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京历史上的教堂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教堂论文,试论论文,历史上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979.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0310(2000)03-0003-09
从一定意义上讲，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可以分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两大类。宗教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部分。本文所论述的基督教教堂文化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教意识的物化形成。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每一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而且这一文化是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周一良先生说：“文化应当包含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一般说起文化，就是想到哲学、文化美术、音乐以至宗教等主要与精神文明有关的东西。”由此可见宗教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教的生活习俗、教理教义、宗教教仪、宗教音乐、绘画、以及寺庙观堂建筑等等都是宗教文化的具体体现。
基督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总称）是世界许多民族信仰的中心，是欧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基督教在许多国家与地区，对人们的思想信仰、伦理道德、科学技术乃至风俗习惯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据1995年统计，世界基督教信徒总人数已达16亿，比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人数要多得多。基督教的圣诞节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美洲和大洋洲最主要的公众节日。圣诞节是西方国家家人团聚、各种庆祝活动异常热闹的全民佳节，宛如中国的春节。这一事实说明基督教是人类文化活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督教自公元7世纪起几度传入中国、传入北京，19世纪40年代后终于在中国、在北京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国务院1997年统计：“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400万人，教职人员约4000人，教堂、会所4600余座。——中国现有基督徒（新教）约1000万人，教牧传道人员1.8万余人，教堂1.2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2.5万余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内部文件）。第2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基督教教堂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又是人类的发祥地，其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自辽、金、元、明、清朝相继在北京定都建城后，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的文化作用日益全国化。北京的文化汇聚了全国的文化，它代表着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北京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某一方面都可以自成体系。北京教堂文化，从唐朝景教的传入、建寺立碑开始，到明朝时期天主教再度传入建堂传教算起，已经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北京教堂文化在与北京历史文化的长期碰撞、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北京历史文化中的一个体系，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北京教堂文化，也就是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本文试图从独特的北京教堂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切入，来探讨其构成中国历史文化一部分的特性，并提出一些看法，敬请诸位专家、学者赐正。
1 源远流长的北京教堂文化
教堂，是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神甫、修士、修女；基督教的牧师、长老等神职人员修道、传教、举行弥撒、礼拜、祈祷等宗教活动的场所。教堂与每一位基督教信徒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凡基督教信徒的婚丧嫁娶都要到教堂举行宗教仪式。随着基督教的传入，西方传教士在北京建堂传教的同时，也把西方国家雄传辉煌、精美绝伦的教堂建筑艺术传入了中国、传入了北京。一座座罗马式的教堂在北京这座东方文明古城中安家落户，形成了独据特色的教堂文化。
北京地区最早的教堂，是位于北京房山区三盆山周口店车厂村的景数十字寺。北京房山区的景教十字寺始建于唐朝，是北京地区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教堂。
