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业教育的基本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只要承认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那么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有关理论框架去考察职业教育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始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主要由经济学家挑起的关于何种形式、何种出发点的职业教育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更具作用的争论在九十年代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引发了我们对职业教育基本模式问题的思考。当中国政府作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重大决策后，我们对该问题的探讨显得更加必要了。
一、概念的界定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先来界定两个在本文中使用的基本概念的内涵。在其他文献中也许内涵有所不同。第一个是“职业教育”，它是指“为一种或一组职业、手工业或工作岗位培养较低资格水平的具有熟练技能的人员的教育，”“在终身教育框架中可分为三个主要的技术和职业教育的阶段”①（普通教育中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为就业作准备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作为继续教育的职业和技术教育）。第二个是“职业教育的基本模式”，它是指根据办学主体、办学目标和学制形式等主特征划分的关于职业教育的最基本的运作方式。综观国内外各种形式、种类的职业教育，其基本模式不外乎有以下四种：
1.以学校为本位的模式(school-basedmodel)
这种模式的办学主体通常是政府，办学目标是根据人才预测为社会供给一定数量的合格人才，通常采用全日制形式，提供二至四年不等的长期课程计划。受教者多数是未就业的学生，毕业后存在就业安置问题。该模式下的学校教育纳入国家正规的学校教育制度，接受政府教育部门的指导和管理。我国的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和部分技校，美国的综合中学、职业技术中学等属于该模式。
2.以企业为本位的模式(company-based model)
这一模式的办学主体是企业，它为企业的生产需求培训工作人员，通常采用非全日制的灵活的短期课程。受教者即企业人员，因而不存在就业安置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属于企业行为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不纳入国家正规的教育制度。日本的公司教育就属于该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大企业都十分重视对职工进行培训，从大职业教育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职业教育的模式。
3.以社会为本位的模式(communitybased model)
该模式的办学主体是地区政府或私人、团体。如果是地区政府举办，一般由该地区的劳动部门负责管理。办学目标是为失业、转业人员的再就业创造条件，或者为已经就业的工作人员的职业位移如晋升服务。学制形式同样比较灵活，因而不属于正规的学校教育范畴。我国各地区劳动部门举办职业培训中心，日本的公共职业训练，英国伦敦的成人教育协会举办的职业培训就属于该模式。
4.“学校—企业”综合模式
综合模式兼有学校本位模式和企业本位模式的典型特征。美国的合作教育、日本的产学合作、德国的双元制和英国的工读交替等属于该模式。德国的双元制是最典型的“学校—企业”综合模式，受教者以学生和徒工双重身份分别在学校和企业接受教育和培训。
二、历史的回溯
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的产物，其特征是以学校教育的形式培养生产所需要的各类人才。然而，当我们考察职业教育的基本模式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发展时，应回溯到绵延数千年的古老的职业教育形式——学徒制。美国职业教育学家C.R.芬奇和罗伯特·莫高认为“早在公元前2100年，学徒制就已经成为人类传授知识的主要形式”②，而今天“学徒制仍然是职业技术教育的一种辅助形式”，“某些特殊的技艺，还得主要靠学徒制来培养”③。
学徒制是与落后的手工生产技术相适应的。根据一定的契约，徒弟在师傅家中边干活边学习手艺，并接受基本的读、写、算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徒弟经过2～7年的学习后转为工匠，最终升为师傅。可见，学徒制也有一定的培养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学徒制的学习形式主要是模仿和工作体验，这种特殊形式的“职业教育”完全以手工生产需要为出发点，其场所即生产作坊。如果把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生产组织看作企业组织的萌芽，哪么我们也可将学徒制看作企业本位模式的职业教育萌芽。
工业革命后，随着手工生产技术的主导地位被机器生产技术所取代，对从业人员实施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校教育形态的职业教育应运而生。学校职教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促使各国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陆续将职业学校纳入正规学制，于是以学校为本位的职教基本模式逐渐形成。从政府的立场出发，学校职教成为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因而在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纷纷以立法的形式推行学校职教。与此同时，学校职教容易脱离职业世界的实际需求的“基因”也随着学校本位模式的形成而潜埋了下来，并随着社会生产技术的快速变化而日益显露其弱点。最终，学校职教虽然仍以自己独特的价值和理由而存在，但它的主导地位已受到挑战。
