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展理论与21世纪中国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发展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同当代中国发展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邓小平为超越“西化”的现代化模式，寻找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作的重大贡献。这一理论根植于实践，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和考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必将成为指导21世纪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与发展逐渐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各个国家，尤其是战后一大批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影响下，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改造，带动社会变迁，超赶世界发展先进水平的过程，现代化由此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1.经典作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北美确立其统治地位，并把它的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时代。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把单个国家的历史活动纳入“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1](P67)，创造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2](P78)。由于现代化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民族间的普遍交往，以及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那些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将会以工业发达国家作为自己发展的未来景象[3](P8)。资产阶级在开拓世界市场使世界“一体化”的同时，也造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即一个“中心——卫星”式的体系[4](P279,P255)。“中心”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以“卫星”国的畸形发展为代价的。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尤其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和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暗示了在大致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生产方式；“跨越”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之后普遍的、常规的现象。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方法论[5]。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他们高估了西欧经济发展水平已接近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而把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转移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等问题上。因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形成关于非西方世界发展的系统理论”[6](P85)。换言之，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搞现代化？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限制，经典作家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回答。
2.西方发展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当代西方发展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接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和全球发展问题，主要有三大派别，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现代化理论是50年代由美国创建的。其中心论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过程中，是受其内部传统因素制约的，解决的主要办法是将西方经济增长和民主政治秩序所必需的条件，“借助发展政策转移到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去”[7](P62)。因此，现代化本质上是西方化，当代社会发展就其实质而言，无非是发展中国家通过“西化”实现现代化。然而，许多国家照搬这些模式的结果，却导致了发展的困境和危机，不仅没缩小反而加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以拉美激进主义学者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对此提出挑战，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依附关系，依附国的不发达和低度发展是由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造成的。克服不发达和低度发展的关键在于割断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施独立的发展方针。但是，依附理论把发展中国家不发达主要看作是外部因素的结果，主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脱钩”，显然是失之偏颇的。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当代世界仍是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体系中，各个国家存在着“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性分工，其经济交往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掠夺不发达国家，造成这些国家“不发达”。发展的意义就在于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实现自己的“升级”。世界体系理论对当代经济政治作全球体系的分析有独到之外，但过分强调体系的重要性，忽视国家作用，“半边陲”概念过于笼统，不具操作性。总之，当代西方出现的诸多发展理论，要么是发达国家发展观念和方式的输出，要么是发展中国家不满依附地位的抗争，从理论到实践均出现许多问题，显然是不能照搬照抄于别国的。
3.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和严重失误。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历史背景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时代中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落后是其基本特征。新制度建立之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已经暴露出来，而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又面临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峻挑战。因此，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任务。在发展目标上，他把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通过这一社会制度实现中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发展模式上，他以国家工业化为首要内容，既不同意以血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起点的西欧模式，也不同意通过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的东欧（苏联）模式，而主张走以重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在发展步骤上，他依据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认识，认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大约需要50年到100年时间。在发展的支撑条件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新方针和新政策。可以说，毛泽东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启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严重偏差，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挫折。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其一，对马列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作片面理解，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纯”；其二，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其三，将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不理解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形式，总想破除或限制商品生产及其价值规律；其四，政治上提出并强化“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实际，使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前20年间实际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
二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了邓小平身上。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切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出发，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在人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与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并作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贡献。
在发展的性质和道路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一贯思想，重申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这一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逻辑起点的，这是我们确定走中国现代化道路以及制定相关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他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已有论述还远不够成熟或者付诸缺如的现状出发，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进而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新概括。这就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目的等社会发展基本要素的结合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确定了基本的价值目标，由此明确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状态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较为发达状态迈进的历史进程。这一阶段性的现代化大致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基本变为现实。
在发展的任务上，邓小平依据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根本任务，这就使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以生产关系变革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回归到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发展。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邓小平还对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全新的阐述。他认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在科技革命的冲击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转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基础上，就必然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8](P86)。科技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归根到底必须以教育为基础。邓小平关于经济、科技与教育相互关系的论述，大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既克服了过去生产关系急于过渡的弊端，又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教育为基础，以“三个有利于”为评判标准等一整套战略性思路。
