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群体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知识分子阶层彼此之间存在一个两难的抉择。对共产党来说，巩固政权和建设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国，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具备各种专业才能的知识分子队伍。延安时期培养的、在长期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依靠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各类学校的教师。但这批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由西方教育模式培养的，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重。如何改造、教育这批知识分子，使之能与党的思想体系、政治路线、组织原则相一致，成为党的事业可用人才，这成为共产党执政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对国民党政权留下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虽然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是建设新中国所必需的，但他们的政治理想、思想定势、价值取向、生活态度、道德标准、心理状态与共产党对他们的要求有相当的距离。
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要求。如何实施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这是执政党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既不能用镇压反革命的方式，又要相当有效地实现转型，使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党的事业一支可信任的队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运动，就是实现这种转型的有效形式。问题只在于时间上的安排要恰当、适时。其一，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全包下来的政策，知识分子得以流动、选择的行业（学校、报社、出版社等）大都国家化了，经济上由国家安排工作，人事上通过工作单位、行业协会等渠道被严密地组织管理起来。这样，知识分子一方面避免了失业的窘困，另一方面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职业选择完全单一化了，他们的物质生存方式（包括家庭）完全依附于现实政权，他们对现实政权失去了任何的相对独立性。其二，建国初期巩固新政权的各项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异常繁重，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一时还不能提到最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来。其三，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为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模式。分析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些情况，对我们认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是有所裨益的。
一
延安整风运动是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形式，运用学习、批判、检讨、审查、组织处理一整套程序，从思想、心理到组织，对知识分子队伍成功进行了思想和组织整顿，人人过关，达到了一种政治和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使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被有效地贯彻下来，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具体地落实、展开。
革命战争期间，共产党在相当困难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中就开始考虑，如何改造、运用和重塑知识分子队伍，使其成为自己事业成功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这是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知识分子改造工作涉及到四个层面：谋生环境、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道德心理，其中，谋生环境是基础，价值取向是动力，思想观念是标准，道德心态是根本。只有完成了这四个层面的改造工作，知识分子阶层在生存选择的诸多方面（职业选择、思想选择、话语选择、道德选择、价值选择）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工作的一次成功尝试，并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模式：召开大会，布置学习文件，方针政策→组成各单位学习小组→展开各种形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交代和揭发别人，人人过关→人人小结，领导审核，群众大会通过，组织处理。这种思想改造模式对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具有定势性的影响（从职业选择一直到道德标准、话语习惯），也形成了对知识分子社会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准：以“红”为先，为主，以“专”为后，为次，思想、政治、组织关系成为划界的绝对前提。因此，学术思想依附于现实政治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选择。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各类青年知识分子怀着抗日救国的信念和对国民党政治黑暗、腐败的不满来到了革命胜地——延安，以实现他们抗日救国的抱负和社会民主、平等、自由的理想。当时，严酷的政治、战争现实及由此形成的延安社会体制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相差甚远，如何认识和评价延安的社会现实就成为延安各类知识分子关注的热门话题。随着整风运动的普遍展开，青年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杂文、墙报等形式公开表达他们对延安社会的看法及对民主社会的理解。当时《解放日报》副刊、中央青委的《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壁报都轰动一时，形成了以王实味、萧军、艾青、丁玲等为代表掀起的“暴露黑暗”的批判思潮，在延安的知识界、思想界产生了很强的冲击波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后来，罗迈（即李维汉，当时的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领导人）写文章回忆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延安的闹市区）悬挂，看的人们川流不息，毛泽东也挑灯看了《矢与的》的整风墙报。”