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壤所歌：逸诗《狸首》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逸诗论文,狸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狸首》是周代诸侯射礼中用为射节的乐诗，早已亡佚。历来研究者对这一重要礼仪用诗，或仅言逸诗，或据旧注认为是礼书中所载“曾孙侯氏”云云，或另有新见却并未详考。 一、《狸首》非《曾孙》 《礼记·射义》：“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蘋》为节，士以《采蘩》为节。”郑玄注：“《狸首》逸，下云‘曾孙侯氏……’是也。”陆德明《音义》：“狸之言不来也。首，先也。此逸诗也。”①所谓“狸之言不来也”也是源自郑玄，《仪礼·大射》：“乐正命大师曰：‘奏《狸首》，间若一。’”郑玄注： 《狸首》，逸诗《曾孙》也。狸之言不来也。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后世失之，谓之《曾孙》。曾孙者，其章头也。《射义》所载诗曰“曾孙侯氏……”是也。以为诸侯射节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有乐以时会君事之志也。② 以《狸首》为逸诗，又认为此诗就是《礼记·射义》所载《曾孙》，案《射义》引“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郑玄注：“此《曾孙》之诗，诸侯之射节也。”③ 以“曾孙”云云为《狸首》，实不足凭信。此诗通篇未言及“狸首”，郑玄曰“狸之言不来也”，是将“狸”音训为“不来”，胡培翚《仪礼正义》云：“‘狸’与‘来’古音相近，‘不来’即是‘狸’之合声，犹‘终葵’之为‘椎’、‘邾娄’之为‘邹’也。”④“诗三百”，从未有如此命名者。所谓“射诸侯首不朝者”亦不类诗中语句，且若言“首不朝”，诗名何不为“首狸”？与《狸首》一样被用为射节的《驺虞》、《采蘋》、《采蘩》三首诗都很简短，重章叠句，与《曾孙》的形式、风格绝不相类。⑤同为射节，不应差别如此之大。 其实，以《曾孙》释《狸首》只是郑玄的一家之言。《礼记·乐记》“左射《狸首》”，孔疏： 所以歌《狸首》者，皇氏以为旧解云：“狸之取物，则伏下其头，然后必得，言射亦必中，如狸之取物矣。”郑注《大射》云：“《狸首》，逸诗。狸之言不来也，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不取于狸之伏物。⑥ 皇侃是南朝梁的经学家，南北朝礼学皆宗郑玄，则皇侃于此处所言“旧解”当是与郑注相较而言之“旧”，也就是汉儒旧说而为郑玄所不取者。郑玄为什么在注解“《狸首》”时放弃“旧解”而用《曾孙》释之？因为《狸首》久已亡佚，“旧解”也不过是就诗名中“狸”字发挥，而《礼记·射义》言“《狸首》者，乐会时也”，若以“狸之取物”解释《狸首》，则与“乐会时”的意旨全不相干。与之相比，《曾孙》所描述的就是射礼的过程，且其中有“小大莫处，御于君所”的诗句，可与“乐会时”之“会”相牵合。但这样的一首诗又何以名为“狸首”？就字面难以讲通，只好采用倒序和音训的方式曲解之。他这样解释“狸首”，应是源自今见于《史记·封禅书》的一段记载：“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⑦这显然属于今文经学中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其人物时代之错乱，如苌弘不及事灵王，泷川资言辨之甚详，⑧而整体上的荒诞不可信正如孙诒让所言：“《狸首》本射节，非苌弘所设，《史》说不经，与《礼》违。”⑨皇侃所引“旧解”当是古文家说，郑玄不取，而利用今文经学中“诸侯之不来者”一义试图将《狸首》释为《曾孙》，但即便以“不来”解“狸”，此二诗也显然无法联系起来，“射诸侯之首不朝者”根本不像诗句，《曾孙》中也没有这句；《曾孙》中说的是诸侯设射而“大夫君子”“御于君所”，并不是天子设射，根本谈不上诸侯之“来”或“不来”。 二、原壤所歌二句应属《狸首》 对于郑玄的注解，后世亦有怀疑并试图另作诠释者。刘敞言：“或曰：《狸首》，《鹊巢》也。篆文‘狸’似‘鹊’，‘首’似‘巢’。”⑩这仅是推测，且字形差异很明显，不足论。其实若钩沉《狸首》，文献中也不是无迹可寻。陈澔《礼记集说》注《射义》篇“诸侯以《狸首》为节”一句引吕大临曰：“《狸首》诗亡，《记》有原壤所歌，乃此篇所引‘曾孙侯氏……’，疑皆《狸首》诗也。狸首，田之所获，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相会，不以微薄废礼，诸侯以燕射会其士大夫，物薄诚至，君至相与习礼而结欢，奉天子而修朝事，故诸侯之射以是为节，所以乐会时也。”(11)《记》指《礼记·檀弓下》，篇中记载孔子友人原壤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吕大临认为这两句当属《狸首》。吕氏将原壤所歌视为《狸首》中的诗句，很值得重视。但他将此二句与《曾孙》作为一首诗的不同部分，却没有觉察两者内容、风格、形式上的迥异，“狸首，田之所获”云云也是想当然尔。 原壤所歌，《礼记·檀弓下》原文为：“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讬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郑注“原壤登木”至“讬于音也”曰：“木，椁材也。讬，寄也，谓叩木以作音。”注“歌曰”以下曰：“说人辞也。”孔疏则云： 原壤登椁材而言曰：“久矣，予之不讬于音也。”讬，寄也，谓我遭丧母以来，日月久矣。我不得讬寄此木为音声，于是乎叩木作音，口为歌。