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四大争议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低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由气候变暖引发的全球性恐慌有不断加剧和蔓延之势，在部分研究成果的渲染下，这一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已然成为人类文明得以长远流传的重大障碍。为将环境要素对人类发展的束缚控制在科学合理、经济有效的范围内，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政府和有识之士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行动，并最终将集体智慧高度凝结在“低碳经济”这一崭新的人类发展模式上，掀起了新一轮的社会革命。
然而，就在低碳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议题、备受部分发达国家和研究机构热切追捧之时，亦有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低碳经济的政治意图和宣传效应远远大过其切实践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积极呼吁人类在全球变暖的恐慌下进行冷静审视和理性思考，避免因反应过激而偏离现阶段可实现的、成本有效的最优发展路径；在国际行动方面，主要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上的态度和措施上也出现了显著的国别差异性。考虑到气候问题的全球性公共物品性质，应对气候变暖需要国家在政策层面作出协同响应，在理论争议和行动分歧客观存在的形势下，确保政策路径演化的程序合理性和科学性，形成对气候变化及其机制的科学认知事关重大，因此，我们有必要辨识发展低碳经济分歧的根源所在，从而消除发展低碳经济认识上的偏差。
具体地说，如果我们可以有效地解决“全球变暖说”是否已有定论、全球变暖的始作俑者是人类还是自然、人类对全球变暖是减缓还是适应以及面对跨期选择是积极还是消极这四个问题，将为创设科学的、全面的全球变暖应对机制，并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坚实保障。到目前为止，由于不确定性问题的客观存在，理论界在这些问题上尚未形成一致结论，而本文则寄望于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对低碳经济中的争议作出理性分析，以实现深化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从而为政府制定气候变化问题应对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二、“全球变暖说”是否已有定论：确定还是不确定
英国政府在2003年发表的题为“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中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①
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全球变暖。现在的问题是在科学界关于全球是否变暖还存在争议。在政策层面对全球变暖问题进行响应，势必会牵动原有的资源配置规模和结构，影响现有社会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有必要率先对全球变暖的真实性和危害性进行科学论证。换言之，我们必须首先验证“全球变暖说”的真假虚实。
哈德利气候预测和研究中心是全球变暖说的重要推行者，该中心的科学家们对历史气温数据进行了整理，揭示了全球气温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持续上升的观测事实，并通过气候模型预估：在一段不可预测的、几乎长达十多年的暂停之后，全球变暖将于2009年左右重新开始。另一个对全球变暖说起核心推动作用的机构就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从1998年成立至今，IPCC陆续发布了四次综合评估报告以及多个专业报告，逐步得出了以下关键结论：全球平均气温不断升高是客观事实，且具有不断恶化的趋势，其负面影响将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重新评估气候变化对英国的影响，以便政府明确对气候变暖的态度和制定应对策略，斯特恩(Stern，2007)在综合了IPCC、哈德利中心和迈因斯豪森(Meinshausen，2006)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变暖说。
尽管IPCC及很多研究机构言之凿凿，却依旧无法掩盖其他科学家对全球变暖说的科学解释力的诸多质疑(Singer，1999；Singer，2003；Singer & Anderson et al.，2008)。国际上一批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于2007年4月组建了非政府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NIPCC)，并于2008年4月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决策者摘要”，2009年6月出版了长达868页的“气候变化反思”。NIPCC的基本观点是：自然因素而不是人类活动主导了气候变化，继而“气候门”、“冰川门”、“亚马逊雨林门”纷至沓来，一时间IPCC的观点和威信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王绍武，2010)。此外，支持全球变暖说的学者们用以服众的论证方式和方法也接连受到挑战。最先受到批评的便是研究机构所采用的气候模型的科学性和完备性，在哈德利中心有关全球气温持续上升的结论中，接近十多年的暂停成为该模型预测信度和效度的最大败笔，而哈德利中心也在承认并未充分考虑到自然温度的易变性后，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其次，全球平均气温的计算方法及其观测数据的可靠性也成为全球变暖说的弊病之一，Brohan、Harris和我国学者任国玉、王绍武通过对温度推断数据资料的局限性、气象观测站点分布特征、城市热岛效应以及温度插值方法精确度等方面的研究，补充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暖幅度不确定性的认识。
后来，斯特恩在《地球安全愿景》一书中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人类活动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不能被地球完全吸收而在空气中积累，其浓度的不断增加使得能量在空气中集聚导致气候变暖，气候变暖使得气候和环境发生变化，最后又影响到人类活动。气候变化问题可以简单地用这一关系链条来表示，但其中的每一环节又包含了大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首先，尽管温室气体排放与产出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对于不同国家以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一关系并不唯一的，因为自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工业效率和技术水平都会影响排放与产出的关系；第二，温室气体在空气中积累的速度一方面取决于排放量，另一方面取决于地球各要素的吸收能力，例如海洋对温室气体吸收能力的预期在降低，森林的类型和地点不同，其吸收能力也有很大差异；第三，虽然温室气体排放引发气候变暖的科学是明确无误的，但现有的科学研究只能根据温室气体浓度水平来计算气温上升的可能阈值(气候敏感度)，并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计算出阈值不同部分的概率估计；第四，对于气温上升所引起的海平面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对大陆的影响，现有的科学研究仍存在不确定性。