（注：参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并马上作出了反映：“思想斗争有目标了。”（注：参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实味的遭遇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大致可以说明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过程中生存状态的变化。当时，王实味在运动初期写了很多杂文，表达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批判现实黑暗的社会良知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是王实味批判性杂文的代表作，表达了四层主题：其一，揭示、反对延安社会存在腐化、异化的现实可能性。其二，强调政治领导人的道德、人格、灵魂自我改造的重要性。其三，强调保护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黑暗现象批判、揭露的敏感性、热情和勇敢。其四，强调知识分子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理性和批判力量。然而，知识分子对延安社会黑暗面的相对独立的揭露和批判，被当作政治上的对立面进行批判，王实味成为政治斗争的靶子。对王实味的批判和斗争一开始就从学术、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将“托派”和王实味不仅从思想观念上，而且从政治立场上和组织关系上具体联系了起来。从托派分子到反党集团，从开除党籍到囚禁处死，这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必然结果，联想一下，建国以后的批判胡风和反右斗争等等都是如此。
在将王实味的思想、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前提下，有组织的各种类型的批判、斗争会全面展开。其间，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也是必然的现象。整风运动开始时，艾青、丁玲等人是用杂文揭露和批判延安社会黑暗面，而在批判、斗争王实味时，他们的态度比其他人更左、更激烈，批判的语言近乎漫骂、攻击。他们不仅更直接地将思想问题强调为反党的政治问题，而且更粗鲁地进行公开的人身攻击。艾青在6月9日的批判会上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王实昧文章的风格是卑下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注：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丁玲在6月11日的批判会上说：“王实味的思想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我说王实味不是艺术家。……王实味则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注：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在建国以后历次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这类现象屡见不鲜，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他们生存状态的一种本能。将思想认识问题看成是原则性的政治问题，也成为一种本能的习惯了。于光远载文说：“延安抢救运动之前和文革刚发动的那会儿，我都是把它们当作一场原则性的党内斗争来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缺点和错误。”（注：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的模式：从思想整风开始，发动知识分子提意见，谈看法，交流思想；然后从中发现问题，确定批判的主题和斗争的目标，采取群众批判、斗争的方式，使运动中的每个人都在思想和心灵深层都能被触及，个人的自尊、人格已不复存在；最后进行严格的组织审查、组织处理。思想问题的处理用政治、组织的方式加以解决，人人过关同时也人人自危，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家庭的荣辱。这种模式在建国后的历次思想、政治运动中被反复运用和发展，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这可以从一些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的回忆文章中，略见一斑。李普在《黎澍老夫子》一文中曾说：“后来，我才渐渐感觉到，延安出来的人大都有这个本事，绝不随便说政治，他们善于保护自己，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炉火纯青，大概是整风，特别是其中的‘抢救运动’训练出来的。”（注：文载《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丛维熙在《走向混沌》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丛维熙的岳父张宗麟是1927年的老党员，1957年鸣放时曾要女儿张沪告诫丛维熙；“鸣和放似乎还不是目的”，“不要那么狂热”，“爸爸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对丛维熙的疑问，“1942年的整风和1957年鸣放有什么关系？”张沪说：“爸爸没说清楚，反正你谨言慎行就是了。”（注：丛维熙：《走向混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谈到延安整风运动由思想改造到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冤假错案时悲愤地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面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注：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这只是韦君宜的书生之见了。（注：对延安整风运动所造成的政治迫害，毛泽东曾代表党中央向受伤害的人脱帽致歉，因为当时还没有取得政权。后来，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徐铸成和叶圣陶、郑振怿、宋云彬一起在京聚酒，“云彬兄叹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了几次，恐怕这次是在劫难逃了。我还宽慰他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为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出来拥护党。云彬兄惨然一笑说：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参见徐铸成《“阳谋”——1957），文载牛汉等主编《荆棘路》，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延安整风运动为共产党今后在全国范围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方法，也培养了大批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干部。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干部大都是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领导这样的思想改造运动无论是政治上、方法上，还是心理上都应该是驾轻就熟了。（注：韦君宜在《思痛录》曾经有过描写：“解放初期就是我们这些从老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也一下子摆脱了长年受歧视的境遇，一变而为‘老干部’。”“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参阅《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7页）。）