曰“狸首之班然”者，言斫椁材，文采似狸之首。“执女手之卷然”者，孔子手执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欢悦仲尼，故注云“说人辞也”。(12) 《说文》：“讬，寄也。”(13)“讬于音”即以音为寄托，原文仅言原壤先“登木曰”而后“歌”，郑注却加上“叩木以作音”，实际上把“讬于音”偷换成“讬于木”，孔疏延续了这个错误，言“讬寄此木为音声”。孔疏以“椁材文采似狸之首”释“狸首之班然”，是把“登木”的“木”当成制作棺椁的木材，这是误解。《说文》：“登，上车也。”(14)《玉篇》：“登，都稜切，升也，上也，进也。”(15)古人有登高歌呼的习惯。礼仪用乐，弦歌恒于堂上，称“升歌”，即《礼记·郊特牲》所云“歌者在上”。(16)《韩诗外传》“登高必赋”(17)是在山上赋诗(赋类似于歌)，《礼记·礼运》“升屋而号”(18)是爬上屋顶号哭招魂(丧事之号类于哀歌，至今亦然)，此处的“登木”而歌，实即上树唱歌而已，也是登高而歌的一种。 所歌内容，郑注“说人辞也”，并不错，但孔疏却发挥过度，不仅以“狸首”为椁材的文采，还把“卷然”之“手”释为孔子之手，牵强附会实甚。此段下文紧接着说“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何尝言二人握手言欢？此二句诗，显然是表达欢悦的成句，并不是原壤即兴创作的。其风格与风诗类似，且开头即言“狸首”，愚意以为应属逸诗《狸首》。理由如下： (一)就现存《诗经》来看，诗名绝大多数都是取诗中二字，与《狸首》同为射节的《驺虞》，即取首章末句中二字为名，《采蘋》、《采蘩》皆取首句二字为名。所以，诗中有“狸首”，即以“狸首”为名，合乎先秦诗名的常规。 (二)“射节”是节奏性的音乐，而且射箭的节奏应与音乐节奏相配合，即《礼记·射义》所言“循声而发”。(19)换言之，这乐曲的节奏应该适于作射节。射箭的诀窍，据《射义》所云，应先“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20)如此控弦蓄势，然后才释弦而发。也就是说，先静而后动，先缓而后急。每射一箭皆是如此。那么，作为射节的音乐也应该简单明晰，能突出射箭过程的前后对比。诗句犹歌词，是与乐曲相适应的，乐曲的节奏也会反映在诗句上，《驺虞》、《采蘩》、《采蘋》三诗皆篇幅短小且重章叠句，每章内部明显有重复的节奏感，正可与射箭的节奏相对照，而原壤所歌两句，我们姑且视其为《狸首》诗中的一章，也是如此的，列表说明如下：
这种节奏，在《采蘩》、《采蘋》中是以一问一答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在《驺虞》中是以“壹发五豝！”和“驺虞！”的语气表现出来的。原壤所歌的句式与“于嗟乎驺虞！”最为接近，都是诗句的中顿，都是用虚词造成前半句的舒缓，以突出末二字的急促，以前者为铺垫而强调后者。尤其是说“执女手之”而不说“执女之手”，说明了“之”在节奏上的意义。因此，就其节奏感而言，原壤所歌是适于作射节的。 (三)从诗的意旨来看，《礼记·射义》言《狸首》用于射礼之意旨云：“《狸首》者，乐会时也。”原壤所歌可不可以引申出“乐会时”的意旨呢？可以。“会”而言“时”，《周礼·秋官·大行人》言“时会”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郑玄注：“时会，即时见也，无常期。”(21)而《诗经》中男女相会之诗，《小序》多言“时”，如《召南·摽有梅》，《小序》曰：“男女及时也。”(22)又如《郑风·野有蔓草》，《小序》曰：“思遇时也。……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23)值得注意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垂陇七子赋诗”一会中，郑国子大叔正是赋《野有蔓草》来表达与晋国赵孟相会的喜悦。原文为：“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杜注：“取其‘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大叔喜于相遇，故赵孟受其惠。”(24)“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是“说(悦)人辞”，也应是男女“邂逅相遇”，也是表达相遇的喜悦，按照古人解诗、用诗的常规，正可用以表达“乐会时也”的意思。 基于这三点，笔者认为原壤所歌应为《狸首》之诗句。 另外还有一个言及《狸首》节奏的材料值得考究，《庄子·养生主》言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成玄英疏：“《经首》，《咸池》乐章名，则尧乐也。”(25)言之凿凿，但并未说明依据出处。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于“经”字下注“狸字之讹”，(26)近人奚侗亦持此见，曰：“‘经首’，义不可晓，疑系‘狸首’之误，‘狸’俗作‘狸’，与‘经’形相近也。……会，聚也。(见《乐记》郑注)言乐声会聚之处。即节奏也。”(27)王叔岷先生指为“臆说”。(28)罗、奚二人确实没有提出多少证据，但细思这种观点，实不为无见。 (一)《经首》与《桑林》并提，应该是当时为人所知的古乐之名，《桑林》见于《左传》，汤祷于桑林的传说见于《吕氏春秋》。而《经首》除此处之外，现存先秦典籍中皆不见提及，毫无踪迹可循，未免令人诧异。 (二)《狸首》被作为射节，说明它是节奏性的音乐，而“乃中经首之会”所描摹的也是解牛的节奏，是说庖丁解牛的动作节奏与《经首》的节奏相合(“会”在这里表示节奏，前文已言)，如果《桑林》并无舞蹈，《庄子》中就不会说“合于《桑林》之舞”；如果《经首》不是节奏功能突出的诗乐，《庄子》中就不会说“乃中《经首》之会”。文中言：“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29)这显然与前述先静而后动、先缓而后急的节奏感是一致的。 (三)“狸”(繁体作“狸”)讹为“经”，确有可能。郭店楚简《大一生水》：“地之所不能
