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重构的批判视角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视角论文,重构论文,城市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2/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1)07-0769-06
修订日期：2011-04-28
20世纪60年代至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历了由渐至盛再而衰的历程，但是新自由主义在城市与区域的实践结果则有目共睹[1]。1978以来中国也部分实践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但与西方正统的新自由主义有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混合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体系和过程[1]。这种严格管控外汇流通的另类新自由主义实践体系，同样也对中国城市与区域政治经济空间格局发生重要的影响。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中国实践，本文特别关注地方化后的新自由主义对城市社会空间格局的重构。这种重构将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的变迁、城市社会空间以及城市物质空间三方面。这三层次的变迁、时空聚焦导致地理非均衡现象在不同尺度范围内的发展：①持续的国家对外和区内贸易顺差与“国家公共福利消费-社会生产”分离之间的差异；②区域尺度范围内的地理非均衡性，即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区域城市化核心地区与边缘化区域之间地理分异持续发展；③持续的城乡社会之间差异与内部分异。
1 自由主义城市研究的回顾
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以国家干预为显著特色的福特-凯恩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得以迅速发展。这严重地挑战了自亚当·斯密以来保守主义经济学的社会思想价值体系根源——绝对的自由主义[2]。为此在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就以芝加哥大学为基地努力向国会推崇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美苏争霸期间借助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并实施推翻南美民选政府之际，号称“芝加哥男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术俱乐部在国会支持下向该地区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制度。该俱乐部的成员主导了南美新经济制度环境的设计——例如在智利，引导皮诺切特独裁政府除了独立把持国家命脉的铜矿外，将其余社会经济活动向西方自由资本开放。新自由主义其实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政府调节、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增殖的经济分配供给经济流派、理性的权威与自由贸易等思想意识的综合体。虽然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战争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又使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处境艰难；但是在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时期，新自由主义不仅在西方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随着关贸组织(世贸组织)(GATT(WTO))、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世界银行(WB)、西方七国集团(G7)等跨国机构的兴起，带动新工业国家(NICs)的迅猛崛起。1978年以来，中国也逐渐向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敞开社会生产市场。
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使相关主导社会经济权力结构或重心明显出现由制造业向银行倾斜的趋势，继而向国际信贷行业等金融投机业转移，以满足过度积累的需求。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入侵的“珍珠港”事件中，美国传统汽车制造等行业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就已经显著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蒸蒸日上的华尔街金融投资业。这一点在2008年共和党小布什总统和后继者民主党奥巴马总统都采用拖延解救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行业的政策——渐进破产重组政策进一步注解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经济权力结构重构的潜意识。事实上，这一历史导向或发展转型的社会经济后果意义深远：①一方面，西方蓝领工作岗位逐渐转移到边缘国家，降低了本土相对高昂的人力支出成本，维持了高剩余剥夺前提下的灵活资本积累进程不因为西方国家内部福利水平上升而受到根本性损害；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的制度语境下，随着产业和就业岗位全球尺度下的地理扩散，全球产业工人实际福利水平的持续下降，为跨国资本获取利润、延缓资本主义生产危机。②在新自由主义时空构架下，一方面，尽管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对外贸易顺差持续增长，但是利润增长严重滞后于GDP增长，生产与分配的非均衡性后果显著。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国民福利水平持续绝对或相对恶化，在医保、劳动保障社会化等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实践就是例证。③一方面，非均衡地理差异在全球尺度迅速内扩大；另一方面，在区域内部，城市社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和内地以及城乡差异持续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东南亚，社会分配问题则更被进一步激化为诸如泰国、菲律宾等美式民主国家的街头血腥政治冲突。