二
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作为一次在知识界开展的全国范围内政治运动，一般称为“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其直接起因是，1951年6月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感到北大教职员工“自由散漫的缺点”，很难适应当时中央集权教育管理体制的构建，给当时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等各项教改工作带来很大的阻力。他认为“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因此在暑假中发动职员学习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希望经过思想改造来推进学校的改造”，（注：马寅初：《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3日。）并形成了“听报告，学文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和思想改造的方法。马寅初提议把这种思想改造、政治学习的经验推广到全校的教师中去。9月7日他给周恩来写信，代表汤用彤、张景钺等12位北大有新思想的教授，“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注：《建国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页。）马寅初的敦请包含了学术对政治的敦请，这表明当时知识分子群体对政治权力的膜拜和敏感，既有对新政权示忠表态，又有对政治的参与追逐。9月29日下午周恩来到北大，向北京、天津各高校的三千余名教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长达五个多小时，讲了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问题、知识问题、民主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七个方面问题。这个报告七个问题的排序表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首先是立场、思想、态度的根本改造，学术和民主观念是依附于政治立场的。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脱胎换骨，个人的学术观点、思想自由、人格自尊无足轻重，都必须在政治运动的炼狱中重铸。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人民日报短评、题为“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开展改造学习运动”的新华社通讯以及马寅初的文章“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10月24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毛泽东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毛泽东在肯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大意义时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也肯定了马寅初倡导的“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50页。）的运动形式。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决议号召开展广泛的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1月7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发布“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和通知”，具体规定了各界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原则、内容、形式、时间安排和组织结构。这样，全国范围内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央的领导和部署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迅速、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事实上，共产党一进北京城，就着手实践、探索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法和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7条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1949年9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方明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介绍华大一、二部教育工作”明确指出：“华大在今天办这样的短期训练，其一切教学方法……都是为着解决一个问题，改造思想，也就是换脑筋运动，是一种思想战争，是一种歼灭性的思想战争。”“经验表明，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两种基本课程在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中起了最大的作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造思想的最好武器。”1949年9月20日和11月15日，人民日报分别刊载了“北京市大中学生暑期学习团工作总结”和“北京市中小学教职员暑期学习会总结”，指出组织暑期学习班“达到了思想改造的初步效果”，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开始，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长远的艰苦的过程”。（注：《北京市中小学教职员暑期学习会总结》，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5日。）