”，隶定为“
”，白于蓝读为“薶”。(30)《穷达以时》中“理”亦写作“
”，(31)按“
”从来从里，在《大一生水》中为掩藏义，读为“薶”不误，俗字即“埋”，《说文》无“埋”字，而曰：“薶，瘞也。”《广韵》：“与埋同。”释为“狸”亦可，《周礼·天官·鼈人》：“凡狸物，春献鳖、蜃，秋献龟、鱼。”孙诒让《正义》：“凡此经薶藏字皆借‘狸’为之，注或作‘埋’，则‘薶’之俗也。”(32)将“薶”和“狸”视为假借的关系，不确，“狸”应是“薶”的古字，盖狸原是“伏兽”(《说文》)之名，假借以表示埋藏义，后为区别，加艹，又俗作埋。其字形于楚简中可写作
，而“经”字初文为“坙”，《说文》所载篆体字可作
形，郭店楚简《尊德义》中作
形，《唐虞之道》作
形。(33)两字皆上下结构，字形下半的“
(里)”与“
(壬)”确实是相近的。“
”上半为“來”，楚简中字形较为规范的如郭店楚简《语丛一》99号简
的上半，(34)但也有扁平化乃至于折笔几乎连为两横的，如上博简《周易》中的几个字形：
(35号简)、
(35号简)、
(36号简)。(35)这样就与“坙”字楚简字形上半的两横画很相近，若竖画上出不明显，或字迹模糊，与下半部近似“壬”的“里”合在一起，则易被误抄为“坙”、误隶为“经”。 从这三点来看，罗、奚二人认为《庄子·养生主》所言“经首”是“狸首”之讹的观点，是可从的。文中以“《桑林》之舞”与“《经(狸)首》之会”并言，《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宋公以《桑林》享晋侯一事，杜预注：“《桑林》，殷天子之乐名。宋，王者后；鲁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礼乐，故可观。”(36)可知《桑林》是商代乐舞。《淮南子·说林训》：“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高诱注：“上骈、桑林皆神名。”(37)那么，《狸首》是不是也与神灵、古传说有关呢？这正是下文所要探讨的。探讨《狸首》与古史传说的关系，也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此诗及其被用于礼仪的时代背景。 三、《狸首》与古史传说 《驺虞》、《狸首》同为射节，“驺虞”，毛传：“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38)《周礼·春官·钟师》贾公彦疏：“今《诗》韩、鲁说：驺虞，天子掌鸟兽官。”(39)则本为义兽，后又以之名天子掌鸟兽官。既是兽，也是人。那么，作为诸侯射节的《狸首》，其诗名又有什么含义呢？《说文》：“狸，伏兽，似貙。”段注：“伏兽，谓善伏之兽。”(40)也就是野猫、山猫，“狸首”是不是某种动物形象呢？若是，则正与“驺虞”相似。 先秦有狸姓。《国语·周语上》“有神降于莘”，内史过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是实临照周之子孙而祸福之。”又言祀丹朱之法曰：“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韦注：“狸姓，丹朱之后也。神不歆非类，故帅以往也。”(41)如此则狸姓为尧子丹朱后裔之族姓。先秦典籍言得姓之由，往往带有很强的宗教神秘色彩，如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人姒姓，“姒”即从“苡”而来；又如简狄吞鳦子(燕鸟卵)而生契，故商人子姓，都为众所熟知。狸姓的得姓之由想必也有类似的神话传说。李宗侗先生认为姓“实即原始社会之图腾”，(42)这提示我们：狸姓的由来亦应与某种图腾形象有关。 尽管狸姓之始的传说早已无传，但我们尚可以从其他传说获得一点启发，《尚书·尧典》：“胤子朱启明。”顾颉刚、刘起釪两位先生注解甚详。(43)其中论及“丹朱”即“驩头”、“讙头”、“驩兜”……是鸟形神名，与“离朱”、“离俞”、“离娄”等名都是源自“一种神鸟”的不同名称，传为苗民之祖神。据《山海经》所述状貌，如“鸱”，则其形象类似于猫头鹰一类的猛禽。“驩”、“讙”字皆从“雚”，疑本应作“雚头”，甲骨卜辞中有
(雚)字，亦有
(萑)字，皆象《说文》“萑”字条下所云“有毛角”之鸟形。此二字在卜辞中用法有别，但就其字形而言，实为同源，所以前辈多将此二字并观。“毛角”正是猫头鹰的特征。商周彝器有鸱鸮尊，“为鸟兽形尊中最多见的”。(44)其中有一些，如妇好墓出土鸮尊，就特别突出其“毛角”和眼睛。这样看来，神名为“雚头”，实言其首类鸱鸮。神首类雚，故名“雚头”，而雚首类狸(故有猫头鸟、猫头鹰等名)，“狸首”当即雚之异名。 我们可以从“离朱”出发作进一步探讨。在传说中离朱既是人也是动物，《庄子·骈拇》：“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陆德明《音义》引司马彪曰：“离朱，黄帝时人，百步见秋毫之末。一云见千里针锋。《孟子》作离娄。”(45)按《庄子·秋水》：“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46)猫头鹰眼睛的弱光敏感性极强，其“察毫末”的夜视力正是传说中善视者“离朱”“百步见秋毫之末”的原型。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则材料中窥见“离朱”“离娄”目明特性与猫头鹰的关系，《楚辞·九章·怀沙》：“玄文处幽兮，矇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洪兴祖《补注》：“《淮南》曰‘离朱之明’，即离娄也。