基督教究竟是何时传入中国的？虽然中外有关人士说法不一，但是从历史遗存的确凿的文字记载来看，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从唐朝开始的。唐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即古罗马）主教阿罗本携带经卷来到中国长安，并受到中国皇帝的礼遇。当时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前去迎请阿罗本进宫到内室垂询问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云：“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相房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1](p43)1625年（明天启五年），在陕西盩厔（今周至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古代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的史实。碑文云：“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1](p43)所以唐朝时称基督教为景教，教堂为景寺，教众为景众，教会为景门。明朝天主教信徒李之藻对景教之含义曾作过解释，他说：“景者，大也，召者，光明也。”明朝耶酥会士阳玛诺也说：“景者，光明广大之义；教者，教会也，言信仰景道之人缔结之团体。”[2]阿罗本来到中国后，唐太宗不仅允许他在中国传教，而且还恩准他在长安建寺度僧。当时唐朝政府拨款，今所司（主管建筑事宜的官员）主持，在长安义宁坊修建的大秦寺（初名波斯寺），这是基督教在中国建堂之始。由于唐太宗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宽容的宗教政策，所以基督教能在唐朝广泛的传播。基督教主教阿罗本还被唐太宗推崇为镇国大法主。唐高宗继承大统之后，继续推行唐太宗宽容的宗教政策。致使全国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局面。[1](p43)唐朝全国划分为十道，“法流十道”说明在唐朝时期景教已经传入北京地区。至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禁佛，景教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唐以后，内地的景教虽然趋于灭绝，但是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有景教流行。今天北京房山区三盆山周口店车厂村景教十字寺遗址，就是唐朝景教在北京地区流行的历史见证。
随着蒙元帝国入主中原，基督教在中国再度兴起。元朝统治者称基督教信徒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是由阿拉伯文的“阿罗诃”转音而来，意思是“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也里可温是元朝统治者对基督教的一种称呼，它表明元朝建立以后，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
元朝政府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一视同仁，皆为我用”的宽容政策，以期得到各路神灵的护佑。元世祖忽必烈曾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敬耶酥，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那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3](p44)所以元朝时期，大都（北京）城内景教徒人数众多。“元朝景教教会在元大都（西人称其为汗八里）也有很大的势力，拥有三万名信徒，且很富有。他们在仪式和风俗上追随希腊教会，不服从罗马教廷，有漂亮而且虔诚地安排的教堂，有十字架和圣像以尊奉上帝和圣灵”[4](p11)元朝景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马薛里吉思有很大的关系。马薛里吉思来自中亚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干），他是一名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信徒，一生当中修建了不少景教教堂。元朝称景教寺为“忽木刺”。元朝的也里可温，不仅是对景教信徒的称呼，而且也是对天主教信徒的称谓。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的方济各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抵达汗八里（北京），元朝政府给予友好的接待，并允许他在中国建堂传教。大德二年（1294年）约翰·蒙特·科维诺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教堂，后被罗马教皇封为大都总主教，掌管中国教务。从全国来看，当时中国南北各地都建有不少教堂，并立了很多十字碑。北京房山区三盆山周口店车厂村景教十字寺在元代就曾经重新修建过，至今遗存的两通石碑碑文记载了当年元代重修景教十字寺的历史。石碑上刻有十字架，碑上还刻有叙利亚文：“仰望之，将以之而获所愿”。十字寺虽然历尽沧桑，但是“古刹十字禅林”的名称仍然沿袭下来。元朝政府为了管理基督教，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机构——崇福司。不过从当时基督教在元朝建堂传教的历史来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基督教的传播紧紧地依附于元朝统治者，教堂也多依靠元朝政府出资修建。元朝信仰基督教的人多为蒙古人、色目人，有些信徒还是朝廷中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这种“奉敕传教”的特点，很容易受政治风云突变的冲击。1368年元朝灭亡，基督教在北京地区的活动再次受到冲击而绝迹。当年基督教在元大都修建的教堂，亦遭到灭顶之灾。除了北京房山区景教十字寺因地处郊区而幸免外，其它的教堂都随着改朝换代政治风云的变化而荡然无存。
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并得到发展是在明清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各派纷纷传入中国，其规模和范围都超过了以往。明末清初是天主教在中国、在北京发展的时期。在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中，利玛窦是最杰出的人士。利玛窦在传教的过程中，极力把基督教的思想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他还从很多方面论证天主教教义和中国的儒学是一致的。他认为：“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注：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4页。）由于利玛窦的努力，使基督教在元朝灭亡以后重新出现在北京地区，并在北京重新建起了基督教教堂。
北京地区现存的教堂多为明清时期所建，教堂虽然很多，但是大多已经拆除不存了。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最有名的教堂当数天主教的南堂、北堂、东堂、西堂和北京基督教会的崇文门教堂、缸瓦市教堂以及东正教的“南馆”和“北馆”。北京地区天主教至今仍然进行宗教活动的教堂共有17所，其中6所在北京内城，其余11所分布在北京郊区。在郊区的教堂数门头沟区后桑峪教堂最有名，其历史也比较悠久。