围绕这一历史、地理过程，西方在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城市规划等学科展开相关研究，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给予此领域特别的关注。哈维(Harvey)、斯密斯(Smith)、派克(Peck)和布莱诺(Brenner)等学者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制度环境这两个视角予以解析[1,3～6]。哈维和斯密斯指出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地理非均衡发展后果是——资本再生产与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问题可以通过时间、空间成功地转移或嫁祸。他们进而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尺度内的实践是典型的社会财富转移手段和经济社会危机转嫁的途径。布莱诺等人侧重新自由主义城市与区域政治经济管制环境的变迁研究，认为新自由主义产生更多的权力集中、财富集中；但是这种地理非均衡的发展带来的既是资本再生产的新机遇也是未来的障碍。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是新自由主义批判急需完善、拓展的领域之一。源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批判仍然继承了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强调弱化个体行为影响整个社会的组织的构建过程。它强调社会活动组织权力的外在结构和机构对城市物质空间和城市社会空间再生产的解构作用，即注重权力和冲突决定行为及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观点[6～8]。因而弥补这一缺陷的方法论的尝试也正是此研究方向急需完善的新视角之一[9]。
2 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重构的批判研究内容以及方法论探讨
2.1 新自由主义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批判的研究内容
尽管是否存在新自由主义城市转型或重构现象的争论在哈维、斯密斯、派克等人的著作中已有定论，但是关于其成因、机理和特征的争议依旧存在。追踪派克等人从新自由主义批判视角来审视城市社会空间的这一历史演化过程：一方面从宏观视角解析新自由主义城市的管制环境、经济环境与社会空间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此作用机制的扬弃特征；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试图从普通个体的“社会印象图”来反演、修正以往结构性主义研究范式。
鉴于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研究侧重于空间的三重属性，即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相关联空间中的后两者[10]，首先探讨下列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重构批判的研究内容。
2.1.1 新自由主义与城市重构的管制环境
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的管制环境作为一种嵌入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成分，其重构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它隐含在各地理尺度内内在管制环境变迁与嵌入的新自由主义特征中。黑格尔(Hegel)的扬弃(aufheben)可以透彻地解释其中的地理差异、福利衰退以及社会权力结构的制度性或空间嬗变现象与过程[11]。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围绕福特-凯恩斯主义构建的市场体系有其内在的弊端。新自由主义将在实践层次上通过灵活的积累方式和全球尺度范围内危机的地理转移等手段缓解资本再生产的过度再积累的恶疾。然而市场自组织的自由主义理想与“顽固不化”的区域差异、社会不公平、区域间无休止相互竞争和社会福利危机等之间的矛盾，成为新自由主义城市重构管制环境批判研究的主要内容。通常来说其固有缺陷、不协调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市场经济体内，市场自我调节的失灵问题都是一个客观事实。通常，市场调节体系是一系列经济活动及其约束、引导体制范畴内的规范、规则、习惯和折衷，它根植于相对稳定的、常规的社会空间体系之中。此研究有待回答如下问题：这种失灵具体体现是什么？它们如何表达？如何重构相应的社会空间体系？例如，住宅市场的泡沫现象导致何种形态的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它对社会空间的格局有何影响？
(2)生产要素空间分布的历史非均衡性。不同类型资本要素的积累与运作在不同的地域尺度上都是高度分离、分异的。显而易见，列斐伏尔(Lefebvre)关于空间的本质论断是合理的，“维持资本循环首要条件在不断创造出空间”，空间不仅是社会生产过程赖以生存的场所，也是资本循环的源泉或本身[5,8]。由此，改革开放以来区域与城市经济活动要素的空间、历史非均衡性与资本循环延续的因果关系是此研究的理论探索难点与重点之一。
(3)发展的地理非均衡性。在资本的循环生产中，新空间不断被周期性地生产(produced space)、而旧的空间体系则被牺牲，以期形成、保持利于资本本身的循环和再增殖的地理差异。如20世纪80年中国的“沿海内地差异”，被21世纪初的“东中西差异”取代，继而被“老工业区振兴”等新的区域差异形态所取代。撇开外部政策的后续引导、强化作用和后事性特征，这种地理差异的内核其实与资本在不同时间跨度、地理尺度内的积累效率、回报效益模式转型休戚相关。对于此先验性假设，需要得到后续研究从区域与城市政治经济学视角予以解释、例证。
(4)地理差异的修正与调节。地理差异对资本的自我增殖和累积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资本自我增殖实践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也会扰乱资本循环顺利实践所依赖的理性结构——稳定的社会空间结构与地理空间秩序。故此，必要的地方、区域发展政策调整可以促进资本在地理区位间和尺度间转移、流动效率和效益，以便抑制地理非均衡现象的负面极化效应和不确定因素。
