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身份认同
郑婉卿
［摘要 ］在一定的结构因素基础上，“社会情绪”和“政治态度”建构性因素对香港青年身份认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情绪”而非“政治态度”对香港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影响更为明显。表达“社会情绪”的生活满意度对于国民身份认同的正向影响稳定显著。生活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本体性安全感，它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体现为：个体的本体性安全感越强，更可能建构一种更宽泛层面的身份认同。因此，为增强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感，可在以下方面加以推动：首先，需警惕地方认同与国民身份认同的“相对说”和香港身份认同的“单一归属论”。第二，需关注 “生活满意度”对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影响。第三，有必要在互联网渠道增强正面宣传，提升国家形象，增强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
［关键词 ］身份认同； 香港青年； 生活满意度； 政治倾向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1]。港澳尤其是香港在国家崛起历程的地位与定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走出去，尚需香港作为中转站，借助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的优势，获得全球自由贸易的资源。而现在，进入了全面开放，国家崛起的新时期，中国与全球全面对话，香港作为中介的作用势必弱化。但香港的发展始终与内地发展紧密相连，在国家发展新时期，这种联系势必会进一步加强。内地有心与香港分享荣光，香港也需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青年是共享荣光的重要一环。“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香港青年是国家诸多青年群体之一。国家关心爱护香港青年，也着意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通过实施港澳台青少年交流计划，搭建港澳台青年来内地创新创业平台等方式，帮助港澳台青年形成对“一国两制”的正确认知、对祖国文化的认同，实现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包容差异、消除隔阂、增进认同。
政界或学界关注身份认同，既关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也关注地方认同或本土意识方面，通常将国民身份认同视为多民族国家归属感的核心，以此作为国家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将地方认同等同于本土意识，将之视为与国民身份认同相对的一面。此等假设存在误区。关于认同政治的社会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群体可能以不同的认同的类型为基础，将群体的经历和差别政治化。认同政治逻辑的一个后果是，群体认同和他们的边界可能是“宣称”的，物化的，以及简化的。认同政治化的行为本身可能创造了更深的新的分化[2]。本课题过往的研究显示，香港的地方认同与国民身份认同是高度相关的，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2592；对于青年群体，这一相关度也达到 0.1422[3]。在“流动的现代性” 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面临全球化的外力推动及社会内在转型的双向互动，在这一双重时空坐标中，“怎样获得国民身份认同”的问题自然被置换为 “国民身份认同何以可能” 的问题[4]。香港处于国家崛起与全球化冲击的交叠边缘，身份认同的多重特性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将国民身份认同与香港认同视为对立面的进行研究，不如寻找影响两者的共同因素，方能深入探究香港人身份认同形成过程的肌理，进而达成增强香港人国民身份认同的目标。
“认同”一词本来自于心理学领域，在族群问题的研究中逐渐移植至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在心理学上认同被定义为：“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5]。认同实际上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或明确或隐晦的回答[6]。个体对于“我是谁”的概念或定义（即某人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由自我描述构成的，而自我描述时与某人所归属的群体特质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归属”是心理上的，而不仅仅是对于某个群体特征的知晓。认同某个群体，与被指派到这个或那个社会范畴中，个体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心理状态[7]。在文化建构理论的视角中，认同具有主体性、过程性、边缘性、多重性特点，它出现在权力的操演中，是群体之间标记差异和排斥的产物[8]。在这一的视角下，认同是个体或群体一种关于自我及我群的文化阐释。它定义了个体与自我，与他人关系。它至少发挥着三个层面的作用：一是个体通过主体化的过程，确认与自我的关系的形式和模式；二是将“我”和“我群”相连结，将“我”划归于某个社会范畴；三是个体将“我”及“我群”与“他群”区分，建构彼此的关系。认同不同于角色或角色设定“比起角色，认同是更强烈的意义来源，因为认同设计了自我建构及个别化的过程。……认同所建立的是意义，而角色建立的是功能”[9]。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当个体选择或者认同一种身份，意味着他也认同身份蕴含着的行动操演脚本。认同一种身份，或者不认同一种身份，背后必然牵涉诸多解释。每一种解释都涉及“意义”。“意义”的价值在于虽然它对人们不具有强制的集体力量，但是却令人们热衷而自动回应。
