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动向论文,战略研究论文,海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是典型的海洋国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海上邻国。日本的海洋战略不仅是日本国家战略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与中日关系的走向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海洋权益息息相关。本文拟对日本近年来强化海洋战略研究的背景、动向、特点等问题进行若干整理和分析，以期得到方家教正。
一、日本强化海洋战略研究的背景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对海洋的关注和对海洋战略的研究逐步升温。这种动向的出现，既有世界性的宏观背景，也有日本自身的现实考虑。
首先，这一动向源于日本统治阶层对未来国家战略的思考。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趋于高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顺应全球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本国利益。日本一些学者和战略问题研究家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世界秩序依然会继续受上述两大趋势的影响，日本应该重新审视和适时调整自己的大战略，明确提出把海洋战略作为国家战略，力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以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为首的“海洋国家研讨组”就持这种看法。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海洋国家——日本的大战略》一文中指出，现在正是开始描绘21世纪日本国家形象的时候。他依照各国对伊拉克战争的不同态度，把现在的国际政治结构分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两个对立系统，认为这种对立是由历史和传统的国家战略的差异造成的，特别是由于战略视野的不同而产生的。（注：
。）海上自卫队参谋长石川亨（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题为《海洋国家日本的未来》的访谈中，从“冷战落幕，东海浪高”的现实着眼，认为日本的国防战略中最重要的是守卫海洋国土，海上自卫队的任务要从传统的确保海上生命线扩大到保卫海洋国土，维护海洋权益。（注：
。）
其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海洋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1990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敦促沿海国家把海洋开发列入国家战略，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此后的1998年成为联合国国际海洋年。各沿海国家纷纷建立或加强了海洋综合管理机构和海洋战略研究机构，开始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战略。作为列岛国家的日本尤其如此。1990年至今，日本政府先后两次制定了国家海洋开发中长期规划。学术界在政府和财界支持下，组织全国有关学者专家连续数年进行海洋战略和国家战略关系问题的研究，至今已经推出数十部专著和大批研究报告。1996年，“海洋日”被确定为国家法定假日。海洋科技开发经费投入在经济连续十余年不景气的情况下仍逐年增加。在2001年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科技基本规划中，海洋开发和宇宙开发共同被确立为维系国家生存基础的优先开拓领域。“海洋国家日本”、“海上生命线”等字句频繁出现在日本各种媒体中，普通民众对海洋问题的关注也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不断增加。
其三，日本重视海洋战略来自于它对海洋的依赖。从经济方面来看，人类对海洋资源的依存度逐年上升。以往人们谈论起海洋资源主要是海洋生物类水产资源，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石油、天然气、海底金属矿藏等较之以往备受关注，日本的陆地上能源矿产储量极其匮乏，自然更把海洋作为一个重要能源来源地。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对海上贸易的依存度，主要根据海上进出口总量、海上贸易占GNP比重、商船总吨位算出。日本在这方面比重超过90%，远远高于英国、荷兰、挪威等国的70%。
其四，把目光投向海洋也是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化”倾向的反映。日本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经济大国，它还正在试图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为此，日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竭力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且为日美同盟重新定位。在海洋领域，日本尤其注重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更有效地在海洋秩序的形成和交涉中维护和扩大本国的权益；二是如何解决好海盗、恐怖袭击、偷渡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确保对日本来说生死攸关的海上生命线的畅通以及海岸安全；三是如何在岛屿和海域争端中占据优势。日本分别与韩国、中国、俄罗斯有领土争端和海上划界问题，南海和台湾海峡也被日本高度关注。此外，中国海军力量的增强、海上调查活动的进展以及东海油气开发等，也使日本一些人感到紧张和不安。
