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高等教育院校有效性”的概念及其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有效性论文,院校论文,概念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6）10 —0042—07
引言
当我们试图寻找一种能更好地引导单个大学发展的评价理念和方法，克服当前大学评价中的不足或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开始关注“院校有效性（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这个概念。
“高等教育院校有效性”（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简称“院校有效性”）普遍流行于美国，已成为美国高等院校内的通用语。“院校有效性”在英国和欧洲也很盛行。在美国，“院校有效性”是与“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院校责任性（I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促进改革”等词汇密切联系的，有时甚至混用。如某些学校的机构设置中就设有“院校研究与院校有效性办公室”。[1]
“高等教育院校的有效性”应该与“组织的有效性”（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和“学校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 of Schools）联系起来分析和讨论。因为高等教育院校的有效性可以说就是组织有效性的派生物，而与学校有效性基本上是同一性的问题。只是时至今日高等教育院校有效性问题，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有其特殊的、突出的需要探讨与研究的地方。
20世纪60年代起，关于“组织有效性”的研究十分盛行，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以中小学为重点的“学校有效性”研究掀起了高潮。而我们能查到的关于“院校有效性”的文献始于20世纪80年代，多数的“院校有效性”研究是在“组织有效性”的基础上展开的。直到目前“院校有效性”概念的描述及其内涵的界定都还在被研究之中。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进一步厘清院校有效性概念，明确院校有效性内涵，并推进院校有效性评价，研究院校有效性的测定方法，对于指导院校自身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应用价值，同时对于丰富和完善高等教育理论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组织有效性”的概念及其内涵
一般而言，大多数“院校有效性”研究是建立在“组织有效性”基础之上的。
在组织有效性的研究中曾出现过三个典型的模型，即：目标模型、系统资源模型、综合模型。
在目标模型中，组织有效性被定义为目标的完成程度。“一个组织的目标，就是指组织想要实现的事物的一种希望状态”。[2] 如果一个组织的行为的可观察结果达到或超过组织的目标，这个组织就是有效的。尽管许多学者承认目标模型的一些缺陷，但他们仍坚持认为目标及其实现程度在定义组织的有效性时是必需的。因为目标指出了方向，减少了组织成员的不确定性，并且为评价组织提供了一个标准。
组织的系统资源模型中的有效性“是指组织在它所处的环境中获得有利的谈判地位并依赖这种地位获得稀缺的有价值的资源的能力”。[3] 这种模型将注意力放在对稀缺资源连续不断地交换和竞争行为的过程中。
综合模型——目标模型与系统资源模型的综合与扩展，或简称为集成的组织有效性模型，即把目标模型与系统资源模型统合起来考虑。在综合模型中强调提出了有效性的四个观测点，即：时间范围，不同的组织层次、组织水平，多支持成员和多标准。
在有效性评估中，一个引起分歧的因素就是时间。时间对有效性的影响可以描述为不同阶段的有效性指标是不同的。时间的另一个影响是，组织的有效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组织的支持成员改变他们的喜好，新的约束和希望逐渐发展起来，从而要重新定义组织的有效性。
对于不同的组织层次水平应选择不同的组织有效性标准。有效性的分析可以是针对整个组织的，也可以是针对组织的分部门的。
有效性标准常反映支持成员或要求人的价值观和偏好。这些支持成员和要求人就是组织内外与组织有利益关系的那些人或群体。对于有多个支持成员和感兴趣的群体的组织，有效性标准是从多个角度产生的。这意味着多个支持成员和要求人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定义目标并为评估提供信息。因此综合模型要涵盖所有支持成员所定义的目标，单一的有效性目标是不够的。“有效性并非单一的事情；因此，单维的定义是不适当的。”[4]
组织有效性的研究提示我们，不同类的组织有不同的有效性标准；即使是对同一组织，在不同的时间段内，面对不同的利益相关人群也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其中所包含的系统的思想、变化的思想、动态的思想、多元的思想是十分珍贵的。
二、“学校有效性”与“院校有效性”的概念及其内涵