针对青年群体的社会价值观的研究通常都具有以下几种取向：一是过渡视角，认为青（少）年群体是处于完全依附于家庭的童年和独立生活的成年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在这过程中，青年的行为和价值观有较大的可塑空间。若能成功影响青年的价值观就意味着在未来的社会中有更大的影响力。二是边缘或是弱势视角，认为青年群体处于社会不平等和代际差异的双重压力下，其社会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有较大的区别。三是世代视角，认为每一代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的脉络下，其与父辈截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形成了迥异的世界观。既有别于父母当前的世界观，也与当年父母年轻时的世界观迥然相异。35岁以下的青年群体被宽泛地称为“千禧世代”。“千禧世代”所处的当代社会有几个特征：互联网革命、不确定的劳动力市场，持续的种族差别和性别差异以及广泛的阶层不平等。这些时代特征使得“千禧世代”成为价值观和行为迥异于他们父母的新的政治世代[10]。政策研究通常从过渡视角着眼，试图影响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但若没有对青年群体所面对的社会情境的了解和代际差异的把握，将难以透彻理解他们的价值观，更枉论影响其行为。
若以35岁为限，香港35岁以下的青年人与比他们更年长的群体相比，确实有很多的不同，例如他们中超过七成（74.74%）的人诞生在香港，而35岁及以上的群体出生地为香港和出生地为内地的各占了近五成（分别是48.36%和46.81%）。他们前往内地的次数，也明显低于35岁及以上群体（5.88次和8.58次，统计检验显著）。如果说，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在有与内地的互动中，在“谁是我们”和“谁是他们”的不断对比和界定中产生和变化的，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可能也有着类似的过程，但如果青年群体与内地的联系的强度和频率远逊于前辈，“谁是我们”和“谁是他们”的界定是否也将发生变化？
对于影响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的因素，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政治态度”论，另一种是“社会情绪论”。“政治态度论”将身份认同视为香港青年的政治意愿表达。根据政治态度论，若身份认同是香港居民政治意愿的表达，那么它应与其政治立场密切相关。身份认同的改变，似乎意味着背后政治立场发生了改变，故政界学界对此关注甚多。而“社会情绪论”将之视为个体社会生活情绪的综合反映。从香港所处的中国边界的位置来看，香港与中央的对话可以视作边缘与中心的对话，是中国内在的“他者”。一方面香港首先是中国的边界，它既连接大陆，又融入海洋世界。它可能是和平演变的基地，也可能是中西沟通的秘密枢纽。另一方面，香港与中国之间也有一个边界，边界的构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但流动是一个从未中断过的日常实践。回归后，随着两地交流越来越频密，香港和内地两种文化在内部向对方完全展开，彼此可以发现很多的差异和一致。这些差异刺激了香港青年对自身身份的确认。而随着中国国家崛起，一带一路等新型全球化的全面铺开，他们也感受到崛起的大国中心对于边缘影响力，无论是“以之为荣”的欣喜或是为中心所吞噬的焦虑，因着个体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境遇，对于国家和地方的身份认同也就有着不同的理解。故身份认同是个体关于其整体社会生活情绪的反映。
4月26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就国务院关于农田水利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受吴邦国委员长的委托，联组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主持。
KOL（关键意见领袖）一直是影响母婴家庭的重要人群，特别是育儿专家，他们是年轻家庭最信赖的人群之一，尤其对80后父母而言，信赖专家型KOL的比例约占75%；但对于独立自主、个性化的95后新生代妈妈来说，KOL影响力正逐渐减弱，这一比例仅有60%。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必然会广泛应用于未来农业灌溉中。因此，要重视农业的节水灌溉工作，不断发展农业节水灌溉技术，使其可以更好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要加强对农业节水灌溉的经济效益分析，提高农民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认可度，获得更多农民的支持，提高农民采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积极性，使农业更好地发展。
调查对于15 岁及以上的成人询问了他们对“香港人” 和“中国人” 的身份认同。政治态度操作化为政治倾向变量，社会情绪则通过生活满意度变量表达① 均为7分制量表。其中，“中国人”认同和“香港人”认同，1 分表示“非常不认同”，4分表示“一般”，7分表示“非常认同”。政治倾向中，1分表示“非常保守”，4分表示“温和中间”，7分表示“非常开放”。生活满意度 对于“我滿意自己的生活”的问题，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4分表示“中立”，7分表示“非常同意”。 。根据前文的理论思路，可构建出两个假设：
社会情绪假设：