1950年10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柳湜的文章“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对进城以来进行的政治学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的组织形式、学习改造的内容、目的、意义和作用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在过去一年，在普通大、中学校或教师学习组织中，出现了群众性的强制的教育方法”，有的甚至“采用了整风、审干以及农村阶级斗争等方法”的现象。这表明思想改造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成为一种虽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却被加以推广而不加制止的思想、行为和领导的倾向。由于当时紧迫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问题（如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等）关系到新政权生存、稳固和发展，党暂时无暇开展全国性的、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还是以使用为主，教育、改造为辅。“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地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23页。）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报告，其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政治策略：使用、教育、改造的顺序排列和不要四面出击的现实要求。1951年5月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以教育界为主的政治大批判。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须在一、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以上学生的学习中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对学校和教师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是共产党首先必需和必然要进行的一场政治运动。因为这涉及到教育模式能否顺利实现转换，涉及到适合新社会、新秩序所需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能否符合要求地被培养出来。北大马寅初等12位教授上书中央，主动请求对知识分予进行思想改造，为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政治运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北大是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策源地，“北京大学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如此密切，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各大学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这是北京大学最大的光荣和骄傲，北京大学教师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光荣的革命传统，自然愿意接受一切新的思潮。”（注：马寅初：《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3日。）北大在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思想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马寅初又是享有很高学术和道德声誉的学者。这种榜样和放大效应减轻了广大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的心理畏惧和思想负担，顺理成章地将前二年在局部范围内开始的政治教育成功地转换成一种全国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改造成为知识分子群体首要使命，教育、使用退而次之。1951年10月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将广泛展开思想改造运动定为以后一段时期全国三大中心工作之一，于是就开始在全国各大学教师中展开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注：曾昭抡：《三年来高等教育的改进》，载《人民教育》1953年1月号。）
三
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面对大陆鼎革，改朝换代的政治现实，知识分子处于一种矛盾的思想状态。一方面，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以及自身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窘困十分不满，对共产党充满希望，真诚地表达了对共产党能够建设一个强大中国的信心、拥护、热情和愿望。另一方面，他们基本上受的是西式教育，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重，对西方模式的民主与自由十分依恋。他们希望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理性批判力量，与现实的政权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其能保持一种有效的批评和监督。这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因此，他们对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上的集权管理模式，意识形态方面现实政治需要决定、支配一切学术问题的方式存有疑虑或抵触情绪。下面摘录一些材料大致可以说明这种思想状态：
1949年5月吴晗在《我的治学与思想是怎样进步的》一文中说：“自1940年以来国民党统治愈来愈坏，湘桂战役一败涂地，加之恶性通货膨胀，自己生活也跟着一班人一天天困苦，于是对国民党由讨厌而痛恨。”（注：吴晗：《我的治学与思想是怎样进步的》，载《中国青年》1949年5月第8期。）《吴晗自传》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注：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梁漱溟在回忆建国初期自己的言行思想时说：“1950年3月12日晚间，毛泽东约梁漱溟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曾邀请梁参加政府的工作，梁答复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注：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114页。）“1950年国庆节，郭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向毛主席赠旗，旗上写道一行字：‘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梁看了，心里直摇头，这话梁认为他口中是说不出来的。”（注：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顾颉刚在1952年7月29目的日记中曾记载：“今日谈立场问题，予说到对美苏态度，因谓苏联自为先进国家，我国应追绥之，然胸中有积虑二：乌苏里江东之东海滨省，黑龙江北之阿穆尔省，帝俄时代所夺地也，既对我友好何以不还？一也。帕米尔高原、唐努乌梁海，皆中国地也，苏联何以不声不响地拿了去？二也。此事，我政府或有难言之隐，然对我辈高级智识分子必当有一交代。归为静秋述之，静秋大詈余，谓为惹祸招灾。然既要说对苏态度，自当忠诚老实，虽得祸不悔也。”（注：顾颉刚：《日记中的思想改造运动》，载《万象》1998年11月《第一卷第一期》第51页。）