虽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但现有的研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正在增长，而温室气体的积累导致了气候变暖。即使气候变暖的分析是不正确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还是能够使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在清洁技术方面取得进步，资源与环境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从而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减排行动依然是必要和有价值的。
对气候变暖是确定还是不确定之争，主要根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信息的不完全。人类有气候变化方面信息的历史不长，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这些信息的记录都是有差异或不全面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分析。第二，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面对复杂的外部世界，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理，不断完善对规律的认识。第三，主观认识的差异。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这种主观认识的差异既与地理位置、文化、思维模式等有关，也与利益有关。而对于后者正是经济学要重点关注的。
气候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我们难以把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分开。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经济规模和人口的增长，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也会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人类对世界(包括气候)的认识，由于受信息及认知水平的限制不可能那么完善或准确。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如果气候变暖是不确定的，那么对于发展低碳经济就缺乏一种强有力的支撑了。为什么难以形成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行动？为什么人类在发展低碳经济上的行为不坚定？科学的不确定性为政策实施的延迟提供了一个理由。因为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涉及巨额的投资，而且还涉及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的转变。要打破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碳依赖需要有强大的外在推动力和内在动力，而认识的不统一将大大地削弱这种外在推动力和内在动力的形成。
三、全球变暖的始作俑者是谁：自然还是人类
从人类普遍的应对危机的态度上看，如果危机本身是个随机事件，与人类社会系统并无必然关联，那么企图通过约束自我行为、变革社会系统来规避毁灭性灾难就是远无必要的。因而，在全球变暖的恐慌氛围中，理性地解剖气候变化机制，理清社会经济系统与全球变暖的内在联系，是以低碳转轨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时必须解决的又一关键问题。
在理清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上，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诺德豪斯(1991)通过建立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将生态系统纳入一般均衡模型，引入边际分析法对其进行研究，开启了经济学与气候变化议题不断融合的进程。此后，随着人类对经济领域和生态领域认识的持续更新，IAM模型经历了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Manne，1995；Nordhaus，1994；Nordhaus & Yang，1996；Tol，1997；Hope，2006)，为IPCC和其他气候问题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在此基础上，IPCC得出了具有关键意义的结论，即：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全球气候变暖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斯特恩(2007)也紧随其后地利用一般循环模型描述了碳排放与气候变化的关联特征，并描绘了在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的情况下，人类可能面临的灾难性后果；在气候变暖的驱动因素研判上，斯特恩报告重申了人类能源消费行为与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之间的强相关性。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得到了众多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认同，并由此成为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不断推进气候谈判、号召全球及时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暖趋势的重要依据。