东正教传教士在清康熙年间再次出现于北京。这些东正教的传教士取得了在北京建堂传教的权利后，却不积极传教和发展信徒，反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收集中国各方面的情报上。由于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北京的活动过多地参与政治，充当了沙俄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因此东正教在北京建立的“圣尼古拉教堂”和“奉献节教堂”实际上成为沙俄侵略中国安插在中国心脏的侵略据点。因为圣尼古拉教堂座落于东直门北大街，奉献节教堂位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内，所以两座教堂又有“北馆”和“南馆”之称。也许是由于这一历史原因，“中国很少有人信奉东正教。后来，苏联在北京东正教教会会址盖了苏联大使馆东正教北馆被拆除。”（注：姜立勋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72页。）如今北京已经没有东正教信徒了，东正教在北京地区已经绝迹。
1840年以前，来华的基督教新派传教士因为中国法律所禁，他们不能在中国公开传教。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新教的传教活动也被列入条约之中。自此，基督教各派传教士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纷纷进入中国、进入北京建堂传教。传教士的足迹遍及北京城乡各地。
基督教新教教堂一般称为礼拜堂，基督教新教的礼拜堂多为1863年以后所建。北京基督教教会是由欧美不同国家的不同宗派差遣的传教士组织起来的，所以基督教新教所建教堂最多。据粗略统计：北京现有各差会所建礼拜堂近百所，其中最有名的是崇文门教堂和缸瓦市教堂。这些教堂分布于北京各个城区与远近郊区。
了解这些教堂，可以使我们重温历史，而且有助于我们认清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与反动的作用。
2 北京教堂文化的特点
由于基督教派别不同，传入北京地区的时间不同，因此不同派别在北京地区的传教方式的所建和教堂亦有所不同。这些由基督教不同派别所建的形形色色的教堂，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京教堂文化，成为北京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归纳起来北京教堂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北京教堂是宗教活动的场所。
北京的教堂是中国基督教信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如：“北京基督教崇文门教堂每周的主日礼拜有3000多人参加。天主教北京南堂每周有四台弥撒，有2000多人参加，其中一台是专门为在北京的外国人进行的英文弥撒（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内部文件）。第31页。）。
基督教教堂（基督教新教也称礼拜堂）不同于佛教的寺庙，也不同于道教的道观。与佛教的寺庙与道教的宫观相比，基督教的教堂似乎多了几分神秘与庄严，似乎离京城百姓的生活远了点。这大概是因为基督教教堂从不搞什么庙会、也不对外开放，更不允许京城百姓随意参观的原因吧。
基督教教堂是主教、牧师、长老、司铎、修士、修女等神职人员传教布道、举行弥撒、礼拜和圣事的纯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基督教信徒过宗教生活的所在。每一个基督教信徒的婚丧嫁娶都离不开教堂。基督教信徒婚配，要在教堂举行婚配圣事；基督教的信徒去世以后也要在教堂举行弥撒。教堂是基督教教会的所在地，它与每一个基督教信徒的生活息息相关。教堂虽然谢绝参观，但是在一年一度的基督教重大节日——圣诞节期间却也不拒绝百姓的来访与参观。
第二，教堂是传播西学的中心。
中国有句俗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对基督教传教士来说可不大适用。与中国习俗恰恰相反，基督教传教士是“己之所欲，必施于人”。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用基督教文化征服中国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众多的不同国籍的传教士被罗马教皇派往中国。为了获取中国民众的好感与信赖，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不仅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大部分是西学有成就者。
17世纪初期，基督教一个派别——天主教终于叩开了明王朝宫廷的大门。随着天主教在北京的传布，一些传教士在知识传教的旗帜下，把欧洲文化传入了北京，基督教教堂成为这些传教士展示西方科学与文化的所在。明朝末年，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继唐朝与元朝之后，在北京又重新建立起一座天主教教堂（宣武门教堂——南堂）。利玛窦初到北京正值传教伊始，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招揽京城百姓进堂参观，除将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画像、十字架摆放在教堂圣台的中央外，还将地球仪、浑天仪、三棱镜、日晷仪、报时钟、西洋琴展放在教堂里，任人随意参观。利玛窦以介绍西方科学与文化为名，有意识地结交中国朝野学士名人，顺应中国文化，来传播基督教思想。在布道传教的同时，利玛窦将地圆说、日大于地、月小于地、九重天说、四元行论等天文理论首先传入中国，并向中国科学家传授基督教推算日历的方法，还教中国科学家制造天文仪器。徐光启、李之藻在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天文学后，与西方传教士一起参加了明崇祯年间的修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编成《崇祯历书》137卷，同时又完成了日晷、星晷、望远镜、圭表等的制作，使我国新法书器俱备。后来在清康熙年间，传教士南怀仁曾主持设计、监造天体仪、地平经仪等大型铜仪，并编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从此中国完成了旧历法的改革，使欧洲天文学说在中国进一步得到传播。