(5)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地理空间的演变。诚然地方尺度的自我渐进性调节的作用范围和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区域地理差异不断加剧继而导致整个资本运行积累与增殖体系极度紧张的局面时，国家尺度的制度性调节尤为重要。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南方海南等地地产过热导致资本在行业和区域的过度分异和集聚，迫使国家动用体制性资源引导、重构资本循环的社会空间结构。但是如何明晰参与者(agent/actor)、洞悉其相互组织方式和解析重构的策略等环节，以便透视这种干预管制环境是值得研究者深思的。
2.1.2 新自由主义与重构的城市社会空间
尽管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对城市社会经济空间重构极其重要。西方学者对于社会空间重构尺度的理解仍存在分歧：某些学者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福特-凯恩斯市场体制的调节尺度主要发生在地方层次，有的学者则坚持国家尺度是实施资本循环和政治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12,13]。但是毫无疑问，履行新自由主义制度体制下城市空间调节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同的基础，无论它是地方的还是国家地域尺度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经济与政治空间重构的意义在于，早期的社会主义生产生活体系和制造加工、出口贸易体系可能逐渐已经走入尾声，国家生产和国家公共(福利)消费体制逐渐衰退。这体现在以下方面①[14,15]：①制造业利润逐渐下降；②制造业岗位全国性绝对下降或相对下降，即去工业化过程的区域化特征显著；③失业性城市化越来越突出；④迫于压力，中国金融外汇制度渐进改革。
这种历史与地理非均衡的、灵活积累与分化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是新自由主义社会空间显著特征之一。其社会空间演变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一方面，原有生产生活体制和空间的定势(institutional fix)将阻碍创造性破坏(变更)或拒绝破坏性创新(转型)；另一方面，新型的生产生活与空间体系必然力图改造、适应旧有的构架。最终，此过程将表达为在诸如城市管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等社会空间领域发生渐进性、摸索式的变革，并形成新的定势[3，11]。
可以肯定，这一路径依赖实践有赖于扬弃过程：①对旧体制安排和范式的破坏[3,16]。通过生产与消费市场改革的深化/弱化、削减原有空间的政治经济调节模式与破除原有的制度安排；②构建利于资本循环、市场化导向的社会经济空间体系。进而，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不仅是资本再生产的场所，更是“事件”再生产的场所[5]。它是灵活积累体系的赖以存在的场所和内容，而非简单的容器。
2.1.3 新自由主义与重构的城市物质空间
作为全球化市场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的节点，主要城市或区域城市化地区的建筑环境都是表征上述扬弃过程和体现多尺度新自由主义实践的主要场所；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构架内地方政府处于全球-地方决策的两难之中。首先，新自由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新的城市化内嵌或再植入过程。新自由主义城市是体现经济全球化时期内嵌的货币政策骚动、失序的经济地理现象、国际金融投机行为和跨国企业的区位战略调整的主要舞台。20世纪90年初席卷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波及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均上演于地区中心城市曼谷与全球金融中心都市纽约。
其次，新自由主义城市重构又具有明显的地方化特征，直接内化于地方城市发展战略组成之中。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的地方化和私有化改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地方实践策略、财政地方化以及区际联合等政策背景下，城市化的改造、旧城更新如火如荼的进行，均反映这种对新自由主义发展策略的内化需求与实践。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城市语境中，“旧城改造”、“保/减税区”、“地产”、“官商联营”、“城市营销”等热点词汇出现频繁，也充分展示了新自由主义地方化实践的历史与地理后果。
此外，国家公共消费支出的向下(地方)转移，压迫地方财政预算，迫使地方城市政府削减公共消费支出并积极推动城市经济结构、发展战略的快速重构以便适应新自由主义跨尺度的空间转型。
2.2 中国新自由主义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研究批判
中国新自由主义实践构架内，弹性化积累模式畅行于各种区域尺度：在城市社会空间内，从微观的劳动力市场分化到国家社会福利体制的社会化，导致城市社会空间分化在资本过度积累运动中更加剧烈。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可能面临如下问题：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加剧、社会空间的地理非均衡发展现象。诚然，这种社会空间分异现象表征新自由主义城市社会空间是双重功能混合体：它既是特殊形态下资本的再生产的社会空间产物，也是全球化语境下后现代主义事件再生产的保障。由此，中国新自由主义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值得关注社会生产与消费实践的三重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特征及其内在演化机制：
(1)持续的对外贸易顺差与“国家公共福利消费-社会生产”分离之间的反差。在这一环节内，弹性积累模式是一种解析地方城市政治经济现象的工具。资本过度积累导向使得多种社会生产模式的混合运行，诸如从家族式企业、到跨国现代企业或从私有企业到蜕变中的国有企业，它们最终使跨国资本积累最大化成为可能。最典型的案例之一也许是在过度积累导向下国际代工产业链中苦苦挣扎的“富士康”们，其中薄弱的福利保障、紧张的劳资关系、无可否认的地方贡献、微薄的企业利润和家族式的内部组织是这些案例中引人注目之处。
(2)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区域城市化地区内核心与边缘区的持续地理分异所表征的区域尺度地理非均衡性。从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前期区域发展由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占据主导到后工业时代金融资本掌控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话语主导权的转换，使得这种区域尺度内发展的地理非均衡性成为持续的国家经济景观格局特征之一。事实上国内区域总体差异有所下降但是区域内差异却正在扩大：1978年以来中国省域经济差异总泰尔指数值在逐渐下降，但是区域间差异却在增长(图1)。
