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性与规模性收入分配：研究进展和未来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方向论文,规模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收入分配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收入分配的概念有两种：一是功能性收入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也称要素收入分配，是以生产要素为主体的分配，主要考察国民收入在土地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其中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劳动力所有者得到工资，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润。研究功能性收入分配主要是考察国民收入中各要素得到的收入份额大小，是宏观概念上的分配。二是规模性收入分配(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也称个人收入分配，主要考察不同个体间收入差距的大小，是从收入所得者的规模与其所得收入规模之间的关系角度研究收入分配，是微观意义上的分配(周云波和覃晏，2008)。
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所关心的是功能性收入分配。李嘉图认为“确立收入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理论都建立了各自的要素分配理论来解释现实中的工资和利润的比率关系。尽管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重要的影响，新古典的“边际主义”分配理论似乎统治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因而，经济学家的共识是资本和利润的分割不再取决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两大阶级的谈判和博弈，而是主要取决于劳动和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强化这一观念的另一主要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劳动收入份额稳定的态势得以长期保持①，基于新古典的一次齐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又恰好对这一统计现象作出了近乎完美的解释。自从卡尔多(1961)将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作为宏观经济增长的六大特征事实之一后，这一信条被广为接受，甚至在新近的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仍未出现明显变化(Mankiw，2007)。
然而，经济学家们发现劳动收入份额虽如“光速”般恒定不变，收入不平等现象却并未因此消除(Kuznets，1955)。由于微观数据可得性增强，收入分配研究重心由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微观的家庭与个体收入差距转换，即由功能性收入分配向规模性收入分配转换。个人收入分配的研究有两条主线：一是利用微观数据从实证角度构建一系列的衡量收入不平等指标并将收入不平等按照教育、技能、性别、行业和地区等组群进行分解，其目的是用微观个体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做出解释；二是从理论角度探讨个人收入分配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后，研究功能性收入分配再度成为热门，其主要原因是20世纪中后期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全球性的下降。Guscina(2006)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发达国家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从1975年的57%下降至2000年的52%。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呈显著下降趋势，其由1998年的59.3%下降至2007年最低点52.9%(周明海等，2010a)。针对这一现象，学者们则利用跨国和省级实证数据并结合早期有关分配的理论探求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决定因素，如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等。另外，人们也探讨宏观要素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然而，我们发现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尽管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两者研究却各行其道，很少有研究关心两种分配的相互关系。因此，本文旨在梳理收入分配研究脉络，并在总结当前收入分配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联系的理论和实证思路，希望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
本文后续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总结早期的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第三部分介绍规模性收入分配研究及进展，第四部分探讨功能性收入分配再兴起的背景及研究内容，第五部分论述目前少量有关探讨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之间联系的研究，第六部分为结论并提出如何建立两种分配的联系这一未来研究方向的看法。
二、早期的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
在参考和综合Atkinson(1983)、阿西马科普洛斯(1995)、Atkinson和Bourguignon(1999)、Bertoli和Farina(2007)、Glyn(2009)、布朗芬布伦纳(2009)及Giovannoni(2010)的观点的基础上，下文将对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一)李嘉图的分配理论②
李嘉图认为经济产出在土地、资本和劳动三大要素间进行分配，其分配理论主要基于“边际”和“剩余”两大原理，“边际”原理用来解释地租的份额，“剩余”原理则解释除去地租后剩余部分的工资和利润分割。在李嘉图模型中，一国的经济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分，农业部门的经济运行将决定工业部门的分配。农业部门的分配关系可用图1表示，其中Y轴表示农产品，X轴表示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曲线PAp和PMp分别表示平均劳动产出和边际劳动产出，由于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平均和边际劳动产出随劳动投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农产品的产出由劳动投入决定，矩形OMDC为总产出。租金则由“边际”原则加以确定，为平均与边际劳动产出之差再乘以劳动人数，即矩形BADC。