在我们收集到的文献中，有几份经典的研究关于院校有效性的著作。
密西根大学管理与组织方面以及教育学院高等教育中心教授Kim S.Carmeron，在研究院校有效性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发表了较有影响的成果。Kim S.Carmeron 教授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他的早期著作《度量高等教育院校的组织有效性》。[5] 他经过研究提出了9个院校有效性的维度，即：（1）学生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2）学生的学术发展；（3）学生的就业发展；（4 ）学生的个人发展；（5）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对雇用的满意度；（6）教师的专业发展与质量；（7）系统的开放性与社区的相互作用；（8）获取资源的能力；（9）组织的健康。
Kim S.Cameron教授在他后来的论著中认为，“最低地满足了它的战略支持者们的要求的组织被认为是有效的组织”。[6]
表1 组织有效性普遍使用的模式
此前他对已有的相关研究加以了归纳和总结，认为院校有效性研究也脱不开如下8种典型的组织有效性模式，见表1。[7]
在另一著作中，Kim S.Cameron教授指出，已经提出的“有效性的9个维度对所有形式的学校、对所有评价，并不是充分的指标，并应该尝试去更加经常地论证并增加有充分依据及可靠的指标。”[8]
很显然，Kim S.Cameron教授承认，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变化，有效性的维度和指标也需要不断地改进和补充。
荷兰Twente大学的J.Scheerens教授在关于学校有效性研究方面的论著中[9] ，我们可以概括出三个突出的贡献。
第一，他认为，“学校有效性就是其完成目标的程度”，“学校或任何组织的有效性分析，都是手段和目标的分析，换言之，是对先行条件和有效性标准的分析”。对于如何评价一所学校的有效性，J.Scheerens认为，除了“教育质量”、“优点”之外，还有“效率、生产力、组织的生存能力等”。
第二，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J.Scheerens将学校划分成5种组织模式，即：经济合理性模式，有机系统模式，人际关系探索模式，官僚行政组织模式，政治模式。在不同的模式中，学校有效性有不同的标准。经济合理性模式中，有效性关注学校的产出与投入。产出主要指学生的学业成绩，也包括过程中的产出，指所有的教学方式、课程选择以及学生获得知识的先决条件。有机系统模式将组织比作适应环境的生物系统，组织与周围环境的事物之间开放地相互影响，因此在这类模型中，有效性则关注的是适应性和灵活性。人际关系探索模式中，有效性关注组织中个人的完好和动机的重要性。官僚性行政组织关注建立一个和谐的组织，包括结构和组织内部的社会交往。政治模式中，组织被视作政治战场，有效性关注职责和责任。
第三，也是J.Scheerens最核心的贡献。尽管J.Scheerens指出了经济模式的缺陷但仍采用了组织经济模式设计了学校有效性综合模型，见图1。
J.Scheerens在他的模型中，将学校视为生产性组织，以投入、过程与产出作为有效性的三个维度，每个维度中的指标则是相应阶段的工作内容。但尽管J.Scheerens承认，有效性研究是以评价为核心的，但维度与维度之间，一组指标与一组指标之间是什么关系，该模型没有交代。
图1 J.Scheerens建立的学校有效性的综合模型
Wayne K.Hoy和Cecil G.Miskel在总结组织有效性的几种模型基础上，经过对学校工作的大量观察与调查，构筑了学校的组织有效性模型，模型包括学校有效性维度、指标及观察视角，如表2。
表2 学校有效性维度、指标及附加的组织有效性视角
该模型将学校视作一个集成目标模型、系统资源模型且包括若干个附加视角的复杂组织，按照组织运行过程所面对的各方面问题，有效性被确定为4个维度，即适应性、目标实现、整合、潜力等。共有21个指标，12个附加的视角。以这个模型所进行的评价一方面以客观的量化数据（包括问卷调查）为基础，一方面也必须要依据定性的判断。
美国6 大认证机构之一新英格兰学校与院校协会下属的认证机构高等教育委员会（简称IHE）曾于1992 年在关于院校有效性的相关政策中指出：“在当前的认证标准中，本委员会再次强调每所院校度量其有效性的重要性。一所院校去评价它的有效性并用所获得的信息来改进有效性的努力和才能，是院系质量的重要指标。”“委员会把这类评价视为加强院校有效性的方法。这种评价过程需要收集与分析有关院校使命、目的与目标的阐明，以及与其计划项目与活动的真实结果之间的关系。”“为了通报学校的规划、决策的制定以及资源的分配，一所院校需要决定它是如何并用何种方法很好地去完成他的使命与目的的。”“没有一种最好的方法去评价院校的有效性，本委员会也没有预先描述好的公式来度量有效性。”“有效性并非一次性的，应该是综合的、系统的与有机的，既是定性的又是定量的。”[10]
2005年，该委员会又公布了新的将于2006年执行的认证标准[11]，该认证标准共分12项。该报告的前言中指出，院校“必须满足标准及政策要求，政策是解释标准及其应用的”。“希望院校改进质量，提高院校的有效性，并必需朝向卓越。”12项标准的每项情况的最后一段都是要求院校注意院校的有效性，“这种考虑是为了推进院校作为自我评价与外界评价的基础”。“委员会将根据标准评价并作出关于整个院校有效性的决定”。
