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略论文,健康发展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德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强调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这一“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的提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中华民族“德治”传统的优良成分的批判继承和时代升华，它从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和切实贯彻。为此，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以德治国”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这固然是正确的；人们也常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性经济，强调工具理性、计算技艺（如成本和效益核算等）在市场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认识上，甚至把它们绝对化成为一种抽象的“唯一”，而看不到市场活动的主体是人，应该内涵着一种属于人、基于人的德性的要求，看不到市场活动所需要的理性不仅是一种工具理性、计算技艺，它同时也内在地生成着一种对实质理性、伦理道德精神的期盼，那么，这也是对市场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全面性与完整性的割裂和简单化的理解。应该看到，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同时也是一种德性经济；既需要工具理性，也需要实质理性，只不过这两者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和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框架里，呈现出不同的状况罢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这两者的统一，使两者形成一种相互依从、相互促进的优化结构，才能保证它的正确方向，实现有序健康的发展。这正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江泽民同志的上述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客观基础。
我们知道，现代市场经济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的产物，或者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它以其自身的特质而区别于其他的经济形式。这主要表现为：(1)它摆脱了个体劳动的狭小圈子，使经济活动成为一种众多人乃至全社会的人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活动。(2)它摆脱了封闭狭隘的经济运作模式，使经济活动的空间空前地扩大。(3)它摒弃了以直接满足生产者的自身需要为目的的经营理念，确立了以追求市场交换价值的实现作为经营目的的理念。实际上，市场经济的这些新特质所体现出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它在经营规模上大大地超出了其它经济形式，更重要的是在于它自身生长出了一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全新的要素，这就是市场经济必须产生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内在需要，也就是说，它必然需要某种协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的支撑，否则，市场经济活动就难以运作下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社会化，使经济活动必然要被纳入到社会整体运行发展的规律性中来加以调控，所以这就必然要使其置于社会共同的价值要求之下；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也必然要不断突破狭隘孤立的地域的限制，使经济活动带上浓厚的文化色彩，使市场经济同时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市场经济以实现交换价值为直接目的，也必须在客观上产生内在的相应的价值理念和道德需求，因为交换价值的实现是以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中所包含着的利他的属性、服务的属性为前提的。对此，马克思就曾经强调地指出：“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4页。）这就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主观动机和目的如何，如果他们不能使自己生产或经营的商品首先能够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要，那么他们所要追求的利润就是一句纯粹的空话。这就是为什么诸如“顾客至上”、“竭诚服务”之类的话几乎成为一切存在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地方的口头禅的原因，这也是现代市场竞争已经逐步地由原来的以提高产品的质量为中心的竞争转向以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的竞争上来的深刻根源。
由上不难理解，市场经济活动不仅要求法律的调节、工具理性的运用，它也必须把德性的要求和实质理性、伦理道德精神作为自身重要的动力机制和价值衡量标准而内在于自身。这种内在的需求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于人而不是物的身上，将经济活动变成真正是属于人的活动。因此，所谓“市场无心脏”、“市场无良心”之类的说法和做法，实际上是经济活动异化的表现，是人被物化或商品化的反映，是人为地抽离或剥夺了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人的本性而产生的一种怪胎。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市场经济内蕴着上述的精神祈求，其性质和内涵并不是纯粹地受制于市场规则，也不会自然地流露出来，而是要取决于经济体制，更确切地说，是经济制度的性质，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经济体制和制度所规定的秩序框架中来运作，而即使是西方的一些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经济体制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价值观。”或者说，“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注：[美]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22-324页。）同时，“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一套规律，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为它辩护，并且需要一种个人的良知促使他去努力实践它们。”（注：[英]罗滨逊《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页。）这也说明，经济体制和制度的性质虽然不尽相同，但任何市场经济活动，都必须把某种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内在于自身，纳入自身的动力系统、规范系统和定向定位的机制系统之中，否则，它们就不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活动，而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物。
市场经济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确立起来之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有一种相应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的支撑，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他把这种精神因素归结为新教伦理。他指出新教伦理所提倡的以“天职”观念为基础的伦理精神，特别是其中的勤奋、节俭等道德原则，曾经激励着人们不安于清贫、不崇尚清静无为的生活方式，而是积极地积累财富，正是在个人财富聚敛得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社会也开始走向繁荣。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的分析显然存在着不少偏颇之处，例如他对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政治革命的作用等等，都明显地存在着偏见，他更忽视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走向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但是，韦伯的观点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1)它试图将市场经济的发展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来加以思考，不再把经济现象孤立出来，而是将市场经济的发展看成是多因素促成的复杂过程。(2)它强调精神因素和伦理道德理性对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认为缺乏相应的精神因素和伦理道德理性的支撑，市场经济是难以得到长足发展的，即便有所发展也最终会走向衰亡崩溃。(3)它认为社会的发展是通过两个支柱支撑起来的，即物质方面的进步和精神上的提升。他指出，“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财富的追求就必然会变成单纯的感性欲望的宣泄，这才是社会发展的悲剧，其结果是：“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2-143页。）不幸的是，在当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韦伯的这一预言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站在新的历史阶段来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按照马克斯·韦伯的思路进行追踪，发现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没有解决好对私欲膨胀的限制，以致于精神的安顿始终没有着落，万事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的光彩，因而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断裂，使整个社会失去了应有的平衡，造成了“物质生活的丰饶和精神生活的荒原”的强烈反差，陷入了精神的、道德的危机。