然而，就在全球变暖的唯一原因就是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观点被大众普遍接受的情况下，一系列早有定论的科学认知被重新提及，且开始动摇这一结论的可信度。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温室气体”的正确认识，实际上，温室气体中最为重要的是水蒸气，其至少造成了2/3的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所起的作用相形见绌；此外，许多著名气候科学家围绕气候科学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对目前哈德利中心和IPCC的气候建模提出强烈质疑，并对由此而来的关于全球变暖原因的解释强烈不满。他们指出，现有的绝大多数用于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计算机模型，没有真正理解云层和其他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云层和更高气温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将云层看成是一种加剧二氧化碳升温效应载体的做法本身是颇有争议的。与之类似的情形还包括，哈德利中心在气候建模过程中对气溶胶冷却效应以及热带对流层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影响存在明显的错误估计，这也为部分科学家诟病不已；最后，在气候科学界一直存在这样一个论点，即地球气候一直以来都取决于和人类活动全然无关的自然变化，太阳活动、洋流等自然因素才是全球气温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
综合来讲，气候变暖是自然和人类活动影响共同形成的。赵宗慈、王绍武等(2009)尝试综合考虑自然和人类共同强迫，来估算未来10～20年中国的气温变化。估算表明，气温的自然变化大约在-0.1℃～-0.8℃，人类影响大约在0.5℃～2.0℃。人类活动的影响可能是20世纪后期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但是仍不能忽略自然因素的影响(王绍武、葛全胜，2010)。
一些主张发展低碳经济的学者重点强调人类活动对温室气体的影响，而忽视或低估了自然变迁对温室气体的影响。如果全球变暖的始作俑者不完全是人类活动的话，那么我们有必要为应对全球变暖而发展低碳经济吗？这不仅影响我们是否发展低碳经济的决策，而且还涉及我们发展低碳经济政策的力度。确实，那些大力主张发展低碳经济的学者或机构有些过分地强调了人类活动及其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变暖的影响。
环境保护在全世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为什么气候变暖及其发展低碳经济会引起较大的争议？气候变化及低碳经济主要在两个方面与普通的环境保护不一样。一是一般环境问题很少具有全球性，而气候变化及低碳经济则以全球性为主要特征，是典型的全球公共物品，低碳经济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市场失灵，因而显得更加紧迫，并且难以采取集体行动。二是一些环境保护要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是矛盾的。例如核能的应用，环境保护论者一般持激烈反对的态度，而对于气候变化应对来说，其低排放优势十分明显。
发展低碳经济是一种全球性战略。一般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指世界范围内温度的上升和风暴活动的增加等，是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气候变动趋势。尽管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的因素，也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但在气候类型的长期改变中由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肯定是重要的因素。因此，对于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问题必须通过一种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才能得到最终解决。但是，气候变暖的不确定性以及气候变暖是否是人类所为的争议无疑对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形成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认识的不一致往往导致决策的犹豫不决。
四、人类如何面对全球变暖：适应还是减缓
适应和减缓是减少气候变化风险的两种主要方式，两者之间互为补充、相互协作。然而，在IPCC的综合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探讨应对全球变暖的方法时，围绕适应展开的论述十分有限，而减缓则作为主要的解决方案被热情追捧。IPCC低估了适应的好处及可能性。这种低估来源于两个假设，一是发展中国家适应能力比较差；二是对整个世界来讲适应能力受到现有技术发展的约束。这是一种静态观点②。其实，从发展和动态的观点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会不断提高的，人类科学技术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当年《增长的极限》(1970)也是由于忽视了人类适应能力和创造力而导致许多预测的失误。这种教训是我们发展低碳经济应该吸取的。
实际上，适应能力是人类最根本的特征，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约束的变化会自动触发大量的适应性活动，这在评估全球变暖的影响时理应受到足够重视。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以及一定程度的人口流动，既是人类进化性适应能力的生动体现，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反应，与通过节能减排来控制全球变暖的另一种反应交相辉映。而且，从政策的成本有效性上看，适应的成本有效性显得更为优越。
为了论证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度强调减缓而不重视适应也是不可取的。是减缓的成本高还是适应的成本高可能并不是主要问题，我们应该把适应与减缓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减缓与适应是一种辩证关系。是主动适应还是被动适应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出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主动适应的表现。过去的高碳经济是人类追求低成本的一种表现，是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并在当时约束条件下一种理性选择。通过市场和长期的演化形成了一种碳锁定。“碳锁定”(Carbon Lock-in)是由西班牙学者格利高里·乌恩鲁(Gregory C.Unruh)最早提出和使用的，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对化石能源系统高度依赖的技术成为主流的技术，政治、经济、社会与其结成一个“技术—制度综合体”(Techno-Institutional Complex，TIC)，并且技术发展与商业化应用相互促进，结果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系统内在惯性，导致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阻碍替代技术(零碳或低碳技术)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解除“碳锁定”。对于如何解除“碳锁定”，乌恩鲁(2002)又提出在现存的能源系统中采取从局部开始的渐进连续变革的方式，保护培育低碳技术的“缝隙市场”(Niche Market)，通过社会运动来推动有利于低碳发展的制度变迁。人类无论如何都要摆脱对石化燃料的依赖以应付未来的资源枯竭和气候变化。本世纪我们应完成能源从化石燃料到低排放或零排放能源的过渡③。减缓和适应同样重要，减缓是一种配置性效益，它有利于人类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一旦我们进入低碳经济，就会产生成本效应和规模效应。
