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雅俗，融汇中西——论20世纪40年代新市民小说代表作家的创作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俗论文,中西论文,融汇论文,作家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6)06-0011-06
在我国的古老的传统观念中，居乡者为乡民，城居者即称市民。但在现代意义上的“市民”与上述这一古老的传统概念是不同的。与“国际接轨”的市民的概念是指城市自由民或公民而言。从乡民或传统观念中的市民转变为城市自由民或公民，他们应该将世代繁衍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家族意识，转变到以社会群体为中心的公共领域中来。他们要有义务和权利的观念，例如市民要有纳税的义务，然后才能得到纳税人应该享用的权利；他们要投入到社会公共事业中去，要从家庭之私转变为社会群体之公，去参与市政，热心公益。为了有别于古老传统概念中的“市民”概念，我们称这种城市自由民或公民为“新市民”。“新市民”首先是在那些工商业兴盛的通商口岸萌发，正因为经济发达、市政管理皆参以西法，犹如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教授人们如何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培育新市民意识。而在科举制度废除后，这些地区的新式教育又几乎一统天下。先进印刷术的引进，信息网络的密集，新学影响的扩大，人们的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声光化电等“实学”风行，西学成了“显学”。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云蒸霞蔚则成了向中下层市民开放的启蒙教科书。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促进都市谋生者的自身素质。而新市民的核心制导力量则是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者。以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为界，受新式教育人数激增：“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9年的1638884人，到1912年更达到2933387人。”1916年，根据教育部统计，“不包括川、黔、桂三省和未立案的私立学校，学生已达3974454人。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调查团’的报告表明，五四文学运动前夕中国学生总数为5704254人……北京聚集了中高等以上学生25000人。”[1] (P2-4)到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统计，上海适龄儿童入学率为59％，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为30.88％[2] (P135)。在20世纪30、40年代，一个在新型知识群体影响下的庞大的新市民阶层，不仅在大都会中形成，同时通过大都会的辐射，新风也影响和遍及中小城市。
这些新市民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上亦会有所演进与更新。在他们的文化生活中，他们对新文艺是会有一定的倾向性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将文学功能视为一种业余时间松弛自己神经的消闲品，或调节身心的高尚娱乐。既然是消闲与娱乐，往往会“唯兴趣是尚”，因此在他们的脑子里文学不分新旧，只要能与他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产生感应交流的作品，他们都能接受。张恨水等人的作品颇合他们的胃口，而像巴金的《家》、《春》、《秋》等作品也在他们的视界之内。但是20世纪40年代文坛上又新出现了一种超越雅俗、融汇中西的小说，犹如新文学的通俗版，或是引进外国通俗模式的洋为中用版，更使新市民们趋之若鹜。其中的代表作家就是出现在沦陷区上海的张爱玲、重庆文坛的徐
、西安文坛的无名氏。他们当年的作品皆可排在畅销书之首，出尽了风头。他们的成功经验是很值得总结的文学财富。
张爱玲最善于将古、今、中、外、雅、俗的文学味汁成功地调洽融汇在她的作品中，形成她小说的独一无二的情韵，使她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许多新文学作家在童少时代也钟情于通俗小说，可是当他们逐渐成长时，当他们接触外国的优秀小说与本国的新文学作品之后，就逐渐将中国的通俗小说看成是低档次、甚至是低级趣味的“垃圾”，从此断绝了“昔日的友情”，去做一个“高尚的人”。接踵而来的是产生一种“门户之见”，他们是不会像张爱玲一样带着自己的“两炉香”去拜访周瘦鹃的，即使是过去曾经找过，即使后来并“不以为耻”，至少会将它看成是一种“童稚举动”。张爱玲的小说之所以与他们的作品有所不同，且形成自己的个性，其原因之一是在于她“一贯”地“不耻下问”。她坦然地去找周瘦鹃，而且带着一种虔诚的敬意。她没有找错门。应该说，周瘦鹃是一个有眼光的编辑，也是第一个正确“评张”的评论者。
