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的哲学观、政治立场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及其他论文,立场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李普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报刊政论家首先应该具备深厚的哲学基础，并直接参与社会生活。这样才可能在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中，以满腔的热情去发现问题，以冷静的头脑去分析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点，不论中外政论家都无例外。
美国著名的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就是一位自觉运用他的哲学观，以高于同时代的其他西方政论家的见解，对美国乃至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政策制定产生过不可低估影响的重要人物。他在60余年的政论生涯中，留下了1万多篇共1000多万字的时论文章，并著有31部有关哲学、 政策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生前，他曾显赫一时；死后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政治家的角度对李普曼的哲学观、政治立场加以探讨，以为借鉴。
一
李普曼出生前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表面上，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歌舞升平，而在背后却隐伏着危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法帝国正在走向下坡路，而新起的美利坚帝国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地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以创造一个“美国世纪”的时代。
李普曼就像当时的美利坚帝国一样，踌躇满志地步入了人生的旅途。
李普曼的哲学观基本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开始形成的。这时，西方现代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都已形成。这两大思潮对在哈佛大学哲学系学习的李普曼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对李普曼产生直接影响的则是美国宗教唯心主义的批判实在论创始人之一——乔治·桑塔亚纳。
乔治·桑塔亚纳将唯物主义、柏拉图派的实在主义和唯心主义等不同的哲学主题交织在一起，创立了“批判实在论”哲学。李普曼在哈佛大学不但选修过乔治·桑塔亚纳的课，而且深受这位批判实在论哲学家的赏识，以至使李普曼放弃了成为艺术史学家或父母所期望他成为律师的打算，而专心致力于哲学。桑塔亚纳开设的所有课程他都毫不放弃，包括个人辅导性质的。大学第三年，李普曼更把桑塔亚纳的《哲学三诗人》一书作为学习的中心。当李普曼在三年里提前取得了毕业所需的全部学分后，桑塔亚纳提出让李普曼这位得意门生作为自己哲学入门课的助手，李普曼又在哈佛大学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他受到乔治·桑塔亚纳的影响更为直接。
乔治·桑塔亚纳主张，应对世界万事万物持“超然的态度”。尽管这种“超然态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却给李普曼以深刻影响。李普曼一生始终以“局外人”的处世哲学来对待事物，以“超然”的态度来对待所经历的每一重大事件。他认为，成熟的人是居于感情之上，“他将以坚忍刚毅面对痛苦，因为他会把痛苦从他灵魂的秘密中除掉。他不会为恐惧所索绕，因为没有压力迫使他去攫取任何东西，他对命运也不感到焦虑。”〔1〕但是， “超然”物外的态度只不过是相对的，正如他同时代人的评价那样：“超然物外只不过是幻灭的漂亮称号罢了，超然不过是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而已。”〔2 〕这句评价只说对了一半，李普曼并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虽然他对美国政府当局是个“局外人”，但对于美国国家来说，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局内人”，他一生都在寻求一条更为合适的参与政治的途径，而事实上，他很快就找到了这条途径，即通过写作左右舆论，以至影响美国政府的头面人物对政策的抉择。
在社会历史观上，乔治·桑塔亚纳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是人的自卫本能和追求财富的欲望；战争以及强者对弱者的统治，是人的生物本性的表现；“最出类拔萃的人物”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保证；国家是“调和”矛盾和冲突的工具，等等。李普曼在这方面，与乔治·桑塔亚纳是基本合拍的。当纳粹开始迫害犹太人时，有犹太血统的李普曼先以沉默来回避，后来又以公正的各打四十大板来对待。但实质上他是有倾向性的。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李普曼认为，希特勒已在备战，而阻止他们采取行动的只有两个因素，即法国和军队和犹太人遭受迫害，因为“有些纳粹分子感到他们必须征服什么人，还有一些人则希望有所作为”，镇压犹太人的做法“既满足了前者的欲望，又满足了后者的贪婪，同时它也是保护欧洲的避雷针。”他的这种看法真可谓桑塔亚纳社会历史观在实际中的运用。就连美国的有识之士都感到这样来对待犹太人的遭迫害，未免“太过分”了。