(T：中国总体区域差异；TB：区域间差异；TW：区域内差异)
图1 区域及其内部经济差异
Fig.1 Internal and interregional disparity Index of China(1978-2009)(Theil Index)
(3)持续的城乡社会之间差异与内部分异。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差异和城市与农村内部社会经济的剧烈分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7]。
2.3 方法论研究
新自由主义城市研究尤其关注城市空间三重属性中的相对空间和相关联空间，因此其研究方法的变革是另一种洞察整个新自由主义城市与区域社会空间组织与变迁的关键方法。
方法论的价值只是给我们反身式理解方法，它可以证明它运用于明晰事理中的实践价值；方法论的作用并非是丰硕成果的前提，解析的知识倒是更可能成为正确的前言[18]。传统的科学研究范式强调4R原则，因此，此类方法论被贴上“客观的”的标签；但是运用到非自然现实时暴露出故有的背景效应(context effects)缺陷，例如在处理访问调查，客体反应，场所或情景效应时，此方法具有先天不足。与之相对的反身法研究方法也陷入效力效应(power effects)缺失，例如在判断什么是主导因素、如何规避主要现象之后的背景噪音，何为客观性判断和如何标准化问题上也具有缺陷。显而易见，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具有缺陷的，为此应适当强调反身调研方法可以平衡过分强调客观研究这种偏歧，所以宜结合两种研究构架、并行展开[19]。
3 新自由主义城市研究的意义及展望
3.1 值得关注的研究假设
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研究的对象可能是，根植于：①城市与区域管制环境变革——城市与地方政治经济调节环境演化过程；②社会空间——特别是社会精英的消费实践、社会分化与排斥历程；以及③相宜的城市空间——新自由主义的地方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的三重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特征与内在演化机理。
3.2 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研究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至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间，新自由主义作为正统资本主义的代表，畅行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它体现了西方传统(保守)思想体系中的自由、民主，与绝对自由主义及其珍重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完美结合”，这种实践经验和思想体系的实践意义重大。
首先，新自由主义批判研究可以展示制度革新的历史过程。随着跨国银行、贸易组织和国际化商业机构的强有力地推行下，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新技术、新经济体系的支持下，全球传统时空间经过“时空压缩”过程变得扭曲，促成了全球生产活动的多层次分离与重组，同时也造就了全球性产业转型以及酝酿着地方的社会经济生境、生活场景的重构。这种全球尺度的生产要素重构与地方场景环境重组作为一种创新性破坏必然促使与原有生产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与环境相匹配的管制环境发生破坏性创新。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义经历了有由渐至盛再而衰的历程，但是新自由主义在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引导、实践以及对空间的创新性改造有目共睹。尽管中国实践与西方正统的新自由主义有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式的新自由主义实践特征和演进过程；但是它同样也对中国城市与区域政治经济空间格局发生重要的影响。
3.3 方法论的启示
全球化社会经济大环境、国家环境以及地方场所的重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交互作用体系。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直接导致全球尺度的、地理大分异；在国家、地方社区尺度，新自由主义将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泛化到更为广阔的领域；在城市或农村场所中，社会群体分化为“全球人”与“地方人”的对立。这一切正是我们所看到的地理差异与社会分异的根源。
为了研究这种“场所-国家-全球”的互动关系，须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体系也需要创新性破坏地探索。以期从“个体生活史”入手，反馈整个相对宏观的社会结构。这种破坏性创新的社会空间研究方法，必然与传统的“客观研究法”或所谓的“科学”概念相佐。为此，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反身研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补充，它可以从个体视角、生活印象来生动地、个性化地解析这一全球化现象，由此可以补充、完善现有的结构主义研究。
致谢：本文写作中得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Jamie Peck、社区与区域规划系John Friedmann和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系Neil Smith、北京大学的周一星和南京大学朱喜钢等教授的帮助和建议，特别是与Jamie Peck的交流，受益匪浅。
注释：
①Friedmann J.Cities in global age:Critical areas of theory and research.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ta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East Lansing,October 2003.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地理论文; 重构论文; 经济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