在这“第一位评张者”的笔下，不仅指出她作品所受中外古今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影响，而且还将“天才”、“高明”等高规格的评价词汇献给了这位刚想步上文坛的女性，而且看到了她的“别致”和“特殊情调”，为张爱玲的“一炮打响”发挥了推助力。张爱玲没有门户之见，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有香港大学读书的背景，英文程度高，读过许多外国小说而自以为“高人一等”，她除了喜爱优秀的新文学作品之外，对张恨水、朱瘦菊、毕倚虹等通俗作家的作品也是极为赞赏的。所谓“不耻下问”的“下”，并非低下，而是处处关注中下层的民情，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市民社会。她甚至对知识精英往往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小报也极感兴趣。小报被有些人视为是低俗不堪的东西，看此类媒体无疑是自跌身价。可是张爱玲却有不同的看法：“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而小报的作者绝对不是一些孤僻的、做梦的人，却是最普通的上海市民，所以我看小报，同时也是觉得有研究的价值。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两份小报，同时我们公寓里的开电梯的每天也要买一份，我们总是交换来看。”张爱玲以为“读报纸的文字，是要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来的。”她发现小报有“研究的价值”[3] (P292-293)。
张爱玲的对通俗作品和都市小报喜爱和研究为她提供了丰富而有用的资源。王德威所说的“张爱玲即是自鸳蝴派汲取了大量养分”[4] (P373)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而夏志清则有更进一层的发挥：“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的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5] (P373)的确，张爱玲笔下的小说大多是中国人的俗世的人生与俗世的故事。
可是如果张爱玲只是向中国古今的通俗小说学习，那么张爱玲还不能成其为张爱玲，张爱玲的本领与技巧是在于“俗事雅写”。时代已经进入了20世纪40年代，她觉得不能再用自己前辈那种“旧事旧说”的手法，向40年代的“新市民”去喋喋不休了。她融汇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和西洋小说的技巧，去充实故事的内涵。关于这一点，早在1944年，迅雨(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就指出了她熟谙西洋小说的技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列几点：——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燥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七巧、季泽、长安、童世舫、芝寿，都没有专门写他们内心的篇幅；但他们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两次叔嫂调情的场面，不光是那种造型美显得动人，却还综合着含蓄、细腻、朴素、强烈、抑止、大胆，这许多似乎相反的优点。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6] (P60-62)。
迅雨用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样的顶尖的评价，赠给了《金锁记》。
张爱玲自己似乎也深知自己的受众的面是很广的，但她用的是“正话反说”：“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7] (P175)所谓“不够舒服”，大概觉得书中的技巧太“洋气”了，但这些故事的确是他们所“熟悉”的；所谓“不够严肃”，大概觉得书中缺乏“主义”，但也不得不承认她刻画的深度。
张爱玲的成功不仅仅是知识结构与融汇才情的问题，再一个不可或缺的是地域特色与接受群体的问题。张爱玲生长在上海，又曾到香港读书，后来又写“红”于上海。她作品中的地域特色就是“沪港洋场”，她的主要接受群体是有别于中国老儿女的“新市民”。她写小说时，脑子里时时想到“上海人”：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8] (P20)。