传教士在向中国介绍天文学的同时，还将欧洲的医药学、解剖生理学等著作传入了中国，并译成汉文出版。康熙年间，西医、西药在中国已进入实用阶段。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曾在清宫廷充当御医，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白晋和巴多明合作，将法国《根据血脉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了满文，供御医参考（注：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页。）。康熙皇帝曾经两次御驾南堂，并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解剖学。随着传教士在北京建堂传教，除传入天文学、西医学等西方科学外，西方的地理学、数学结果也传入了中国。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成《几何原本》，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与中国学者王征合作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康熙年间南怀仁的《坤舆全图》问世。欧洲文化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西方传教士将西洋奇技介绍到中国，其目的是以欧洲的奇技为诱饵，来抬高他们的地位，使中国官吏“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注：《明史(325卷)·佛郎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从客观效果，传教士为传教而给中国带来了西洋的奇器异物和近代的科学文明。虽然传播西学并非出于传教士来华的本意，但是其结果却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总之，欧洲文化随着教堂的建立而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为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和重新焕发青春注入了活力，这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北京的教堂在客观上成为传播西学的所在，起了传播西学的桥梁作用。
第三，教堂是中学西进的桥梁。
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了西方。当然中外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有多种途径，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宗教。这些西方传教士进驻北京、建堂传教，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把西洋奇技介绍到中国，以此来抬高他们的地位，并搏取中国官吏的欢心；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欧洲，使欧洲了解了古老的东方文化。北京的教堂是西学东渐、中学西进的媒介与桥梁。
明末清初时期，大部分西方传教士为了更好地推行知识传教的政策，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大多尽可能地把基督教教义说成中国人所能接受的哲理。为了传教，这些西方传教士要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字。其中有些传教士在了解了中国文化之后，很注重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典籍，并将中国的经典名著翻译成本国文字。
早在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国去。康熙年间传教士将《大学》《论语》译成西文出版。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四书译本和《中国哲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哲学思想。欧洲传教士还比较早地研究了《易经》。白晋用拉丁文著《易经要旨》，将八卦与“二进制”联系起来的假说，为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二进制”的科学创见提供了营养。在罗马出版的西班牙文的《中华大帝国史》是一本最早系统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书，也是由传教士撰写的。传教士卫匡国用拉丁文写的中国上古史《中国历史》，在欧洲影响很大。元曲《赵氏孤儿》，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德文、俄文在欧洲出版。伏尔泰还将它改编成《中国孤儿》，曾在巴黎公演。一些传教士还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轿子等带有工艺美术性质的物品，不断地运回欧洲。中国文化通过这些在北京教堂的传教士将其传到欧洲，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伏尔泰曾说：“欧洲王公和商人所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注：科奇温：《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79页。）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中国的医药学也通过在京的传教士传到西方。如：中国著名的医药学《本草》一书由传教士邓玉函翻译成西文后在欧洲影响很大，使中国的中草药随之进入欧洲市场。“大黄”，是中国最早进入欧洲市场的药物。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与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说明，北京的教堂在中西文化的沟通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第四，教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营垒。
19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葡萄牙丧失了海外霸权，英、美、法、俄、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兴盛起来，掠夺殖民地，向海外寻找商品市场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首要任务。于是，资本主义各国就把基督教各个派别当作是争夺海外市场、掠夺殖民地的工具。基督教各派充当了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外国传教士在近代时期为资本主义侵略者刺探中国政治情报、军事机密，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不平等条约的谈判，积极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马前卒。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时期的活动与过去相比是迥然不同的，他们改变了明清以来在中国传教的谦恭卑徽的态度，随着大炮和军舰昂首阔步地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不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北京的教堂也由昔日沟通中西文化的场所，变成了资本主义各国侵略中国的营垒。
