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论文,象征论文,合法性论文,政治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时期，国民党曾竭力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同时也包括仪式行为与话语等，它们是政治意义、价值观念与社会情感的表现形式。国民党塑造、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务于其政党需求，这是一项繁复的工程。目前学者对孙中山逝世后的孙中山崇拜展开了初步研究，潘光哲从宣传角度剖析“国父”形象的形成，李恭忠探讨国民党如何为“再造民国”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笔者则从时间、仪式双重维度研究总理纪念周对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输。① 笔者进一步认为，孙中山作为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对于国民党而言，不仅仅出现于孙中山逝世之后，而早在其谋求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时已经开始，并一直贯穿于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本文仅就国民党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孙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开考察，从孙中山定位的转化看国民党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性的权力技术，以深化民国政治史的研究。
社会的正常运作依赖于一套权威性的制度、机构和组织以及人们对权威及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认同。权威一方面来源于权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合法性，合法性是政治运作的基础，也是“对治权的认可……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而且是不言而喻和必须的”②。一般而言，合法性是通过民众自觉认同与政府说服民众认同而获得。在政治斗争中，一个在野的政党获得合法性尤其重要，而当政权建立之后，它又面临着如何使民众自愿服从、统治长久有效的问题。因此，政权的合法性是权威建立的基础。马克斯·韦伯对此有透彻、精辟的分析，明确指出在国家统治形式中存在着非强制性成分，即“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他认为，在任何一种具有命令—服从关系的统治形式中，都存在最起码的自愿服从成分，而这种自愿服从一般来源于理想与信仰，暴力统治同样可以通过信仰体系获得合法性。这种信仰体系就是说服人们服从统治的思想意识，它为统治的合法提供理论依据。韦伯通过考察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史后指出，一般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合理法则(即法律性)、传统法则与领袖个人具有的非凡魅力基础之上。统治者一般根据上述三种理由为自己争得合法性，而被统治者也同样基于这三种理由来接受他们的统治。③ 韦伯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革命党及国民党如何通过塑造、独占孙中山政治象征来建立信仰体系，从而获得政治合法性具有重要启迪。
对于革命党而言，民国建立不久即让权于袁世凯，丧失了政治合法性的法律性基础，而革命党又不可能获得基于传统法则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政治的传统法则是君权神授，革命党人推翻了以此原则为基础的王朝统治模式，不能再因循传统法则获得合法性基础，只能依靠个人权威获得合法性资源。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党内还是民间，相对而言孙中山都孚有声望，他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党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当然，孙中山成为权威性政治领袖，是革命党整合党内各派力量的需要，也是民国初期中国社会出现权威真空后人们心理失衡的结果。
民国初期的中国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殊时期，许多传统观念依旧束缚着人们，对权威的崇拜，使得领袖人物极易成为魅力型领导。时势造英雄，孙中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虽然韦伯所言的魅力型政治一般是指政治领袖在位或在世时的统治，但是，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仅做了44天临时大总统，并于1925年初溘然病逝。这样一位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奋斗一生的政治领袖，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是巨大的。当时中国处于权威真空状态，这为孙中山成为权威性精神领袖奠定了基础。所谓“权威真空”，是指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对传统政治权威的崇拜与服从出现中断，而新的政治权威尚未确立，从本质而言，它是一种权威模式向另一种权威模式转换过程中权威支配失衡的反映。民国建立后，中国政治并没有走上正轨，中华民国只是一幅空招牌而已，社会秩序比革命前更为混乱。时人黄远庸曾作过精辟论述：国人对于立宪与共和都曾充满期待，“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仿佛“盛强可立致”。但“革命既成，立宪政体亦既确定，而种种败相，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惶惶然不知所归”。④ 严重的社会危机与社会败相引发了广泛的信仰危机，人们需要新的权威来代替旧权威，以弥补遽失皇帝所带来的心理恐慌。
