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与体系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性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6)04-0065-09 统揽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可用“治国理政思想”称之。把握治国理政思想，有两点应当格外关注和重视：一是它的科学性，二是它的体系化。科学性，强调理论观点的合理、正确，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能够呼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体系化，强调理论观点的集聚、系统，能够多角度反映事物的基本面貌，能够全方位呈现对象世界的整体内容。任何思想体系，既要有充分的科学性，又需要形成体系化。没有科学性，无论何种理论观点都是徒劳的、无用的，不仅毫无价值、毫无益处，而且会误导思维、误导实践；同样，没有体系化，任何理论观点都是孤立的、微弱的，不仅缺乏关联、形若散沙，而且势单力薄、难有作为。唯有既具有科学性又构成体系化的理论观点，唯有科学性与体系化有机统一的理论观点，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才会指导实践并发挥作用。 科学性与体系化，对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治国理政思想十分重要。科学性以其对理论观点的正确判定并赋予其真理特征，体系化以其对理论观点的统筹集成并赋予其规模效能，给予治国理政思想以坚实基础，为之提供坚固支撑。具有科学性，治国理政思想才有深厚根基而巍然屹立，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信任；具有体系化，治国理政思想才具有结构严谨的丰富内容，才形成相互支持、同向共为的整体力量。正是有了科学性与体系化的坚实基础和坚固支撑，治国理政思想才能够超越精神领域并发挥引领实践的指导作用，从而有效指引了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有效指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 一、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 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亦如任何理论观点的科学性一样，主要不是来自自身，而是来自思想与其反映对象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来自以理论观点呈现的思想体系是否客观、真实，是否全面而深刻地再现了认识对象，特别是是否揭示了其本质规定和本质联系。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②思想体系自身是否表达清晰、是否逻辑严谨、是否论证充分，固然与科学性有一定联系，但这充其量只是其形式表达，是外在呈现，并非真实根据。思想体系之科学性的真正根据，根本还在于其内容的真实来源、观点的现实蕴涵、方法的唯物辩证。唯有合理地揭示现实问题的实质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唯有正确地再现客观存在着的各种关系并予以清晰梳理与说明，思想体系才具有科学性。这意味着，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只能到思想反映的客观对象那里、到思想与反映对象之间的关系方面去寻找，到使客观对象活起来、动起来并架设起思想与反映对象之间通达桥梁的实践中去寻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③ 如此来看，对于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我们也不能在治国理政思想本身去寻找，不能靠治国理政思想自身去说明，只能到其源泉、对象、途径、方法中去把握，到它与时代、现实、实践、生活的关联中去发掘，看它是不是反映了现实(内容是否客观)、怎样反映的现实(方法是否正确)，看它反映的现实是不是真实的(去除虚假)、是不是深刻的(触及本质)，看治国理政思想与治国理政实践是怎样的关系、是不是系统完备地总结了实践经验，看它与现代化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间是如何发生联系的、是否反映了时代与民众的要求，等等。只有正确解决好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以科学的方法与思维去反映当代中国实际，观念地再现飞速发展的实践，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才会是科学的，也必然是科学的，也才会被赋予充分的科学性。 具体来说，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主要来源于并体现在以下主要方面。 第一，奠基于科学理论，治国理政思想有坚实的思想基础。 任何理论创新都不是无端产生的，都有其认识前提和思想基础。我们党推进治国理政实践，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科学理论不仅指导了治国理政实践，而且为治国理政思想在理论上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之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科学的方法指导。以科学理论为认识前提，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在总的遵循上就有了基本保障，不至于迷失方向、偏离轨道。尽管从科学理论出发的思想并不必然走向科学真理，但起码在起始点上、立足点上站在了正确的位置，为其标示了基本走向；而当我们寻找新思想的科学性来源时，我们不能不回望那个给予了正确支撑、给予了科学力量的“思想基础”。 在坚守科学理论指导问题上，我们党始终是清醒的、坚定的。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④他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⑤。正是因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科学理论为指导，我们党才能够自觉运用辩证方法去分析矛盾、去观察和处理问题，才能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把握客观实际和现实生活，使主观世界更好地符合客观实际，治国理政思想才能够奠基于科学理论基础之上并获得充足的科学根据和真理特征。 第二，应和着时代需求，治国理政思想有崭新的时代内涵。 产生于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思想，必然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而应和着时代需求并反映时代任务，亦是治国理政思想应有的特征。“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⑥“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⑦治国理政思想不能外在于时代，不应与时代脱节分离，而必须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联，必须反映并体现时代要求，惟其如此，自身才会充盈时代的气息，才会与时代精神得以贯通，才会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可以说，在与时代需求联结、与时代精神贯通的过程中，治国理政思想不仅具有了时代色彩，而且其科学性也得到了实质性拓展。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面前，我们党牢牢把握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积极应对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推动形成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的良好态势，使当代中国发展与时代要求吻合、与发展趋势顺应。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着力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提出“一带一路”大思路、“全球治理”大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大目标，都深深地镌刻上了时代印记、中国印记，都切实影响到了中国发展、世界发展。 第三，追随着实践脚步，治国理政思想有深厚的生活土壤。 一切认识成果都是实践的产物，是在追随实践脚步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与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一起成长，把思想的根须深深扎在生活的土壤之中，源源不断地从实践中、从社会生活中汲取生命养分，形成了思想与实践的互动与交融。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党立足现实，脚踏实地，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使理论创新获得了坚固的实践支撑，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一方面，治国理政思想遵循客观真实原则，力求反映现实生活、实际状况和实践本来面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实践的主流和根本，努力深入到事物的内里去揭示本质联系和必然规律。 正是从着重于本质和规律出发，我们党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规划和部署，不是就事论事，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着重抓要害、抓关键、抓根本，在遵循改革规律及其要求的基础上，科学谋划，统筹布局，整体推进。