然而，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并不直接等于工资，而是工资和利润之和③。李嘉图认为，给定任意价格，劳动的供给是无限的，其供给曲线为WK。因此，劳动需求并不是由PMp决定，而是由经济中积累的资本所决定，因而劳动需求是当工资率为W的情况下就业的劳动人数。因此，劳动者的工资为矩形OMKW，剩余部分为资本利润WKBA。
图1 经济产出在三大要素间的分配
在均衡状态时，资本停止在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流动，两者利润率相同。然而，由于农业部门的投入和产出均为农产品，其利润率则取决于农产品的利润大小。工业部门的投入要素为劳动，用农产品进行支付劳动报酬，而产出则为工业品，因而工业部门依据农业部门的利润率调整工业品价格。而农业部门的利润率则取决于耕种的条件以及资本深化的程度。
李嘉图的另一重要假设是，工资不仅用农产品来衡量，而且工资都用于消费农产品。假设农业部门提供消费品，工业部门提供投资品(这意味着工人赚取工资用于消费农产品，资本家赚取利润消费工业品)，因此，农业部门中的产出可被看作是全社会的工资基金，其中OMKW用于支付农业部门工人的工资，WKDC用于支付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
尽管李嘉图较少关注工资和利润的内部分配关系，他还是提到了两种影响工资和利润分配比例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当对农产部门实施保护政策，即OMKW增加时，利润率就会下降从而经济增长放缓。另一种情况是实施除土地税以外的税收将由资本利润来承担，从而使利润率降低并导致经济停滞增长。
(二)马克思的分配理论
马克思的分配理论采纳了李嘉图的“剩余”原理而摒弃了“边际”原理，并将其运用于整个经济运行而非限于工业部门。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分析方法主要区别在于：①马克思不承认报酬递减规律，因而没有用此作为确定工资和利润的依据；②马克思认为劳动的供给价格由全部商品而非农产品计价，因而利润占产出的份额由平均劳动产出和劳动供给价格之差所决定。
马克思认为，工业革命使资本家通过规模化生产的方式迫使手工作坊因无力竞争而大量倒闭。那么，由于手工作坊倒闭而失去工作的手工业劳动者则组成了一支储备大军。然而，这支“军队”过于庞大而并不能被完全吸纳进新的生产方式。因此，当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时，工资则仅能维持在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和工作需求的最低水平。另外，与李嘉图认为利润最大化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目的不同，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家互相竞争，资本主义企业积累资本不仅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必需。因此，资本主义企业通过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摆脱竞争的束缚。由于这种动机，生产逐渐集中于少数资本家，从而迈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资本的有机构成逐渐提高，也就是以机器设备为组成部分的不变资本比例的提高和支付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减小，从而使工资占产出的份额下降，工人阶级陷入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
在马克思模型中工资占产出的份额必将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增强工人阶级的集体谈判能力才能使资本家减少剥削的程度，因而须将一部分“剩余价值”交还给劳动者以提高其工资及其份额。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意味着要维持工资和利润的稳定分配关系，必须使工人集体组织的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三)新古典的分配理论
1.边际主义理论
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则与马克思理论恰恰相反，其采用了李嘉图中的“边际”原理。新古典和李嘉图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①前者推广了李嘉图的土地和劳动的两要素替代原理，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三要素间也是相互替代的；②前者认为要素回报占总产出的份额与要素的供给价格无关，而与要素间边际替代率有关。同样用图1来表述，假设OX是生产中投入的劳动要素，当其他要素给定时，PMp表示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函数，因而AM表示需求价格，OMAB表示劳动要素从总产出中所获得的份额。由于边际原理对其他要素也适用，那么BADC则为除劳动要素外的土地或资本要素边际生产率所决定的回报。从生产角度看，马歇尔进一步认为劳动和资本要素对总产出的分割是厂商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结果。
在新古典框架下，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产出关系由一次齐次生产函数所决定(B
hm-Bawerk，1890，1895；Wicksell，1893，1901)。其中，最著名的生产函数由柯布和道格拉斯(Cobb and Douglas，1928)提出，其函数形式为Y=AK[α]L[1-α]。这意味着在总产出中，劳动的贡献即工资所占的相对份额为CD函数中劳动的产出弹性(1-α)，且这一相对份额不随时间发生变化。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可得到三大主要结论：①各要素回报大小视其生产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大小而定，因而新古典分配理论也被称为“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②新古典框架试图建立各种类型的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④；③与李嘉图的理论一样，新古典认为要素分配由一个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Clark，1899)，因而也就没有任何现实价值，这就促使其他理论寻求除此之外更为有意义的解释。
2.新古典贸易理论
新古典贸易理论在新古典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引入了开放因素，考察贸易变量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Heckscher(1919)和Ohlin(1939)认为各国间由于禀赋不同引起了比较优势，他们认为一国出口产品以有效利用本国相对充裕的要素，进口商品以有效利用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也就是说，一国将利用其高产出弹性的要素进行专业化生产。因此，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分工增加了国内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出弹性，减少了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出弹性。如果要素收入份额等于各要素的产出弹性，那么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分工将提高充裕要素的收入份额并减少稀缺要素的收入份额。在发达国家中，资本要素相对充裕而劳动要素相对稀缺，因而发达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提高充裕要素资本的收入份额并减少稀缺要素劳动的收入份额。斯托帕—萨缪尔森(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定理还认为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中恰好相反，贸易的最终结果将使要素价格在各国间呈均等化态势，从而各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稳定。