政治态度和社会情绪可能都影响了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无论是国民身份认同还是地方认同。本文将试图以实证数据检验两者的影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该调查由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教授主持，是一项大型家庭追踪调查，采取电脑辅助访问的方式进行入户调查[11]，分别在 2011 年、 2013 年和 2015 年完成了三期调查。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第2期和第3期调查。其中，第2期调查包含样本4265，第3期包含样本5160。本文将两期调查合并构建成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假设1：生活满意程度越高，香港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程度越高
假设4：政治态度越趋开放，香港青年的香港认同程度越高
政治态度假设：
生命周期费用是将项目的初投资、项目设计寿命内每一年的运行费，按照折现率折算成项目开始时的资金现值。生命周期费用的大小综合反映了项目初投资以及每年运行费的情况，生命周期费用越小，项目的经济性越好[10]。生命周期费用的计算如下：
假设3：政治态度越趋保守，香港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程度越高
假设2：生活满意程度越高，香港青年的香港认同程度越高
15至24岁的香港青年的生活满意度表现出对香港认同的正向影响（见表11）；而25至34岁的香港青年的生活满意度和政治倾向也都表现出对香港认同的正向影响。对于香港居民而言，生活满意度对香港认同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一影响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而增大。而政治倾向对香港认同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政治态度越开放，香港认同程度越高。但这一影响随着控制变量（出生地、收入、居住年限）增加，而逐渐被消解。在加入个体固定效应之后，生活满意度和政治倾向对香港认同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信息渠道有关的变量后，生活满意度对香港认同的正向影响减弱。在时间固定模型中也有类似的表现，这反映出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香港认同的构建。与国民身份认同的模型有所区别是，在香港认同的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中，政治倾向表现出稳健的对香港认同的正向影响。
一、香港青年身份认同的变化
总体上来说，2013年至2017年期间，香港居民的“中国人”身份认同经历先降低后回升的过程。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与此相类似。在青年群体的细分上，25～34岁的青年群体，比起他们更低龄的同伴，有着更高的国民身份认同，更低的生活满意度，略保守的政治倾向以及略低的香港认同。之所以将青年群体划分15～24岁及25～34岁两个群体，是因为两个群体可能面临的社会情境有所不同。15～24岁的青年人，只有40.11%是有工作的，多数为在校生。而84.96%的 25～34岁的青年有工作，多数为职场人士。
2013年至2015年间，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单一化倾向。也就是说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相对简单的单一认同（“中国人”或“香港人”），而非较复杂的双重认同（同时高度认同“中国人”和“香港人”）。在2013年，高度认同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香港人”（两者均选择6或7分的）占总体的48.4%，而在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至29.62%。幸运的是，2017年的调查显示，拥有双重认同的香港居民大约占45.71%。已恢复2013年的水平。近两年香港大学民意调研计划显示，国民身份认同与混合认同的水平也比先前有了提升。
式中：CM为测量成本；CZ为测量误差成本；CMF为测量仪器成本；CMM为测量策略成本；CEA为弃真误差成本；CEB为纳伪误差成本；CEA为单个弃真事件成本；cEB为单个纳伪事件成本；N为待测区域关键部位的个数；P(∪TfA)为公差T时弃真事件发生的概率；P(∪TfB)为公差T时纳伪事件发生的概率。
从实证资料中可以看到，香港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对国民身份认同有稳健的正向影响，假设1获得支持。生活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香港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便提升0.129至0.148个单位。政治倾向起初对国民身份认同有负向的影响，在加入了控制变量（性别、出生地、教育年限）后，这种影响明显减弱（见表2）。在加入固定效应后，政治倾向对国民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但生活满意度保持稳定的正向影响，系数处于0.217至0.304之间。也就是说，在控制了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变量的情况下，生活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香港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可提升0.217至0.304个单位。是否参加过集会和社会运动等变量与国民身份认同有显著负向的影响。那些参加过集会和社会运动的香港青年，比起没有参加过的，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要低1.091至1.231个单位。收入对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稳定，对于35岁以下群体，收入对国民身份认同有负向影响；但对于35岁以上群体，该影响并不显著。考虑到15～24岁的香港青年多数在读，单独对25至34岁的群体进行分析，发现收入的影响其实也不显著。可见，对于有主要工作收入的青年群体而言，收入水平的高低其实对国民身份认同没有显著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在此也具有较高的解释力，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R2达到0.886至0.920；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R2达到0.890至0.921。（见表3）