……睇音弟，《说文》曰：‘目小视也。南楚谓眄曰睇。’”(47)“睇”就是斜视，离娄微微斜视，为什么就被当成“无明”呢？正与猫头鹰的眼部特性相关，猫头鹰的柱状眼球因为有坚硬的巩膜环支撑，所以是不能转动的。也就是说，猫头鹰是只能“正视”不能“睇(斜视)”的，要看不同方向的东西只能转动颈部。古人虽无解剖学的知识，对于猫头鹰这种形态特征当很熟悉。《怀沙》这里用“离娄微睇”，与前文“玄文处幽”都是以反常现象喻贤人的不得志，反被愚众误解，故下文紧接着说“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而“胤子朱启明”一句中的“启明”，《尚书校释译论》曰：“《史记》译作‘开明’。意为性格开朗明达，用以称赞丹朱。”(48)“启明”(开朗明达)是对作为鸱鸮形神丹朱目明善视(也正是猫头鹰极好夜视力特点)的理性化说法。《庄子》所谓“骈于明”、《孟子·离娄上》所谓“离娄之明”，(49)都用“明”表示视力、善视，这一具体的特性，在历史人物化的丹朱身上被抽象为“启明”。与“离朱”相比，另一个传说人物在名称上与“狸首”的同一性更加显而易见，《抱朴子·道意》：“隶首不能计其多少，离朱不能察其髣髴。”(50)这个被葛洪用来与“离朱”并列的“隶首”，是传说中算数的创制者，《世本》言“隶首作算数”，宋衷注：“隶首，黄帝史也。”(51)隶首的精于算数，无论从辨物计数还是从思维明晰来说，都显然与丹朱的“启明”一样源自目明善视这一特性。在传说中前者是黄帝之史，后者是尧帝之子，而孙作云先生在《黄帝与尧之传说以及地望》中早已指出尧即黄帝，并列举不少例子，(52)近年也有学者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证。(53)据顾颉刚、刘起釪两位先生对“丹朱”的考证，“朱”音同“头”，头即首。狸、离、隶三字，上古音同属来母，虽韵部相隔较远，实可视为传说人物名称在流变过程中的音转。(54) 通过以上对传说的梳理，我们可以知道：传说中以雚——鸱鸮的一种为原型的神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演变为驩兜、丹朱、隶首、离朱等不同的人物，而无论如何演变，都在称呼、形象或特长上提示着共同的源头：雚最主要的形象特征——狸头或言狸首。由此我们知道，“狸首”、狸姓其实皆与“狸”这种动物无关，而是与首似狸的鸱形神丹朱有关。狸姓的“狸”应即从“狸首”一名而来，上古史籍中言“丹朱”、“驩兜”，皆“反面人物”，或为尧之不肖子，或为“四凶”之一。而言“离朱”、“隶首”，皆明达之人。愚意以为“雚头”之称是敌对部族所用，传说流变而有“丹朱”、“驩兜”等名；而以“狸首”之称则是本部族所用，传说流变而有“离朱”、“隶首”等名。也就是说，狸姓族群远古时以鸱鸮为图腾(祖先、保护神)，称为“狸首”，他们的姓——“狸”即由此而来，他们并不称图腾为“雚”。但是，在传说的演变过程中，这一形象终于被狸猫替换了，这一点我们即将谈到。 如今已不能知其详的丹朱传说，是狸姓的族源神话，而《国语·周语上》所载房后为丹朱所“凭仪”(55)而生周穆王的传说，则是周穆王的感生故事。关于周穆王的传说很多，汲冢竹书《穆天子传》就是以穆王西征为内容的，其中多载远邦古族、奇物异闻。因此这则穆王的感生故事，应该放到有关他的种种古史传说中去考察。在正式考察之前，却必须先从一个年代相当靠后的故事说起，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狸猫换太子”，古典小说和传统戏曲都有演绎，情节众所周知，兹不赘述。这个故事以宋代李宸妃与仁宗母子事迹为原型，到元代就已经出现于戏剧中。但是，宸妃、仁宗事迹只是早已流传的此类型故事得以表现和定型的一个凭借，其源头远不止于宋朝而已。已有学者对“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源头进行探索研究，如李小荣依据《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与《大阿育王经》中都有与“狸猫换太子”极其类似的情节，从而认为这两部佛经中的故事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源头。(56)伏俊琏、刘子立《“狸猫换太子”故事源头考》一文则指出这一类型故事在中国本土传说中的来源比佛经的传入更早。(57)他们的依据是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15辑录的汲冢竹书《古文周书》二则之一： 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毙以玄鸟二七，涂以彘血，置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发书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飞集于户。鸿之戾止，弟弗克理。重灵降诛，尚复其所。”问左史氏，史豹曰：“虫飞集户，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谓关亲，将留其身，归于母氏，而后获宁。册而藏之，厥休将振。”王与令尹册而藏之于椟。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复，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尔夷隶也，胡窃君之子，不归母氏？将寘而大戮，及王子于治。’”(58) 这则越姬窃姜后之子而育之的故事中，越姬用“玄鸟”“涂以彘血”偷换了姜后所生之子。从故事类型看，与前述“狸猫换太子”等确属同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事被系于周穆王和姜后，那么也是一个与周穆王有关的传说，而且文中用以替换孩子的是涂了猪血的“玄鸟”，让我们想到周穆王感生故事中的“丹朱”(鸱鸮形神)。下面拟以列表方式对穆王感生神话与“换子”类型故事进行比较(佛经中的同类型故事因为不属于本土传说，暂不考虑)：