围绕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六大领域，我们党把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有机结合，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种从本质上、规律上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态度与作为，就彰显出思想的深刻，显示出思想的特有力量。 第四，呼应着现实问题，治国理政思想有针对性指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坚持问题导向，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必然要求。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看，问题是社会矛盾的呈现，是民众诉求的呼唤，在问题里面，包含着需要重视、亟待解决的实践课题，凝结着不可忽略、有待回应的群体关切。因此，问题很重要，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马克思主义以解答时代课题、回应现实呼唤为己任，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科学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体现出问题引领、问题导向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样是坚持了问题导向，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方能在中国扎下根来，方能开花结果并长成参天大树。 我们党非常重视问题，重视问题的解决。习近平同志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⑧要求我们“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表明，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以问题为导向，就能够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促进以解决问题为突破口去打开工作局面。治国理政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等一系列问题过程中，自身在丰富发展，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同时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第五，反映了人民意愿，治国理政思想有广泛的民意指引。 思想理论是为人服务的，为谁服务就要反映谁的意愿和诉求。在我们这个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国家，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必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必然要反映人民的意愿。马克思主义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与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有机结合，指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⑩强调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并毕生致力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劳苦大众的幸福。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切实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否则，再好的思想理论，若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响应和运用，也只能是束之高阁。“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 在当代中国，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相应的，我们的思想理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认识导向，树立为人民推进理论创新的追求。我们党坚持把“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视为奋斗目标，要求“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可以说，“以人民为主体”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治国理政思想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品格。只有坚定不移地秉持这样一种根本价值和信念，治国理政思想方能行久于世、取信于众，真正实现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真理追求与价值追求的统一。 二、治国理政思想的体系化 与科学性相联，体系化问题凸显。体系化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体系化是思想理论的存在形式，是思想理论不可或缺的结构框架。一般说来，认识成果呈现为依次递进、逐步提升的三种形态。一是单一观点，表现为一个判断、一个独立论点，如世界是物质的；二是集成论述，是针对某一对象、某一领域形成的系列观点，构成为互为关系、相互支持的观点群，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物质世界是无限运动的、物质世界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物质世界是在时间与空间存在的等，由以构成了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三是系统理论，是众多集成论述的有机组合与有机统一，是对事物整体、对象全局的认识和把握，如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唯物辩证的认识论、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唯物辩证的价值论、唯物辩证的人生观等，就统集为唯物辩证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唯有完整立体而不是单一孤立的思维判断，唯有逻辑联接而并非互不相干的论断集成，思想理论才构成体系化。 毫无疑问，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不是单一观点，不只是集成论述，必然是包括众多观点与论断、涵纳一系列论述和内容的系统理论，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诸多领域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原因在于，它所反映的客观现实与实践内容是丰富的，它所认识的对象及在过程中所展示出的规定性是全面的。从认识对象角度来看，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全方位推进治国理政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力度，在当代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展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12)如此伟大的事业和波澜壮阔的实践，必然孕育伟大的理论及丰硕厚重的思想。在这样一种大格局、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治国理政思想，必然具有大气磅礴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与伟大事业和伟大实践奏出知行一致的大合唱，喊出响彻天地的最强音。 这样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需要体系化，而且已经形成为体系化，凝结为一系列观点、论断、理念、战略，在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和我们党诸多重要文献中得以呈现。在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过程中，治国理政思想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通过明晰目标方向、指明正确道路、确立科学理念、构建战略体系、拓宽实践途径、强化条件保障等，确立起了一个内涵丰富、系统完整、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第一，明晰目标方向。 在一个思想体系中，目标往往被放置于首要位次，并用以统领其他各个方面。如马克思主义通常也被称为共产主义理论，而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指明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13)古今中外常常以追求目标为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或被视为思想体系的代名词，或直接用以称谓，足见追求目标的重要意义。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的命名，均具有目标称谓的特征。 治国理政思想明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前景，由以凝结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这对于从近代苦难历程、艰苦卓绝战争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对于经历社会主义曲折探索和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14)特别是“中国梦”的提出，极大地激励着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成为华夏子孙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一面精神旗帜。 