西方传教士认为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唯一办法就是战争，叫嚣“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不但参与了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鸦片的罪恶活动，而且还直接参与了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活动。西方传教士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搜集情报、创办刊物、制造舆论，摇旗呐喊，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来华后创办了《中国文库》期刊，为美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大造舆论；在参加中美不平等条约谈判时，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要求最惠国待遇权。总而言之，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时期的活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
自鸦片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资本主义各国分别鉴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与俄、法、美、英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被迫重申了要“给还旧产”，而且还允许法国传教士随意地在中国各地建堂传教的权利。自此，各国传教士纷纷要求抵还教堂，一时间全国各地不断发生传教士以还堂名义霸占田宅的事件。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总理衙门的奏折说：“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业奸民指为己物，卖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则据为己有，驱逐业主。”各国传教士在“利益均沾”的口号下，蜂涌而入地来到中国。不平等条约签定后的历史事实表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事业，已经与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神父依据中法《北京条约》，唆使法国侵略军总司令葛罗，向清政府索回了基督教在明末清初时期建筑的东堂、西堂和北堂。法国传教士根本不考虑东、西、北三处教堂因“礼仪之争”后已经荒芜，地基上的居民有无搬迁困难，一律强令中国百姓立即迁走将三处教堂归还。他们的不法行为激起北堂居民强烈反对。清朝政府怕激起民变，只得与法国传教士协商，拨给教会八千两白银作为北堂的赔偿费，法国传教士孟振生收了钱，不久却再次强硬地向清政府索要北堂。清朝政府只得强逼北堂地基上的居民搬迁，将东、西、北三处教堂全部归还教会，但是已经拨给教会的八千两白银（1两=1/32kg，下同），却分文未能收回。1866年（清同治五年），教会用勒索之银在蚕池口地址上重新修建起北堂。作为北京枢机主教公署办公的所在地。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清政府为了扩建皇宫，决定给价银圈禁宫廷附近的地方，北堂也在圈禁之列。经多次协商，清政府将西什库2/3面积提供教士移建新堂之用，并拨给迁移费库平银35万两之巨。法国传教士遂将北堂迁建于西什库。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这些外国传教士，还要求在中国享有与中国官吏同等的权力，以达在中国站稳脚跟，永远占领中国之目的。为此，一些外国传教士多次向清政府提出增加权益的要求。迫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压力，总理衙门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二年）颁布了带有法律形式的《章程》，谕示各地照办。这一《章程》给了传教士与地方官吏同等的权力。对此，遣使会驻北京的总主教樊国梁说：“我们对这（指《章程》）应该知足了。”（注：台湾天主教主徒会：《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湾，1980年，第75页。）从此，一些外国传教士依仗《章程》为非作歹，肆意掠夺京城百姓的房地产。一些无赖之徒为了寻求保护纷纷入教。他们入教后，肆无忌惮地欺压邻里，为所欲为，成为社会上的特权阶层，京城百姓气愤地说：“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88页。）
英国一位外交官在他所著的《对基督教的容忍》中说：“传教士一听说教徒或自称为教徒的人受到官吏的虐待，就起来保护教徒，这种做法只能激起中国上层分子对教会的愤懑，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公然指出：“基督教最大的敌人，就是传教士自己和自称为保教的西方列强。”（注：史式徵：《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00页。）面对列强在中国的不法行为，英国人赫德在1894年早就心有余悸地预言：“中国人的热血，已被过去两千年的经历，虽把中国人的思想训练得非常冷静，但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我想很可能有一天绝望的情绪会以最激烈的方式喷发出来，我们在北京的外国人或许会被一古脑全杀光。每个中国人将说：‘如果没有这帮番鬼，我们怎会落到今天这般地步，在我们被毁灭以前，且让他们先偿偿滋味！’”（注：芦汉超：《赫德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4页。）正如这位外交官和赫德所预言的，由于外国传教士及不法教民的不法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终于酿成了轰轰烈烈的烧教堂、反教会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巨大洪流。义和团运动从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教会、不法传教士和不法教民，让这些洋人自己先偿偿滋味吧。义和团团民不仅围攻教堂，也围攻外国使馆区。这种作法虽然不可取，但是它说明中国人民对洋人、洋教痛恨已极。