二、日本对“海洋国家”内涵的再解释
40年前，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曾经说过如下一段话：
“我们邻近东洋却不是东洋，我们飞离西洋却不是西洋。但是，这给日本带来烦恼的同时又给日本提供了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限制军事力量采取妥当的防卫政策。也许日本是一个资源少、人口过剩的国家，但是同时它却具有‘通商国民’这一巨大的优势。今后是一个开发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也许日本已经没有多少可开发的国土，但是我们可以开发的领域是广阔的海洋。我们的强大不体现在一个宏大的计划，而在于使小计划的集合变成可能的无限的适应力，以及能够生成冒险精神的活力。在这些意义上说，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而且，发掘海洋国家这种伟大的能力，靠的是能够把‘冒险’和‘慎重’、‘非英雄主义’和‘英雄主义’结合起来的政治技巧，以及需要‘慎重’但同时又不以‘慎重’为结局的广阔视野。我把它称为地平线，那里有日本的未来。”（注：
。）
高坂正尧所提出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是战后日本研究“海洋国家”问题的先声。近年来日本的“海洋国家”论者，在许多方面继承了高坂正尧的思想，同时又为其赋予了一些新的内容。
近来，在日本学界和政界人士对国家战略问题的讨论中，“海洋”成为突出的话语。实际上，“海洋”的凸显并非偶然，它源于对“日本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思考。不少日本学者认为，在探讨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国家战略之前，首先要弄清“日本是什么”，也就是其独特的、本源性的东西是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进行探讨，他们得出了与高坂相似的意见：日本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其最基本的特征是一个海洋国家，一个处在地球上的四面环海的列岛。这既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日本这个国家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正由于这种特殊性，生活在列岛上的人们才与中国文明或西洋文明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未被同化。也有学者提出天皇制或武士道是日本特有的，可以将其作为日本文明的根本特征来考虑日本文明的走向。但大多数人认为，武士道和天皇制都是在日本历史发展的某个时期才出现的，或者是带有一定价值取向的概念。四面环海的列岛才是日本文明形成的前提，并且由此决定了日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式——“岛国式”和“海洋国家式”。（注：
。）
本来，“岛国”和“海洋国家”是意思相近的两个概念，它们常常分别作为与“内陆国家”、“大陆国家”相对立的概念来使用。但是，在日本，“岛国”和“海洋国家”近年来又成了一对含义不同互为对照的概念。在地理因素之外，“岛国”往往被赋予自我封闭、自以为是、目光短浅、气量狭小、与世无争等带有贬义的社会文化特征，是一种内向、收敛的思维模式和心态。相反，“海洋国家”却带有面向世界、冲破束缚、探索冒险、气概宏大、进取参与的褒义特征。回溯中外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可以看到，大多数走“海洋国家”道路的民族和国家都强盛发达，反之则衰弱贫困。“海洋国家”成了通往“近代文明”和“现代化”的普遍路径。在日本，虽然也有学者称赞“岛国”给日本带来的好处，比如绿色的田园风光、独特文化的生成和保护，但是大多数人仍主张必须面向未来生存和发展，走出“岛国”的局限，迈向“海洋国家”。而这里所说的“海洋国家”，未必是只有物理意义的海洋，它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在开放的过程中和在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追求日本国家利益的志向。这既是日本面对海洋世纪的挑战而采取的对应，也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社会气候不断变化的反映。
传统意义上的“海”除了“鱼盐之利”外，它首先是一种交通和交流的手段，通过船这一运载工具实现人和物的移动，同时借助这种移动来沟通信息、传播文化。此外，它当然还有资源、环境等多重意义。近来，在谈论海洋战略时，一些日本学者对“海”的概念也进行了语义上的再定义。他们认为，新的时代必须对传统的“海”、“海洋”进行扩大的解释。这种广义的“海”包括空间、宇宙，从水体延伸到海上、海底、南极大陆和宇宙空间，也包括因特网等信息通讯要素。这样，自然的、物理的“海”和“海洋”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增添了更多的社会意义，增添了海洋社会、地球社会、网络社会、开放社会的含义。（注：
。）
实际上，“海”本身就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闭锁、隔离、防卫，另一方面是开放、沟通、开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前者的功能在不断减弱，后者的作用在日益扩大。正是因为对海这种双重性的不同侧面的倚重，才会呈现所谓“岛国”和“海洋国家”的不同特点。所以对“海”的扩大的解释和走向“海洋国家”的呼吁，也就自然成为日本探讨和制定海洋战略的话语前提。
三、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几个特点
（一）政府、学界、媒体以及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