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成熟，一方面对学校职教的落后的现状提出了责难，迫使它作出重大改革；另一方面企业开始直接参与职业教育，其结果使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制度得以发展，诞生了“学校—企业”综合模式；或者纯粹根据企业的需求，以企业为基地开展职业教育，形成了所谓的以企业为本位的职教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并没有完全否定学校本位职教，但事实上已经昭示学校职教乃至一切学校教育本身存在着局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本位职教模式的出现是对现代教育时空观的一次拓展，它为现代教育开辟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发生在本世纪七十年代的中东石油危机引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严重衰退，失业率剧增使职业教育额外地承担了培训失业人员的功能。同时，七十年代开始的规模空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使转业人员培训也成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是以社会为本位的职教模式得以确立。而且在终身教育和教育民主化的框架下这种模式有进一步存在和发展的趋势。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的基本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新旧模式并存发展的过程，而非此消彼长的新陈代谢过程。然而，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观点来看职业教育的诸模式，最终使人们在模式的评价或实际选择上产生了倾斜。
三、“学校本位模式”的挑战
学徒制崩溃后，学校职教占统治地位，由此形成的“学校本位模式”不断地得到强化，及至1962年，托马斯·贝劳格(ThomasBalogh)提出“普通教育职业化”，主张在普通教育中引进职业教育，发展多样化课程，“学校本位模式”的地位更是坚不可摧。然而在1965年，菲利浦·福斯特(Philip Forster)发表《职业学校在发展计划中的谬误》一文，对主流派的理论观点发起攻击。以后一场关系到职业学校的功能与地位的论争，或者说关系到动摇“学校本位模式”的主流地位的论争旷日持久地展开了。1985年乔治·萨卡罗波洛斯(George Psacharopoulos)和W·洛克斯莱(W·Loxley)的合作研究有力地支持了福斯特。1991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有关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政策文件终于使这场延续了25年左右的论争告一段落，最终福斯特的观点占了上风。世界银行对于教育的投资方向作了转变。④
贝劳格等主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应重点投资发展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职教比普教具有更高的投资效益。在落后的乡村，普通学校的课程中应渗入职教内容，使学生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它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教育发展的优先任务之一是“创造一个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一般框架完全整合的农业教育体系”。⑤
福斯特等反对根据西部非洲农业中学的研究，证明普通中等教育更能帮助学生在公营部门职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中找到工薪职业；相反，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去找工作难，而且政府对其支付的平均单位成本差不多两倍于普通中等学校的毕业生，政府投资几乎得不到收益。因而认为职业学校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并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他们主张发展正规学校教育渠道之外的职业教育，即私营企业内部的培练，对成年人包括农民进行在职的职业训练。也就是说，福斯特否定了学校本位模式的职教而倾向于企业本位模式的职教。
两个不同派别的分歧主要在哪里呢？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诚如福斯特所说，贝劳格等主流派太相信正规教育机构及制度的功能了，相信政府能够操纵学校适应和满足经济发展计划，从而视职教和普教是相互替代关系而不是相互补充关系。而福斯特实际上承认了学校教育相对于经济环境而言是被动的，职业学校更是如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贝劳格他们的观点受发展经济学和人力资源学派的影响，往往依据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和人才预测，从供求出发，要求学校提供一定数量的训练有素的人力储备。福斯特的观点的经济学理论背景是新古典主义，该学派深信市场机制的效率和分散决策的可靠性，强调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才培养必须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出发。福斯特认为学生及其家长对市场的反应是明智的，合乎理性的，在欠发达国家同样如此。人力计划往往不着边际，而人才预测更是靠不往。所以以供给为出发点的学校形态的职教在市场需求不足的国家只能导致严重失败。因此。福斯特认为“作为一种有生产价值的东西，教育的发展应当与由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所导致产生的需求相关联。”⑥“对教育发展的观点是建立在需求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供给之一。”⑦福斯特进一步指出“政府应该缩小其在直接提供市场所需技术人员方面所起的作用，既然无法精确预测市场需求，政府（以及其他教育供应者）似乎也就会更乐于集中全部精力去扩展健全的普通教育。至于提供职业培训，则其大部分可以以发展中的私有部门去完成，侧重点应放在在职培训上，即使在发达经济中也能够满足大部分的市场需求。”⑧
随着发展经济学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的增多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兴盛，以这两种经济学观点作为基础和基本假设的关于职业教育的不同立场在八十年代后期发生了倾斜。世界银行在组织专家对各国的职业教育开展情况进行调查后给出信息：以需求为动力的职业教育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而以供应为其目标的职业教育则较少成效。企业进行的培训是由需求驱动的培训，就其性质而言，成本效益较好。⑨这则信息事实上传递出另一则信息：以学校为本位的职业教育模式受到空前挑战，而以企业为本位的职教模式得以复兴。