在25至34岁的香港青年群体中，生活满意度和政治倾向对国民身份认同都有显著的影响。满意度对国民身份认同的影响与青年总体相似，稳定在0.228～0.293之间。而政治倾向与国民身份认同的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系数在0.087和0.116之间，见表4）。即，对于25～34岁的青年群体，他们的政治倾向越保守，国民身份认同程度越高。对于15至24岁的青年群体来说，生活满意度对国民身份认同的正向影响变弱，政治倾向对国民身份认同也只有微弱的负向影响。在控制了固定效应之后，生活满意度和政治倾向的影响都被消解。是否参与过集会或社会运动成为影响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变量（见表5）。
要确保公路桥梁养护质量的提升，工程建设单位还应就养护队伍的专业性进行规范建设。一方面，通过专业的养护培训，确保在以“专”为核心的指导下，公路养护人员能够实现工程潜在问题的有效发现，并能进行规范性的防治处理。另一方面，确保公路桥梁养护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能够积极、主动且负责的进行养护管理，从而避免养护过程责任心不强、养护怠工等现象的发生。
表1 香港居民的国民身份认同与地方认同
二、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身份认同的关系
之所以出现身份认同的“单一化倾向”可能与认知闭合（Cognitive Closure Need）需要有关。认知闭合需要是指在面临问题时，人们常常需要找到确切的答案来解决，从而避免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困惑[12]。此前有研究发现，香港人的社会认同受到认知闭合需要（Cognitive Closure Need）的影响。Kim和Ng随机选取了315名香港居民进行电话访谈，了解他们的社会认同以及感受到的社会变化[13]。结果发现当社会的快速变化给人们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感时，认知闭合需要就相应地增加，从而导致人们倾向于选择相对简单的单一认同，而不是较复杂的双重认同，即倾向于认同自己是香港人或中国人。
表2 香港青年（35岁以下）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国民身份认同的关系
表3 香港青年（35岁以下）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国民身份认同的关系（固定效应模型）
（续表）
在晴天无云的条件下10：00～14：00时，使用手持ASD光谱仪采集作物野外光谱，该光谱仪的光谱范围325～1 075 nm，采样间隔为1.4 nm。光谱测量采用25试场角探头，探头离地面的高度为1.0 m，测量时探头垂直于地面，每个样地采集15条光谱，测量前进行白板校正，每隔10～15条重新优化仪器。
表4 香港青年（25～34岁）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国民身份认同的关系
表5 香港青年（15～24岁）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国民身份认同的关系（固定效应模型）
（续表）
对于香港居民整体而言，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政治倾向都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生活满意度与国民身份认同是稳健正向关系。不管加入哪些控制变量，系数都稳健地停留在0.153至0.163之间（见表6）。也就是说，香港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每提高一个单位，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便提升0.153至0.163个单位。政治倾向与国民身份认同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说，香港居民的政治倾向越倾向于保守，“中国人”认同的程度越高。但是政治倾向与国民身份认同的关系，在加入了出生地、教育年限等控制变量之后，它们的相关关系明显变弱。系数降低0.031，也即政治倾向每变化一个单位，国民身份认同降低0.031个单位。由此可见，生活满意度对于香港居民国民身份认同的影响远大于政治倾向（见表6）。在加入固定效应后，生活满意度依然显著地正向影响了国民身份认同，不管是个人效应模型，还是时间效应模型。但政治倾向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政治倾向的变化与国民身份认同无关。在个体效应模型中，控制了其他个体变量的情况下，生活满意度对国民身份认同的影响稳健地处于0.170至0.228之间。假设1获得支持。参与过各种集会和社会运动的人比起那些没有参与过的，国民身份认同要低1.594个单位。而对于以网络为主要获取信息渠道，或者主要的时事新闻渠道的香港居民而言，与不以网络为主要信息和时事新闻途径的人们相比而言，国民身份认同分别要高0.348和0.476个单位。固定效应模型具有较高的解释力，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R2达到0.85至0.882；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R2达到0.861至0.884（见表7）。
表6 香港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国民身份认同的关系
表7 香港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国民身份认同的关系（固定效应模型）