3.不完全竞争理论
在新古典的框架中，企业是完全竞争的，利润则由劳动要素的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之差所决定。不完全竞争理论则认为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于企业中，技术进步促进企业边际成本等于其平均成本，企业利润则来自于高于边际成本的垄断定价。因此，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决定了它们的分配比例。在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劳动和资本要素的分配比例则取决于单个企业的需求弹性，Kalecki(1938)用价格加成比例(mark up)来表示企业的垄断程度，并认为资本收入份额将随垄断程度的增加而上升。Kalecki还发现资本要素的分配比例还受到原材料相对价格的影响，当原材料价格高于工资增长幅度时，资本收入份额也随之上升。Kalecki进一步认为经济周期使影响要素收入份额的两种力量——企业垄断程度和通货膨胀——相互冲突，从而解释当时英美国家的资本和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稳定的现象。然而，Kalecki的分配理论并没有将企业的行为与垄断程度相联系，从而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加成比例规模的内在原因(Lydall，1979)。
(四)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
在《通论》中，凯恩斯主要讨论投资对就业量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作用，而讨论的前提假设是价格和工资是给定的。尽管凯恩斯本人并不关注收入分配问题，然而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⑤继承了他的思想体系并将其延伸至分配理论，形成了具有凯恩斯特色的分配理论，我们称其为“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框架也可用来分析工资和利润的分配关系，而此时则需假定就业和产出给定。卡尔多(1956)认为当经济满足充分就业条件时，总产出则分割为工资和利润两个部分，并将其分配给工人和资本家，这两类人群则分别以不同的储蓄率将其收入进行储蓄。当社会的总投资等于总储蓄时，经济处于动态均衡状态，而工资和利润的分割比例也同时确定：
上式意味着，当企业家提高其消费水平时，他们的利润也因此提高，或者如Kalecki的利润理论所说的“资本家得到他们所花费的，工人花费他们所得到的”。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模型与李嘉图(或马克思)模型恰好相反，此处工资是一项剩余，利润则由投资倾向和资本家的消费倾向所决定，因而利润是一种国民产出的“优先支付”。李嘉图认为所有的税收(除去对地租的税收)由利润来承担，而凯恩斯模型则意味着所有的税收，如收入和利润所得税以及商品税，最终都由工资来承担。假定投资率(I/Y)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
)不随时间发生变化，工资份额也就保持恒定。这意味着当实际工资每年自然增长时，人均产出每年也按相同比率增长，从而工资份额保持稳定。当资本快速积累时，利润份额则倾向于增加。
在凯恩斯模型中，工资和利润恰好对应为工人和资本家两类人群的收入。Pasinetti(1962)认为假设工人不进行任何储蓄的情况是完全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他认为工人也将储蓄其收入并将储蓄借给资本家以获取利息，从而分享资本家的部分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则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归属于资本家，另一部分则归工人所有。Pasinetti(1962)的研究表明在此种情况下，无需对工人和资本家的储蓄行为做任何假定，(2)式都成立。
与Pasinetti(1962)不同，Goodwin(1967)从另一方面扩展了凯恩斯的分配模型以讨论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关系。在该模型中，劳动收入份额和失业率是相互追捕的关系，当劳动收入份额过高时，劳动者面临的失业威胁上升，从而失业率上升。当失业率上升至一定程度从而导致劳动成本下降时，劳动收入份额回到较低水平并开始回升，这又使两者进入了下一次的循环。然而，Goodwin(1967)认为在长期过程中并不存在持久的失业率，从而劳动收入份额在长期中保持稳定。
(五)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的衰落
20世纪70年代以前，无论经济学研究还是经济学教科书都给予要素收入份额高度关注。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经济协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召开的学术会议中，有关功能性收入分配的文章占据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八成以上(Marchal and Ducros，1968)。此后，关于要素收入份额的研究逐渐式微，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英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很长时期内保持恒定(Kaldor，1961)，而这恰好能被新古典边际主义理论完满解释。直至今日，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仍持这样的观点：“保罗·道格拉斯发现国民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中的分配长期保持稳定……新近美国的数据仍然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保持一致……尽管在过去四十年中经济经历了许多变化，国民收入分配却仍然能轻松地被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解释(Mankiw，2007)。”既然要素分配由边际生产力所决定，而边际生产力又取决于市场定价机制，那么分配问题不再是李嘉图认为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主要问题。既然劳动收入份额如“光速”一样恒定不变，那么它既不可能被其他经济因素所决定，也不可能对其他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从而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和必要。
三、规模性收入分配研究