中国是一个传统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权威崇拜盛行的国度，极易形成个人崇拜风习，加之清末民初的特殊政治环境，孙中山自然成为受人景仰与崇拜的权威性人物。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知先觉”论的英雄史观、“知难行易”的哲学观及个人权威意识，进一步加速了“孙中山”政治象征形成的历史进程。孙中山一生主要在中国度过，他无法完全超越中国专制思想土壤深厚的历史语境，所以，从同盟会一直到他辞世，他与追随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塑造权威。由此，“孙中山”成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
在所有象征符号中，被神化的领袖人物最具渗透力和感染力，因为权威领袖往往最能表达社会情感、对未来的信念和价值观，能够让人产生敬畏、认同、服膺与崇拜，人们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未来交付与他。因而，政治象征人物具有凝聚、维系群体运作的能量，是社会群体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核心。正如韦伯所言，人们“服从具有魅力素质的领袖本人，在相信他的这种魅力的适用范围内，由于个人信赖默示英雄主义和楷模榜样而服从他”⑤，基于对领袖的信仰而产生的服从性最具持久力。不仅如此，政治象征符号与相关政治话语的重复使用，可以激发成员对组织的忠诚，也能够感召、动员更多的社会成员，从而获得民意与合法性。因此，创造与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是政府或政党经常运用的权力技术，它能更为隐蔽而有效地强化其合法性。如果政治象征符号本来就已经在社会成员中具有广泛影响，那么，掌握这一政治象征的政府或政党可以更为便捷地宣传其政治合法性。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社会化考量，革命党及后来的国民党在孙中山生前及逝世后开始了全面塑造孙中山政治象征的工程。
从兴中会开始，革命党人已经开始宣传、神化孙中山。1903年，同盟会成员章士钊成为系统宣传孙中山的始作俑者，他摘录《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中有关孙中山革命事迹的内容⑥，将其译编成《大革命家孙逸仙》，简要介绍孙中山投身革命至惠州起义的历史，章太炎题诗作序。章士钊将孙中山塑造为革命始祖，“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并用中国民间新领袖出现时神秘主义君权神授的做法，称“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⑦ 该书出版后，影响甚远，“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⑧，由是掀起推崇景仰孙中山热，该书固然对宣传革命思想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开了崇拜孙中山之先河。此后，革命党人纷纷表达对孙中山的景仰、崇拜之情。“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相(原文如此——笔者注)，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⑨ 黄宗仰称自己对孙中山“仰瞻星斗十年久”，并在为孙中山的赋诗中将孙比作拿破仑与华盛顿，“拿华剑气凌江汉”。⑩ 陈天华更赞誉孙中山为“中国英雄之英雄”，号召人们“崇拜实行民族主义之孙君”。(11) 1911年，为宣扬孙中山的革命事迹，革命党人又出版由孙中山著述的《伦敦被难记》(12)，孙中山将自己塑造成伟大的英雄。(13) 这个时期革命党人的确需要建立统一的权威以整合党内并在社会上扩大革命的影响。
孙中山绝对权威得到确立是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教训，开始倡导绝对服从自己，甚至要求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与资格如何深久，均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誓约规定“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14)。这一专制做法遭到黄兴等人的反对，但陈其美等人不仅不反对，甚至劝黄兴拥戴、服从孙中山，他说：“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分歧”，因此，“遵守誓约，服从命令”是“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15) 在陈其美等追随者的拥戴下，孙中山在革命党内部独一无二的权威建构基本完成。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1923年，国民党扩大宣传，出版《建国演说：孙大元帅建国演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16)，促进党内对孙中山权威的认同。
为将孙中山影响扩大至全社会，国民党还利用政治仪式进行宣传。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大总统，国民党精心组织隆重的就职典礼。广州城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政界喜气洋洋，今天政府各部一律放假，以示庆祝”(17)。沿街搭建彩棚，并有放爆竹的汽车环市游行，“全城之人，空巷出现，热闹异常，以致藤轿及人力车，竞不可得。……沿途所遇之人，无非急急赶往加入游行队者。……此项行列，实为对于孙中山之一种天然诚恳之贡献；参加其间者，至少有7万人；各界各级，莫不有代表在内”(18)。盛大的就职典礼与欢庆场面，进一步塑造并展示了孙中山的权威地位。
