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投资的一体化理论与国家产业竞争政策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产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经济领域内，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是最基本的经济现象，二者相伴而生又共同发展。经验事实表明，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越大，直接投资的规模就越大。经济全球化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如跨国公司的发展一方面引致了大量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公司内贸易的迅速扩张。但与现实经济中的这种紧密依存关系相对立，国际经济学中的经典贸易理论与直接投资理论则相互背离。新古典国际贸易模型的框架完全排斥了直接投资的存在，直接投资的产生既无必要又无可能。而解释直接投资的种种理论所采用的不同分析框架，如垄断优势、市场内部化，又难以容纳和解释国际贸易。
如果能够在理论上统一理解贸易和投资的存在，即建立贸易投资的一体化理论，那么我们对于贸易、产业政策的考察也就具备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坚实的基础。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深入，如何运用贸易和产业政策提升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国家竞争政策的核心。在新的视角下，我们不但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国家产业竞争政策的演进历程，而且对于在目前产业变动加剧的环境下如何确立合理的产业竞争政策也能够得到新的认识和启发。
一、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框架的矛盾分析
新古典贸易模型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模型的假定包括要素在国家间不能流动、商品要素市场完全竞争、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等八个方面。以此为前提，H-O模型的推理简单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源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又是要素价格不同造成的，最后要素的价格决定于要素的丰裕程度。所以，一国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制造的商品。这一推导在逻辑上是严密的，“以长补短”的贸易模式也与常识相吻合，因此得到广泛认同，成为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
但是这一模型框架却没有给解释直接投资留下空间。直接投资目的在于利用当地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如果根据H-O理论，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可以通过密集使用该要素产品的出口充分利用，那么直接投资的方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举例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汽车、计算机的生产多数是以利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但既然劳动力的廉价优势可以通过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得到最大体现，直接投资就没有存在的经济意义。对此我们可以运用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作出进一步的严格论证。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是H-O定理的推论，曾由P·萨缪尔森严格证明，定理表明：国际贸易将导致各国间同质要素相对和绝对收益均等化，即要素价格趋于相等。我们知道，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利用当地不能流动的廉价要素（如劳动力），如果国际贸易引致两国要素价格相等，那么直接投资就不可能发生。
目前为止，对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主要围绕放宽模型假定展开。因为既然模型是正确的，那么模型不能解释的现象就应该源于其过于严格的假定。放宽某些假定，就应该能够得到充分的解释。但这一思路依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如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创始人海默(S.H.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将市场完全竞争的假定放宽至不完全竞争。他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部分企业在管理、技术等方面拥有垄断优势，正是垄断优势的存在，使得跨国企业具备相对于当地企业的竞争力。但是企业的垄断优势为什么不通过产品的出口或其它许可证方式利用，而必须直接投资呢？直接投资独立于国际贸易的存在意义还是没有得到回答。
至此不难看出，直接投资不可能在新古典国际贸易模型框架内得到解释。其内在原因要追溯到模型的经济学基础，即与之一脉相承的新古典经济学要素生产理论。
二、要素结合的非线性特征
生产的过程就是各种要素相互结合、作用的过程。不同的生产方式也就意味着不同的要素结构和不同的相互作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对生产过程的分析建立在线性方法基础上。一方面，在考虑要素价格情况下决定要素的结合被称之为技术过程，过程中各要素虽然可以相互替代，但当要素相对价格唯一确定时，要素的投入组合也就唯一确定了（等产量线与等成本线切点唯一）。换言之，最优生产方式是要素的等比例投入。另一方面，要素投入与产出同比例变化，不存在规模经济等问题。