尽管劳动收入份额如“光速”一样恒常不变，经济学家们发现个体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并没有因此消除，穷人和富人间的收入差距仍然是那样的明显，因而收入分配研究的重心逐步转向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即从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间的分配转向由基尼系数描述的个体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一)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度量和分解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发展许多度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以及新近发展的广义熵指数、阿特金森指数。不同指标各有所长，其中基尼系数具有较为明确的经济含义且应用最为广泛，然而与泰尔指数易于分解不同，基尼系数的分解则相对困难⑥。
当收入分配研究从宏观的要素收入分配转向微观的个体收入差距时，经济学家也开始通过微观视角寻求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这些影响个体收入差距的因素包括教育、技能、性别、种族、地区和行业等组群特征。教育和技能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可由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而性别、种族和地区的收入差异则由劳动力市场制度因素来解释。从实证上来看，收入差距可以归结为不同群体和不同收入构成的群组差异，而这种群组差异可以通过对收入不平等分解来反映。收入差距的分解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是按收入来源进行分解，其目的是分析总的收入差距是由工资不平等还是由奖金或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引起的；二是按收入群体进行分解，将人群分成男性和女性、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来讨论收入的性别和城乡差异⑦。
(二)个体收入差距扩大的解释框架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工资不平等上升引起的收入分配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对于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们似乎很快就达成一致，认为工资不平等主要是相对需求从低技能工人向高技能工人转移引起的(Katz and Autor，1999；Johnson and Stafford，1999)。至于导致这种转移的原因，经济学家们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具有技能偏向性，自动化和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往往偏向高技能工人。因此，技能偏向性的技术进步是发达国家工资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原因(Katz and Murphy，1992；Krugman，1995；Autor et al.，1997)。另一方则认为贸易是工资不平等扩大的主要驱动力(Wood，1994；Leamer，1996；Feenstra and Hanson，2001)。无论哪一种观点，都可以用两类技能工人相对需求的分析框架来表示(见图2)。图2的纵轴为两类技能工人的工资，横轴为两类技能工人的人数，其中低技能工人数从左往右增加而高技能工人数从右往左增加。可以看到，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曲线(从右往左)向上平移，而低技能工人的需求曲线则向下平移。当两类工人的供给保持不变时，这种相对需求的变化将扩大两类工人的工资不平等程度。
图2 两类技能工人相对需求平移分析框架
同一时期，欧洲大陆国家则由于有效最低工资保护使得技能工资差距扩大相对较小而产生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然而，欧洲大陆的失业上升与美国工资不平等加剧正如硬币的正反面，仍然可以用技能的相对需求转移框架进行解释。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差异，欧洲低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下降更多地表现为失业率的攀升而非工资不平等的加剧(Freeman，1995)。因此，技能相对需求框架似乎使经济学家们达成了“跨大西洋共识”。
然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方面，技能的相对需求框架都受到经济学家的质疑。Atkinson(1997，2000)认为上述框架仅重视需求分析而忽略供给分析，仅重视劳动力市场内部分析而忽视资本市场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而使分析限于局部均衡而非一般均衡。不仅如此，Atkinson还强调工会制度、政府政策以及社会习俗和规范⑧的角度在解释收入差距扩大中的重要作用。
(三)个体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库兹涅茨(1955)抓住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否会伴随着个体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从而确立了个人收入分配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反映了当时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互动关系的认识，即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分配先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从而表现出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收入分配趋于均等化(Kuznets，1955)。然而，库兹涅茨曲线似乎并不是一条铁的定律，仅总结了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解释力却相对较弱。例如，中国台湾在1979-1994年间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和收入分配稳定的双重现象(Bourguignon et al.，2001)。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经济增长和个体收入差距相互关系的研究热潮从经济增长如何影响个体收入差距转向了个体收入差距如何影响经济增长⑨。经济学家们提出，个体收入差距可能通过五大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第一是信贷市场不完善的影响。由于存在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性，个体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使得更多的穷人面临信贷约束，降低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Galor and Zeira，1993；Fishman and Simhon，2002)。第二是政治—经济机制。在民主社会中，更大的收入差距会使得更多的人通过投票的方式支持增加税收来促进再分配，而更高的税收则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的激励作用(Perroti，1993；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Alesina and Rodrik，1994；Benabou，1996；Benhabib and Rustichini，1996)。第三是生育—教育决策机制。由于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更高而人力资本投资更少，当个体收入差距扩大时，会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增长(Perotti，1996；De la Croix and Doepke，2004)。第四是社会稳定机制。个体收入差距的升高会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恶化社会投资环境，并且使更多的资源用于保护产权，从而降低具有生产性的物质资本积累。(Perroti，1994；Alesina and Perotti，1996；Keefer and Knack，1995；Benhabib and Rustichini，1996)。第五是市场规模机制。假设个人消费的商品的种类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扩大，那么在一个个体收入差距较大的农业国，富人倾向于消费外国奢侈品，而穷人购买力有限，从而对国内工业品需求不足，从而制约该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Murphy et al.，1989；Keefer and Knack，1995)。