日本政府设立了海洋开发审议会，作为最高咨询和决策机构，保证政府在海洋问题上的主导和统一。文部科学省内设海洋开发分科会（属科技学术审议会），其日常机构设在文部科学省海洋地球课。中长期的海洋开发构想和推进方略都是由该分科会征集、研究、确定。如该分科会2002年制定的日本文部科学省《立足长期展望对海洋开发的基本构想和推进方略——21世纪初叶的日本海洋政策》就是为了适应形势变化，对12年前的同类《方略》进行了大幅度修改而完成的，成为日本此后一个时期海洋政策的基本文件，其内容包括对日本国内外海洋形势的分析和日本海洋政策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及推进方案。
2004年6月，根据自民党提出的《维护海洋权益报告书》的建议，日本政府又设立了“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由首相和相关省厅的大臣等官员构成，下设相关省厅会议和干事会，建立信息共享系统，并且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保护领土、领海和海洋权益的战略。
在研究海洋战略思想和重大海洋战略问题时，日本政府注意依靠权威专家，做到了政府、学术界、经济界乃至军界的广泛参与。日本素有官产学结合、官民一体的传统，在研究海洋问题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如1987年设立的日本国际论坛就是一个有政府背景的民间的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的审议、研究、建言机构。这一论坛的“特别研究项目”中设有“海洋国家研讨组”，成员26人，包括大学教授、研究员、评论家、财团和企业首脑或顾问、原海军将领和现职国会议员。该研讨组研究了许多子课题，还定期举办讨论会和报告会，向政府提交研究报告并出版各种书刊。（注：
。）
日本政府还十分注意利用媒体唤起民众对海洋问题的关切。有一个例子颇能够说明问题。2001年2月，外务省召开了“21世纪海洋国家日本的外交政策”研讨会，由副外相主持，有关专家和普通民众150人出席。研讨会的主题是如何应对海洋秩序面临的新课题，包括海洋法与外交、偷渡、海盗以及渔业等问题，从法律和国际政治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不仅现场听众踊跃参与讨论，还通过NHK电视台播放，全国有上百万人收视，引起了国民对海洋问题的关心，加深了他们对国家海洋政策的理解。
（二）海洋战略方针和参与国际海洋事务方式方法的转变
首先是从以往过于强调对海洋的开发利用转到“认识海洋”、“保护海洋”、“利用海洋”，使三者并重，相互平衡。从以往海洋政策过于注重现实利益转到全球和大战略的视野，把“海洋的可持续利用”这一国际上新的共识确立为目标和最重要的课题。从过去的各领域各部门“分散作业”转到各方面共同协调实施。
其次是比以往更积极地参与国际海洋法秩序的形成过程，最大限度地争取海洋权益。日本一些海洋法专家建议不能仅仅局限于遵守海洋法，更要会充分利用海洋法，在国际海洋纷争中，从注重对文本条文的理解和解释转到灵活地应用。在国际性海洋法律文件形成过程中，从一般参与改为积极介入，把日本的政治意图借助于国际法的规则反映出来，从而达到争取和扩大国家利益的目的。他们还开始学习美国的传统做法，即首先通过国内法的形式将利益固定下来，使其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对别国的异议则通过主张国内法优先原则和行政司法分立原则来应对。日本一些人还注意到，在当今国际社会，参与海洋事务和解决海上争端时，无论是政治外交方式还是纯军事方式，都不能一味强调本国利益，而要注意兼顾各国或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强调全球性和地域性共同课题，采取迂回的方式和对方国家容易接受的做法。在他们看来，陆地国家一般多采取直接方式依靠强力扩大势力范围，而海洋国家更应依靠间接、柔和的方式。同时，在走出本土、拓展海外活动领域时注意“师出有名”，如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等。
（三）发掘历史资源，反思既往的海洋战略，强调海洋空间的战略意义
众所周知，世界历史上主张海权论的人物出现过不少。如古希腊的狄米斯托克利、雅典的伯里克利、中国明初的郑和、英国的罗利、苏联的戈尔什科夫等等。特别是美国前海军大学校长马汉，他在著名的《海权论》一书中提出：制海的要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地势、涉海民众数量、国民的特性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海军。马汉的理论和主张对美、英、德、日等国的海洋认识和海军发展乃至国家战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年来，日本在探讨海洋战略的过程中，不仅马汉的理论被重新提起，日本历史上的关于海权的理论资源也受到重视。除了前面提到的高坂正尧和他的《海洋国家的构想》之外，最受瞩目的是佐藤铁太郎的主张。佐藤铁太郎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海军军官，后官至海军中将。他比马汉小25岁。1892年即马汉的《海权论》问世两年后，时任海军大尉的佐藤撰写了《国防私论》一书，首倡日本国防应以海军为主导，海军优先于陆军，采取“海主陆从”战略。1901年，佐藤从当时最大的海上强国英国留学两年后回国，第二年发表了《帝国国防论》，极力主张日本应当效法英国强化海军力量。佐藤认为，英国的战略目标并非染指和控制欧洲大陆，而是通过发展海军求富于海外。他力主放弃日本陆军追求的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战略，认为那样势必与俄罗斯形成对峙局面，并引发中国、朝鲜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将因为争夺市场招致与英美的冲突。他还指出，一味发展强大的陆军也会因过度征兵而带来民众负担，陆海军并行发展也不为国家财力所允许。（注：
。）
从表面上看，日本自1872年后就已经确立了海陆军并立体制，似乎海军已经有了地位，并且一度与英国结成所谓“海洋国家同盟”，但实际上直到战败，无论是国防指导思想上还是实际运作上基本都是陆军主导，即“陆主海从”。不过，日俄战争前的1903年，海军终于获得了军令上的独立指挥权。可以说，这与佐藤铁太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佐藤的海权论在当今日本被重视，反映出日本学界和军方研究海洋战略时对历史经验的思考。