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一种低碳技术及体系的创新，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的转型与适应。减缓和适应可以大大地降低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气候变化危机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类对自然和消费劳动成果的方式进行改造和转换。从深层次看，吉登斯还认为处理将气候变化问题要提高政治和经济的敛合度。斯特恩在分析人类与环境的作用关系时，无论对于环境恶化的原因，还是环境恶化的后果都十分注重对社会层面的分析，在讨论如何应对生态恶化问题时，把社会运动也带进新社会理论模式的核心，如表1所示。可见，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多方面的问题，如何构建对环境保护以及温室气体减排行动起到积极作用的社会制度才是最为关键的。减缓是一种投资行为，而适用则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多方面。
从长期来看，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由于全球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近3/4来自二氧化碳，加上其他碳气体，占到90%以上的总排放量，所以对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进行二氧化碳等量测量的方法是对世界经济碳依赖一个很好的近似估计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世界经济温室效应气体的强度，即相当于每百万国际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等量二氧化碳来反映这种依赖性。1990～2005年间，除巴西之外，全球前十大排放国都降低了各自经济体的温室效应气体强度。整体而言，世界经济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强度大约降低了1/5。
从深层次看，把提高人均收入和稳妥的低碳经济制度和政策结合起来，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与发展低碳经济的矛盾。低碳经济政策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增长的下降，但长期是有利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许多发达国家正在从高碳增长向低碳增长转变。据经济史料统计，大多数发达国家利用50～200年才摆脱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高碳排放的怪圈。例如，从碳排放增长到降低的拐点出(即转换点)，英国用了185年，美国用了135年，日本用了近百年。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只有人均收入达到10000～23000美元(1990年价格)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才出现转折点④。总之，有效的发展低碳经济，既要减缓，又要适应，把这两者割裂开来是不对的。在从高碳增长向低碳增长的转型过程中，强调减缓的重要性是必要的，要打破碳锁定，仅仅靠适应是不够的。
五、面对跨期选择：积极还是消极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跨代问题，一方面气候变化影响的长期性和不可逆转性表明危害及成本极可能是由后代来承担，另一方面，控制气候变化的成本却可能更多地由当代人来承担。因此衡量相应的成本与收益的时间规模不同于一般的环境问题，这使得贴现率的选择在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评估中有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具体来说，如果选择较高的贴现率，那么即使是在很远的将来出现的相当严重的后果对我们而言都无甚大碍。而低的贴现率意味着气候变化影响的成本越高，我们现在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越大，行动的努力程度应当越强。从这个角度来说，贴现率的选择还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科学分析问题，它还体现了我们对后代福利的关注程度。
在“斯特恩报告”的损失建模中，斯特恩将贴现率设定为0.1%，并由此推算出，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或者减排强度不够，以后将每年付出20%的GDP的沉重代价，因此，斯特恩主张制定全面的、各种减排适应手段并用的环境规制方案，并对限额与贸易这种以数量为导向，可在短期内实现特定碳减排目标的控制机制予以了高度重视。斯特恩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和建议，为《京都议定书》及其制度框架下的《欧洲排放交易计划》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调，并让国际社会见证了欧洲在节能减排上的积极态度。
然而，自“斯特恩报告”公布以来，其政策建议所体现出来的，在国家间责任分配和跨期选择上的基本认识受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质疑和批评。诺德豪斯(2007)和Weitzman(2007)考察了“斯特恩报告”中的模型建立和参数设定，认为几乎接近于零的时间贴现率设定，根本无法满足其模型的约束条件，其主要结论过分强调了未来消费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在解决全球经济公共物品问题时必须注意的跨期效率；基于这一认识，诺德豪斯根据成本收益模型，提出了“气候政策斜坡理论”，主张最优的全球减排路径是近期缓慢减排，在中远期再逐步加大力度，最终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700ppm的水平，该减排战略与Olmstead和Stavins提倡的气候政策不谋而合(Olmstead & Stavins，2006)；在意识到气候变暖的威胁并非十分迫切的前提下，诺德豪斯在政策工具的选取上偏向碳税这一价格型政策，并坚定地认为《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所采用的数量许可证方案避免不了动态效率欠缺问题，尽管斯特恩也赞成通过征收碳税来调控经济主体的排放行为，但两者在征收力度的主张上却有天壤之别。