另一个对李普曼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家是威廉·詹姆士。
威廉·詹姆士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李普曼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詹姆士出版了著名的《实用主义》一书。李普曼由于在哈佛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也是李普曼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而受到了已退休的詹姆士的赏识，这位已66岁的哲学家亲自登门拜访了年仅19岁的李普曼。从此两位年龄相距悬殊的忘年知己过从甚密。几乎每周四上午，詹姆士都邀请李普曼到家里交谈政治、宗教、伦理等等。李普曼一生奉行实力见解，认为“实力是一个国家说服其他国家遵循自己的意志办事的动力”，“为实力进行的斗争是国际政策中超越一切的无情事实。”但是，实力是有短暂性的，一些大国“由于另一些强国的兴起而黯然失色了”。这种崇尚实力的思想恰好是詹姆士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过的。
詹姆士有一个被人们极为熟知的观点：“有用就是真理”，“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如果它能双倍地满足我们的需要，它便是真的”，然而，这种真理也会随着环境和个人的利益的变化而随意变化，“我们今天只能按照能得到的真理去生活，并且准备明天把它叫做是假的”，李普曼一生都在遵循这个原则，在对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对侵朝战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对越南战争等重大问题的态度上，李普曼充分地恪守了这一原则。他与另一位崇尚实力的西方政界重要人物戴高乐一拍即合，成为密友也是自然的。具体地说，李普曼在衡量某项政策是否行之有效时，其标准就是是否符合美利坚的“国家利益”，符合即为“真理”，即为实用。他反对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是为了避免削弱美国的实力。他认为，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将会导致无穷无尽的干涉战争，用以挟持软弱无力的傀儡政权，使得美国陷入泥淖，难以自拔。然而，当西方资本主义统治一旦感觉到直接“威胁”时，他还是支持美国的干涉政策，如赞成美国动用海上和空中力量进行侵略朝鲜的战争，赞成美国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等等。
乔治·桑塔亚纳作为詹姆士的学生，尽管在学术上与其老师有着学术的不同观点，但在社会历史观上却有着许多相同之处。詹姆士认为，社会进化是个人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环境的主要作用就是“它具有接受或拒绝个人及其天赋的力量”，而个人（即伟大人物）对社会环境的作用都是大得不可比拟的，“一旦环境接受并保存了伟大人物”，社会“就变得以一种完全创始的和特殊的方式在他们影响控制之下了”。“伟大人物”“都在或大或小的规模上，给先前存在的社会关系带来一种重新安排。因此，社会之所以从一个世代转变为另一个世代，主要是直接地或间接地由于一些人的行动或榜样”，桑塔亚纳则认为，只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才能够使社会生活秩序井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詹姆士对待公众的态度是，“下等人的智慧是非常平庸的，”他们“想到的与其说的是那种善于作出抉择的坚强的人的意志，不如说是一块死材料的不变特性，如果我们在看野兽，它们的这些特性更加明显。”
李普曼是怎么看待“伟大人物”和“下等人”的呢？在被称为传播学奠基之作品《舆论》一书中，李普曼就提出了平民百姓能否对公共事务作出明智判断的问题。在《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他更明确地认为，公众“仅仅是那些对某些事件感兴趣的一些人而已”，因此，“必须把公众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这样他们就可以行使其权力；但这就是很不少了，而且也许还多了一些。这样，我们每个人就可以摆脱那帮蒙蒙懵懵的乌合之众造成的暴虐和喧嚣，而得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他把希望寄托在“好人”身上，靠他们来治理国家。在他所经历的历届美国总统选举中，他的选择标准就是对美国国家利益得否有利，只要对国家有利，即使是他曾反对过的人，也要运用自己对舆论的影响力加以支持，以影响广大选民。正因如此，一旦这些人上台后无法扭转混乱的局势，变得不利于美国利益时，他也会以激烈的言论进行批评。但是，他的批评矛头所向一般是他们的政策，而不是目的。这种做法也是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方法论相吻合的。詹姆士曾把自己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原则概括为“不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设想的必然性，而看最后的事物，看收获、效果、事实。”李普曼在写作《放任与驾驭》一书期间，曾在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建议要使自然服从于我们的目的，使它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将把所有的科学都当作工具或武装。我们建议对付道德规范和惯例——把它作为达到我们目的的工具。”这种企图使本末倒置的观点，恰好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哲学观。