在当今日本，有不少人批判“专守防卫”政策，指责它是陆军国家式的思维，“专守防卫”等于“国土防卫”，在这样的思维定式内无法造就出“海洋防卫”和建立海洋国家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还有人指出，海上自卫队墨守成规、唯我独尊的现状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的军官。他们呼吁要尽快改冷战时期日本战略中的“萎缩式思维”为“进取式思维”，积极主动地参与、介人海洋问题和世界事务。（注：
。）
（四）将日本的海洋战略问题放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讨论
一些学者对把海洋战略问题局限在国际政治领域和维持战略平衡的前提下进行讨论的传统做法提出了质疑，主张必须把海洋战略放到反思日本战后50多年所走的道路，如何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主权独立国家，即所谓“普通国家”这样一个大战略中来研究。也有学者把海洋问题提升到一种文明样式和一种历史观的层次做比较考察。另外，有人甚至提出了由海岛构成所谓“日本联邦”和西太平洋“海洋国家联邦”的设想。（注：
。）
四、日本海洋战略研究与中日关系
中国在日本的海洋战略研究中往往被置于话题的中心。这与中国这些年来的快速发展有关，也与所谓“中国威胁论”有关。“中国威胁论”来自西方一些人对冷战后中国的定位和判断。这种论调源自两点：一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国毕竟成了仅存的有巨大国际影响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这是一些人不愿意看到的。二是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显著增强，令这些人对本国的地位和前景感到担忧。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出现过“中国威胁论”，但那时的情况更多的是由于冷战中意识形态的对立，表现形式也主要是间接的和观念上的。而90年代日本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却是把中国视为一个单独的巨大实体，是对中国国力和方针政策综合判断后产生的恐惧和不安。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的“威胁”，成了日本一些研究东亚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学者、观察家和政界人士关注的焦点。从日本海洋战略研究中一些关于中国的议论，能够感觉到中国在他们的海洋问题思考和国际战略中所占的位置，也能窥见一些论者的心态。
受美国影响，日本也出现了把中国视为“伙伴”或“对手”、采取“接触”或“遏制”方针这两种不同的政策主张。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介于两者之间。如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认为，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威胁不利于对形势的判断，今后东亚势力均衡态势总体上未必明显对中国有利。他认为，中国的外交行动式样基本是被动的、反应的和维持现状式的，但台湾的走向诱发中国大陆行使武力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中国既是“现状维持势力”，又是“现状变更势力”。说中国是“现状维持势力”，是因为中国主要致力于国内建设，要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但同时由于中国有着长远的现代化强国目标，一旦拥有打破现状能力的军事优势，也可能成为一种威胁即“现状变更势力”。田中主张在没有充足理由证明对方是“邪恶”国家之前，则应视对方对待自己的态度来回应，维持一种通常的国际关系。（注：
。）田中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
在一些人担心中国强盛的同时，另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旦中国经济走向衰退，不仅会给日本的海上安全和经济带来威胁，而且会给整个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危险，所以日本和国际社会必须支持中国保持经济增长。伊藤忠商事公司常务董事近藤刚就认为，中国的体制和安全影响着中国在国际上的态度和行动，而维系体制和安全的最重要的一环是经济成长，一旦经济受挫，就将转而依存于民族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并且更大的意义在于把中国引入世界经济体系，制约可能出现的过激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他还预见随着经济的繁荣，中国势必出现政治的民主化。（注：
。）
有的论客借钓鱼岛问题、中国的海上油气开发以及海上调查船在日本周围海域活动等问题，批判日本政府对中国外交“软弱无力”。有的则大力渲染中国海军力量的增大，建议日本政府削减和停止日元贷款(ODA)。有的则主张应该综合运用金钱政治（经济）、武力政治（军事）、语言政治（外交）等多种手段来应对因中国的发展带来的东亚势力均衡的变化，主张不能像过去那样同外界打交道时单纯依赖经济手段，否则一旦对方出军事牌日本无法对应，而外交方面又缺乏主体意识和应变能力，因此他们建议要把解决这一课题放到优先位置来考虑。右翼政客西村真悟预言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将会走向分裂，建议应当提早研究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届时如何介入的问题。他极力主张要采取对策来对付所谓中国的海上军事进攻的意图，危言耸听地说如果钓鱼岛落入中国之手，一星期后日本的汽油价格将上涨数倍，届时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将被切断，日本将完全屈服于中国。（注：