四、“企业本位模式”的复兴
前面我们在论述职业教育基本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时，把学徒看作企业本位模式的萌芽，因此，当理论研究与实践都支持企业内部培训的有效性，许多国家纷纷仿效德国、日本的企业本位职教时，我们有理由说，企业本位模式正在复兴。
德国、日本十分重视企业内部的职业教育，曾经称之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武器”。在德国，职业教育虽涉及企业、学校、行业协会、经济、财政、劳工等部门，但起重要作用的则是企业⑩。德国企业界有这样一种观点：没有能力接受职业教育的企业是没有前途的企业。企业接受职教任务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而且是一种荣誉。德国的大企业一般都建有教学训练车间，小企业因资金、师资等条件限制，一般不单独设场，而是联合几家企业建立综合培训中心。企业培训场所设备精良，与生产实际应用设备处于同一技术水平。企业为职业训练提供的教学计划十分详细。师资力量也很强，一般都有工程师水平，受过良好的职业师范专业训练。(11)
日本企业把人才培养摆到关系到企业生死兴衰的高度上加以重视。他们的人才观是，高学历者并不一定是公司的人才，只有通过培训教育，掌握所需能力为企业效力时才算人才。企业要对新职工、骨干职工、管理监督人员和经营人员等实施“全员培训”。在日本的象丰田、松下、日立、索尼等大企业里都没有自己的培训中心或研修所。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资金基础薄弱，没有独自的培训机构，但通过中小企业大学校、中小企业联合培训机构等形式对职工进行培训。企业培训除了业务知识技能外，还特别重视企业精神教育。(12)
美国企业界在传统上不象德、日那样重视企业教育，然而进入八十年代后，美国企业界一方面不惜财力、物力，大力支持学校教育，与社会各教育部门进行广泛合作，另一方面又把巨额资金投向企业自己的学校。甚至一改过去的做法，从社会中招生，向社会输送人才，摆出一副与学校教育展开竞争的架式。(13)美国企业界对教育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是因为意识到人力资源在公司参与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认识到学校教育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和适应信息社会一日千里的迅猛发展。目前美国的企业已成为传统学校教育的潜在竞争者。卡耐基促进教育基金会提供了一份题为《公司课堂：学习的企业》的报告指出，美国企业内部开展的训练和教育计划如此庞大，实际上已提供了全国公立、私立学校和大学的一种替代方案。如企业每年用于教育和训练的经费约600亿美元，全日制4年制学院和大学的教育经费也不过是这个数字。在学生人数方面，大约有800万人在企业中学习，与高等院校录取的大学生人数相差无几。(14)
企业本位模式的复兴有其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依据。许多研究表明，企业和技术培训中心比职业学校更具有成本效益。而且象日本那样重视企业精神的教育和训导，已提高了劳动者在工作中的主观努力程度，而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劳动者在工作中的主观努力程度可以极大地影响劳动生产率。(15)另外，企业本位模式的复兴还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教育时空观的突破等因素有关。
五、“社会本位模式”的强化
本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石油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促进失业人员的重新就业，由政府直接干预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强了独立于学校、企业之外的职业训练，即社会本位模式的职教。
日本的公共职业训练在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转为低速发展的形势下为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该体系的发展已比较完备，全国已有这类训练机构四百多所，每年受训人数近三十万，对象已不局限于失业人员了。根据日本的《职业训练法》，公共职业训练模围十分广泛，包括养成训练、提高训练、能力开展训练、身心缺陷者的职业训练以及指导员训练等。(16)
英国自七十年代以来，政府加强了旨在促进者少年就业的职业教育和训练，1974年建立了由雇主、工会、地方教育当局和教育专家各方代表组成的“人力服务委员会”，除了在宏观上对产业训练加强指导和干预外，还在全国推行了好几个有重大影响的职业训练计划，如“训练机会计划”和“青少年就业机会计划”等。“人力服务委员会”在它自己的“MSC职业技术培训中心”、继续教育学院以及一些私人企业的训练机构中广泛地推行和实施这类计划。(17)
社会本位模式的强化反映了职业教育功能的泛化趋势，因为对失业人员开展培训体现了一种谋求社会公平的努力，尽管职业教育本身不可能消除失业，不可能创造就业机会，更不可能消除社会的不公平，但它毕竟起到了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并为经济扩张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在经济发展落后，企业规模较小的同业工会发展较差的国家，采用社会本位模式由政府兴办一些独立于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之外的职业训练机构是有利于经济的总体发展的，因为小企业可能缺乏经营管理能力和在企业内部开展培训的远见，由于费用高又缺乏规模效益，小企业一般不愿开展培训，这对于一个地区经济的总体发展或某一个新兴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六、从“综合”走向“整合”