第二，指明正确道路。 明晰了目标方向之后，就要着力解决好怎样通达目标、如何实现目标问题。很显然，再美好的目标若没有可行的途径、没有正确的道路，那只是不能充饥的画饼，到头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对目标的实现至为关键，特别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而言。当年马克思在分析俄国发展方向时，指出过：“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5)我国近代以来寻求救亡图存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与教训，都表明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多么的重要！ 道路问题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国家民族命运。我们历经坎坷、不懈求索，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经过实践的检验，找到了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6)，而是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同志强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17)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们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福祉、实现国家繁荣富强。 第三，确立发展理念。 在明确目标、指明道路的基础上，治国理政思想应当重视和着力解决的，就是确立既合乎目标与道路要求又符合当前与现实需要的发展理念。因为发展理念是关于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和根本原则，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决定着目标的实现与道路的成败。习近平同志指出：“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18) 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此为主线对“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进行谋篇布局，进一步明晰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努力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这样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提出的治本之策，是针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提出来的战略指引，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第四，构建战略体系。 有了发展理念，就需要把发展理念落到实处，就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和战略布局。习近平同志提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正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大有希望。”(19)战略体系必须以目标为引领、以道路为遵循、以理念为指导，着眼于发展的全局性和长远性，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现实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予以总体谋划和宏观布局，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目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布局、发展进程、发展动力、发展任务等重大问题放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去思考、去构建。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注重构建战略体系，一方面，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让“五位一体”建设形成合力、深化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总方略，通过“四个全面”的协同发展和有机统一，共同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三大战略举措，也是全局工作中的三方面重点，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五，拓宽实践途径。 构建起战略体系和战略布局之后，如何把“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总方略付诸实施呢？这需要一系列具体措施，需要采取有效的途径，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一定方式来完成。不然，战略规划就只是挂在墙上、悬在空中，只能体现在文件里、报告中。如果只是这样，战略规划就只有鼓舞人的作用，却难以使人们从中获得实际利益，其号召力和影响力也就难以持久。 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实践途径、具体措施、有效方法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全面展开。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科学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法治中国、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创新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绿水青山优美环境、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等，都是在拓宽实践途径、丰富具体措施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一系列实践途径、具体措施和有效方式，可谓深入细致、系统完整。 第六，强化条件保障。 在治国理政思想中，有大量属于条件保障方面的内容，十分必须，非常重要。要使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得以实现、各项任务得以落实、诸多工作得以完成，没有必要的条件保障是不行的，缺乏充足的条件保障也是不够的。要扎实推进治国理政实践，强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并使之现代化，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条件保障需要得到强化。 治国理政的各方面条件保障，在“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总方略中，都有体现。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条件保障，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条件、大保障。再具体一些的条件保障，如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用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切实创造各民族、不同群体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更好地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再如通过促进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都涉及条件保障问题。还有，像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等，以此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保障。 三、科学性与体系化的有机统一 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既需要科学性作坚实基础，又需要体系化作坚固支撑，更需要二者的紧密联结与有机统一为之搭建指导实践、作用于现实的有效通道和广阔舞台。仅有科学性而没有体系化，就只剩零打碎敲的个别观点；仅有体系化而没有科学性，就只落下无病呻吟的一堆说辞。从根本上说，没有科学性的体系化与没有体系化的科学性，都不能独善其身，也都不可能存在与存活。 第一，科学性，赋予治国理政思想以理论自信与真理力量。 思想理论是否科学，关系到它是否正确、是否具有价值和意义。如果一种思想理论不具有科学性，它就一文不值，甚至根本不能以“思想理论”称之。而当其科学性得到公认，这种思想理论就会发挥极大的作用。正如列宁讲到马克思主义那样：“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20) 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并非由其创立者和支持者自我标榜，更非强权和武力所能够给予。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点来看，科学性是思想理论的内在品质，是思想理论的力量所在。这样一种品质和力量，由实践给予，由人民给予。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点的要求，我们从奠基于科学理论、应和着时代需求、追随着实践脚步、呼应着现实问题、反映了人民意愿等几方面，多层面揭示其坚实思想基础、崭新时代内涵、深厚生活土壤、针对性问题导向、广泛民意指引等意蕴，使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跃然纸上，鲜明地呈现于我们眼前。 