可见，一般均衡情况下，要素投入时彼此是固定的线性比例关系，而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也呈线性关系，因此生产系统具有典型的线性特征。其本质在于：达到一般均衡时，要素的结合方式是固定和线性的，生产方式是唯一和最优的。在这样的线性系统下考察国际分工可以发现，要素价格的差异将直接叠加到产品上，要素的禀赋优势必然完全表现为产品的价格优势，这些与新古典贸易模型的推断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以线性系统为前提，新古典贸易模型的推导和结论是正确的。
但现实经济中，生产过程的本质是非线性。要素间存在互动的非线性作用，一种要素的变动势必引起其它要素的非线性变动，而其它要素的变动反过来又影响该要素，这种互动反复进行，就是所谓的迭代。基于迭代的非线性因果关系的特征是：输出(Output)对初始投入（输入）以及多种变量高度敏感，迭代时具有不确定性，也不存在唯一的均衡点。
以两要素模型为例，新古典理论认为，要素价格固定，要素A、B以最优方式结合，则产出Y最大化，即：
若考虑A、B的非线性作用，则生产函数f本身是不固定的，因为f根本上也就是要素的组合结构。由此f不但对于A、B的初始值而且对于技术、管理等多种因素敏感，这些因素的改变都可能使f改变，进而影响产出Y。如果投入增加k倍时，f改变为f′，并使得Y增长超过k倍，那么就形成我们所熟知的规模经济效应。可见规模经济的根源是非线性作用。而以规模经济为例也可看出，在要素以非线性作用结合的情况下，不存在产出最大化的唯一均衡点，这是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区别。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对要素的分析不应局限于传统的三要素，即劳动、土地和资本。实际上要素作为生产过程的组成元素、相互作用的基本单位，包含着更广泛的内容，如技术、管理、营销模式等等。这一点新要素贸易理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随着生产的规模化和现代化，越来越多的原来隐含在生产过程中的元素开始分化和独立，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不扩展生产要素的范围，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生产。
三、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理论
如前所述，新古典贸易模型的推导过程是严密的，问题在于其基于线性系统的分析方法。因此我们可以沿用它的推导逻辑，同时引入要素结合中的两个新性质，将模型的分析范围拓展到非线性系统。其一是要素的非同质性，其二是要素间的非线性作用。
要素同质是新古典贸易模型的隐含前提。但现实经济中的要素显然是非同质的。如不同的劳动力在职业素质、生产技能上差异很大；不同的土地在区位、肥沃程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别。非同质的要素依然可以相互替代，因此在市场完全的情况下，依据相互的生产能力比将形成相应的价格比。各国的非同质要素在国际贸易存在的情况下，根据要素价格相对均等化原理，同样也可以依据总体生产能力形成相应的价格比。如A国劳动力生产能力是B国的k倍，价格也就是相应的k倍。
再看要素结合的非线性。由于要素间存在互动的非线性作用，生产函数不确定，因此生产过程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当产出增长超过投入增长时就形成正反馈效应。如前面分析的规模经济，就是规模影响生产函数和产出而形成的正反馈。
将要素的非同质性与非线性作用结合起来可以发现，非线性作用的存在使得不同性质要素对生产函数的影响程度（敏感度）不同，即不同性质要素导致不同要素结合方式。还以两要素模型为例，A、A′代表不同性质的要素。
由于要素结合中非线性作用存在，生产函数f变为f′，若这时效率提高，则产出增加，而A、A′的价格差异是不能反映这一变化的。对于某个具体的生产过程，只有一些特定性质要素能够导致效率提高，甚至一定范围内形成正反馈（报酬递增），而不同质的同种要素则无法导致同样的效应。在国际分工中，各国要素的性质差异明显。如果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只能与特定性质要素结合产生报酬递增，而这种性质的要素只在某国存在，那么到该国进行直接投资就成为提高效率的唯一选择。非同质要素价格虽然不同，但价格只能反映一般生产能力差异，对生产过程中的非线性作用则无从体现。
以劳动力为例，A国劳动力高质高价，B国低质低价。如果考虑贸易的存在使得要素价格相对均等化，则价格比就是生产能力比，设为k。对于家电产品的组装，简单的工作不需要复杂的技能，因此两种劳动力形成的实际生产能力接近1:1。而对于精密仪器制造，高度的技术素质是必须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因此实际的生产效率比可能大大超过k倍。于是A国的家电产品的组装企业应到B国投资生产，而B国的精密仪器制造企业则应到A国投资。关键是高素质劳动力的投入在精密仪器制造过程中形成报酬递增，一定范围内劳动力素质越高，产出（质量和数量）就增长得越快。
对其它要素亦可同理分析。如土地的非同质主要体现在区位上。A国技术核心地区（硅谷）与B国的港口的土地差异明显。当原料进口、产品出口对于生产过程的进行举足轻重时，港口附近设厂是理想选择；而对于象微电子设计、基因制药等高技术企业，不及时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等，结果必然是致命的，因此必须设立在技术核心地区。当企业来自国外时，直接投资由此发生。这种直接投资模式与两国的要素的丰饶与否（禀赋）没有必然联系，而取决于要素性质与生产过程的结合。
总结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并存的逻辑是：
1.各国要素的量的不同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动力，量的差异导致的要素价格差异随着贸易的发展而消失（价格均等化）；
2.各国要素在质上的不同是直接投资产生的根本原因，如果特定性质的要素与其它要素结合时由于非线性作用的存在而改变了生产函数，提高了生产效率，甚至形成正反馈，那么由此形成的效率优势就决定了生产应该放在拥有该要素的国家进行，投资由此而生；
3.国家间不可流动的要素在数量和性质上差异是形成国际分工的原动力，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在不同方面利用这种自然差异，共同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
四、里昂惕夫之谜及其它复杂性现象的解释