张爱玲爱上海，也了解上海人，即使是香港传奇，其中的主角不少也是上海人，她善于写上海人，而她首先想吸引的读者群体是上海的“新市民”。因此，张爱玲以沪港洋场为她小说的地域特色。张爱玲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就写了一位在香港的上海小姐葛薇龙，而香港也是上海小姐眼中的香港。她笔下最活跃的是上海的世俗市民，除了葛薇龙、梁太太，还有白流苏等等。她的《传奇》初版问世，4天就脱销了。张爱玲的小说“谁都可以读得懂，但懂的深度不同。“雅”的糖块溶解在不透明的“俗”的咖啡中，这里已经分不清是谁征服了谁，可以说是雅文学的胜利，也可以说是俗文学的再生。如果注意到《金锁记》是在没有理论指导、没有集团约束的状态下问世的这一点，则似乎可以说明，新文学小说和通俗小说发展到各自的成熟期，二者在艺术上的结合，产生一批超越性的杰作，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五四’以来的雅俗对立格局，正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9] (P249)
如果说张爱玲善于俗事雅写，那么徐的特点是他的小说有着很浓郁的异域情调，可以说是外国通俗文学的洋为中用版。他善于引进若干外国通俗小说的模式，并加以创造性的改造，形成了他独有的个性风格。他的融汇中西的小说赢得了中国新市民的青睐。
1927年徐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又进心理学系修业两年。1933年加盟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等刊任编辑。1933年赴法国留学，继续研究哲学。在法国写下了使他名噪一时的《鬼恋》等小说，被誉为小说界的“鬼才”。在国外他大量阅读外国小说，同时也关注中国的通俗文学的现状。这里还有一段佳话：在40年代，徐在国外的饭店里偶遇纽先铭将军，纽先铭就是张恨水《大江东去》中的人物原型。当时，徐正在读《大江东去》，而纽将军正在读徐的《风萧萧》。文学作品是他们之间最好的“介绍信”，他们的相遇该有多么惊喜。
《鬼恋》写一个美丽绝伦的“女鬼”与一位翩翩少年的恋情，行文扑朔迷离，凄婉冷艳，神鬼境界与现实人生缠绵纠结，读来令人回肠荡气。这当然会使我们想到《聊斋》，但《鬼恋》的情节构思更貌似外国的哥特言情小说。“‘哥特式’(gothic)这个词在英语里有多种含意。它既是一个文学词汇，又是一个历史术语，还可以用作建筑和艺术方面的专门用语。”[10] (P41)“哥特式”小说的模式特征是，“故事常常发生在遥远的年代和荒僻的地方，人物被囚禁在狭窄的空间和鬼魂出没的建筑内，悬疑与爱情交织在一起。惯常的悬疑手段有神秘的继承权、隐秘的身世、丢失的遗嘱、家族的秘密、祖传的诅咒等等。到最后，悬疑解开，歹徒暴露，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障碍扫除。”[10] (P42)我们不能说《鬼恋》就是“哥特式”小说的翻版。它既不是在遥远的年代，更不是在荒僻的地方，代之于古堡的是上海近郊的一个村落，中间也没有暴徒在其间作祟，而是那位美若天仙的女主人公自称是鬼魂，那村落里她所住的古老的宅子有几分神秘感，于是展演了一场“悬疑与爱情交织”的故事，最后她终于吐露了她作为革命者的隐秘身世，却又飘然远行，不知所终，这倒有点像是一首“感伤型哥特式小说”的哀歌。徐的《鬼恋》在鬼魂“出现”、悬疑丛生、身世坎坷和爱情忠贞等方面与哥特式小说有相通之处，它神秘而不恐怖，鬼气森森而回归现实。它不以揭露“暴徒”为其对象，而是使读者体认整个社会的罪恶与不义。小说所构成了一个核心哲理是：“鬼是一种对于人事都已厌倦的生存”。徐的小说常常融汇着两种因素，一方面他是一位对人生有哲理思考的作家，因此，他的作品有深邃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常用自己编织的奇情与奇恋的故事叩击读者的心扉，产生强劲的磁场，使他们爱不释手，因此，他的作品又是极为通俗的。他让广大的读者享用“奇情”快餐，而让文学的“美食家”们品尝那位在北京大学和巴黎大学学过哲学的作家“镶嵌”在小说中的“精致”的人生哲理。
徐的40多万字的长篇《风萧萧》一直被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动笔于1943年3月，完成于1944年3月。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就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季候风，席卷了战时大后方，“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11] (P249)，人人争相先睹为快。人们惊呼，1943年在文学领域中简直可以称为“徐年”。1944年10月由成都东方书店出版发行，在不到两年内就连印了5版。在大后方被列为“畅销书之首”。如果从题材而言，《风萧萧》该算是爱国重大题材，在抗日战争的年代中歌颂为抗日献身的地下工作者，它可以是写成慷慨激昂的“严肃文学”，但是徐却将这一题材处理成一部通俗的畅销小说。实际上徐是借鉴了西方间谍小说的浪漫主义冒险模式，而且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西方间谍小说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军事、政治斗争持续加剧的产物。