1922年6月陈炯明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大力宣传孙中山的大无畏精神，并将孙中山确立为正统。当年国民党即出版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此书是蒋介石到粤后，听孙中山自述后而著。(19) 同时，国民党部分重要成员也撰写有关讨袁及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的传记及著述，有李烈钧的《孙大元帅戡乱记》等。(20) 这些著述充分反映出国民党在孙中山生前已经确立其为正统并予以神化。正因为如此，部分青年党员早在孙中山生前就公开尊其为“国父”(21)。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社会各界反应强烈，对此，国民党一方面积极利用葬礼塑造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另一方面则垄断这一政治遗产。面对可能出现的规模巨大的哀悼活动，国民党人慎重考虑孙中山葬礼的安排。最初，国民党主张党葬，因为“执政府对于中山，实无颁荣典之权，如欲举行国葬，则当由未来之正式政府举行，否则当由民党举行党葬”。但考虑到“国民方面悼念中山有功于民国，可用国民葬与党葬同时举行”。(22) 虽然北京政府颁布了孙中山国葬令，新闻界曾说“中山国葬，征得民党同意”(23)，然而，国民党最后回避“国葬”，而决定由国民党与北洋政府分别组织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并议定在南京陵墓修好之前在北京停梓。国民党对孙中山葬礼的安排，固然是因为要将孙中山区别于其他能够享用国葬的人士，突出其政治地位，但更深的用意在于掌握这一政治象征的独占权。其实不仅国民党中央这样定位孙中山，一般党员也同样认为孙中山是国民党独占的精神领袖，少数党员甚至认为孙中山家属为其在协和举行基督教葬仪，“是对孙中山的玷污”，声称将捣毁教堂。(24)
为进一步独占并强化“孙中山”符号的象征意义，国民党全面提升孙中山的地位。首先，从中央到各分支机构高度评价孙中山的贡献。3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通告中尊孙中山为导师，“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遽失导师”(25)。14日，北京治丧处代表李烈钧称孙中山为“世界之列宁”，称颂他“为国驰驱，垂数十年，改造建设……孙公造福民国，事已不朽”。(26) 23日，在京国民党员1000多人在中央公园公祭孙中山，祭文高度评价孙中山三民主义及其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并表示全体党员将“奉总理遗教以为则……以此救国，以此救世”(27)。国民党地方机构也是如此。北京市党部致函各地国民党人，建议积极宣传孙中山一生的奋斗历史，并喊口号：“中山虽死，中山主义永存。”(28) 天津市党部称孙中山是“毕生为拥护民众利益而奋斗的国民革命领袖”，“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并没有死，他的主义更不死”。(29) 胡汉民、谭延闿等留在广东的国民党要员，联署发表宣言，称孙中山为“国父”，并表示将继承孙中山遗嘱，完成其未竟之事业。(30) 孙中山完全成为该党信仰与崇拜的中心。
其次，在政治宣传与动员中强化孙中山符号的政治内涵。一般而言，政党均会利用政治象征进行社会动员，发挥其整合民心的功能，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象征符号的建构。孙中山逝世后，各级党部利用追悼仪式大力宣传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动员民众加入国民党。在北京，由国民党主持的公祭仪式长达10天，各界前往参加，仅签字留名者就达746123人，机关、团体1254个，(31) 实际参加人数应超过该数字。各地追悼仪式也以国民党领导为主，汪精卫、胡汉民等要员纷纷在各地追悼会上演讲，并直言“中山的三五方略，须先鼓吹，遍布全国人心，主义才能实现”(32)，道出了国民党人举办如此规模宏大的追悼仪式的初衷。各地党部在追悼会上发放、宣传国民党宣言等，如河南开封“追悼会筹备处印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建国方略》、《遗嘱》、《中山先生事略》各数万份，在会场散发，并印传单六七种，每种各二万份”，于会前“沿街散布，行人争相拾取，传阅者颇多感动”。(33) 这些宣传扩大了孙中山的影响，丰富并强化了政治象征内涵。
孙中山逝世后，社会各党派均予以高度关注与评价，国民党为独占这一政治遗产，在宣传中反复强调自己是孙中山唯一合法继承者。湖南省党部在全省各界追悼大会上发放10万份传单，宣传“孙中山没有了，死者不可复生了。谁来领导国民革命？谁来替国民革命打先锋？就只有国民党”。国民党是未来中国的合法领导者，只有加入国民党，才是最合理的选择，于是动员民众：“本党部敢以中山主义的敬礼欢迎你们加入国民党，欢迎你们站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来。”(34) 浙江嘉兴县党部在追悼会现场设临时办事处，动员民众加入国民党，“自开会后志愿入党者已有四五十人之多”(35)。显然，国民党将孙中山视为唯一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领袖，国民党则是唯一能够占有这一政治象征的政党，并进行了成功的社会政治动员。
再次，高度定位“总理遗嘱”与“总理遗教”。孙中山逝世当月，国民党在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召开全体会议，通过接受总理遗嘱议案。(36) 5月，国民党召开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接受总理遗嘱宣言》，正式“完全接受总理遗嘱”，“牺牲一切自由及权利，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同时进一步规定总理遗教是不可逾越的教条，“吾党同志惟有全体一致奉行总理之遗教，不得有所特创”，孙中山的思想就此被凝固化、神圣化，不能容许有任何发展与改造。同时会议通过《关于接受遗嘱之训令》，规定“以后本党的一切政治主张，都不得与总理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相违背”(37)。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还在不断提升，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全国代表大会仅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以履行之”案，会议还决定在“粤秀山顶建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38) 同时，在党章中保留《第四章 总理》“以为本党永久之纪念”，并将纪念仪式及总理纪念周写进党章附注中，(39) 其目的是“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40)。对“总理遗嘱”的隆重接受，不许创新以及将总理纪念仪式规定写进党章，这些都充分表明孙中山在国民党内已获得至高无上的定位，“孙中山”成为崇高的政治象征。