随着共产党新政权、新制度的建立，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也发生了剧变，他们与新制度各方面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在留（大陆）与走（港台）的选择中，表达了他们对国与家、个人前途之间取舍的一种政治标准，但是大量知识分子大都基于经济、生存等诸多原因留在了大陆。不管他们留在大陆的动机、心态如何，都必须对新政权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立场。他们明白，自己的学术、社会前途，家庭的荣枯富贫甚至身家性命都和社会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不了热衷于现实政治斗争的政治情节，这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和传统，他们也是不甘寂寞于学问之中的。在新政权的建立过程中，一些作家、学者、教授、文化人由于政治或历史原因走上了各级文化教育领导岗位，其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1950年9月23日毛泽东找梁漱溟谈话，问起梁的个人住房及生活情况。梁当时寄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的一个亲戚家里，住房不宽裕，生活亦不方便。毛泽东得知后，几天后即由徐冰安排梁住进颐和园石航附近的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还邀请梁参加政府工作。（注：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这种布衣卿相，贫富贱贵变化的现象，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有一种放大的社会效应，对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有一种定势性的影响。著名学者朱师辙解放初受到叶剑英、陈毅等领导人的关照在杭州安居养老，朱师辙“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倌，连同朱氏三代人的著述一起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亲笔给朱师辙复了信。朱师辙接信后即赋诗一首，其中两句云‘琅函飞下九重天，尧舜都俞在眼前。’直把毛泽东比作尧舜。”“陈寅恪很羡慕朱师辙的归宿。”（注：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5页。）
知识分子群体将政治立场上的划界表态作为价值取向的基本标准，政治权力文化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环境。知识分子群体对此大部分是主动认可的，并以自己的言行加强了这种生存环境。他们不仅以自己赖以立命的学术活动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学术依附于政治，而且更以自己学术批判的政治化的方式强化了这种倾向。原本就比较脆弱的知识分子相对独立的理性批判和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已荡然无存。这固然有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原因，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固有的参政、从政，学术政治化的本质特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以政治权力依附形式存在的人身依附，使他们具有很高的投入现实政治斗争的热情。建国初期，政权更替为知识分子群体价值取向这一特征的展示提供了舞台。他们竞相写文章，公开表态，用政治批判、斗争的形式，揭露、批判自己、朋友、同事、师长的思想、人格、尊严、学术。不仅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争先恐后，就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莫不如此，唯恐落后，用现实政治斗争的立场，态度来判断他们赖以立命的学术真伪。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从政治斗争的高度交心和批判，有其自身的冲动和需求，他们希望自己被新社会承认和接纳，并占有一席之地。“结合我们目前的思想改造运动，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我们的头脑，学习苏联科学界粉碎魏斯曼——摩尔根主义的斗争精神，学习苏联科学界粉碎共振——中介学说的斗争精神，大胆揭发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技术和科学中的一切唯心论的，机械论的反动观点，并坚决和这些反动观点作斗争；消除自然科学发展途径中的障碍，粉碎资产阶级加于自然科学的桎梏，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注：唐敖庆：《肃清化学构造理论中的唯心主义》，载《科学通报》1952年第3期。）
随着政治选择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价值取向的基础，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兴趣，话语形式，道德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知识兴趣变得更关注于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性需求，特别是政治形势的现实需求。1952年2月22日，原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之诚在一则日记记载的一件小事，生动地表现了这种知识兴趣转变的心理状态。“晨往女体育馆注射防鼠疫针，不往者为不爱国。予恐被不爱国之名，蹒跚而往，则人员拥护，皆恐被不爱国之名。排队鱼贯而入，始得针证而归，亘一小时。”（注：邓之诚：《思想改造时期的燕京大学——1952年日记》，载《万象》1999年3月号《第一卷第三期》，第102页。）知识分子群体在学术方面表现为一种见风使舵的潮流显学，始终关注如何使各种学术研究从立题、论证到结论、诠释方式上都表现为与对政治图解的感性经验相结合，表现为一种政治独断型的知识兴趣。这和当时用政治、行政权力的方式将一切生产、生活等社会资源整合归为抽象的国家或全民所有的社会变革相一致。他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的终极关怀没有理论兴趣，近代科学理性所具有的实证分析的知性逻辑也没有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知识构成的工具、手段，从而使感性经验和理性信念之间缺乏—个可以证实或证伪的联系环节。