（续表）
关于香港认同，在没有加入固定效应之前，35岁以下的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与政治倾向，对香港认同都有稳健的正向影响（见表8）。但在加入固定效应模型后，这些影响却消失了（固定效应模型不能通过F检定）。然而，香港居民整体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显示，生活满意度和政治倾向对香港认同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见表9）。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些特征可能主要来源于35岁及以上的群体。35岁以上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与香港认同有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控制了所有个体变量后，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政治倾向与香港认同的关系颇为微弱。而是否以网络为主要的信息渠道或是主要的时事新闻渠道表现出对香港认同的显著影响，以网络为主要信息和新闻渠道的居民，比那些不以网络为主要渠道的，香港身份认同要高0.354个单位（见表10）。
表8 香港青年（35岁以下）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香港认同的关系
表9 香港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香港认同的关系（固定效应模型）
表10 香港中老年(35岁以上)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香港认同的关系（固定效应模型）
（续表）
之后的五月十五日[注]《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7，同治四年六月壬寅条。、十七日至二十日，察哈尔蒙古兵跟随棍噶扎勒参镇压起事者，至五月二十一日晚，蒙古兵与守城官兵从东南两面夹击起事者，使起事者全数击退，“大获全胜”，[注]《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7，同治四年六月壬寅条。五月二十二日凌晨，塔尔巴哈台城终获解围。察哈尔蒙古兵为解围塔尔巴哈台城起到了重作用。这将是守护塔尔巴哈台城的转折点。
表11 香港青年（15～24岁）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香港认同的关系
（续表）
综上所述，对于香港青年群体而言，生活满意度与“中国人”认同的正向关系相当稳健。假设1获得支持。而假设3，政治倾向与“中国人”认同的负向关系，尽管不稳定，也得到一定的支持。在“香港人”认同方面：35岁以上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对“香港人”认同有显著但微弱的正向作用；但对于青年群体而言，生活满意度的对“香港人认同”的影响是不稳定的，假设2获得部分支持。对于香港居民整体，政治倾向对“香港人”认同的影响显著。也就是说，对于香港居民整体而言，政治倾向越开放，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程度越高。但在青年群体，这一关系并不稳定（见表12）。
表12 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身份认同
三、结论和讨论
社会学关心的社会整合，由社会身份系统参与达成。社会身份系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结构层面的规则，二是社会成员对身份及身份背后蕴含规则的选择和建构[14]，也就是身份认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使得社会成员对身份关系及其背后的规则认同也趋多元化，对社会整合提出挑战。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15]。当个体选择或者认同一种身份，意味着他也认同身份蕴含着的行动操演脚本。认同一种身份，或者不认同一种身份，都可能在特定情境下指引个体不同的行为选择。对于认同的产生以及影响认同的因素，学界一直存在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争。综合两者的决策论，认为身份认同既有客观的一面，也有建构的一面。认同即使可能改变和被操纵，也受限于语义场的基本逻辑和社会惯例。于是，影响认同的因素也可以大体地分为两类，结构性的因素和建构性的因素，两者的互动使得认同呈现出纷繁复杂特点。
过往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通常强调结构性的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较少关注到社会变迁所引起的心理重组过程对认同建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一些结构性因素，如出生地、媒体和信息渠道、是否参与社会运动等对身份认同有明显影响。但收入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稳定。尤其对于25岁以上有收入的香港青年而言，这一影响并不显著。
除结构性因素之外，“政治态度”和“社会情绪”是常见的两种影响香港青年身份认同的主观建构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在一定的结构因素的基础上，“政治态度”和“社会情绪”建构性因素对香港青年身份认同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社会情绪”而非“政治倾向”对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影响更为明显。生活满意度对于国民身份认同的正向影响稳定显著，而政治倾向影响并不稳定。生活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本体性安全感，它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正体现出个体在面对社会变迁，个体的本体性安全感越强，越可能建构一种更宽泛层面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国民身份认同”的起伏更多的是表达香港青年在与内地互动过程中，因个人境遇也有别的社会生活情绪，而非政治意愿表达的立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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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增强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感，可在以下方面加以推动：
