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发展合理性评价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探析论文,合理性论文,社会发展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0)06-0009-05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发展的速度还是发展的规模为改革开放之前所无法比拟。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发展合理性问题，就成为发展哲学研究的热点。马克思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提出了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评价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度发展的今天，重温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评价思想，无疑能为人们解除困惑，并为确立下一步我国社会发展的走向提供重要的思想启迪。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评价思想
作为实践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认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这就是说，合理性只存在于改变世界或事物现存状况的实践活动中，存在于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而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人类所达到的实践水平是不同的，因此，合理性是一个动态的上升过程。人们根据实践活动的历史状况判定合理性的性质和水平，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绝对合理性，合理性是相对的。“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1](P212)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学说，无论是他的剩余价值学说还是唯物史观，都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现象深刻批判的基础上，他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阐述了他对未来世界的看法，由此形成他的关于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评价思想。
(一)“两种尺度”的统一：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评价原则
在马克思看来，要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用“两种尺度”来衡量社会的发展方式、发展进程及发展成果，核心是摆正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1.“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坚持“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统一”的原则来评价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生产力是评价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评价一个社会是发展还是停滞以什么做标准呢？针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总是反复强调生产力这个尺度。他说：“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继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2](P273)他还认为：生产力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指示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3](P32)是人类社会和社会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4](P18)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容，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和客观标志，是衡量社会发展进程的根本尺度。“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5](P204)所以，衡量历史是否进步，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否促进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由此马克思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
第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尺度。马克思力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他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并把这个价值理想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评价尺度。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发展三形态作了经典的阐述。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P104)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学说。在这里，马克思以人的发展为逻辑主线，将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即前资本主义阶段、“物的依赖关系”即资本主义阶段和“自由个性”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这三大历史阶段(时期、形态)。在这里，人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发展形态紧密相连，人的发展程度为社会形态演进提供了价值判断的尺度，人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表现出不同的主体特征和状态，人的发展阶段的跃迁是由人的实践活动(生产的和交往的)的不断扩展和深入而获得的：狭隘的生产、交往方式和空间，决定着狭隘的人的关系；开放、全面、深入的生产、交往方式和空间，决定着全面、丰富的人的关系。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本质上的结果还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评价社会发展最核心的尺度。
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中始终坚持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两大尺度。其中的生产力尺度就是物的尺度；人的全面发展的尺度就是人的尺度。在评价社会发展时，马克思总是把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统一起来，坚持社会整体进步的观念。他还认为：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是内在统一的。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归宿。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既是历史的前提，又是历史的结果；人的全面发展既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又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发展进步归根到底必须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作为物质基础和前提。马克思认为：要消灭私有制社会的“异化”现象，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证。他不仅将人的发展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而且对人的发展从“自由时间”的角度作了新的规定，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与程度来自“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而其前提则是生产力的充分发展。
2.“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在评价社会发展时，不仅坚持“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统一的原则，而且将“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统一起来。历史尺度，指以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为判断、评价人类历史活动进步与否的标准，它着眼于历史的事实及其联系和发展，以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尺度，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进行评价，属于事实判断。价值尺度，指以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需要、大多数人的价值作为判断、评价人类历史活动进步与否的标准，即反映大多数人的价值的尺度。
马克思认为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是内在统一的。他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为例，深刻论述了“历史尺度中包含着价值尺度，价值尺度以历史尺度为基础”的观点。
马克思说：“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6](P486)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为财富而生产的，它造成了人性的异化以及人的畸形发展，这种生产目的是“鄙俗的”。但“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6](P486)资本主义为生产而生产却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客观上为人类社会和社会个人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当然，为财富而生产只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历史形式，当这种形式容纳不了在它之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时候，便会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发展着的生产力又必然会要求并且最终突破这种狭隘的形式，创造出既能使生产力高度发展又能使社会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6](P486)的社会生产形式。
然而，社会进步的评价常常是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冲突、正面意义与负面意义相纠缠的。在1853年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从英国资产阶级对印度的殖民扩张中，深刻分析了两种尺度的背离现象。从价值尺度看，英国的殖民统治是不合理的。因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3](P761)但是，从历史尺度看，英国的殖民统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3](P765)而“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P766)具有开创世界历史的积极意义。可见，英国在印度完成了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
当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冲突时，历史尺度居于更基础的地位，价值尺度归根到底从属于历史必然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P829)同时，他高度评价了资本起到“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6](P393)的伟大作用，从历史尺度上承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7](P125)
(二)文明是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评价尺度