。）
日本右翼政论家藤井严喜认为，日本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中国由于受到内部的压力和控制沿海的战略需求，故而向海洋亚洲膨胀，并力图控制台湾。他主张日本应该采取的战略，第一就是与台湾当局结成命运共同体，并强化与东南亚各“海洋国家”的关系，形成所谓“黑潮同盟”；第二是加强同亚洲内陆国家的合作，在背后牵制中国；第三是强化日美同盟，如同当年依靠日英同盟对付俄国一样，通过日美同盟对抗中国。藤井认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失败在于过多地介入“支那大陆”而无法自拔，必须吸取经验教训，从外部破坏中国大陆的平衡，防止出现“绝对统一的专制权力”。（注：
。）此外，还有人把中国的沿海省份包括台湾称之为“海洋中国”，认为这些地域存在分裂的可能性，提出一旦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多地域多民族国家出现分裂，所谓“田园式海洋国家”日本或许能成为一个范式，甚至扬言可能由日本来管理和控制这些地域。（注：
。）
日本人研究海洋战略时总离不开谈论日美同盟。绝大多数日本的战略学者都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主张现阶段必须继续维持它的存在。日美同盟是冷战的产物，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继续维持并强化它，主要针对的是谁显而易见。实际上，2004年日本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已经明确地把中国视为威胁。日美同盟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军事和安全保障，它同时是一个政治同盟，也是一个海洋同盟，在能够预见的将来它一直会是日本外交的支柱。日本众议院议员爱知和男认为，对华外交是日本最难的外交课题，单单依靠日本自身的力量无法同中国抗衡，必须与美国联手同中国打交道。同时，他认为在这一点上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有与日本相同的想法，有必要同这些国家加深联系。他甚至说，日美关系说穿了就是对华外交，以日美关系为中心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不仅是日本的生存之道，对美国来说也极其重要，因此如何让美国与日本达成共识非常紧迫。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挎田茂树建议日本应当切实考虑与印度的关系，认为在对华问题上两国有共同利益，并认为尽快实现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有利于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处于主动。（注：
。）
结语
海洋关系在中日关系中所占的比重正在明显增加，而且，一系列的涉海问题往往最直接、最尖锐地与国家主权、权益和民族情绪纠缠在一起。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考验着国民的素质和政治家的智慧，也是摆在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日本的海洋战略研究动向，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有益于我们开阔视野。如，对一些概念进行再探讨、再认识，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角度，对海洋战略历史经验的反思，多方面参与研究海洋问题，把海洋战略放在国家战略和文明发展中来考察，等等。同时，我们观察和研究日本的海洋战略，不能单纯就事论事，而应当着眼于未来，在深入分析和探寻实质上下工夫。比如，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这一命题，其概念所承载的意义是一种战略思维的转变，是与日本力图摆脱战败国的束缚成为“普通国家”的目标相呼应的。“海洋国家”这一地理名词的背后，表达的是参与、介入、走出去的强烈愿望，说到底是一种扩张意识。
日本在海洋战略研究中形成的共识和相对集中的意见必然反映在它的战略规划和海洋政策中，日本一些专家和权威人士的思想和言行也会对其战略施加影响。这一点，我们从日本政府在海洋开发的规划以及日本在海洋问题上的表现和对应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每个国家对自身利益和生存环境的关切是自然而然的。在物质资源方面，日本是一个资源小国，必然要更多地与外界打交道以求得生存发展。但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手段，其结果大不相同。而且，正如我们通过一系列事实所看到的那样，日本的一部分势力一方面想塑造“海洋国家”和维护国际秩序的有作为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却每每以“岛国”的狭隘心态回避历史真实，逃脱道义责任，戒备防范邻国。回顾中日复交33年来的历史，我们看到两国在各方面特别是经济上往来日益密切的同时，政治互信和国民感情却在总体上偏离“中日友好”的初衷。（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于2002年9-10月和2004年10月两次舆论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民众对日不亲近感显著增强，日本方面的调查也出现类似情况。）最近几年两国之间摩擦不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和深思。两国如何用长远的眼光，理性地处理各种问题和争端，构筑健康的包括海洋关系在内的中日关系，是摆在中日两国政府、学术界和广大民间人士面前的急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