当时，知识分子群体在话语选择方面也表现为用政治话语代替学术语言，用流行的媒体语言代替学术评价语言，用世俗的漫骂语言代替理性的反思语言，这三种话语的替代都是政治性暴力话语的表现。“以势压人”，“以势伤人”甚至“以势杀人”，成为政治性暴力话语的基本特征。翻开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写的各类文章，无论是公开发表的，还是在单位里写的检讨、小结，无论是一般的学习体会，还是学术论文，诸如“洋奴”、“卖国”、“反动分子”、”地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小撮帝国主义走狗”之类的用语，“彻头彻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之类的政治批判断语，比比皆是。这种话语的替代不仅是潮流使然，而且表明了知识分子群体独立人格尊严的丧失。谭其骧曾不无悲愤地哀叹；“咳，解放以来这样的东西不知道写过多少了！无非是骂自己吧。”（注：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与这种政治性谩骂话语相伴随的，必然是媚时的谀词，“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毛主席万岁”之类表忠心的话语也成为一种时髦。或是无中生有的人格辱骂，或是深文周纳的政治陷害，知识分子群体箕豆相煎，同类相残的生存实态使政治性的暴力话语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语言，成为知识分子群体思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运用政治性暴力话语的过程中，还呈现了一种有趣的社会现象，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比共产党知识分子，基层知识分子领导比上层领导运用政治性暴力话语更为激烈，更为丑恶。顾颉刚先生《日记中的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些记录可略见一斑。（注：顾颉刚：《日记中的思想改造》，载《万象》1998年11月（第一卷第一期）。）“刺戟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7月24日日记）“破口大骂，直有‘到此方知狱吏尊’。”（7月30日日记）“直是谩骂。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奈何！”（8月21日日记）“今日联组，实是公审，给予精神打击自甚剧烈。”（8月16日日记）“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光信已两夜不眠，逼之过甚将成精神病，更可怜！”（8月9日日记）“改造不停……真正逼死人！”（8月11日日记）
话语的选择由文明转向野蛮，由学术转向政治，由诚信转向虚伪，表明了知识分子群体在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道德心态的蜕变。揭发朋友，批判恩师，反叛家庭，检举同事，落井下石，卖友求荣，公报私仇，见风使舵……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标准与当时的社会风气立显。问题在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主动、积极地参与其中的。他们明白，能否适应这种社会生存环境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和社会前途。知识分子群体赖以立命，立身，立言的道德、气节、人格、操行、自尊、自重，已不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洗玉清在检讨自己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活思想时，曾不无悲愤地哀叹：“有人检举我去香港传递情报，许多检举材料都是私人恩怨而制造的。我认为风俗之良劣，在乎人心之厚薄。自检举风兴，人心凉薄板矣。”（注：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9页。）此类风气在以后的各项政治思想运动中愈演愈烈，“文革”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徒手在《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中记载，文革期间范曾忘恩负义写大字报上纲上线揭发批判对其有恩，有助，有救的沈从文的相关内容。（注：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5页。）对此，范曾在其《忧思难忘说沈老》一文中曾作自我辩解，“我只是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其间发生的一切，原因非只一端，然而大家同样概英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须要你表态、排队、坚定立场、表示忠诚等等，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从文。”（注：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范曾这段文过饰非的辩解很有普遍性，就是将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下滑全然归咎于外部社会环境，而全然没有道德上的耻辱感，良心上的愧疚感，灵魂上自我拷问，人性上的自我审视，情感上的痛苦感。
建国初期，广大知识分子是积极主动地，甚至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写信、写文章公开表态，决心改造思想，转变立场，要求进步，拥护共产党。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曾回忆：“我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我也写了一封，大意说：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很快回信称：“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的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揭示当时知识分子总体上的政治投机色彩。能喜获毛泽东的亲笔回信问候，这对冯友兰一类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无上的荣光，为他们的社会前途、学术前途蒙上了“圣恩”的光环。一时间，从人文社会科学界到自然科学界各个专业的头面知识分子竞相在当时的各种报章杂志发表表态文章，纷纷用自己并不很熟悉的政治语言来作表白。例如，老舍当时写道，“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注：老舍：《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载《人民日报》1952年5月21日。）建筑学家梁思成写文章表态说：“我这样的挖根是要今天的我分清敌我，站稳立场。”（注：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7日。）生物学家谈家桢写文章表态说：“摩尔根的染色体遗传学说，是一种没有实际根据的假科学。……明白了米丘林生物科学是为建设共产主义而服务；摩尔根遗传学是为帝国主义及一小撮的资产阶级而服务。”（注：谈家桢：《批判我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错误看法》，载《科学通报》1952年第8期。）这种用政治立场、思想改造和个人学术观点相关联的思潮几乎覆盖了当时整个知识界，不仅对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同时也使知识分子形成了以政治需要作为其道德、价值、心理取向基础的投机风气。