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真相是如何被掩盖的——兼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历史人物论文,真相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说是历史学中的“老、大、难”问题，“老”、“大”两字，可以不必解释，说它“难”，那是因为一个适当的评价，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对史实真相的把握；另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评说标准是否合理，两者缺一不可。
澄清真相 谈何容易
通常，我们总是相信事实是可以说清楚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史实（诸如“昨晚邻家猫生子”之类）总是说得清的。评价可以不同，事实必须说清楚。一位历史学者如果对史实真相有所隐瞒、夸大、歪曲、甚至篡改，那就违反了学科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就该受到批评或谴责。不过，就历史学的现场来看，要做到这一点，困难实在不少。
众所周知，历史中有许多史实真相说不清，是由材料的缺乏所造成，这可以称之为客观的原因。然而，并非只有客观原因。西方历史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史实“说不清”的主观原因，比如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就“造成历史学家之间意见不一致的因素”，列出了“个人的偏好”、“集体的偏见”、“各种互相冲突的有关历史解说的理论”、“根本的哲学冲突”等原因[1]。其实，从根子上说，史实真相的“说不清”都是由人们的“利益关系”的差异、或冲突所造成。人们能够理解因为史料的不充分而造成的说不清，却不太注意因“利益关系”的差异、对立而造成的对史实真相的隐瞒、歪曲和篡改。史学家汤因比对此曾有深切的体会，他说；斯堪的那维亚人究竟可曾对早期俄国历史做过什么贡献？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斯拉夫人究竟把希腊人赶出多远——今天的希腊人是大部分来自这些斯拉夫人，还是仍为纯粹的希腊人？罗马尼亚人是先于马扎尔人来到匈牙利呢，还是在马扎尔人已在喀尔巴阡盆地安家后才来到此地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按照政治——民族的路子来长篇大论地进行讨论的。只要政治上不卷进去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隐藏在这些论据后面的偏见[2]。显然，因为涉及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史实真相就不容易说得清。或许历史学家“心里明白”，但他只能缄口不言，或者有所隐瞒，甚至不得不有所歪曲和篡改。由此可见，史实真相之说得清或说不清，全看史实与我们的关系。过去的史实一旦直接或间接地与当下人们的利益得失扯上了关系，它就不容易说清。
自然科学的事实一般是中性的，社会历史学科中的事实则牵涉到人们的利益关系，在这个领域里，肯定或否定一个史实，揭示或掩盖一个真相，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符合历史实际的问题，还纠缠着对谁有利、对谁有害的问题。这一点，其实马克思早已有所论述。[3]而且，有例可举。1923年10月，列宁曾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对于这次莫斯科之行，苏联时期的记载颇为奇怪。起初根本不提列宁曾经回莫斯科一事。后来，虽然提了，但把日期限定在10月19日，并且说一共呆了2—3个小时。最后，才承认列宁在18—19日回过莫斯科（四、五种传记、年谱），但所说的行程各不相同。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中间隐藏着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4]。因为涉及当年苏联领导人的利益问题，史实真相就不允许你把它说清。史学家古奇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一书中，也列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事例：意大利的王公拒绝穆拉托里查阅他们档案的要求，理由是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否定他们领土权力的证据。詹姆斯派的卡特因为在附注中提到一个英国人的瘰疠症由于“僭望王位者”的抚摸而获得痊愈，便被撤消了伦敦市参议会授予的补助金，而他的著作也不让出售。一个老投石党人梅泽雷，由于对路易十四的先人的财政措施作了一些批评，结果被剥夺了养老金。姜诺内为了他的那不勒斯王国史而被流放，后来死于狱中。弗雷雷因为主张法兰克人不属于高卢族，而被投入巴士底狱。这样的事例，在中外的历史上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古奇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几乎同新闻记者一样的危险，因为能够让历史学家勇敢而公正地说出历史真相的条件少而又少，在历史学中，因害怕而未能说出历史真相的，远比已经写出、说出的要多得多[5]。人们常说，“阐明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倘若社会未能建立有效的“生存保障”而要求历史学者都像南史氏、董狐那样为秉笔直书而冒死以赴，这样的规范非常人所能做到。于是，通称的做法只能委屈史实，让真相保持沉默。
借用克罗齐的说法，历史编年处理的是“死的历史”，历史评价涉及的是“活的历史”，“活的历史”也就是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发生联系、显示意义的历史，也就是最不容易说清楚的历史。相信史实真相总是可以说得清的，那是把历史研究看得过于简单了。
“自我审视”与等待时机
下面所录的一段话，虽写于20多年前，但现在还很难说是已经过时。这段文字是这么写的：历史研究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样就怎样，秉笔直书，不应有所避忌。……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却不同。一个事件、一种情况该不该讲，有“时机”问题，有“策略”问题。……应不应讲，什么时候讲，讲些什么，从政治上考虑都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如果与此有牵连的历史问题（特别是现代史），其内容、趋向，与现实中的主题精神相一致，那自然好。但历史上的主题内容，论证起来与现实中的主题不协调、有分歧是经常的。碰上这种情况时如何抉择呢？不必迟疑，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应首先尊重现实中的主题。这不是历史家放弃自己的职责，而是论证历史问题的任务与现实中之斗争的任务有轻重缓急之别。把进入历史档案中的问题暂时放置不做，将来可做，后人可做。这与涂抹篡改者不同，无损于历史家的风格。这样做，是历史家与人民在现实中统一步调，保持一致，恰是表现其政治上的严肃性，同时也无害于历史科学[6]。