首先，需警惕地方认同与国民身份认同的“相对说”和香港身份认同的“单一归属论”。前者经常将地方认同等同于本土意识，并视之为与国民身份认同相对的一面。“相对说”本身是一种政治化的认同论述，必然因过于强调两者差异而割断两者联系。本文的研究发现，大多数香港居民的两种身份认同相容而非相斥。地方认同只归属于国民身份认同的“单一归属论”则漠视了香港居民身份认同经常是多层次叠合存在的事实，更可能切割社群联系，导致社群冲突。
第二，需关注建构性因素，如“生活满意度”对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非常稳定，提高香港青年的生活满意度，将有助于提升国民身份认同。反而常见的结构因素，如收入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稳定，通过经济惠民政策提升国民身份认同恐难以在青年群体奏效。生活满意度，代表的是一种本体性的安全感。根据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理论，本体性安全感指的是人们对物理和社会环境一种相对可靠的体验，也就是一种对社会发生变迁放心和信任的态度。香港青年在比较两地差异，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容易将个人的境遇与宏观环境的变化，如“自由行”游客增多、两地发展密切，国家崛起等联系在一起。因应社会变迁对个人境遇的影响不同，他们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情绪，可能有正面的，也可能有负面的。当正面的情绪更多，也即当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的时候，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呈现更加积极的态度。
第三，互联网是香港青年获取信息和新闻的主要渠道，这一信息渠道显著影响了香港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香港青年所接触的互联网信息似乎有助于加强他们的“香港人”认同，但对“中国人”认同却有负向影响。信息渠道还可能进一步影响香港青年参加社会运动的可能性，间接影响身份认同。因此，有必要在互联网渠道增强正面宣传，提升国家形象，增强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青年一代是“数码时代”的原住民，通过网络可能更多感受到内地与香港的差异。但是倘若经过实地的访问和接触，尤其是当香港青年与内地青年建立起个体间的友谊后，这种差异可能缩减。增强两地青年的跨境接触交流，也是提升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一种可行方式。只是，在这种跨境交往中，仍要注意保护香港青年的本体安全感，让他们不至于对于全球化和国家崛起的社会变迁中仓皇无措。
“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16]。过往关于认同的研究非常重视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相对主观的、建构性的因素。吉登斯的现代性与社会认同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本体性的安全感直接影响了个体的自我建构和身份认同。本体安全感的提升有助于建构一种坚实的，更具包容性的身份认同。生活满意度是本体安全感的直接的反映，提高香港青年的生活满意度，将有助于加强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至于如何提升香港青年的生活满意度，仍需进一步研究。
注：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教授所主持的香港动态跟踪调查，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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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76.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780（2019）01—0015-0018
DOI ：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1.002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港澳本土意识与青少年的国家认同”（项目批准号16JJDGAT004）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实施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8BSH0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郑婉卿，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社会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方向：港澳社会研究、青年研究、流动性研究。
（责任编辑：谢素军、何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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