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进一步从法律上确立孙中山为全国人民精神领袖地位。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决议，规定“本党党员之努力，一以总理全部之遗教为准则。是故总理之全部教义，实为本党根本大法”。总理遗教不仅是国民党确立一切法令规章的唯一制定依据，而且总理主要遗教是“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这一决议使孙中山的思想被绝对化和法律化，总理遗教不仅是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准则，而且也是整个国家、全国人民应该奉行的圭臬，“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皆统一于总理之遗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均宜格守勿渝者也”。(41) 与此同时，要求“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根据总理教义，编制过去党之一切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42)，并规定“关于党的一切理论政纲之最高原则，应从总理遗教及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之解释，各级党部及党员个人，不得妄出己见”(43)。孙中山精神领袖地位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民党从法理上对孙中山政治象征的建构基本完成。
第四，确立孙中山为唯一革命导师。国民党在神化孙中山的同时，淡化其他领导人对中华民国的贡献。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黄兴等承当了重要的领导角色。1915年，孙中山老友美国人林百克在其所写《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机会》一书中，对孙、黄均予高度评价，甚至称黄兴为“中国的华盛顿”(44)。在中华革命党建立之前，孙中山在革命党内并未完全获得导师地位，革命党人始终由一个集体领导，尤其是黄兴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民国初年他成为革命党的实际领导者，据张继回忆，“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座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当时有趋炎附势者反而尊称黄兴(克强)为“克老”。(45) 但是，随着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强化其个人权威，黄兴又极力反对，黄兴的声名逐渐被后来的国民党有意淡化，孙中山被塑造、神化为唯一值得歌颂的“革命导师”与“国父”。中文“国父”一词来源于1846年的《海国四说》，书中称华盛顿为美国“国父”。(46) 其实在美国历史上，人们虽然对华盛顿极为崇拜，但同时对其他总统的贡献同样表现出敬意，“国父”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创刊于1876年的《美国历史杂志》将“国父们的传记”视为美国历史的主要内容之一。(47) 美国人对华盛顿的崇拜始终是与杰弗逊、林肯等崇拜并存，国父是集合象征，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杰弗逊纪念堂与华盛顿纪念碑具有同样隆尊的地位，在拉什莫尔山总统雕像中，林肯、杰弗逊、罗斯福与华盛顿一起共享荣耀。(48) “国父们”经常出现在各种著作与演讲中。(49) 而在1949年前的中国，孙中山成为唯一导师，黄兴、宋教仁等人后来逐步被国民党史家淡化，正如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章开沅先生所言，国民党史书将孙中山作为“正统”，因而“在许多地方贬低或丑化了其他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50)。国民党的做法就是要突出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唯一性与权威性。
操纵政治象征来塑造其合法性权威是成功执政者统治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民党而言，孙中山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创始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象征，掌控这一权威，既为其提供统治的合法性，又有助于其统治的便捷。国民党通过举行总理纪念周、逝世日、诞辰日等一系列纪念仪式来展现其对孙中山政治象征的独占权，规模最大的纪念仪式则是1929年6月1日的奉安大典。为此，在将孙中山灵柩从北京迁到南京时，国民党各级党部沿途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与社会动员，南京城进行了全面改造以备迎梓，隆重的奉安仪式不仅将孙中山精神领袖地位推向巅峰，而且将这一政治象征全面展现给社会大众。然而，国民党不忘彰显其对孙中山政治象征的独占性，尽管动用国家公帑举行奉安大典，但始终强调以党的名义安葬孙中山，在中山陵赫然刻下“中国国民党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的纪念碑。抗战后，郭沫若谒陵看到这一碑文时感慨道：“从‘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来着想的话，或许正是应该。仅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的我，我感觉着中山先生是应该膺受国葬或人民葬才合式。假使碑文能改为‘国父孙中山先生之墓’，那不会更简单而有力吗？”(51) 但是，国民党不会考虑国民的感受，而是要突显党权高于一切以及国民党对政治象征符号的独占性。