大多数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将对经济增长不利(Alesina and Rodrik，1994；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也有少数文献认为收入差距可能对经济增长有利(Patridge，1997；Li and Zou，1998；Forbes，2000)，研究结论的不同可能与跨国数据异质性和不可比的问题(Atkinson and Brandolini，2001)有关。陆铭等(2005)利用中国分省的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与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中国的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负的。
四、功能性收入分配研究的再次兴起
当规模性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时，20世纪中后期劳动收入份额的全球性下降再一次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拉回功能性收入分配问题之上。Guscina(2006)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从1975年的57%下降至2000年的52%。Boggio等(2009)发现甚至在劳动收入份额历来稳定的美国，2000年后也出现显著下降态势。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呈显著下降趋势，其由1998年的59.3%下降至2007年最低点52.9%(周明海等，2010a)。
综合分析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与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的“两大转变”相关⑩。首先，二战后全球经济由封闭走向开放，东亚和中国等新兴市场融入全球市场竞争体系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过程，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日趋频繁，形成了复杂的全球市场体系。商品市场的这种转变将对各国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工业化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与这种全球经济的融合方式密切相关。其次，前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和制度结构的巨大变化同样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显著的影响。以中国为例，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转换成为经济学者解释近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和结构分解
从表面上看，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十分简单，只需直接将劳动者报酬与GDP相除即可。然而，计算劳动收入份额须克服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生产税净额和个体经济收入的处理问题。目前，常规的处理是剔除“既不属于劳动也不属于资本的收入”的生产税净额(Gomme and Rupert，2004)，划分个体经济中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以重新调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Johnson，1954；Kravis，1959；Gomme and Rupert，2004；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周明海等2010a)。
经济学家发现在各产业间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可能是由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因此，现有文献主要从产业和部门的角度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结构分解，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分解为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Ruiz，2005；Young，2006)。从中国的研究看，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主要是由结构效应引起的，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转换使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工业部门的内部效应也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部分原因(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罗长远和张军，2009a；肖文和周明海，2010；钱震杰，2011)。
(二)劳动收入份额决定的理论和实证
目前，经济学家仍采取新古典框架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放宽了生产函数的形式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则与资本产出比存在确定的函数关系(11)，而这种关系的方向取决于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弹性(12)。为了直观，我们用图形讨论两者关系，令横轴为资本产出比k，纵轴为劳动收入份额
，Bentolina和Saint-Paul将其称为SK曲线。
图3 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产出比的函数关系
Bentolina和Saint-Paul认为资本产出比变动将使劳动收入份额在SK曲线上移动，即由A点上移至
点，并将其称为“滑动”效应。除要素投入比例外的其他因素则可能通过两种情况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一种渠道是通过平移SK曲线改变劳动收入份额，若保持资本产出比不变，这种因素将使SK曲线上A点通过平移下移至