显然，造成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危机的，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缺乏自己的伦理的规定和道德的支持，而是由于这种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是由于私有制所决定的人性自私的观念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体系的支配所必然走向的历史宿命。很清楚，一方面，以交换为目的的市场经济的出现，实质上意味着现实的利益关系的一次大调整，这种调整冲破了血缘纽带的藩篱，超越了地域上的阻隔，凸现了个人作为利益主体的身份地位。而个人地位的确认，又必然要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否则个人就无法得到安顿。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一开始就要产生出一定的精神规约和道德准则来处理和调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自私一直被看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初动力，因而尽管在商品交换的市场运作过程中，个人的自私心总是要受到限制，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都会被一只无形的“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中的目的，对于这种制衡个人自私心的客观力量，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有所察觉，重农主义者曾将其称为“自然秩序的力量”，重商主义者则将其看作是货币的力量或者归结为贸易逆差的力量。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致使他们无法也不敢看清隐藏在这种“力量”背后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这一本质的问题。既然它们认为只有个人利益才是现实的东西，而社会利益则被看作是纯粹幻想的存在，那么就在事实上取消了这一问题，就必然造成私欲的无限膨胀。于是在这种价值立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要表现为：(1)经济活动的价值追求与社会整体的价值目标相背谬，其结果是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社会福利的象征；经济的发展由于得不到社会的支持而举步艰难。(2)经济的发展造成人性的分裂或异化，使经济活动的主体最终沦为或定格为“单向度”的人，经济活动成为了人的发展和完善化的障碍。(3)经济领域出现“见物不见人”、“认物不认人”的现象，造成了物的尺度取代了人的尺度。(4)市场经济领域中的精神生产功能也必然会逐渐丧失。其结果就是丹尼尔·贝尔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所呈现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断裂，整个社会应有的平衡状态的丧失。丹尼尔·贝尔还认为，当进入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以后，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直接交往，也不再表现为人与加工后的自然的交往，而是直接表现为人对人的服务关系，由此，经济发展的精神因素的作用就会更加重要了。丹尼尔·贝尔这一真知灼见，不管是出于什么立场，但对我们来说，无疑也是极有启示作用的。
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也不应该重蹈资本主义的复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在生产的目的、运行机制和分配方式等方面都本质地不同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它的生产目的乃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幸福；它不但可能而且也必须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形成政府依据价值规律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个人经营活动的经济运行模式；它所实行的是对广大劳动者的个人消费有利的按劳分配制度。由于这些，便决定了它必然要把前述马克思所揭示的市场经济本身所内蕴的为他的、服务的属性凸现出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活动的主导精神，并将其服务对象指向广大人民群众，以便在这个前提下把生产者和经营者所追求的合法利润和自身的特殊利益，同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提倡个人利益要服从社会利益。这就有力地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要保证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健康有序的发展，就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质的要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精神和伦理道德价值要求，并以此来培植和发展全新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理性。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种伦理道德价值的定位，是不是就否认了个人作为利益主体的身份的存在，否认了个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自我利益满足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呢？当然不是。它只是如实地肯定了个人并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唯一的利益主体，集体和国家也同样是其现实的利益主体。同时，它也如实地反映了参与市场活动的个人并不是以纯粹孤立的个人身份出现的，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他仍然是社会中的个人或集体中的个人，离开了他所生存的社会和集体，他的个人身份是无法确定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倡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和文化的精神，绝不意味着对个人正当利益的漠视或否定，而是引导人们超越私有制条件下所特有的狭隘眼光的限制，真正把个人正当利益的满足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的实现统一起来。这种对个人同他人、个人同社会集体利益关系问题的解决，凝结了马克思所揭示的任何“私人利益本质上都是社会的”的科学真理，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特有的时代精神充分地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正当的个人利益的高度关注，它不仅为每一个积极参与市场活动、能够促进历史发展的个人的个人利益的实现开辟了现实的道路，而且把这种利益升华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使人们的个人利益的满足过程既成为促进社会的发展的过程，又成为对他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实现与提升的过程。
由上可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和伦理道德价值理性，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因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把商品生产本身所具有的为他的、服务的属性凸现出来，并把服务的对象指向广大人民群众，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作为一种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并不会自发地产生出来，这同工人运动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是同样的道理。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需要市场调节，仍然要按照价值规律运作，仍然不能完全避免其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弱点，因而也仍然不能排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服务的、为他的属性有被抑制或扭曲的可能；另一方面，则由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后发型、外激型的特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觉地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结果，这也就必然造成多种社会矛盾的错综交织。传统小生产及其习惯势力同现代文明的冲突，新旧体制的胶着与磨擦，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等等，必然使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因素也必然使得开展思想道德建设会面临着很多阻力。这些都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认真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的上述讲话的精神，坚持以德治国的方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又是非常必要的、迫切的。因此，我们只有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广泛的共识，才能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一个完整的、清晰的概念，也才能在新的世纪真正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的发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地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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