在发展的模式上，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自我改革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继所有制改造之后又一次深刻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开放也是改革。邓小平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把对外开放当作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指导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改革开放的目标所向，是以市场为取向，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形式。邓小平破除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他科学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发展的战略上，邓小平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经验教训，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成三种发展阶段和发展形态，全面阐述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8](P251)邓小平“三步走”的总体战略构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是台阶式发展战略。由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的现代化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难得的机遇和挑战，这种机遇稍纵即逝，因此，他反复强调必须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二是先富带后富战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由于我们幅员辽阔、地区间人口自然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由于同步富裕所实际导致的平均主义错误以及最终走向共同落后、共同贫穷的历史教训，因此，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民富裕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三是抓重点带全局战略。邓小平从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出发，提出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三个重点，其中农业是根本，科技是关键，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在发展的理念上，邓小平摒弃了过去那种由政府主导的、以计划和统制为特征的片面发展观，形成了以人为本、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综合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在经济建设中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生活中关心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邓小平时刻把人民的利益和疾苦放在心上，不仅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规定，而且还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三步走”战略构想，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即“温饱型”、“小康型”和中等发达国家的比较富裕型。此外，邓小平还高度重视人的合成发展，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既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的社会，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既是高度民主、健全法制与经济、文化相适应的社会，又是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协调发展的社会。
总而言之，邓小平围绕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力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的特点出发，冲破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方法，探索新道路，科学地回答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制定出了符合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十五大政治报告）。
三
邓小平发展理论是在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它开辟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21世纪的中国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它不仅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同样是21世纪中华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如果说19世纪是中华民族衰落的世纪，20世纪是中华民族奋斗的世纪，那么，21世纪必将是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世纪。到21世纪中叶，我们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宏伟的发展目标，也是二百年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和追求。然而，21世纪又将是一个充满动荡、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其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给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推动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这既为我们提供可以直接利用人类最新文明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又使我们面临着必须同步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挑战和压力，还使我们必须正视科技革命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生态危机。其二，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因素仍然存在。民族矛盾、宗教冲突、领土纠纷所导致的局部冲突不断发展，这既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需要我们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重要作用，尤其要在坚定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中作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其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制度竞争依然存在。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少数发达国家凭借新技术优势，实施了若干改革和调整，进一步巩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他们绝不允许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重新崛起并对其构成新的威胁，他们千方百计想通过经济全球化将资本主义影响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进而实现资本主义政治全球化。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这既是一个发展的机遇，但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一切表明，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社会主义中国要想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迎头赶上，要想在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竞争共存的时代里重新崛起，确实需要伟大理论的指导。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战略思想、战略重点、发展道路、制度保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它不仅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同样是21世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2.它开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必将引导21世纪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如毛泽东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标志一样，邓小平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也是邓小平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因为只有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才能解决“发展”这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和核心内容。根据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基础之上的，那么，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的今天，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相对优势，才能生存、发展和壮大。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上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现实中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尤其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社会主义一开始就选择了计划经济的模式，而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品，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有些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能取得根本性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深刻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总结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他把在经济落后基础上产生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加以严格区别，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融汇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大胆利用市场经济这一人类社会所共有的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有效方式，从而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其他道路能够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3.它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科学到现实的两次质的飞跃，由于两大阵营对峙的外部环境，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采用了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及至20世纪70、80年代，这种模式因其封闭、僵化、缺乏活力而走到了尽头。邓小平发展理论正是在苏联模式失败后，社会主义亟待自我完善和创新的历史关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经验给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最重要标志。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P143)因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必须创新，创新的关键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在“结合”上下功夫。这种“结合”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一是将中国的现代化建立在世界文明的基础上。邓小平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他对当今时代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类发展态势的成败得失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判断，从而将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在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及时地调整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推动中国的跨越式发展。二是将中国的现代化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给自己做了正确的定位，并根据这个定位制定和实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这是对所谓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的有力破除，从而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三是将中国的现代化建立在改革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是一个曲折前进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要破除原先我们确立的高度集权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寻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道路，需要进行全面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现代化。邓小平发展理论源于改革又指导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改革的有力推动。因此，在当今国际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联，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9](P225)。
综上所述，邓小平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描绘了未来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我们指明了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世界里，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之所以要坚持这一理论，是因为过去的实践证明了它的科学性，未来的实践还有赖于它的指导；之所以要发展这一理论，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未来的现代化任务更为艰巨，更富有挑战性，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创造性地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把这一理论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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