如何以最有效的经济方式实现世界向低排放社会的巨大转变是经济学家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全球减排支出应该达到多少才能防止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造成气候的剧烈变化。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对未来气候的危害能够以货币的形式量化，我们就可以用某个合理的贴现率来计算出我们当前应该在减排上的投资额，并能计算出减排投资对于未来气候所减少的危害。诺德豪斯认为，虽然我们现在就应该进行合理的减排投资，但是我们却无需为气候变化而恐慌。相比之下，斯特恩则认为，如果不在减排上提前投资未来的气候变化后果将非常严重，减排投资应该成为全球的当务之急，各国应该立即行动起来争取在减排问题上做出突出成效。尽管两大阵营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界的领袖认为现在不应该在减排上进行投资⑤。这两派在实质上是相同的，但不同点就在于他们对社会贴现率的看法不一样。诺德豪斯的社会贴现率为4%，而斯特恩的社会贴现率为0.1%。但多数经济学家还是支持积极减排的，肯尼思·阿罗(2007)的计算表明，减排政策比继续执行现有政策要好，执行减排的收益贴现值大于成本贴现值。
在“索洛—斯蒂格利茨”效应条件下，跨期帕累托最优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即通过减排路径的改变使后代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又不使当代人的生活变差。这个效应条件是霍特林法则的对等物，因为在市场均衡条件下，开采能源价值增值率与实际资本市场利率相同⑥。
从某种意义上看，斯特恩和诺德豪斯的分歧是欧洲和美国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的反映。欧洲人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欧洲冬暖夏凉的气候，因此学术界和政界基本上都赞同推进气候变化应对进程，并且越快越好，努力发展低碳经济。美国地域辽阔，环境承载力强，加上传统的奢华消费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总体上不太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当然，美国人很重视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在IPCC第四次报告和奥巴马上台之前，这种大环境决定了美国学术界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远不及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手段的问题上，欧洲基本上强调管制手段和市场手段并重，而美国人更重视市场手段，在市场手段中又尤为偏向碳税。1997年，美国2500名经济学家，包括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出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是通过基于市场的政策。
对欧美在应对气候减排上的态度和政策稍作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其差别恰好反映了“积极行动派”和“消极行动派”的理论争鸣。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气候变化危害的爆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政策设计上出现科学家的集体理性是很难实现的(Kolstad & Toman，2005)。尤其是在对待气候变暖问题的迫切性上，企图通过严格的经济学研判标准来确定一个贴现率，并为之采取行动，恐怕必须超越经济学的界限，从社会伦理道德的层面来审视这一问题，这也是斯特恩始终坚定地认为零贴现是合理的缘由。在一些人的收益与另外一些人的代价之间进行权衡，在一代人的利益与另一代人的利益之间进行比较，是伦理学家要操心的问题。可以预计的是，“积极行动派”和“消极行动派”的博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全球气候的变化趋势将会影响这两大派别的力量。
六、结论与思考
面对气候变暖说的不确定，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科学的不确定性为政策实施的延迟提供了一个理由。就像奈特所说的，市场经济的实质不是风险，而是不确定性，我们没有因此而不去发展市场经济。同样，我们不能因为气候变暖的不确定性去否定发展低碳经济。气候变暖不仅仅是自然造成的，人类活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气候变暖我们既需要减缓也需要适应，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积极应对还是消极应对是人类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跨期选择问题，人类应该有能力从理性的角度发展低碳经济。
实际上，在传统能源稀缺性日益凸显，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的压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摆脱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缓解生态环境压力是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的，而发展低碳经济恰恰有利于这一利益的实现。更为现实的事实是，在政策体系的动态演化过程中，政府必须对相关环节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充分识别，以科学、合理地审视因制度变迁而发生的利益格局变迁，促成社会偏好结构间的顺利过渡。为此，政府理应在政治响应的必要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等方面审慎对待。目前在对全球变暖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争议，实际上作为影响政策体系协同演进路径的重要变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阶段性参与，为彼此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内在联系。现阶段，我国对低碳经济所给予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中央政府在政策服务层面作出了许多努力，但如果确保我国能走上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科学合理的节能减排道路，还必须对不确定性问题做深入研讨，并且对减缓与适应、积极与消极应对作出理性的思考，以便我们能在人类历史上走得更远、更好。
注释：
①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Energy White Papers:Our Energy Futur—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2003,pp.46.
②奈杰尔·劳森：《呼唤理性：全球变暖的冷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③伯顿·里克特：《拨开迷雾》，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④薛进军主编：《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⑤伯顿·里克特：《拨开迷雾》，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62-63页。
⑥曹荣湘主编：《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