从表格可以看到传说演变的轨迹：这三个故事都是以王后(或皇后)生子为核心的，在穆王感生神话中，丹朱作为鸟形神与房后交合，生下穆王，这样穆王就在血缘上与丹朱及其鸟类形象发生联系。在越姬窃姜后之子的传说中，用以偷换姜后之子的是“玄鸟”，也就是说，姜后之子(也就是穆王之子)与“玄鸟”是同位关系。丹朱是鸱鸮形神，鸱鸮的形象是首似狸的鸟，也就是某个外形特征与兽类相关的鸟类。“玄鸟”是鸟，但传说中特别说“涂以彘血”，实际上也是把兽类因素加到鸟类形象上。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房后生穆王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穆王之后生子的，世次上下移一位，但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鸟类+兽类因素”的传承，因此可以肯定这两个传说之间有演变关系。到第三个故事中，鸟类形象已经完全不见，与皇后所生太子处于可替换位置的是一只剥了皮的狸猫。但是，除在整个的故事类型上与第二个故事相同以外，“狸猫”依然与第一个故事中神的形象——鸱鸮有联系，因为鸱鸮是首似狸的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说演变中动物形象的演变过程，并且推论出在第三个故事之前、第一个故事之后，与第二个故事平行的还应该有别的故事，而这另外的故事才是第三个故事的真正源头，是演变过程中的缺环。第二个故事中鸟类形象突出，而兽类形象被弱化为临时涂上的彘血(按故事情节来说，本可以只用“玄鸟”，不必涂彘血，这一看似没必要的添加正说明其与丹朱、房后故事的渊源关系)。而在这个亡佚了的故事中，得到强化的应该是兽类形象，而鸟类形象被弱化，所以到第三个故事中，鸟类形象完全不见，只剩下兽类形象。我们反过来看这个演变过程，故事中动物形象最终落在“狸猫”上，也可以证明丹朱确是“狸首”的。 既然“狸首”指的是丹朱，出现在周穆王的感生传说中，“执女手之卷然”又该作何解呢？首先，“女手”当是指女子之手，而非指“汝手”，遍查先秦典籍，“女手”除见于原壤所歌以外，仅见于《诗经·魏风·革屦》：“掺掺女手，可以缝裳。”毛传：“掺掺，犹纤纤也。妇人三月庙见，然后执妇功。”郑笺：“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为妇。”此“女手”即女子之手。而意为“汝手”的“女手”，典籍中未见这样的表达。“卷然”一词，孔疏释为“卷卷然柔弱”，认为是形容“女手”之柔弱，非也。《说文》：“卷，厀曲也。”(59)《诗经·大雅·卷阿》“有卷者阿”，毛传：“卷，曲也。”(60)又此诗“卷然”，陆德明《音义》曰：“本又作拳。”(61)指掌卷合而握则为拳，所以“卷然”或“拳然”用来形容“女手”，应该指卷曲握拳之状。“狸首班然”的丹朱执“卷然”之“女手”，这显然是某个传说中的场景，典籍无载。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传说中窥其一二，这就是“钩弋夫人”的故事。据史载，钩弋夫人姓赵，是汉武帝晚年宠幸的女子，汉昭帝刘弗陵的母亲，武帝担心自己死后会出现女主干政的情况，在立弗陵为太子之前将她下狱并杀害。《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注简略记载她的生平，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到《汉书·外戚传》中，钩弋夫人的传记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传说故事：“孝武钩弋赵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拳夫人进为倢伃，居钩弋宫，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62)这里面钩弋夫人主要有两个特异之处，一是手握成拳，直到武帝“披之”才伸展开。还有一个是怀孕十四个月产下昭帝，在妊娠时间上与传说中的尧母相似。到《汉武故事》、《列仙传》等书中，钩弋夫人的主要特异之处依然是这两点。 汉武帝与周穆王一样，是“箭垛”式的人物，有关他的传说很多，而且有的就是从穆王传说那里移植过来的，最明显的莫过于和“西王母”相会之事，这里不予赘述。(63)钩弋夫人作为武帝晚年宠幸之人，又是昭帝之母，还有着令人同情的结局，自然会在传说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汉书·外戚传》所载的两个特异之处来看：手握成拳而不得展开，是钩弋夫人最突出的特征，故“号曰拳夫人”。武帝执钩弋夫人之手而披之，与丹朱执“卷然”之“女手”对照一下，不难看出后者正是前者的原型。而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昭帝，故事中特别说明与尧母相同，且“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这一方面是因为汉帝姓刘，自认是尧的后裔，另一方面也表明钩弋夫人传说的归结点是昭帝之诞生；钩弋夫人“两手皆拳”、遇武帝而始开，文中说“由是得幸”，也显然是被作为孕育昭帝的最初根由。而在穆王感生传说中，房后被丹朱“凭身而仪之”所指向的当然是周穆王的诞生。与这两个传说相比照，“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显然是前文所言狸姓族源神话中的场景，不妨再用表格列出：