……一般认为，西方第一部严格意义的间谍小说是英国小说家厄斯金·查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1870—1922)的《沙滩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1903)。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以高昂的爱国热情、惊险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描述了两个英国业余间谍刺探德国海防情报的冒险经历。该小说在伦敦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以后多次再版，畅销不衰。”[10] (P504-505)《风萧萧》是用一种奇情的形式展现的，是用一种不是恋爱形式的奇恋铺垫的。而书中那位潇洒倜傥的男主人公自始至终只知道他是“徐”，这就有点西方派头了。小说开端就是写“徐”这位独身主义者周旋在三位美丽的女性之间，他掉进了脂粉漩涡，却过着一种“爱而不恋”的生活。这是三位极有品味的各有个性和独特魅力的未婚少女。作者不是一般化地去描写他们的天生丽质。每当他写那位百乐门的红舞女，既懂日语又会英语的白苹时，总觉得有一种“银色的空气沁入了我的心胞”，而白苹向他微笑时他总感到这是“百合初放”；而那位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生活在日本的华侨的梅瀛子，当时已是“上海国际间的小姐，成为英美法日青年们追逐的对象了”，可是她好像还不满足，她要征服所有的男性青年似的，“徐”每次将她比作红色的玫瑰，“永远像太阳一样光亮”。而富有音乐天才的海伦则是一片能“溶化独身主义的灯光”，在这雅致宜人的灯光中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小说充满既抽象而又形象、智机而又令人心领神会的对话，在长篇的1至18节，作家就是写“徐”这位研究哲学的学者与这三位女性的“爱而不恋”的近距离的生活。有时那距离近到真令人感到“徐”这位独身主义者真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
徐一直坚守的写作信条之一是：“两性问题的暴露与描写要有一定的限度才是艺术可以允许的。”[12] (P13)“为此，他不管是写爱情还是写婚姻，都与‘肉欲’无涉，甚至连性心理也不描写。他认为爱情小说重在表现‘情趣’……”[13] (P38)这种重“情趣”的爱情观也是国外通俗小说中的一个流派所遵循的，它在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流行，被称为“蜜糖言情小说”，以便将它与后来的赤裸裸的性描写的言情小说相区别。正因为是对那种“爱而不恋”的欣赏与爱慕，长篇从第1—18节就像抒情的小夜曲似的在琴弦上流淌飘逸，读者也像读一本言情小说，看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高雅地交往着。不过从表面看来，有的女性似乎透露出一丝“醋意”，但这些女性“醋意”背后的潜台词，一直要到第18节之后，我们才能将她们这些间谍之间相互摸底的深层涵义看透。
徐与专业的间谍小说作家相比，差距当然是很大的。他不可能像专门写间谍小说的作家那样去制造惊心动魄的紧张情节，他还是要让他的《风萧萧》自始至终在浪漫抒情的轨道上运行。“徐”虽然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是这血的代价终于使梅瀛子与白苹摸清了她们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不同组织的地下工作者。她们从假想的“敌人”变成了真正的“战友”。“徐”也从受梅瀛子领导到他们三人联手开展重要的情报工作。他们争抢着要站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最后还得靠抓阄来解决相持不下的局面。结果由于东京新来的日本女特务宫间美子的介入而情势突变，白苹为此而壮烈牺牲，而梅瀛子也只能退居秘密状态。
在徐的18卷本全集的小说部分，我们还能读到他的许多名篇，大多带着很强的融汇中西的通俗性。我们可以将他的小说看成是新文学，但如果说它是带有欧味的通俗小说，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面目的模棱”正说明小说的超越雅俗的时代已经初露端倪。徐也成了这多元格局中与老前辈们不同的“新生代”，他成了新市民读者们的“宠儿”。
在战时和战后，有一位作家是与徐齐名的，那就是无名氏(卜乃夫)。无名氏的成名作是《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司马长风在评价无名氏时转述了无名氏的兄长的话：“据卜少夫说，作者写《北极风情画》与《塔里的女人》两部爱情小说，‘他立意用一种新的媚俗手法来夺取广大的读者，向一些自命为拥有广大读者的成名作家挑战。’”[14] (P103)那就是说，无名氏是写通俗小说起家的，所谓“新的媚俗手法”也可以理解为新文学的通俗版，而他想取悦的当然是以新市民为主的读者群体。
1943年11月9日至29日，当无名氏以每天7千字的速度赶写出10万多字的情感罗曼史《北极风情画》(当时题名为《北极艳遇》)在《华北新闻》上连载，至1944年1月载完。在西安迎来了一股“满城争说无名氏”的旋风与热浪。无名氏的“挑战”成功了，他自己曾说：
