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起飞时期农村劳动力供给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劳动力论文,日本经济论文,时期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农户的就业行为来展望未来的农业就业结构。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预测未来的就业结构是极为困难的。其原因在于，假定目前的就业结构并以此为基础预测未来就业结构很容易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当今我们可以想象未来的经济环境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这种预测的结果也就更加令人担心了。
那么是否存在预测未来就业结构的手段呢？其中一个重要线索就是考虑各个年代农户的就业经验。个人一旦进行就业选择，祖辈累积的经验就会对个人的就业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日本经济起飞时期，就业经验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往往被人们忽视，其原因在于特定的经济环境直接影响着农户的就业行为。
不同的就业经验导致不同年代农民就业行为的差异，同时年代间、男女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个人就业行为也在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对于展望就业结构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的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向其他产业流出，但是由于当时的年轻女性和老年人就农率的提高及时缓解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这种独特的劳动力灵活供给机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当时的农业结构调整，但也总算把日本的农业特别是水稻生产支撑下来。这种农业劳动供给机制在将来的日本农业中是否也会发挥作用呢？
从以上的思路出发，笔者在本论文中试图通过阐明日本农业家庭成员的年代别、分性别的就业特征来研究日本经济起飞时期的农村劳动力供给机制的变化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阐明互补性劳动力供给机制对于解决当今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村务农人口不足等问题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2 农户家庭成员的年代构成和就业行为
日本经济起飞时期的农业劳动力主要由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以后出生的三个年龄代的劳动力构成的。
尽管战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日本的农业劳动力一直在减少，但是这种减少的过程未必是一样的。日本的农业就业人口减少的途径如表1所示，由此可以将战后日本农业劳动力减少的过程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济起飞以前，即50年代。这个时期的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与战前的安定供给状况相比尽管不能说是缓慢的，但与以后的经济起飞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减少率还是较低的，而且劳动力减少的途径、老年人引退与年轻人务农之间所产生的差额都是以“自然减少”为中心的。第二阶段是从1960年到1975年这段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但农业劳动力减少率大幅度上升，而且这种减少是以伴随着社会变动逐渐加大减少的程度的方式实现的。第三阶段是从1975年到90年代初期。在这个时期，经济起飞时期居高不下的农业劳动力减少率急剧回落，伴随着社会的变化，农业劳动力减少的比例也在大幅度下降，而且“自然减少”重新成为主要的减少方式。由于农业家庭成员开始进入农业劳动力市场的时期大致分为上述三个阶段，因此各年代的就业经验也就被大致确定了。以下我们将叙述不同性别的各个年代农业人口的就业行为特征。
表1 农业就业人口减少的途径
项 目
死亡·引退等
新的人口务农 自然减少由于劳动力流动合计
年 份
原因产生的减少 产生的劳力补充 产生的减少
1960-1975-2.5
0.8-1.7 -2.9 -4.6
1975-1990-1.8
0.5-1.3 -0.4 -1.6
1960-1990-2.0
0.6-1.4 -1.7 -3.1
注：以上的数字是根据各年度[农业人口统计调查]的数据推算的。
2.1 男性劳动力
2.1.1 30年代出生的人口
据统计，30年代出生的人口，青壮年时期的务农率超过50％，其中大部分是毕业后直接回乡务农的。进入经济起飞时期后，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向其他产业急剧流出，1965年日本的农业骨干劳动力大约有90万人，1975年急剧减少到55万人。此后截止到1985年农业骨干劳动力持续减少到52万人，直到1990年才逐步回升到54万人。
这个年代劳动力的就业特征是，青壮年时期拥有丰富的农业经验，而且具有较多的从农业向其他产业流动的经验。前者意味着他们具有较高的务农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他们已经到达不能成为骨干劳动力年龄的缘故，因此他们只是退休后回乡务农罢了。
2.1.2 40年代出生的人口
这个年代的人口从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前期进入就业年龄，这个时期比经济起飞时期稍微靠前。与30年代出生的人口相比，40年代出生的人毕业后直接从事其他产业劳动的人占的比例相当大，尽管如此，1965年这个年龄代的就农人口仍占同龄人口的30％(50万人)。随着经济起飞时期的到来，这个年龄代的人口开始向其他产业大量流出，1975年就农人口急剧减少到28万人。此后，尽管农业就业人口减少率降低到1％左右，但是截止到1990年，这个年龄代的就农人口仍然减少到24万人。与30年代出生的人口相比， 40年代出生的人口具有兼业场所比较稳定的就农特征。
2.1.3 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口
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口于经济起飞时期以后开始就业，然而与上一个年龄代的人口相比，中学或大学毕业后直接务农的人口占同年龄代人口的比重非常稀少。如图1所示，这个年龄代从事农业人数的时间序列变化比较小。也就是说，多数的务农者一旦在农业领域就业他们就会长期从事农业劳动，而且与其他年龄代的务农人口相比，50年代出生的务农者向其他产业流动的人口非常少。这是由于这个年龄代务农人口的兼业场所都是相对安定的，而且是按照公司的惯例正常出勤的。
附图
图1 年代别农业骨干劳动力数量的推移
以上所说的是各个年龄代的就业结构都是比较安定的。也就是说，50年代出生的多数人口都在公司里正常上班，务农只是他们的兼业，在上一个年龄代比较常见的务农者随着经济景气变动临时从事农业的情况较为鲜见。在农业就业中，由于从事大规模经营集约耕作的人数所占的比例较高，因此务农者从农业流出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
2.2 女性劳动力
与非农业家庭的女性相比，农家女性的就业行为具有机会的特征。也就是说，尽管近年来非农业家庭女性的就业率不断上升，但是农家女性的就业率却呈下降的趋势。