这种政治投机心理甚至会表现出封建社会揣摸帝王心术的色彩，在建国初期酝酿建立学位制度时，“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讨论：郭老提出，相当于现在硕士学位的这一级，毕业可称‘进士’。”（注：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1949年11月郭沫若写了一首诗《我向你高呼万岁》，其首尾两段都是“斯大林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这使人联想起郭沫若在1948年3月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发表的《斥反动文艺》一文，他在其中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判，点名从政治定性批判沈从文、萧乾、朱光潜。这篇政治讨伐的檄文逼得沈从文差点用保险刀片自杀。（注：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对这种社会现象，陈寅恪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注：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页。）陈寅恪在1952年写下两首讽刺性的七绝，“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和“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竭后，传薪翻是读书人。”陈寅恪又在其学生汪篯面前曾恣意评点当时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连续两天，陈寅恪‘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注：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6页。）陈寅恪的讽刺、怒骂和毛泽东给冯友兰信中的“急于求效”，“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的用语相参证，大致刻划、显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和心理实态。
从外界的强制性环境转为内在的自觉需求，知识分子群体道德心态的这种实质性变化，正是在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中逐渐发生并定型的。
四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产生了以下几个结果：
其一，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意识形态模式的整体转型，由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模式转换成苏式集权、统一的管理模式，从生存就业的经济基础到具体的人事组织管理，从世界观、人生观的指导思想到学术、知识内容和话语表达莫不如此。凭借着强大的国家机器、严密的组织形式、绝对的经济控制、有效的政治运动，官方的政治意图成为占主导地位思想体系、思想方法的基础和导向。如何领会、表达、宣传官方的政治意图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显学。虽然他们各自的学习动机和目的不尽相同，但在形式上言必称马恩列斯毛，文必引马恩列斯毛，拉大旗作虎皮，吓唬、压制、打击别人成为一种时代风尚。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况紧跟现实的政治斗争，并与之合为一体，政治上的集权体现为思想上的专制。
其二，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状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谋生环境的铁饭碗化，知识分子赖以谋生的一切行业都纳入了国家控制和管理的轨道，知识分子自由流动的可能性为零，由此思想的自由和独立的可能性也为零。生存的依赖性必然导致人身的依附性。知识分子群体在思想选择、价值选择、话语选择、道德选择、心理选择等诸方面形成了以政治选择为基础，为主导的潮流。这一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人能幸免。外在的政治现实的强制变成了知识分子群体内心的自觉需求。从学术到道德，从行为到语言，现实的政治需求成为基本的价值标准，紧跟政治风向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原动力。这种由外在的强制转变为内心的自觉，对知识分子来说表现为两种极端，一是疯狂的帮凶，一是麻木的帮闲。他们或是以同伴，或是以自己作为政治斗争的祭品，而没有任何的愧疚、负罪或悲伤。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知识分子大都愿意改造，也认真改造，希望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员小兵，但是他们都没有被认同，他们仍然是被改造的对象。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如1953年批判梁漱溟，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及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各类知识分子都争先恐后表态紧跟，划清政治立场界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批判的暴力语言代替一切语言。知识分子在自己有政治压力和政治生存危机时，用最偏激、恶毒的语言揭发、批判自己、至亲好友，竭力保持自己不致归于被批判的范围；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利用强权，手执政治大棒打击一切异己者。这已成为各类知识分子的行为规范，这在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其三，对知识分子的人品、学风和心理形成了强大而深远的定势性影响。政治权谋成为他们人品、学风和心理的基础。这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上，而且也体现在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的独立，学术思想的自由，学术人格的自重、自尊等等都被窥测政治动向所替代，闻风而动，用学术依附于政治，人格、学术上的自辱、自卑、自贬，苟且偷生，卖身投机成为知识分子群体心理的构成要件。
其四，使知识分子群体在道德心态上缺乏耻辱感，愧疚感。在以后各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群体在人格、操守方面大都乏善可陈。他们不仅没有“知耻而后勇”的认识，相反，为尊者讳，为官者讳，为亲者讳，为己者讳，文过饰非，未能对自己，对历史进行应有的审视、反省、检讨、解剖，一些回忆录将自己走麦城的不光彩事实写成可歌可泣的光荣史。他们以此伪历史作为资本，以掌握话语资源，在新的环境中，浮躁炒作，捞取名利，使知识分子群体形象容易受到社会的质疑。确实，对已往历史上知识分子群体表现的反思、审视是一件相当艰难和痛苦的事，然而这是知识分子群体素质提高的必经一环。只有这样，知识分子群体才能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提供一个诚信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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