在美国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有一个常设的“院校有效性委员会”，该委员会分析研究院校有效性的问题。该校最近制定的“评价院校有效性的指导原则”中，对“什么是院校有效性”给予了清楚、明确的定义。该校认为，“院校有效性是系统地、持续地对数据和信息的收集、分析的过程，这些数据和信息是与发展院校使命和目的的众多目标和成果相关的。因此，院校有效性被定位于度量结果，并用度量的结果去帮助决策的制定与改革”。[12]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欧洲高等教育中心（CEPES ）共同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词汇，其中包括有关于“有效性”的定义，它指出“有效性（教育）是：一种准确的考察或分析的输出，以度量是否具有一个清晰的教育目标（质量）或者一所高等院校能够满足明确的需求的程度。有效性不同于效率，效率是用输出或输入的量来度量的。作为对一个教育计划项目目的或者一所高等教育院校的成功的主要度量，必须通过不同的过程程序（考察、观察、实地访问等等），收集准确的指标，有价值的信息以及很好地反映相关学生学习和学术成就的院校有效性证据。结合教育有效性的度量，通过质量保证与认证考察，创设一个增值的过程，并使学校养成一种注重证据的文化（culture of evidence）。”[13]
在美国，1999年成立了一个名为《继续改进高等教育的国家联合体》（简称NCCI），其目的是“在成员院校中由论证、促进、支持与分担有效的组织的实践，来提高高等教育中行政的与学术的卓越度”。该组织于2003年10月27日召开了一次学术性的会议，即《高等院校有效性的圆桌会议》（Roundtable on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in Higher Education）[14]，他们在一起探讨改进高等院校有效性的目的，也就是探讨包括：院校的评价，战略规划，整个过程的改进，组织的发展，以及如何不断改革等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论证和比较，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将我国高等教育院校有效性的概念界定或定义为：院校有效性是系统的、连续的，对院校实现其使命与目标过程中能够反映其成果和达标情况的指标、数据与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使命与目标实现程度加以度量与表达的过程，用此度量的结果帮助决策的制订和促进改革。它是一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一个多维的，而且是一个正在形成与完善着的创设增值的过程与方法。
三、“院校有效性”概念的价值
从历史及当前的研究情况来看，院校有效性的定义与内涵并未得到公认、权威的统一意见，但从已有的研究和我们对此概念的理解，可以认为，院校有效性是高等学校不断认识自我，在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制定新目标并实现新目标、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时期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办学者对此必须有充分的理解和准确的定位）的能力。要测量这个能力的大小，必须建立在对运行过程中的信息和数据的收集基础之上。
院校有效性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关注于个别院校的发展，主张用不同的标准评价不同类型的学校，而且强调系统性、动态性、多元性和相对性。
这一概念强调单个学校的办学特色，而且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强调进步程度（接近程度），强调过程。而不是对各种不同类型院校建立在同一标准之上的“好”与“坏”、“高”与“低”的评判。这对于单个学校的科学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应用价值。
我们从院校有效性概念和内涵出发将院校有效性评价与当前所开展的各类大学评价的不同加以分析，见表3。
表3 院校有效性评价与当前所开展的各类大学评价比较
要应用这一概念指导大学评价，首先要求大学要了解不同时期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并将之明确定位；其次要求学校要明确应该系统地、连续地收集哪些数据，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收集数据；最后是找到合适的方法予以测算。
院校有效性评价最适于院校自身的纵向比较（自己同自己比），同时也可以实施同类院校（有同一参照系的学校）和不同类院校（比进步程度）的横向比较。
当学校获得越来越大的自主权之后，学校内部的改革也越加频繁，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所进行的频繁的改革到底追求些什么，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判改革的效果，这是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在共同关注的。