出现在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的双元制和本世纪初美国的合作教育形成了“学校－企业”综合的职业教育模式。以后世界各国都效仿这一综合模式，并结合各自的国情发展出各种校企合作的教育计划。例如日本的产学合作虽然是仿美的产物，但从实际的实施情况来看与德国类似，又不同于德国。具体形式包括定时制高中同技能培训机构合作、集体入学、巡回指导和委托制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对象是企业的青年工人。在时间分配上，以企业为主，学校为辅，多半利用工余时间去学校学习文化理论知识。综合模式体现了学校、企业在文化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方面的职能分工，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以及学校和企业的资源共享等，从而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当社会或者政府这一角色介入“学校－企业”综合模式中时，综合便走向了整合，即有可能导致产生“学校－企业社会”整合模式。有迹象表明，学校、企业、社会在职能上既分工又合作，资源充分共享，呈现出所谓的“大职教”或“职教一体化”的趋势。例如，美国的一些地区职教中心可供学校学生，企业职工、社会上的各种人员同时利用。日本的“各种学校”和资格证书培训机构也有类似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学校、企业、社会在职业教育方面出现整合的趋势对传统的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观念构成了巨大的冲击。美、日等国的大企业将企业教育向社会辐射更加强了这种冲击力。未来的职业教育将更加体现效益、民主和平等等现代意识，职业教育的模式将更加多彩纷呈。
七、现实的选择
当前，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正致力于发展职业教育，其规模是空前的，中国在引进国外职业教育模式方面有悠久历史，至今出现了兼收并蓄的局面。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着眼点仍放在学校，“学校本位模式”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
事实上，由于职业教育模式不可避免地与经济体制发生密切关系，学校本位模式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将显露其严重的问题。世界银行发表于1991年的关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政策文件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从需求出发的企业培训更有效益，除非学校职教完全与市场需求相匹配，而这在实际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由于我国的经济尚不发达，经济体制正处于从计划向市场过渡时期，现代企业制度也处于试点阶段，众多的中小企业尚难以独立地承担起企业内部的培训任务，而且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下岗人员越来越多，政府对职教的干预显得越来越必要了。正如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政府进行干预可能说明需要政府提供培训，而非为培训提供资助，或者相反的情况。”(18)这说明由政府担任主角的“社会本位模式”的职教有必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外，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顺应职教发展的国际性趋势，同时也为了解决我国在职教发展过程中的办学资源短缺的困难，尝试发展“学校－企业”综合模式乃至“学校－企业－社会”整合模式也是决策者应该考虑的。
总而言之，中国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关注世界职教发展的趋势，在模式的选择上要立足于国情，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作出明智决策，切忌盲目照搬和一哄而起。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最重要的国情特点，由此注定了中国职教发展在模式选择上有可能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但不管怎样，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建立起研究、监督和评价制度，并成功地开展活动是成功地实施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关键，否则我们永远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做得更好和做得更有效益。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华东师大比较教育研究所石伟平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注释：
①UNESCO:《Terminology of technicad andvocatinal educat on》.Revised edition 1984.
②Curtis R.Finch,Robert McGough:《职业技术教育的管理与监督》prentice Hall Inc.1982年版，P.4.
③严雪怡：《中专教育概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8页。
④Philip Forster《职业教育与培训：世界银行政策的主要转变》，《教育展望》，1993年第2期。
⑤United Nations,Committee on Informationfrom Non-Self GeverningTerritories,SpecialStudy on Educatieal Comdations in Non-self Goveining-Territories (New York 1960)P.8.
⑥⑦⑧Philip Forster:《职业教育与培训：世界银行政策的主要转变》，《教育展望》1993年第3期（中文版）
⑨亚当斯、米德乐顿、齐德曼：《世界银行关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政策文件》、《教育展望》1993年第3期（中文版）
⑩(11)王明伦：《德国职业教育的基本经验》，《外国教育研究》，1992年第1期
(12)金龙哲：《教育与经济的接点——日本企业教育调查报告》，《教育研究》1993年第3期
(13)(14)王向东：《现代美国企业发展教育的新特点》，1993年第6期
(15)Tsang,Munc.Levin,Henry M.1985:“The Economics of Overeducation”in Economics Education Revlew,vol.4,No.2.
(16)梁忠义、金含芬：《七国职业技术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204页。
(17)梁忠之、金含芬：《七国职业技术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340页。
(18)亚当斯、米德尔顿、齐德曼：《世界银行关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政策文件》、《教育展望》，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