为说明这一倾向，“农家女性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其就业率的低下”的假说被提出来。由于女性具有生儿、育儿等特有的生活阶段，25岁到30岁左右的期间内女性的就业率较低。尽管这种被称为M型现象的就业率曲线很久以前就在一般的家庭里被人们观察到，但是在农业家庭中，这种现象1955年以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对M型现象作一般观察的话，农家女性就业率低下的一个因素即可成立。
1965年和1990年日本农家女性的年龄别就业率如图2所示。在这两年中，尽管鲜明的M型就业率曲线被观察到，但是1990年的M型就业率曲线的谷底却更深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比图1更加明显，M型就业现象仅仅在非农业就业被观察到。关于农业就业率这一点可以解释为：由于高速经济成长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大量流出的影响，M型就业现象根本没有被表现出来。农家女性就业率减少这一现象表明：农家女性的就业率低下并非是由于生儿育女等因素造成的。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叙述上述现象对农村劳动力的年龄代因素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附图
附图
图2 1965与1990年农户女性年龄别农业就业率与非农业率的比较
3 农户家庭成员之间就业行为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如上所述，农户家庭中各个年龄代人口的就农率表现为：越是年轻的世代，就农率越低。但是，在考虑年龄代交替的影响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不考虑农民家庭成员之间就业行为相互依存的关系。从经济起飞到现在的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力向其他产业流出一直在持续着。与男性劳力的流出相对应，特定时期女性以及老年人务农率却在上升。农户这种独特灵活的劳动力供给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农业劳动力的急剧减少。如果将来这种劳动力供给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话，它将会对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产生重要的影响。
笔者基于以上的论点，通过建立农业劳动供给模型来考察农民家庭成员的就业行为中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假定构成农户的劳动人口都是独立的劳动力供给行为的主体、那么农村劳动力即可划分成以下4种类型：青壮年男劳力(20岁-59岁)、青壮年女劳力(20岁-59岁)、老年男劳力(60岁以上)以及老年女劳力(60岁以上)。以此为基础可以建立以下的劳动力供给计量模型。
假定农户的所得和余暇选择偏好函数为：U=U(Y，E[，i]；Z)i=m，f，M，F(1)
其中Y为农民家庭的总所得，E[，i]为农民的余暇时间，Z为流动参数，m， f，M，F分别表示青壮年男劳力、青壮年女劳力、老年男劳力和老年女劳力。
另一方面，假定农业的生产函数Q(·)是由各个家庭成员的劳动投入时间L[，m][a]，L[，f][a]、L[，M][a]，L[，f][a]、农业固定资本 K、耕地面积A等因素决定的，并且农业固定资本和耕地面积是固定的。那么农业生产函数Q=Q(L[，m][a]，L[，f][a]、 L[，m][a]，L[，f][a]；
，
) (2)式成立。
由于青壮年男女劳力面临着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吸引，而老年劳力对非农劳动力市场来说又没有魅力，因此青壮年男女劳力的非农劳动时间l[，m][n]，和l[，f][n]又是客观存在的，基于以上的假定求农户收益最大化的数值，就可得以下的算式：
MAX U=U(Y，E[，i]；Z)i=m，f，M，F(3)
s.t.Q=Q(L[，m][a]，L[，f][a]、L[，M][a]，L[，f][a]；，)+W[，m](L[，m]-L[，m][a]-E[，m])+W[，f]-(L[，f]-L[，f][a]-E[，f])+Y[0](4)
N[，m]=
[，m][n]+L[，m][a]+E[，m](5)
N[，f]=[，f][n]+L[，f][a]+E[，f](6)
N[，M]=L[，M][a]+E[，M](7)
N[，F]=L[，F][a]+E[，F](8)
在(4)式中，W[，m]和W[，f]分别表示青壮年男女劳力的非农劳动工资率，N[，i]表示家庭各成员的生活时间，Y[0]表示农业及非农劳动收入，(4)式表示家庭生计的预算制约。
用拉格朗日定理去解上述的(4)式并求其均衡条件，即可确定农民的农业劳动时间，余暇时间以及农民的劳动所得。如果着眼于农业劳动时间的计算，则可推导出劳动力供给函数为：
L[，m][a]=L[，m][a](w[，m]，w[，f]，Y[0]，[，m][n]，[，f][n]，，，Z)(9)
L[，f][a]=L[a]f[，f](w[，m]，w[，f]，Y[0]，[，m][n]，[，f][n]，，，Z)(10)
L[，M][a]=L[，M][a](w[，m]w[，f]，Y[0]，[，m][n]，[n]，，，Z)(11)
L[，F][a]=L[，F][a](w[，m]，w[f]，Y[0]，[，n][n]，[n]，，，Z)(12)
用以上的公式进行线性模拟计算就可以推出劳动力供给的计算公式。根据1975年和1985年日本[农户经济调查]的数据并按照品种别·家庭形态别的区分进行推算的结果，农业劳动供给中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代替·相互补充的关系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青壮年男劳力与老年男劳力在农业劳动力供给中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这种结果是在种植水稻及种植其他作物的农户中被稳定地观察到的。
第二，在种植业农户中，青壮年夫妇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的关系。但是在种植水稻的农户中，只是在 1975年被发现存在互补关系。
第三，老龄夫妇的劳动互补关系在种植业农户中被观察到。
第四，在畜产业农户中，没有发现种植业农户中存在的劳动替代和互补关系。
近年来，这种劳动互补关系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灵活的劳动供给机制的存在仍然被证实。只是农户的这种劳动供给机制的特性目前集中表现在老年人以及女性的就业行为上。
如图3所示，与1975年相比，1990年老年人作为基于劳力在农业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该年龄代的农业人口占农业劳动人口总数的比例)：65-69岁的男性劳力上升3.9％、同年龄代的女性劳力上升9.4％；70岁以上的男性劳力上升4.8％、同年龄代的女性劳力上升3.4％，不同年龄代的老年劳力所占的比例都在大幅度上升，显示着老年人参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老年人务农率的提高表明：老年人正在大幅度代替他们的后代进行农业劳动。这种倾向在种植水稻的农户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另一方面，农村的女性务农率的提高对农业劳动力供给起到了很大的补充作用。
附图
图3 老年骨干劳力占务农者的比重