从学理上说，当一门学科的研究，在陈述其研究结果或者事实真相时，不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还要看一看它是不是与现实主题相协调、相一致。这种学科的研究状况很难使人把它与科学精神、科学品格相联系。然而，这种有违科学精神的现象在中外的史学史上是普遍地存在，即许多历史学者会自觉或不直觉地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自我审视”，审视其与现实主题的关系，以便决定哪些是可以径情直遂、秉笔直书的；哪些是应该缄口不言、避而不谈的。然而，就破坏史实的真实性而言：缄口不言、避而不谈与涂抹、篡改，或许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
历史学者的“自我审视”，造成了历史研究领域的一种怪现象。比如，潘旭澜先生在《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一文中讲到的“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7]，这原本是不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做什么考订发掘才能发现的问题。有关的史料不仅很多，而且也很容易获得。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史学界却一直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或是有意地粉饰掩盖。在这些研究领域里，研究者似乎不想去争什么历史事实的“发现权”或史实真相的“揭发权”，而是等待恰当的时机；不径情直遂，而是有所斟酌，甚至缄口不言、避而不谈。结果，一些史实的真相，原先是说得清的；后来却又说不清了；现在则又要花些功夫去把它说清楚。一些涉及历史人物的理解、评说问题，常常是说得早不如说得巧。这里所谓的“巧”，意思是指说得恰逢其时、恰到好处。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的一些新观点，有不少都属于这类情况。如果我们要追寻学科研究的“发明权”，那么，有些研究思路或角度，甚至有些具体的论述，早在20世纪的前期就已经提出了，80年代后的新观点，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新问题，仅仅是因现实主题的转换，恰逢其时、恰到好处的“旧话重提”。
恩格斯曾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8]，这当然是史学生存的最佳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场中的历史学者往往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职业道德和学术良知要求他毫无顾忌、径情直遂；另一方面，社会责任又要求他严格地审视自己的研究成果，避免与现实主题相背离。一旦他发现自己所揭示的史实真相与现实主题不协调，或者发现他的研究会影响或伤害他所服务的、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那个群体——民族、国家的利益，大多数历史学者会采取缄口不言、避而不谈，以等待适当的时机，其结果便是史实真相的被掩盖。
学科规范 功效甚微
科学家的责任是说真话，历史学家自然也不例外。然而，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何保证这一点的实现，至今仍无有效的办法。《真理的社会史》一书告诉我们，科学家的说真话，不是靠研究者个人的道德品行，而是靠学科内在的一整套行为规则[9]。其实，真正对自然科学家起到一些约束、规范或制约作用的，不是形式上的学科规范，而是规范的正常运作和严格推行。正是后者使得人们能够发现谁在违反规则，谁在篡改、伪造实验数据，谁是隐瞒或剔除不利证据的“科学骗子”。正是规范的正常运作及其检视、识别和纠错功能，保证了自然科学家不太敢说假话。当然，科学中的不同门类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体而言，规范的运作越正常、越严格，其检视、识别和纠错功能越强，其对学者的约束作用就越明显；反之，则越弱、越不明显。
由此来看历史学科，毫无疑问，历史学是一门有着自身的学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学科。伊格尔斯在与海登·怀特争论“历史学是不是文学虚构”时就非常强调这一点[10]。只是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的检视、识别、纠错的功能是较弱的，且常常未能正常运作、严格推行。仍以有关“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的讨论为例。“作伪的史料不能使用”，这是历史学的“处理证据的通性原则”，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洪秀全的为人暴虐、嗜血成性、穷奢极欲、妻妾成群等记载，都被弃之不用，这似乎符合学科研究的规范。“相反的史料不能回避”，这也是历史学的“处理证据的通性原则”，现今，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40周年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上的学者发言来看，潘旭澜先生的有关“洪秀全的真面目的”几点概括，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们的共识[11]，有关洪秀全真面目的揭示，似乎正是依据这一条学科规范所得出的结论。但是，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原先被弃之不用的材料现今已是“历史真相的实录”而加以利用的这一转变，并不是靠学科规范自身的运作来实现的。
另外，叶书宗先生在《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也谈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一文中，讲到苏联史学界对有关布哈林的史实真相及其评价的经过，也可以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一个案例。有关布哈林的真实史料早已存在，“作者确曾查阅过当时尚未解密的档案”，但他“却不根据事实来写历史”。直到20年后，有关布哈林的史实真相才得到了澄清和纠正。[12]但这时候的澄清和纠正也不是靠学科自身的发展（如史料的新发现）和学科规范的正确运作（学者依据学科规范的互相检视、纠错等）来实现的，而是俄罗斯的现实社会“允许、需要”这样的“澄清和纠正”。如果历史学的某些错误结论，不是靠学科规则自身的正常运作来加以纠正，而总是要等待现实主题的变换，那么，这些学科规则虽然不能说是毫无意义，不过至少在保证历史学的真实性上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上述的3点讨论，都只是涉及到有关“史实真相”揭示上的困难，都还是属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个方面，“历史人物评价”的另一个侧方，则牵涉到我们的评价尺度和评价标准。一旦进入到后一个领域，历史学所表现出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样多变、反复无常”特征似乎为其他学科所罕见。这构成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另一个方面的困难。不过，这已经属于另一类问题，需要专门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