二
李普曼的哲学观直接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或者政治立场。
李普曼早年曾信奉过社会主义，也曾研究过几篇马克思的文章。但是，他相信的实际上是费边主义。他研究马克思是为了寻找一条不通过革命的途径，治理一团糟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旦发现马克思主义非但不能用来改良资本主义，反而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根本性的威胁，他很快便产生了厌恶感，继而彻底放弃。
他所相信的费边社会主义的是什么样子呢？费边社是1884年在英国产生的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团体，它以古罗马一个主张缓进、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将军费边·孔克达特的名字命名。费边主义主张“依靠舆论的逐渐成长，而不是依靠武力来争取它的主义的胜利”，即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逐步实现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对其评价是：“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钻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拼凑的集团，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要取得统治而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量通过保障自己的、即‘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危险，〔3〕“害怕革命， 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4〕
李普曼在探索不经过革命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改良的途径中，终于在费边主义者身上发现了某些合意的东西。于是，他钻进怀纳德图书馆里，贪婪地阅读费边主义的著作，“终于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信仰，我热烈地、无畏地相信社会主义。我并不是主张人人平等，因为那是滥用民主。”1908年5月， 李普曼和几位学生组织了“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他本人被推选为主席。俱乐部的宗旨是考虑“所有旨在根本重建社会的改良方案。”1910年，李普曼到参加《波士顿平民报》参加编辑工作。这家报纸发行人拉尔夫·艾伯森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当时该报发起组织了“波士顿1915年”的改良运动，他们试图在不触动对他们得益匪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使公共事业和铁路实行公有。李普曼就是被此吸引，而热情地接受了该报的雇用。然而不久，他就大失所望，离开该报，转而为以揭露城市中营私舞弊现象而闻名的《人人杂志》主编林肯·斯蒂芬斯做助手。李普曼认为，揭露这些导恶行径，“不是要寻找大企业中的坏人，而是为了解剖麻雀”，“我们不能对美国健康肌体表面的每个小毛病都大张旗鼓地讨伐一番。”而只是由于社会被管理得一团糟糕，使他感到无法忍受。可见，李普曼从来就不是一个像约翰·里德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不久，李普曼就连这个走改良道路的费边主义也抛弃了。
在李普曼步入人生时，美国的工人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下，不堪忍受，工人运动不断发展。据1914年的统计，当时占美国人口2 %的富翁拥有全国财富的60%。在西奥多·罗斯福当政的八年内，有六百万工人罢工。在宾夕法尼亚由摩根财团经营的无烟煤矿，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的正常要求遭到拒绝后，15万工人宣布罢工；1913年在科罗拉多州，洛克菲勒财团拥有的矿厂工人罢工，很多矿工和他们的妻儿遭受警察的血腥镇压，几十人惨遭杀害，这就是著名的“鲁德雷矿区事件”。尽管这些罢工都是自发性质的，但是，却对美国资本产阶级造成了威胁。在这种形势下的1914年春，西奥多·罗斯福准备再度总选美国总统，以整治局面。李普曼主动请缨，愿为罗斯福参加竞选起草国内急待解决的工人运动的纲领。在这个纲领中，他劝告罗斯福应赞成有组织的工会，因为强大的工会是防止美国出现引起暴乱危险的“阶级结构”的唯一方式。这种利用工人贵族来瓦解工人队伍的方策，也体现在他同期的《放任与驾驭》一书中。他定道：“美国和一个持久的、俯首听命的阶级之间，唯有组织起来的工会是能够存在的。”这是李普曼第一次为美国选择合适的总统人选而出谋献策。尽管这个纲领由于老罗斯福的在竞争演讲中胸部中弹，最终被对手威尔逊击败，而仅能由罗斯福去实施，然而，这次活动却是李普曼正式充当美国资产阶级高级谋士的开始。