正是由于要独占这一政治象征资源，国民党一直将孙中山定位为党的“总理”，虽然在奉安大典中，国民党官方文件和宣传开始尊孙中山为“国父”，国民政府在《公祭总理文》中也称孙中山为“民国之国父，人类之导师”。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正式从法律上尊称孙中山为“国父”，仍然将其定位为党的总理。因此，在政府众多的文件与广泛举行的政治典礼中，孙中山依然是“总理”。在奉安大典的宣传中，国民党也反复强调“总理”一词：“总理是三民主义的创造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依总理遗教训政！”“总理精神万岁！”与此同时，突出孙中山作为精神象征的宣传，“安葬总理要保障此重兴民国之胜利，实现民族之独立平等！”“总理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52) 在以后的政治宣传中也是如此。实际上，1925年5月国民党就在《接受总理遗嘱宣言》中规定，国民党除由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执行之责外，不能更有总理”(53)。因此，“总理”成为一个特定的称号为孙中山独有，即便后来蒋介石地位上升，他也不得不避讳“总理”，于1938年3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领袖制度”，设“总裁”，“代行……总理之职”。(54)“总理”与“孙中山”一样已经是被国民党神圣化的政治象征符号，并成为孙中山政治象征所有权仅属于国民党的重要标志。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一直独自掌控着孙中山政治象征资源，直到抗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象征符号具有多义性与含糊性特征，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即使其外在形式没有变化，其内涵也会略有转变。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认识到“孙中山”可以成为动员全民抗日的政治象征，因此，除强调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与国家建设、国民党统治的关系之外，逐步将孙中山提升为全民族与国家的象征。1935年，蒋介石称孙中山精神是“中华民国之国魂”(55)，“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要挽救危弱的国家，以建设新国家，必须以三民主义为最高的指导原则”，蒋介石概括孙中山的一生就是为民族主义奋斗的一生，“以革命的手段，救国救民”。(56) 在《抗战建国纲领》中，国民党重申总理遗教的地位，“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57)。国民参政会亦一致认为“中国民族，遵奉孙中山先生之遗教，相信欲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58)。
正是基于在这一背景下，1940年3月，国民党正式尊孙中山为“国父”：
中央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中央以本党总理孙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我国民，报本追源，以表尊崇。爰经中央常务委员会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59)
国民党在这时将孙中山从党的“总理”转化为“国父”，其寓意显然是要将孙中山塑造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领袖，促使全体国民接受民族主义思想，从而唤起民众，凝聚民心，团结御侮，共同抗日，而民间也是在抗战时期与国民党合作最为密切，连一贯批评国民党独裁、反对神化总理遗教、反对总理纪念周仪式的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也与政府合作，国民党从根本上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
此时，汪伪政权也正欲利用孙中山大做文章，于1941年5月颁布《尊崇中华民国致敬办法》，正式尊称孙中山为“国父”，规定在礼堂或集会场所永远悬挂国父遗像，要背诵总理遗嘱，并隆重举行国父逝世与植树诞辰纪念仪式，企图利用孙中山政治象征为其非法统治谋求合法性。(60) 孙中山作为政治象征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一种象征资本，自然成为不同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当然，汪伪政权枉费心机，“孙中山”作为政治象征资源只属于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人民与政权。民众自发认同国民党宣传的“国父”，而对于汪精卫卖国及亵渎“国父”行为则予以鞭挞。民众模仿杭州岳王庙前秦桧夫妇下跪像，专门在孙中山塑像或烈士墓前修铸汉奸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跪像，以表达对出卖民族利益者的憎恨。(61) 这样的例子并非个案，抗战时期，四川省南部县民众自发在中山公园孙中山纪念碑前增塑汪精卫、陈璧君夫妇跪地石像。(62) 此外，南京中山陵、四川乐至、邛崃等地也出现孙中山塑像前的汪精卫跪像。(63) 虽然汪精卫标榜自己为“总理信徒”，并争夺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为汉奸统治谋求合法性，但其卖国行径注定那只能是徒劳。
政治象征表面上仅是一种想像，实际它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但只有统治者的行为与政治象征内涵相一致时，国家的统治才能为被统治者所认可，其统治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政党、国家统治的重要基础，孙中山政治象征的建构与国民党政权谋求合法性统治的历史进程相伴。国民党从执掌政权前塑造、神化孙中山，到掌权后独占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运用其宣传三民主义并统一思想，表明国民党已经娴熟运用政治象征使其政治行为合理化、权力合法化，以维持政治权力系统的运转。运用政治权威可以使统治者用最少的政治资源获得最可靠而持久的控制，对此，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也曾指出，与用强制手段相比，用权威手段进行统治要经济得多、持久得多。(64) 国民党独占并运用“孙中山”这一政治权威，以实现其对三民主义解释的权威性，从而让民众服膺其统治。当国难当头时，国民党又充分认识到孙中山符号内民族主义精神的社会动员功能，遂将“孙中山”建构为全民族的精神象征，并与汪伪政权展开争夺战，获得了民众的认同与支持。自孙中山逝世至1949年，国民党还通过举行总理纪念周、开会恭读总理遗嘱等活动，从多重维度进行建构与宣传，将孙中山(总理)政治象征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达到三民主义日常化，通过隐性权力技术控制人们的思想。国民党对孙中山政治象征的建构、独占与争夺，折射出国民党在国家统治技术方面的灵活性，同时表明，中国在步入现代民族国家行列之后，国家统治权力渗透方式既有暴力的一面，也有“润物细无声”式的隐秘化的一面。
注释：