4 对日本农业劳动力供给问题的评述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伴随着日本的经济起飞，日本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大量涌入城市，农业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时期的劳动力流动表现为：由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劳动生产率较高且能挣到较高工资的工业部门流动，这种流动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诱惑造成的。尽管80年代以后，这种经济上的诱惑也对农业劳动力的构成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但是正如本文所论述的那样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对关系的变化以及劳动力的年龄别构成的变化对农业结构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与老龄化同时并存的倾向将会持续存在下去。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预见到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将会发生的一些新变化。例如，非农民的子女从事农业生产的比重正在提高。当今，在日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然而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这是因为生活富足、环境优美的农村对年轻一代是具有诱惑力的。此外，对于那些从城市退休的老年人来说，农村同样是较为舒适的养老的地方。而且，为了弥补农业劳动力的不足，日本的政府部门也在实施各种奖励非农人口下乡务农的政策。此外，越来越多的企业法人也在逐渐进入农业领域。尽管当今日本的农业主要是以家庭经营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近年来具有企业经营方式的各种法人经营组织也在逐渐进入农业领域。过去由于各种法律的制约，企业法人难以从事农业经营，但是随着各种进入壁垒消除，企业法人向农村参与的倾向也在加剧。
5 互补性劳动力供给机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居民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的存在刺激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劳动市场的形成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力资源的产业配置结构，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加工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加速了农民变工人和农村变城镇的进程，同时也为缓解贫困、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城乡收入差别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适时地减少农民、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人口老龄化问题无疑将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结构、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将会导致农村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失衡，即适龄劳动人口在农村劳动力构成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减少、老龄人口和妇女劳力所占比重急剧增加的倾向将会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农村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劳动能力退化问题的出现将会严重制约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因此在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既要适时地通过取消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方面的制度限制，通过强化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推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资源供给，又要通过采取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创造一个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在城乡自由选择职业、合理流动的社会环境，从而减轻劳动力的急剧外流对农业造成的震荡，促进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等产业之间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日本在经济起飞时期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和与此相适应的劳动力供给机制的出现表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农业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并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农村家庭内部劳动力互补机制的存在和妇女劳力和老年人务农率的提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男性骨干劳力的外流造成的劳动供给震荡，从而使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被限定到一定的范围内。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妇女化倾向的加剧不可避免地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在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必须保持足够的农业劳动力供给，兼顾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笔者在河南省农村调查中发现：在我国的粮食主产区的河南省，由于粮食价格偏低，农民种粮不合算，农村家庭中的男性骨干劳动力长期在外打工、农业劳动主要由妇女和老年人来干的现象非常普遍。妇女和老年劳动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劳动力的不足，但是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不可低估。因此我们必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后果进行客观和辩证地评价，从而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农村社会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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