1914年，第一场世界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对这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李普曼感到是美国争夺世界霸权难得的机会。他认为，美国虽然“可能不会受到任何入侵的威胁，但是我们若在此一个武装起来的世界中解除自己的武器，那么我们就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越来越无足轻重。”因此，美国必须加强军事力量，以待时机成熟，就要抛弃“中立”政策，参与“稳定人类”的努力。在《向总统呼吁》的社论中，李普曼认为，美国参战开始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航海权，然而结果却是为了改变近东的政治控制而战。”李普曼的这种态度受到了约翰·里德等人的指责，却受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赞扬，摩根财团的德怀特·莫罗赞扬李普曼的看法“千真万确，介入战争对美国大有好处。”
时机果然成熟了。1917年3月，德国向墨西哥许诺， 如果墨对美作战，将获得美国的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的大片土地，这为美国的参战找到了充分的理由。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投票赞成美国参战。
1929年开始，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袭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国也不例外。李普曼为寻求一个拯救危机的人物费尽了心机，最终选择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罗斯福当选总统到就职前的四个月里，美国的经济危机迅猛加剧，工业生产停滞。1929年失业人数为150万， 到这一时期达到1260万，农民付不起抵押利息，国库无力支付救济款项，成千上万的银行倒闭。面对这种局势，李普曼向罗斯福晋言说：“你可能没有任何选择，只有接受独裁权力”，“在紧急情况下不能集中权力，它就会不可避免地陷于混乱状态之中，这只会给独裁者崛起做好准备。”在罗斯福推行新政的前两年，李普曼一直忠心耿耿地予以支持，并利用自己在舆论界的影响，宣传新政实施的每一个步骤。以至罗纳德·斯蒂尔把他誉为“罗斯福最得力的新闻干才，是政府官员与工商界之间进行联系的重要桥梁。”〔5〕当然， 李普曼对后来所继续推行的新政也进行过攻击，如对改组法院的计划。但他反对的只是对最高法院的完整性造成的威胁，而不是罗斯福新政的基本原则。
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问题上，李普曼采取的是抽象地反对，而在实质问题上却是支持的态度。他认为，如果东南亚被纳入共产党的轨道，“将是一场大灾大难”，印度支那冲突“已经从最开始的法国殖民战争”，“转变成了遏制共产主义的若干战争之一”。他虽然主张停战，但是这种停战必须保障印度支那脱离“共产主义轨道”。
值得探讨的是，李普曼对等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态度。有人认为，李普曼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对东南亚的武装干涉。事实上，李普曼在1963年时曾认为，共产党东越南的胜利将会导致中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使印度支那免于落到中国手中的最好办法，就是谋求一个“重新统一、独立的、中立的越南。”他坦言：“虽然我经常想到我们卷入东南亚是个错误，虽然也有论据表明我们同吴庭艳打交道时犯了许多错误，但是我相信，为了那劫数未定的将来，我们必须同他和他的家族同舟共济。”他献策说，美国应该等下去，直至北越和中国的裂痕变得更深。这样，在越南一个铁托主义的政权胜似美国所能够合情合理希望的任何一种东西。当美国1965年2月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空中轰炸时， 他认为这一行动将使美国“在争取一项谈判时处于更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外交攻势”和“军事手段”应“同时开展”。显然，李普曼把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是作为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但是，后来他为什么转而激烈地反对扩大主场战争？我们分析一下当时各方面的状况，就不难得出答案。
在越南方面。1959年前后，越南共产党在不满吴庭艳集团统治的农民支持下，对美国在西贡的傀儡政权采取了广泛的军事行动。1960年，吴庭艳军队中众多不满吴庭艳统治的青年军官发动了未遂政变，使其统治受到动摇。在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连续打击下，吴庭艳政权控制的越南南方领土到1961年已缩至1/3左右。1961年，美国宣布承担吴庭艳的15—17万军队和14万警察、自卫队的费用，并向越南增派军事“顾问”约1.5万人。但是，这也无法挽救腐败的吴庭艳政权。 由于吴庭艳对内采取高压政策，引起人民的反抗。1963年5月8日，顺化爆发了佛教徒的抗议示威活动。11月，在美国的赞许下，吴庭艳政权被推翻，其后更替的九个政府，都无法挽救败局。美国尽管企图从越南拔出脚来，却又不甘心失败。约翰逊当选总统后，只得开始了对越战争的升级。如果说过去美国主要是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实现对越南控制的话，那么，这时已经是直接上阵了。1965年底，侵越美军达18万人， 到1966 年底增加到38万人，到1976年已超过50万人。美国在越南已越陷越深。