①潘光哲：《“国父”形象的历史形成：一个初步的考察》，载《第6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2003年版，第183～198页；李恭忠：《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第12期；拙文《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②让·马克·思古德：《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2期。
③⑤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1页。
④黄远庸：《论人心之枯窘》，载《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影印本，第88页。
⑥白浪庵滔天：《三十三年落花梦》，由金一(金松岑)翻译，上海国学社1903年版。
⑦《〈孙逸仙〉自序》，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0页。
⑧章士钊：《疏〈黄帝魂〉》，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3页。
⑩黄宗仰：《与中山夜登冠岳峰》，载《江苏》第10期，1904年3月17日；黄宗仰：《饯中山》，载《江苏》第5期，1903年8月23日。
(11)过庭：《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见《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
(12)孙中山著述、甘永龙编译：《伦敦被难记》，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1912年再版时题为《孙大总统自述：伦敦被难记》，其他书局如大东书局等也曾出版。
(13)黄宇和在《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一书中对孙中山的行为进行了详细考证，解构了英雄神话，上海书店2004年版。
(14)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59～160页。
(15)陈英士：《致黄克强书》(1915年春)，载《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1页。
(16)《建国演说：孙大元帅建国演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上海民智书局1923年版。
(17)英文情报《各项时事传闻录》，广东省档案馆辑译《孙中山与陈炯明》，载《孙中山研究》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页。
(18)《〈字林报〉赞总统就职盛况》，载《新建设的中国》第21页，转引自段云章《陈炯明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19)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上海民智书局1922年版，同年12月再版，1927年第6版，附录：《护法总统宣言》(孙文)。
(20)李烈钧总纂、国民革命军参谋部编纂：《孙大元帅戡乱记》，广东测量局1924年版。以后，古应芬又整理出版《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黄惠龙叙述、陈铁生润辞《中山先生亲征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21)1924年7月20日，“国民党广州青年党员首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见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实纪要》(1924年7月～12月)，(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版，第81页。
(22)《孙中山之身后问题》，载《申报》1925年3月16日。
(23)《国民党总部将接受中山国葬》，载《申报》1925年3月15日。
(24)《中山逝世之第七日》，载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19日。
(25)《孙中山先生逝世》，载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13日。
(26)《各方对于中山之哀悼》，载《申报》1925年3月18日。
(27)《国民党员昨日公祭孙中山》，载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24日。
(28)《北京市党部致各地同志函》，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27日。
(29)《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天津市党部泣告书》，载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16日。
(30)“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5年第9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31)《国内专电》，载天津《大公报》1925年4月8日。
(32)《北京师大追悼会记》，载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4日。
(33)《河南追悼大会情形》，载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10日。
(34)《湖南五十万人致祭之大追悼会》，载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28日。
(35)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哀思录》第三编，卷四“海内各地追悼纪事”，第47页，上海1926年。
(36)《党声周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4日副刊。
(37)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6、80、81页。
(38)《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