在马、恩的论著中，文明这个术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什么是文明？恩格斯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8](P666)这表明文明既是一个实践范畴，又是一个社会范畴。作为社会范畴，文明始终与社会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作为实践范畴，文明则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发展和认识的不断深化，人类所设想的社会发展方向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其最终结果是实现某种文明，达到一定的文明状态。所以，马克思把社会文明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尺度。马克思还认为，人类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文明社会系统，它包括许多复杂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是由诸多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构成的统一体。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对象划分为并列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方面。与此相对应，“文明”理应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在马克思看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的统一才能综合反映社会进步的全貌。
(三)人的解放是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评价标准
什么是解放？马克思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9](P368)也就是说人的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由于各时期社会的各方面的状况不同，人的解放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会具有不同的内容，表现为不同的水平。人的解放程度如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一社会阶梯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因而，在客观上也都是人类的一次解放。人类的解放就成为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评价标准。这一标准以生产力的水平为基础，实际上是将社会的发展置于人类解放的尺度上进行衡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批判与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就是在这一合理性标准下进行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详细论证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政治解放对应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含义相同；人类解放则与共产主义相联系。马克思肯定了政治解放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政治解放使国家摆脱了宗教统治的精神枷锁，完成了“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政治解放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使民主和法制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成为国家制度。但政治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一个阶段，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政治解放导致了人在市民社会生活中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同时异化，即所谓“双重异化”，“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至此，马克思把政治解放在宗教问题上的局限性归结为在人的解放问题上的局限性，扬弃和超越政治解放的路径就必然是人类的解放。什么是人类解放呢？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人类解放就是“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通过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真正的人类解放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以无产阶级为物质力量，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条件，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才是真正合理的社会，这个合理的社会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步入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合理性评价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在发展过程中，应更加关注生产力发展的人文内涵
马克思对于生产力不仅从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而且也从主体的角度去理解，第一次把生产力与人的本质力量联系起来。“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力量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9](P127)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本质上就是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透过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很清楚地从中看到人类的创造性本质能力所达到的程度。这要求我们要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人学的视野里来探讨，使生产力沿着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轨道发展。
首先，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能力的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提高人的能力。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通过普及和发展教育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对提高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生产力发展的人本要求。生产力虽然是人们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但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生产力的这种社会属性反映了生产力归谁所有、成果归谁享用。因此，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要根据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要求，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条件，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需要我们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与公正，通过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建立良性互动机制，使发展生产力的成果归人民所有，更加关注生产力发展的人本要求。
(二)评价社会发展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要有长远的目光
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是衡量历史进步与人类活动的两大标尺，历史尺度是基础，价值尺度是根本。坚持“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来评价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历史的尺度去分析、处理社会、经济、政治问题。马克思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越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5](P12)
其次，评价社会发展必须有长远的目光。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有一种“滞后效应”，对任何社会现象必须坚持“以历史尺度为主、价值尺度为辅”的原则，从社会发展的长距离的角度去衡量和评价。在这方面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既是一个人类文明日益增长、社会进步的过程，又是一个伴随着许多罪恶、苦难和堕落的过程；资产阶级既是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作用”的阶级(见《共产党宣言》)，而资本主义又是一个罪恶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都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动态的活动过程和静态的存在形式构成的多样性的统一的历史空间，对于人们在这样一个历史空间里的活动的价值选择，只有从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角度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有些看似不符合人类历史一般进程的价值取向，如果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却正是人们在历史规律作用下而做出的正确价值选择；反之亦然。因此，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和理解到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暂时的、不可避免的针对某些人所发生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只要这种不公平现象是在社会发展的视阈中，就应该认为是正义的。例如，当前社会发展迅速，城市改造势在必行，旧城改造必定涉及并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对这些人来说，价值尺度就应该让位于历史尺度。但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应该严格控制价值尺度和历史尺度的平衡度，不能超越必要的限度。
(三)社会主义要树立大文明观，善于吸纳不同的文明成果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文明继承和改造了以往人类社会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同时又彻底摒弃各种奴役制文明的弊端和祸患，是高度发达的人类社会形态的文明。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级形态，要真正体现其优越性，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合理性的社会制度，必须不断提高其文明程度，因此，社会主义需要对不同文明形态进行吸纳，必须吸纳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只有兼容，尊重不同文明，取长补短，才能使自己不断充实和强大起来。“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为我所用。”[10](P373)从其本质上说，社会主义不仅要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且随着实践的深入，还要逐步认识和把握其他文明，完善我们的文明观。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已经从传统“小文明”时代进入到“大文明”时代，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要树立大文明观。大文明是一种广义的文明，相对于传统以物质生产为主的“小文明”而提出，工业文明是“小文明”发展的最高级、最精致的阶段。大文明是一个综合的文明观念，“大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位一体的文明形态。”[11](P334)在当代中国树立大文明观，符合社会主义社会是对所有文明的吸纳过程的本质。
(四)“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是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给我们的最深刻启示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人类解放的角度来看，我国还处于从政治解放向人类解放迈进过程，还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要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必须“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需要我们肩负起马克思阐扬的人类解放的任务，投身到人类解放的现实运动中去。在现阶段，认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实现“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最佳路径。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