里昂惕夫之谜是经济学家对新古典贸易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按照H-O模型，美国作为资本丰裕的国家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实际经济数据的结论恰好与之相反，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一悖论引发了理论界对于经典贸易理论的反思，并出现了种种解释以补充要素禀赋理论。
现在我们重新分析这一现象，作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的验证和应用。如前所述，随着贸易开展，要素价格趋于相对均等化，美国劳动力高素质对应的是高价格。但对于机械、家电类产品的制造，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不需要劳动力的高技能，高素质劳动力与一般劳动力的实际生产能力比接近1:1，因此生产应该放在劳动力以低素质低价格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这类产品通常属于资本密集型，当返销回美国时，就形成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而对于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高素质的人才和良好的创新环境必不可少，放在美国则产出的增长远超过投入（劳动力价格）的增加，于是又可能产生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设计）出口。可见里昂惕夫之谜的发生是符合经济逻辑的，并不存在理论和现实的背离。
类似于里昂惕夫之谜，国际分工领域还存在许多现象不能为经典贸易理论解释，如部门内贸易、公司内贸易等，而针对这些现象提出的新理论又往往不能解释其它现象。这些可称之为国际分工中的复杂性现象，而复杂性的根源正是要素结合时非线性作用导致的生产函数的不确定性。研究这类现象可以遵循相似的思路，但具体解释则需要分析特定的要素性质和生产过程。下面仅对两种典型现象即部门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作初步讨论。
部门内贸易指一国即出口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发达国家间部门内贸易比重上升是二战后国际贸易格局最主要的变化之一。分析发达国家要素在质上的差别是解释部门内贸易的重要途径。如美国和德国作为发达国家，劳动力基本是都是高素质高价格，但是德国劳动力由于偏重生产技能的培训，产品在工艺上比较精密；而美国劳动力侧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产品在设计、技术含量方面较为出色。这种差异在两国各种同类产品上均不同角度地表现出来（常被称为风格），如汽车、电器等等，而这种同类而不同质产品的国际交换正是部门内贸易。概括起来就是，各国要素在质上的差异导致了同类产品本质上的差别化（而不仅仅是在品牌、档次上的差别），并由此形成广泛的部门内贸易。
再看公司内贸易，这指的是跨国公司的母子、子子公司间发生的贸易，其实质是跨国公司通过国际分工在不同国家生产某一产品的不同部分以使生产成本最小化。显然，公司内贸易是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相联系的。没有直接投资，就谈不上公司内贸易。因此可以沿用一体化理论对直接投资作出的解释。充分利用各国特定性质要素对于特定生产过程的效率提升效应是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细分并放在不同国家的根本原因。
五、国家产业竞争政策的演进
运用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就可以将贸易和产业政策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推古知今，我们首先分析贸易、产业政策的演进过程。
经典贸易理论以简化的线性系统作为现实经济的近似，其推导的贸易模式以禀赋优势为基础，而充分发挥禀赋优势的条件就是自由贸易和竞争性市场。有了自由贸易和完全竞争的市场，最优均衡即基于禀赋优势的国际专业化分工就能够自动形成。由此最佳的贸易政策应该是自由贸易政策，即不干预政策。
但是，这—理论—政策体系受到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挑战，遵循要素禀赋原则出口初级制成品的发展中国家无法改变经济的落后和依附的地位，而采用积极干预政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东亚各国则取得了高速发展。为解释这一现象，经济学家先划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两种战略，而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归因于出口导向，再把出口导向与自由贸易相联系，以补救经典贸易理论。但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在理论上并无绝对高下之分，而实践中无论经济成功还是失败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都是交替运用两种政策，因此这一解释是不成功的。
鉴于此，新贸易理论将解释的重点放在规模经济上，规模经济代替要素禀赋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动力。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一国就可以通过扶植某些战略性产业抢先占领国际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带来的超额利润，而不必考虑要素禀赋上是否具有比较优势，这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这一理论提出的政府干预思路与东亚国家的实践是基本吻合的，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利用规模经济推进产业升级的贸易理论一政策体系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强行扩张的产业模式完全依靠投入驱动，而政府干预又导致方向选择的盲目性。曾经是成功典范的韩国一蹶不振，投入链条的中断使得大宇等核心大企业相继破产，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受到考验。至此，在现实经济的反例面前，贸易理论、政策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