当年，《北》在《华北新闻》连载时，无论我出去理发、沐浴、上饭馆、咖啡馆，进公园喝茶，到处都听见有人在谈论此书。从前谭叫天在北平走红时，有“满城争说叫天儿”的盛况，当时若说西安“满城争说无名氏”，一点也不夸张。难怪其时友人黄震遐远游甘肃归来，一见我就说：“从前拜伦写了《柴尔德·哈罗德》旅游诗，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名满伦敦。足下现在正是当之。”他还用了一句洋文：“大家Compare you and Ghuyu(拿你和徐相比)。”[15] (P374)
无名氏在踌躇满志的同时，还加了一个原注：“其实拙作风格与内涵和徐根本不同，但当时徐颇有名气，作品销路亦好，友人乃有此‘比’。”他的粗犷泼辣的文风与徐的温文尔雅的格调的确是不同的。可是在文学史上人们一贯将他归入徐的浪漫一派。
《北极风情画》起首是怪客登临白雪皑皑的华山山巅，夜半高歌。接着从自述“错吻”开始，深情回顾，一下子就将读者锁定在它的情节链条上。林上校与奥雷利亚巧遇，从他们的友谊到热恋一直到他们的被迫分手，情节可谓是一气呵成。在这过程中，并没有多少事件作为情节的酵母，最多就是奥雷利亚的好友叶林娜的一度的小小干扰，其余就是靠无名氏的技巧的发挥，抒写他们的“爱的步伐”的迅捷与“恋的炽情”的猛升。如果说徐的小说是“与肉欲无涉”的蜜糖言情，那么无名氏却敢于写新婚之夜的性爱，无名氏不仅对这“真夜”作了“绝对美学的化身”的描写，还要通过林的枕边私语对古今文学作品中的某些“忌讳”和禁区进行一番讥评：“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曾有过万万千千次‘真夜’，却极少有人敢公开的坦白的谈它们。好像这种午夜，越封闭越好，这种诗情，埋藏得越深越好。而且，离任何文字语言，愈远愈好。其实，在那些‘真夜’中，疯狂的男人和女人们，谁没有疯狂的谈过呢？那是所有语言中最人性的、最不撒谎的。在未来的回忆中，这些时刻将像香料一样，给所有记忆的形象增添无穷蛊魅。没有这些香料，任何爱情只是一幅素描，缺少一份巨大的完整的魔祟。”读到这里，我们觉得是在一部通俗言情中，它也是可以包容着“纯文学”的节段，精英与通俗在这些节段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过去的通俗小说中如果夹杂这么一段洋腔洋调，显然是不协调的。可是无名氏既然用的是“新的媚俗手法”，他本来就是新文学的通俗版，也就显得非常和谐了。而他的关于“真夜”的一段议论，当然含有向中国前辈作家的“挑战”意识。
在《北极风情画》取得成功之后，无名氏再接再厉发表了《塔里的女人》，但这篇小说显得比较做作。以后他还在《华北新闻》上连载过长篇《一百万年以前》，皆是当年的西北畅销书。
从1942年9月至1944年年底无名氏在西安的“800个日日夜夜”带给他无比的成就。而在1943年起始，他在创作的间隙写下了一系列带有哲理思辨色彩的片段，以后用《沉思试验》的书名出版。这实际上是他为以后270万字《无名书稿》作准备。
《无名书稿》的6卷大书被誉为“长河型”的长篇小说，到1960年杀青整整用了15年时间。这是一部从大文化视角探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巨著，这是一部用象征主义手法写成的精英文学作品。他笔下的人物“大多都带有象征主义的色彩。他说：‘我的人物描写，带点魔幻的意味，都在虚实之间。’”[16] (P300)“即使文化修养很高的胞兄卜少夫，在看了《无名书稿》的前两卷——《野兽、野兽、野兽》、《海艳》——以后，也不禁摇头感叹‘看不懂’。”当然后来他是看懂了的，还“‘说了不少恭维话’。真诚地表示：‘他不只完全看懂了，而且身经创痛，他才深切感受且映证《无名书》所揭示的大时代内核真谛。”[16] (P291-292)
这说明了在无名氏的笔下，写通俗小说也罢，写现代派的精英小说也罢，均有自己的特色而两者绝无鸿沟。过去人们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看成是两个“世界”、两种“体制”。但是到了无名氏这一代人，就开始尝试着荡漾于这两个“世界”之间。
从20世纪40年代的新市民小说代表作家张爱玲、徐、无名氏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很好的预兆：超越雅俗、中西融合的谐和境界并非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张爱玲的脑海里，中、外、古、今、雅、俗诸般文学是平起平坐的，它们都可以作为丰富的精神资源融谐在她的作品之中。在徐看来，外国的优秀的文学遗产都可以为“我”所用，可以由“我”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他的作品决不会与新文学“绝缘”，但又有着浓郁的通俗韵味，他的若干名作也可以说是一种外国通俗模式的中国版。而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等畅销书则是新文学的通俗版，而他还愿意荡漾在文学的多元化的江湖河海之间。这种20世纪40年代的创新的趋势与氛围，不久曾一度中断。但是它是有生命力，今天文坛上也正在出现超越雅俗、融汇中西的态势，这是继20世纪40年代新市民小说之后的一种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