在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中，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信徒纷纷躲进教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以北堂为营垒与义和团进行对抗。法国公使馆还派法国武官恩利保率30名士兵进驻北堂，当时意大利也派去10名水兵加强北堂的守卫。2000多名信徒在崇文堂牧师指挥下修筑工事，抗击义和团。一些外国传教士还充当炮手，为八国联军通风报信。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外国传教士与不法教民怀着复仇的恶念，冲出教堂与八国联军一起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见物就拿，见人就杀。北堂——这个传播“福音”的圣地，竟成为烧杀抢掠的罪恶深渊。在主教樊国梁的指挥下，北京的银子、玉器、古玩、珠宝源源不断地流进西什库天主教教堂。1901年1月9日的《纽约先驱报》登载文章说：“北京教区会计葛珑壁在三天内就发出了四十五万法郎的记名和不记名的支票。”（注：《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98页。）以普世人类和博爱为宗旨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对中国人民所抱的态度和立场，却是狂热的复仇主义，各个杀气腾腾、似虎豹豺狼。教堂成为他们掠夺中国人民的营垒。
基督教另一派别——东正教在中国的活动也是极不光彩的，沙皇把东正教教堂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和营垒。东正教自康熙年间传入中国后，先后在北京修建了尼古拉教堂、奉献节教堂和圣伊尔库茨基·英诺肯提乙教堂。尼古拉教堂位于东直门北大街东侧的今俄罗斯大使馆内，奉献节教堂位于东交民巷，所以北京人习惯地称二座教堂为北馆和南馆。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实质上是俄国政府派驻北京的官方代理机构，它名为“传教团”，实则“负有供给俄国使臣情报之秘密任务，甚至暗中参与密谋”。[5](p16)东正教教士在北京主要任务不是传教，而是执行俄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工作内容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实际上是沙皇手中直接掌握的工具。“北京东正教士的工作和生活，事无大小都成了俄国外交部关注的对象”。（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沙俄侵华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82页。）俄国东正教的传教士们以教堂为营垒，为沙俄政府干着侵略中国的勾当。例如：“俾丘林神父经常冒充中国人走街串巷，先后绘制出《北京城廓图》，编写成《蒙古志》等，为沙俄侵略中国作准备”。（注：关立勋主编：《中国文化杂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1861年，沙俄政府外交部派公使进驻北京，俄国政府居然将南馆改为俄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令传道团迁回北馆居住。“传教士们以教堂为堡垒，以教徒为臣民，形成地方的权力中心，成为国中之国”。（注：关立勋主编：《中国文化杂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333页。）这些东正教传教士们在中国巧取豪夺，无恶不作，其劣迹书不胜书。
由以上所列举的部分历史事实就不难看出，近代时期北京地区的教堂不是基督教传播福音的圣地，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营垒。
第五，教堂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历史见证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后，北京的法国教会还要求法国公使馆与清政府交涉，要求中国赔偿北京教区和教徒的损失与伤亡。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得向北京的法国教区和整个宗座代牧区赔款达500万金法郎。（注：台湾天主教主徒会：《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湾，1980年，第43页。）不仅如此，八国联军侵华攻克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加上年息四厘，共达9.82亿两。加上地方赔偿2000万两以上，庚子赔款总数达10亿两以上。清政府以“关余”、“盐余”和“常关税”等为担保。从此，清政府的重要税收，除田赋外，几乎全被帝国主义控制。帝国主义各国以“损失”多少分赃，各国传教士以“损失”最大为由，纷纷索要赔款。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从庚子赔款中得到3.8万两白银的赔款，除修复尼古拉教堂外，又新修了教众归天堂、圣母堂、英诺肯提乙堂以及修道院、坟地教堂等。北京西山地区、通县、香山等地都建堂传教。
外国传教士以天主教南堂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了冲击为名索要庚子赔款，这些外国传教士用庚子巨额款于1904年重新修建了南堂教堂，我们今天看到的南堂就是义和团运动后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的。
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也以王府井教堂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焚毁为由索得巨额赔款，并于1905年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在教堂的中间部位至今仍清晰地刻着“1905年”几个字，它记载着外国传教士掠夺中国人民财产、强修教堂的罪恶。
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法国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后趁火打劫、用榨取的庚子赔款新建了东交民巷天主堂。东交民巷天主教教堂始建于1901年，是由法国传教士高加理用庚子赔款修建的。
1903年英国伦敦会利用索赔之款，在缸瓦市教堂旧址周围征地扩建了缸瓦市教堂。
1900年后，美国卫理公会用庚子赔款先后开设了珠市口堂、花市福音堂、方巾巷堂、广安门关厢福音堂、白纸坊福音堂、平门外小沙土园堂、左安门外教堂和右安门关厢福音堂。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各国传教士纷纷出笼，乘机为各自的教会强占地盘，索要赔款，在京师重地建成了一座座教堂。
北京地区现存教堂多为义和团运动后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因此这些教堂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掠夺中国人民财产的历史见证。