点，将其称为“平移”效应，技能偏向性的技术进步和对外开放因素就会产生这种“平移”效应。另一种渠道是将使劳动收入份额偏离初始的SK曲线，这些因素将使SK曲线上A点向下偏移至
点，可将其称为“偏移”效应，产生“偏移”的典型因素如垄断力量。然而，新古典经济框架并不能全面解释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管制会对要素分配产生影响(Blanchard and Giavazzi，2003)。制度变革和经济转型对于理解我国经济运行有着重要作用。李稻葵等(2009)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出发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特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龚刚和杨光(2010a；2010b)则利用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动态模型得到与李稻葵等(2009)类似的结论。伍山林(2011)则根据中国制度环境构建包含劳动力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的模型，旨在考察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决定机制。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国外的研究主要利用跨国数据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研究普遍强调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产生的影响(Harrison，2002；Guscina，2006；Jaumotte and Tytell，2007)。国内学者则主要利用企业和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经济因素，研究更强调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变动等经济转型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造成的影响(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李稻葵等，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b；周明海等，2010b；Bai and Qian，2010)，新近的研究讨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郭庆旺和吕冰洋，2011)。
(三)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
在新古典的框架中，要素收入分配在市场优化配置资源前已经被确定，因此收入和消费分配的动态变化不产生任何福利效应。然而，将要素分为非积累要素(劳动)和积累要素(资本和知识)后，许多内生增长模型认为生产要素收入份额与总储蓄、投资和宏观增长之间密切相关，这与后凯恩斯主义的要素分配理论(Kaldor，1956；Pasinetti，1962)思路较为一致(13)。在均衡增长路径上，私人投资回报率、资本产出比和积累要素的收入份额都保持不变。因此，非积累生产要素的收入(劳动者报酬)与总产出和总消费的增长保持一致，所有工资收入用于消费而未储蓄。因此，最佳储蓄决定就会将初始的要素收入分配固化。当存在政策干预时，储蓄倾向和要素收入份额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对总储蓄、投资和增长产生影响。例如，当政府对资本收入征税以补贴工资时，储蓄倾向就会因劳动收入份额增加而下降，最终导致宏观经济增长放缓(Bertola，1993，1994)。当存在金融市场不完全时，须用有限规划时域的世代交叠(OLG)模型考察要素分配和宏观增长之间的关系。当存在自我融资和借贷约束时，投资机会的异质性使要素收入分配不仅对宏观经济增长而且对收入不平等的演化产生影响(Bertola，1996)。上述理论框架为检验国民收入的跨国收敛提供了两条路径：当富国比穷国更少进行储蓄或者富国比穷国获得更少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回报时，穷国将逐步追赶上富国。因此，实证检验考察要素收入份额、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然而，实证研究发现这种收敛的现象并不明显，这意味着宏观经济的分配并未在穷国和富国间呈现明显差异，且各国的内生增长路径存在不同。
国内现有的讨论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周明海等(2010a)以及黄乾和魏下海(2010)在这一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前者讨论两者动态的关系，后者按支出结构讨论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五、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研究的融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收入分配的研究遵循“功能—规模—功能与规模并重”的演进历程，不同时期收入分配的研究重点不尽相同。当前，经济学家们不仅关心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间的分配，也关心收入在富人和穷人间的差别，因此，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有趣的是，两者的研究虽然分属两个领域，但其研究内容和框架存在高度的相似。研究者都关心收入分配的度量和分解问题，都探求收入分配变动的决定因素，且都讨论收入分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在讨论决定要素和个体分配的影响因素时，变量的选取也非常类似(14)。既然两者研究无论在框架还是在内容上都非常类似，这种研究的相似性意味着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的研究将日趋融合。
事实上，已有少量研究开始关注要素收入分配和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互动关系。收入分配研究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Atkinson(2009)认为，建立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并给出了将宏观要素份额和微观个体分配联系的指导性思路。随着收入分配的跨国数据变得越来越可得和完整，国外研究主要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Daudey和Garía-Pe
alosa(2007)将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将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解释变量，认为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基尼系数，即降低个体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Checchi和García-Pealosa(2008；2010)则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仅是影响基尼系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和工资不平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他们的研究也支持劳动收入份额和个人收入分配存在反向因果联系的结论。