治国理政思想因其科学性，一会强化我们的理论自信，二能够充分展示其真理力量。理论自信既对治国理政思想本身而言，更是对治国理政思想的创立者、拥护者、践行者而言，后者作为自信的主体，指向性更为明确。我们的理论自信，来源于对治国理政思想的充分信任，来源于对其科学性的充分肯定。当着对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有了深切了解、对治国理政思想有着清晰把握之后，我们自然而然会深信不疑、充满自信。这种深信不疑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充满自信不是违背意愿的，而是真切实在的。有了这种深信不疑、充满自信，我们就不仅内心尊崇、自觉维护，而且会身体力行、自觉遵循。到这时，理论自信就转化为理论信仰，成为行动指南。建立在理论自信基础之上，治国理政思想的真理力量将由内在到外化，由信念信仰到行为实践，形成指导实践、作用于现实之效能，在对象化过程中得以实现出来。思想的力量，真理的力量，源于对事物本质与规律的客观反映，源于对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的真实呼应。治国理政思想正确地再现了客观存在着的各种关系并予以清晰梳理与说明，合理地揭示了现实问题的实质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能够超越思想界限而进入到实践领域、介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它们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21) 第二，体系化，体现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魅力与综合效能。 追求体系化并力求体系化，是一切思想理论的共同需要。没有体系化，思想理论不仅缺乏力量和光彩，而且无法呈现和存在。体系化的内在要求，表现为内容的丰富性和逻辑的严密性。相对于内容，体系是外在呈现，但体系化却是包括内容于一身的。没有内容，没有丰富内容，就谈不上体系化问题。同样，只有内容，若缺乏逻辑的联结与构架，也没有体系化存在。在这里，体系化把内容与逻辑纳入自身，使之统筹协调进入到一个完整框架之中。这与单纯构建体系的形式主义相区别。 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由目标、道路、理念、战略、途径、保障等构成，包括丰富内容，具有完整结构，是一个已经形成并现实存在着的思想体系。它通过明晰目标方向、指明正确道路、确立科学理念、构建战略体系、拓宽实践途径、强化条件保障等层面，环环相扣，步步深化，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现实与思想的一致；它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展开，把全局与局部、整体与领域有机结合，展现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大视野、大格局。 这样的体系化，既增添了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魅力，又强化了治国理政思想的综合效能。其逻辑魅力，来自于一些标识性概念和新范畴、新表述，如中国梦、新常态、供给侧、治理体系、协商民主、共享发展、“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来自于一系列带有国情特色并富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判断，如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来自于观点、论证、资料之间，理念、现实、规划之间，决定、贯彻、落实之间，政策、措施、途径之间，以至于概念、判断、推理之间，分析、综合、归纳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融洽结构。正是建立在体系化及其逻辑魅力前提下，治国理政思想固有的效能得以强化，固有的综合效能得以拓展，既深深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心态，也深深影响到社会思潮和生活风尚，更深深影响到当代中国实践，特别是全面小康社会、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这样的综合效能，正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已经显现并将进一步显现。 第三，科学性与体系化的有机统一，使治国理政思想站在了当今时代思维的制高点上。 科学性与体系化的有机统一，是一切科学理论、一切有作为的思想体系共有的特征和风格。人类伟大思想的创造，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路走到今天。远如中国孔子、孙子的思想，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近如马克思主义等，都在人类思想宝库中留下了夺目的光彩，至今仍然是我们不断从中汲取养料的思想宝库。但是，社会在发展，实践在前进，我们不可能只是躺在前人的著述上从中寻找解决现在问题的答案，而必须遵循思想理论发展的规律，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提出并创造新的理论认识。即便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必须采取这样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用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22)为此，我们必须努力完成列宁所强调的“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的任务，达到毛泽东提出的“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的要求。 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以其科学性与体系化的有机统一，站在了当今时代思维的制高点上，成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积极推进实践的基础上，后人秉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的阶段、新的形态。习近平同志提出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任务，恰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中国应有的责任意识和历史担当。我们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必将让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土壤中，开出更加灿烂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洞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积极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我们党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水平。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指导了当代中国的实践发展，而且走向了世界，在世界舞台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在国外得以热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讨会在捷克、印度、法国等地召开并受到关注等方面，足见一斑，足可得到说明。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0页。 ③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3页。 ④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⑤《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第1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⑦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页。 ⑧《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4日，第1版。 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⑩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1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1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0页。 (14)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2版。 (15)马克思：《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64页。 (1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17)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2版。 (1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2版。 (19)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第2版。 (20)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21)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斯大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2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载《斯大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