(39)《中国国民党党章》，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157页。
(40)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编：《总理纪念周详解》，1929年3月版，第3页。
(41)《根据总理教义编制过去一切党之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54页。
(42)《根据总理教义编制过去一切党之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研究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56页。
(43)《对于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报告决议案》，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33页。
(44)Paul Myron Linebarger,Our Chinese Chances through Europe' s War,Chicago Linebarger Brothers Publishers.1915，参见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45)张继：《张溥泉先生全集》，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51年版，第238页。
(46)[清]梁廷柟：《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0页。
(47)Jameson,J.F.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1920,The American Historival Review,Vo1.26,1920.
(48)拉什莫尔山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黑山地区，山高1800多米，刻有华盛顿、杰斐逊、罗斯福、林肯4尊巨大的石雕像。
(49)[美]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美国总统克林顿1997年6月7日在《打击仇恨犯罪》讲演中，提及美国国父们(our founders)，载《跟美国总统学英语：克林顿广播讲话》，气象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4页。
(50)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51)郭沫若：《谒陵》，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9页。
(5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行《中央周报》第50期，1929年，第18～19页；总理奉安专刊编纂委员会编《总理奉安实录》，南京1930年版，第67页。
(53)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54)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79页。
(55)蒋介石：《纪念总理逝世之感想与对于川省同胞的希望》(1935年3月12日出席重庆总理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演讲)，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三卷，“演讲”，台北1982年版，第123～124页。
(56)蒋介石：《总理遗教六讲》，国防部新闻局1946年9月版，第20、162、163页。
(57)《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1938年4月1日)，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抗战建国纲领浅说》附录，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169页。
(58)《国民参政会大会宣言·拥护抗战建国纲领》，载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59)《关于尊称孙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之声明》，载朱汇森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1～6月)，(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版，第414～415页。
(6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3-4581，《尊崇国父致敬办法及庆祝纪念文件》；卷宗号2010-3224，《(汪伪)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植树节举行造林运动》(1941年)；卷宗号2013-0100《(汪伪)社会支动指委会转发行政院关于纪念孙中山诞辰日的通知》(1941年)。李恭忠在《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载《二十一世纪》2004年第12期)一文中称汪伪国民政府于1943年2月才制定“崇敬国父仪式”，显然失之过迟。
(61)江西省清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清江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62)四川省南部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南部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0页。
(63)杨月生：《古今职官政绩述略》，政协四川省乐至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乐至文史资料》第17辑，1998年1月；何学川：《人民抗战惩佞贼，中山像前跪汉奸》，政协四川省邛崃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邛崃文史资料》第1辑，1987年10月。
(64)[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7～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