在技术的物质方面之外突出了“人力资本”的特殊意义，指出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要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根据在市场条件下，人们会对投资收益率的差异作出合理的反应的规律，要促进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取向就成为一种必须。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进入8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理论又有新的进展，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仍然是一种外在的投入变量，而卢卡斯和罗默的研究则把这一过程变成自我推进和内在扩张型的，依据一是“知识的滞后效应”，即一次性的知识存量会产生一系列的“外在效应”，使产出水平和增长率获得“永久性”提高。另外一个依据是“边干边学”，生产过程是知识和经验积累的过程，随生产数量的增加，劳动者和管理者的效率都会因此提高，其效应在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尤为突出（注：参见王朗玲、孟庆琳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二卷，增长·发展篇）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7-98页。）。其结论是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多、人力资本的生产率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它相应地要求有健全的市场制度和社会政策制度能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即市场强化对人力投资的回报，国家对教育保障和激励的制度性和政策协调等等。现在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迟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力资本匮乏，并形成了一个“区间陷阱”，不突破这个障碍，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和高速地进行，发展学家由此提出了种种建议：扩大就业，增加对低收入者的卫生保健和教育投入，促进文化教育投资，增加知识和技术投资者的收益，改变决策者的观念意识等等，而这本身恰恰就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和特征表现，是个人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经济增长要求的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投入的过程，就是个人与社会发展进程。
人的发展可以有多层次和多角度的界分，简单地说，就是生存与发展，前者主要指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后者可以为个人素质的提高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样二个方面。人的基本需求除了衣食住房之外，还有接受最基本教育的权利，即一种知识需求，这是个人发的起点。而人的身心素质的提升乃至于价值实现的过程更是社会的教育文化向所有人开放、普及和提高的过程，这些教育包括基本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性或职业性的知识教育，同时也含精神道德方面的知识培养。所谓人才，就是具备了一定素质和能够创造一定社会价值同时实现一定个人目标的受教育者，它是个人发与社会进步的统一过程。
科技与教育的发展过程又是一个社会推行公平发展的过程。发展科技与教育必须要有一定的投入，它既来自个人、家庭，也更来自于社会与国家，这正好是一个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过程，国家通过税收进行个人收入的调节，而向科技、教育的投入则是一个最积极和健康的发展性投入，它能够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使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得到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社会本身存在着先赋的家庭等方面的自然差距，但这是一种不平等，通过国家的教育方式弥补了这种缺陷，使每个人都得到基本发展和更高发展的机会，既维护了社会公平竞争的秩序，又保护了一部分弱者，使整个社会得到协调的发展，而这个过程同时就是“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
总之，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它们不是直接同一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冲突，但又具有内在统一性，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善于统筹矛盾的双方，在政策制订与实施中不断协调，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模式就会越发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