3 北京教堂文化对北京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基督教的传入与西方传教士在北京建堂传教之始，独具特色的北京教堂文化逐渐形成。北京教堂文化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所以北京教堂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北京教堂文化的形成，一方面将西方科学技术、天文地理学、数学、医学、水利学等等带入北京，推动北京科学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知识的宝库。另一方面也把西方的文学艺术传入中国。中国人在北京教堂里最先看到的西洋画。外国传教士把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西方画像也带到北京，悬挂在教堂中。这些西洋艺术品传入北京后，立刻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清入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说：“明时有利玛窦者，西洋欧罗巴国人，通中国语，来南都，居正阳门西营中。画其教主作妇人抱一小儿，为天主相，神其圆满，彩色鲜丽可爱，尝曰：‘中国只能画阳面，故无凹凸，吾国画阴阳，故四面皆圆满也。’凡人正面则明，而侧处则暗，染其暗处稍黑，斯正面明者，显而凸矣。”（注：关立勋主编：《中国文化杂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350页。）西方绘画艺术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对中国绘画艺术影响较大的，当数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他到北京后居住在王府井天主堂，后在清宫廷任职。他的画别具一格，以中西掺用法而闻名于清朝画坛，为中西绘画艺术的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欧洲画风的影响下，清代画坊上出现了新的风格。
随着传教士的到来，西洋乐器及西洋音乐也传入了北京。利玛窦曾将一张铁弦琴贡献给明神宗，明神宗还命其子向传教士学习演奏西洋乐器。基督教信徒在教堂做弥撒时，也多以音乐伴奏唱诗，这说明西洋音乐自明万历年间就传入了我国，随之西洋乐理、五线谱的制作陆续传入北京。欧洲音乐传入中国，使中国的音乐，特别是宫廷音乐的内容更加丰富。
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而传入中国的欧洲文化，还包括建筑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内容。从明朝末年起，在教堂兴建的同时，西方传教士把欧式建筑风格也带到了北京。例如天主教南堂与北堂的建筑风格都属西方罗马式和哥特式建筑，教堂有彩色玻璃嵌门窗，正面都有精致的砖雕和雕像。随着北京教堂文化的形成，欧式建筑在北京这座东方古老的都城安家落户。在西方建筑艺术的影响下，欧式建筑在中国皇家宫宛也出现了。如：清代圆明园欧式宫殿的兴建，则是受欧式建筑影响而在北京兴建的最宏大的工程。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建筑群，具有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秀美可爱，也具有中国建筑的特色，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注：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5页。）
中国的语言文字与欧洲截然不同，外国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多采用罗马拼音方法。利玛窦当时只为自己学习汉字方便用罗马字母拼音，没有想到却开创了中国文字拼读的应用与研究。
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基督教传教士来化的本意并非是为了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传入中国；不过也应该看到，这些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与政府官员和商人是不完全相同的，他们除了在本国政府和军队的支持与保护下参与政治外，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要彻底改造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使中国人西方化，一句话，他们要用基督教文化征服和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这才是基督教传教士来华的真正用意与目的。基督教传教士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教化的西学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工具。基督教化的西学就是通过开办医院、设立学校、出版刊物和书籍等来影响和改造中国社会。正如西方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言：传教士的目的是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传教士的活动是以教会和帝国主义利益为指归的，以学辅教只不过是基督教传教士活动的主要手段。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的一部分，他们传播西学、开办学校和医院，只不过扮演了一个文化掮客的角色。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就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活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会摆脱了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西方教会的控制，建立了自治、自传、自养的教会，终于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如今北京教堂文化，正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北京教堂文化丰富了北京历史文化的宝库，推动了北京文化发展的历程，有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对北京的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收稿日期] 199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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