美国国内。60年代，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日益高涨，成为美国当局的一个棘手问题。1967年夏，美国黑人的斗争扩展到大约65个城市。国内人民对越南战争也越来越反感，反战示威不断发生，许多青年当众焚毁征兵证书，为数众多的美国青年以主动流亡加拿大等国的行动，来开小差或拒服兵役。据不完全统计，1970年的逃兵率达千分之五十二，回避兵役的近10万人。由于对侵越战争的不满，美国青年中出现了“嬉皮士”的运动。由于战争费用增加，造成了美国国内持续的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
国外面临堆积如山的问题。60年代，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欧洲的盟主地位开始受到威胁，欧洲伙伴开始出现离心倾向，在核武器问题上，英法两国企图摆脱英国控制。塞浦路斯问题更加剧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紧张关系。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也出现了动乱，巴拿马运河事件、多米尼加事件都牵涉了美国很大力量。在中东，美国的势力也同样受到了威胁。
无论国际国内的局势，对于美国统治当局都是不利的。而在越南这个远离美国，又对美国没有更多直接利益的地区，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争，对美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更多的实惠而言，反而牵制它在欧洲同苏强争夺霸主地位的力量。李普曼对约翰逊政府的猛烈抨击就是在这咱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了。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李普曼以攻击约翰逊政权的对越政策，就如同坚待以往历次所遇重大事件一样，是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的，而决不是良心发现。他同约翰逊政府的分歧在于通过什么途径来尽快结束越南战争。约翰逊想通过战场上的胜利来迫使越南谈判。李普曼则认为，这种无法尽快结束的战争，使得美国不能着手解决国内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危机，即使国外的危机也只有通过结束越战才能腾出手来解决。另外，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冒着同中国打仗的风险，走到了象雅典人进攻叙拉古或是拿破仑和希特勒进攻俄国这样一种“历史性错误”的边缘，这种导致自我毁灭的战争，应该避免。
我们从对待重大事件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李普曼的政治立场是一贯的，他和他同时代的政府家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眼光看得更远一些，比其他是考得更深刻、更周全一些，他不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所满足，而是更多地考虑未来。
作为著名的资产阶级政论家，李普曼虽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6〕
三
毫无疑问，李普曼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资产阶级政论家。从他的一生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作为一个政论家，首先应成为一个政治家。这一点，无论对于无产阶级政论家，还是资产阶级政治家都是相同的。李普曼认为：“凡是认真负责的评论，其标志并不在于象一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那样对事做出评价，而在于要充满想象地深入参与者的角色。所谓责任，就是要分担那些指导事态发展的人的负担，或者是分担这样一种重担，即象一个已经注意到那样做的全部含义的人那样，设身处地地提出另一些行动方向。”政论家应该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作为自己的论题，并且提出解决的方法，他不是旁观者，更不是裁判员。
一个政论家，必须胸怀全局，对于事件要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进行考察、分析，找到它的发生、发展的趋势，预见到事件的未来，而决不是就事论事，为评论而评论。
政论家要从整个阶级、国家的利益出发，思考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要根据事实去阐述观点，而决不能凭空想象、凭感觉去做文章。
政论家既要善于运用逻辑思维，又要善于形象思维，在政论中以逻辑的力量征服读者，以生动形象的表述来吸引说服读者。李普曼曾强调在语言的运用上，应学习小说家。他认为能够表达“夸张多变的现代生活”的不是政论家，而是小说家。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真正言论是带有习语性质的，即使不来自苍天大地，至少来自酒吧和体育场的看台”。语言的通俗化、群众化是政论文章成功的标准之一。用形象、生动、通俗，甚至幽默的语言会把抽象甚而深奥的道理表述出来，就可能使政论文章增强可读性，取得更好的效果。
注释：
〔1〕李普曼《道德序论》， 转引自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中文版第403页，新华出版社。
〔2〕同上，第4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4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18页，1995年6月中文第2 版。
〔5〕《李普曼传》第471页，新华出版社。
〔6〕《李普曼传》第4页，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