从宏观来看，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的、路径和手段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在微观层面上，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学校来说，即使改革的路径和手段都是相同的，也会由于每一所高等学校所处的内外环境不同、基础不同而使改革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由于高等学校功能的多样性使得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仅仅凸显一方面的成效，而损失整体成效的话，也不能说学校的发展与改革是成功的。另外，改革如果以丧失较大的稀有资源为代价，即使是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也不能说学校的发展与改革是很成功的。更为复杂的是，改革是不断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过程，而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利益相关者众多，满足一方利益，而以损害另一方利益为代价都不能说是富有成效的改革。一所学校的发展与改革对于不同利益相关者来说都应该是个增值的过程。如何去表现和测量这些增值，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院校有效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高等教育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种种压力和挑战。
就目前我们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来看，至少可以在如下几方面表现出院校有效性研究的价值。
（1）促进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全面改革与发展。 它可以吸引院校内部的和外部的各方面人员，来参与探讨有效的改革途径。例如，在欧洲正在深入研究与实践着把学校有效性与学校改进相连结的问题。英国专门有一个杂志名为《学校有效性与学校改进》，最近发表了一期专刊，名为《有效的学校改进》，其中Pert P.M.Creemers and Gerry J.Ruzigt两作者的文章中介绍说：“学校有效性的目的是寻找出在教育中是‘什么样的工作’与‘为什么’；学校改进是实践与政策定向，并预计在所希望的方向中去改变教育。然而，在有效性和学校改进定向于输出、输入、过程以及教育中的内涵时，它们有着很多共同点。在本课题中‘有效的学校改进’（Effective School Improvement，简称ESI），是指已经实行了的把这两个传统的混合者。”[15] 该专刊中还有专文介绍欧洲8个国家促进改革的实践案例。[16]
（2）为政策制定者确立目标、制定战略规划、选定绩效指标或标准， 提供适宜的依据、信息和参考框架。举例而言，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设有专门的“院校规划与评价办公室”，下设“院校规划”与“院校有效性”等部门，使院校的战略规划制定与院校有效性的研究、实践以及年度报告很好地相结合，在该校2000—2005年战略规划中特别指出：院校规划与评价办公室（简称IPA ）的使命是“对本大学在规划、院校研究与院校有效性评价领域方面提供支持”；“培植在规划、院校研究以及评价院校有效性领域各方面人员的合作氛围。”[17]
（3）为院校间的评估、认证、排序的指标体系设置与度量方法， 提供较为客观而综合、合理的参照模型，尤其是如果研究出较好的院校有效性度量方法，就更便于单个的院校自我评价不同时期的有效性比较，以及同一时期与同类型院校的有效性比较，等等。我国《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已经规定：“健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立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和咨询机构，实行以五年为一周期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制度”[18]，各高等院校更有必要在做好院校有效性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来迎接5年一周期的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工作。
（4）可用以制定院校内部的新系、新专业，交叉学科、 专业的设置标准或基准点（benchmark）。当前国内申请设置博士点、硕士点， 本科生的新专业以及目录外交叉学科、专业，缺乏自我评价的综合有效标准，审批手续也较混乱。有了合理的有效性度量法，就能有助于提出衡量应否设置、能否设置的综合意见。
总而言之，我们用什么样的一种思想，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判微观层面上的大学改革成效，及时地引导大学科学地发展，这正是我们为什么去发现并去挖掘院校有效性概念及其应用的目的和动机。我们将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以便于提供院校有效性评价的理论框架和可操作的度量方法。
收稿日期：2006—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