现在，我们突破传统贸易理论的线性框架，重新分析这一问题。无论贸易还是投资对生产格局的改变，本质目的都是通过组合各种要素以提高生产效率，形成比较优势。传统理论认为，比较优势的唯一来源是要素禀赋差异。而现实经济中，非线性作用的存在改变了生产函数（要素结合），进而影响了生产效率。不考虑这种效率提升效应，简单依据禀赋自由贸易是不可取的。这种非线性作用导致的效率提升效应中，规模经济是最普遍的一种。生产函数对投入初始值即规模敏感，规模经济由此而生。利用规模引致的效率提升和路径锁定效应，形成竞争优势，在这一点上，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先进的和合理的。
但另一方面，规模经济并非唯一的非线性作用导致的效率提升效应，而只是其中之一。规模经济要成为决定国际分工格局的核心因素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其它形式的效率提升效应不明显，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生产函数只对规模敏感，而不受其它因素影响。换言之，生产方式必须相对固定，不受到新技术出现、消费偏好变化等因素影响。相反，当生产函数受多种因素影响，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之中，规模经济所要求的生产方式固定性反而成为变迁的障碍。日本在60年代扶植钢铁产业获得很大成功，而对于半导体、芯片制造业的巨额投入则收效甚微，在数字化电视标准上的竞争更以失败告终。同样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何效果大相径庭？原因就在于不同产业的生产方式稳定性不同，钢铁是生产方式最稳定的产业之一，而半导体、芯片制造业技术变迁很快，产品生命周期极短，决定数字化电视标准的变数则更多。事实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成功的领域都是生产方式比较稳定的产业，如钢铁、化工、汽车等，在生产方式不断变动的产业，如信息、生物、服装等，战略性贸易政策难以奏效。至此，我们已经基本回答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适用范围问题。
六、以寻优为取向的国家竞争政策
在当前竞争全球化和技术创新加速的背景下，国际分工格局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规模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前提即生产方式稳定已难以成立。不但在新经济体系中而且相当多的传统产业内，技术创新速度加快和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的趋势都十分明显，生产方式变化的节奏正不断加快。因此规模经济已不是普遍适用的竞争模式。一些经济理论将新经济的增长基础归结为规模经济，结果导致网络企业的盲目扩张，并在现实中遭到重挫，其失误不言自明，这是一点引申。在经济系统环境变动加剧的情况下，如何组合不同性质的要素形成良好结构以提高生产效率，这只有通过反复组合尝试才能确定。由于组合的无限多可能，事实上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最优均衡，存在的只是寻找更高效率组合的过程：寻优过程。换言之，要在变动环境中重组要素提高竞争力，关键是建立寻优机制。寻优机制的内容包括：
要素兼容性，一种要素要能与不同性质的要素成功结合，自身必须具备很好的兼容性，例如劳动力要适应各种不同的生产过程，自身必须具备一定基本素质，如生产技能、职业精神等；
要素独立性，要素进入和退出生产过程相对容易，这样组合才不会有过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就劳动力而言意味看良好的人才市场和失业保障，就技术而言意味着健全的知识产权体系；
要素关联性，要素之间有一定关联度是寻优的基础，要素间没有联系就不可能加以组合，因此闭塞的农村很难出现现代化企业，而硅谷之所以是新经济的核心就在于其要素高度关联，新技术、风险资本等随时根据市场变化重新结合。
实际上，寻优机制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非常明显。香港、新加坡资源贫乏，劳动力也不廉价，但却是亚洲最具竞争力的地区，这是禀赋理论无法解释的。可以说良好的寻优机制是它们长期竞争力的基础和保证。
总结以上思路，竞争优势的形成绝不仅依赖于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自由贸易的最优均衡只是线性系统下的理论状态，对理解国际经济的竞争过程不能提供实质帮助。非线性作用的普遍存在为非同质要素的耦合提供了无限可能，在非线性的现实世界中，生产函数不但对于投入要素的性质、数量（规模）敏感，而且广泛受到各种系统因素的影响，生产效率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波特教授概括的决定竞争优势的因素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系统变量，原因正在于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的规模经济只是许多种非线性作用导致的效率提升效应之一，因而局限性是必然的。在变动的环境下，任何固定模式都难以长久保持竞争优势，只有通过要素的不断组合才能寻找到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寻优过程。寻优是微观过程，政府无法替代，但寻优机制的建立是宏观过程，政府可以推动。这样一种以非线性为基础，以寻优为取向的政策，我们称之为演化型竞争政策。政策不以特定的产业格局为目标直接干预微观演化（自组织），而是通过寻优机制的建立去控制演化的方向、催化演化的进程。
以发展中大国为例，泛保护政策显然不可取。对于生产方式稳定的基础性行业，以庞大内需为市场，国家可以通过扶持规模经济逐步提升产业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但对于生产方式变动迅速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相对发达地区应该借鉴香港、新加坡模式，以寻优机制的建立为方向，推动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而不应过多考虑本国在产业中的比重和地位。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竞争和效率是主导，国界因素在跨国生产中已逐步淡化。从根本上看，国际分工地位的变迁必须以要素性质的累积变化为前提，如劳动力素质提高、技术创新增加，如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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