男性始祖为神人交合而生，是族源神话的常见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被移用到某个伟大人物的诞生上，颜徵在“祷于尼丘得孔子”(64)实际上就属于这种情况，刘媪“梦与神遇”，“已而有身，遂产高祖”(65)则更为明显。房后与丹朱交合而生周穆王，显然也是对族源神话模式的借用，而且其所借用的可以肯定就是狸姓的族源神话。承载了这个神话的《狸首》一诗，当其原始含义湮没，后人从政治教化的角度试图阐述其用于射节的原因时，其意旨被总结为“乐会时”，这依然隐含着神人不期而会的原始内蕴。另一方面，这个神话在民间的长期流传过程中，以汉武帝和钩弋夫人的故事为新的形式“浮出水面”。 四、从古史传说看《狸首》用于礼仪的时代背景 从狸姓族源神话被移用为周穆王感生传说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探究《狸首》被用为射节的时代背景。很多学者谈到过西周历史研究中穆王时期的重要性，就礼乐制度而言，无论是青铜器纹饰开始于此一时期的明显变化，(66)还是由彝铭所表现出的，政治运作和礼乐仪式上的变化，(67)都提示我们，这是一个西周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青铜装饰上鸟纹的普遍运用应是受到东夷的影响，表明与东方、南方诸部族的交往在穆王时期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而这个过程应是始于其父昭王时期。昭王南征的大本营在洛邑，已是学界共识，正是在昭王时期，东都洛邑才真正成为政治的中心，这当然更便于东方文化对周人的影响和渗透。昭王之后来自房国，地在今河南省遂平县，位于洛邑的东南方，而房国也正是传说中丹朱的居地。(68)《国语·周语上》所载房后“实有爽德”以及被丹朱附身交合而生穆王的传说，提示我们昭王与房后的婚姻很可能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并且造成意义深远的影响。白川静先生在论及穆王前后的时代特色时说：“反映了周之大一统终于完成的事实，就是辟雍礼仪的盛行，昭、穆之南征、远游故事也作为这种大一统的反映而流传。洋洋颂声与雅声，大约是以辟雍礼仪为中心而兴盛起来的。这的确是一个礼乐盛行的时代。”(69) 辟雍礼仪是以射礼为主要部分的。从西周彝铭来看，静簋、长甶盉、义簋盖等器铭文都记载了穆王行射礼的情况，表明“作为一种繁复的礼仪，射礼是在西周穆王时代成熟盛行起来的”。(70)射礼在穆王时期的成熟盛行，理所当然也会表现在用乐上。穆王前后是礼制建设的重要时期，也作为仪式乐歌创作的繁荣期受到学者的重视。马银琴依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将《诗经》中的一些诗篇考定为穆王时期的仪式乐歌，并得出结论：“穆王时代仪式乐歌的内容及其性质、功能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71)出于大兴礼乐的需要，仪式乐歌的创作和采录都应以穆王时代为一个高峰期，《狸首》应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采录、加工并用于礼仪的。 现在再回头看“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如前所述，这两句诗描写的是狸姓族源神话中的场景，这个神话传说的女主角后来被置换为昭王之房后，就成了《国语·周语上》内史过所言的故事。因为房后来自传说中的丹朱居地，而且这次婚姻很可能标志着东方异族势力对周人的影响和渗透以及由此造成的各方面变化。丹朱的传说流传于房国，《狸首》这首诗是其承载者之一，而这样一首有着丹朱神话背景的诗歌，也只有在穆王时期才会被采入礼仪。这对于我们研究周代礼乐文化建设的历程有着重要启发意义，促使我们思考在这一过程的关键时期，异民族文化因素的实际参与及其政治契机。 通过以上辨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礼记·檀弓下》中原壤所歌就是《狸首》中的诗句，很可能是其中一章；“狸首”即鸱形神丹朱；《狸首》的内容与狸姓族源神话有关；《狸首》是在西周穆王时期被用于礼仪的。 承蒙三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①《礼记正义》卷62《射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6页下栏、1687页上栏。 ②《仪礼注疏》卷17《大射》，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042页上栏。 ③《礼记正义》卷62《射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87页中栏、下栏。 ④胡培翚：《仪礼正义》卷15《大射三》，《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21页下栏、222页上栏。 ⑤孙希旦《礼记集解》卷60引刘敞曰：“《驺虞》、《采蘋》、《采蘩》三诗，皆在二南，则《狸首》亦必其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40页)甚是。 ⑥《礼记正义》卷39《乐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43页中栏。 ⑦《史记》卷28《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64页。 ⑧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84页。 ⑨孙诒让：《周礼正义》卷44，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06页。 ⑩孙希旦：《礼记集解》卷60，第1440页。 (11)陈澔：《礼记集说》卷10《射义第四十六》，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第479页。 (12)《礼记正义》卷10《檀弓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15页下栏、1316页上栏。 (13)许慎撰：《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3页下栏。 (14)许慎撰：《说文解字》，第38页上栏。 (15)《宋本玉篇》卷10，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199页。 (16)《礼记正义》卷25《郊特牲》，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46页下栏。 (17)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8页。 (18)《礼记正义》卷20《礼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15页下栏。 (19)《礼记正义》卷62《射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89页下栏。 (20)《礼记正义》卷62《射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86页下栏。 (21)《周礼注疏》卷3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90页上栏。 (22)《毛诗正义》卷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91页上栏。 (23)《毛诗正义》卷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46页中栏。 (24)《春秋左传正义》卷3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97页上栏。 (25)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卷2《养生主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7页。 (26)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卷4《养生主》，《道藏》第16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41页。 (27)转引自王叔岷撰：《庄子校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八，1988年，第104页。 (28)王叔岷撰：《庄子校诠》，第104页。 (29)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卷2《养生主第三》，第69页。 (30)白于蓝：《郭店楚简补释》，《江汉考古》2001年第2期。 (31)陈剑：《郭店楚简〈穷达以时〉、〈语丛四〉的几处简序调整》，《国际简帛研究通讯》第2卷第5期，2002年。 (32)孙诒让：《周礼正义》卷8，第306页。 (33)这两个古字形摘自张守中、张小沧、郝建文：《郭店楚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 (34)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35)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36)《春秋左传正义》卷3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47页中栏。 (37)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卷17《说林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51页。 (38)《毛诗正义》卷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94页上栏。 (39)《周礼注疏》卷2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00页下栏。 (40)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58页上栏。 (4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周语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2、33页。 (42)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0页。 (43)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7—69页。 (44)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9页。 (45)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73页。 (46)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卷6《秋水第十七》，第338页。 (47)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3页。 (4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69页。 (49)《孟子注疏》卷7上《离娄章句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17页上栏。 (50)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卷9《道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0页。 (51)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秦嘉谟辑补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56页。 (52)孙作云：《黄帝与尧之传说以及地望》，《孙作云文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7—139页。 (53)王青：《黄帝即尧帝考》，《中国神话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37—141页。 (54)《论语·雍也》“犁牛之子骍且角”，何晏注：“犁，杂文也。”皇侃：“或音狸。狸，杂文也。”(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2页)而《礼记·少仪》“离而不提心”，《释文》：“犁，本又作离。”(《礼记正义》卷35《少仪》，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15页下栏)这说明“狸”、“离”虽韵部隔远，或可相通。 (55)韦昭注：“凭，依也。仪，匹也。《诗》云：‘实维我仪。’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凭依其身而匹偶焉，生穆王也。”(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周语上》，第32页) (56)李小荣：《〈狸猫换太子〉的来历》，《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 (57)伏俊琏、刘子立：《〈狸猫换太子〉故事源头考》，《文史哲》2008年第3期。 (58)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15《古逸》，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09页。 (59)许慎撰：《说文解字》，第187页上栏。 (60)《毛诗正义》卷1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45页下栏。 (61)《礼记正义》卷10《檀弓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15页下栏。 (62)《汉书》卷97上《外戚传第六十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56页。 (63)钩弋夫人故事中也有明显来自西王母传说的因素，如《汉武故事》言武帝在夫人死后“起通灵台于甘泉，常有一青鸟集台上往来，至宣帝时乃止”。(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青鸟在传说中是西王母之使，参见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卷7《海内北经》，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358页。 (64)《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1905页。 (65)《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41页。 (66)关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纹饰，朱凤瀚说：“以龙纹的2类(即顾龙纹)的鼎盛、鸟纹的2、3类(即长卷尾鸟纹与大鸟纹)的尤为流行与简省变形动物纹的5类(即窃曲纹)的兴起为特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14页) (67)最明显的莫过于“册命金文”的大量出现。 (68)今本《竹书纪年》：“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69)白川静：《西周史略》，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70页。 (70)刘雨：《西周金文中的射礼》，《考古》1986年第12期。 (71)马银琴：《西周穆王时代的仪式乐歌》，赵敏俐主编：《中国诗歌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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