当前，中国处于经济和社会结构快速转型的阶段，其收入分配格局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下降和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周明海和姚先国(2011)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与基尼系数两序列呈反向变动趋势，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年份通常是基尼系数下降的年份，两者关系数高达-0.83(见图4)。因此，研究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的联系至少在中国是有意义的。
图4 中国1978-2006年劳动收入份额和基尼系数及其变动
数据来源：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7年；基尼系数来自Chen等(2010)。
六、结论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梳理了收入分配的两大研究对象——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此消彼长的研究兴衰史。我们用图5来阐述前文所述的收入分配经济思想史。
凯恩斯 功能性收入分配 卡尔多特征事实全球收入差距扩大 规模性收入分配 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下降 功能性收入分配
马克思 剩余 李嘉图 边际 新古典 度量与分解 决定因素分析 与增长的关系
1821-1960年1960年至今2000年至今
图5 收入分配研究的经济思想史
在理清收入分配研究的来龙去脉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前收入分配研究现象是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研究平行展开，却很少有研究关心两种分配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想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试图对下述三个问题谈一点思考：①为什么鲜有研究将两种分配加以贯通？其原因是什么？②为什么我们需要将两种分配加以贯通？其意义在哪里？③怎么样将两种分配加以贯通？其方法有哪些？
(一)为什么没有贯通？
从历史演进看，功能性收入分配成为早期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原因有二。一是古典经济学家身处于工业革命兴盛之时，收入分配问题更多地与社会阶层相联系，生产活动中的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必有其相对应的社会阶层(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收入差距也往往体现为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不仅如此，依据投入要素及其所有者的分析框架更便于经济理论分析。因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所谓的“收入分配理论”的著作以讨论要素分配作为前提。二是20世纪中期以前，经济学家并未能获得可供利用的大样本个体收入数据，实证研究的文章往往借助于宏观的国民收入账户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讨论。
当个体收入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取时，经济学家们主要探讨个人收入分配，要素分配被列为相对次要的研究主题。功能性收入分配被冷落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中要素分配和个体分配的变动步调并不一致，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稳定和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Lydall(1968)在《收入的结构》一书中生动地表达道：“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地主最富、资本家其次、劳动者最穷……当前有关分配问题的讨论仍沿用这些术语。但众所周知的是：许多土地拥有者很穷，许多雇员比资本家赚得更多，许多财产拥有者工作，以及许多工人拥有财产。”这段话确实反映了当时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个人收入分配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1980年代以来欧洲劳动收入分配下降的现象引起了人们对于要素收入分配的再次关注，形成了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研究并重的局面。然而，两种收入分配研究各自平行展开，仅有少数研究从实证角度开始探讨两者间的联系。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建立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的联系存在诸多困难。一方面是居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趋势使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三大社会阶级变得日益模糊，从而使理论上建立两者间的联系更为困难；另一方面是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于国民收入账户而个体收入差距则来自于家庭账户，从而在实证上构建两者联系同样存在许多漏进和漏出的问题(15)。
(二)为什么需要贯通？
贯通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不仅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基于不同视角和维度描述收入分配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探讨收入分配与公平、公正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要素收入份额相对于个体收入差距更适于讨论分配的公平问题。尽管基尼系数能够恰当描述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大小，却不能告诉我们怎样的分配是公平和合理的。如果将工资、薪酬和经营收入视为“赚取”的收入，将租金和利润视为“非赚取”的收入，那么依靠“赚取”的收入生活的劳动者要求获取公平的份额也有其合理性(Atkinson，2009)。通过收入来源这一分析视角，我们就能够较容易地讨论社会价值标准。
不仅如此，搭建劳动收入份额与基尼系数的桥梁对于制定更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未建立两者联系时，政府实施单独的工资和就业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这一宏观经济变量进行调整，通过单独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手段改善微观个人收入分配状况。建立两者联系后，我们就可以估算那些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微观个人收入分配状况。不仅如此，由于要素收入分配体现的是初次分配，探讨要素和个人收入分配的联系有助于间接估算再分配政策的影响。
(三)怎么样进行贯通？
既然贯通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具有规范和政策含义，那么如何去贯通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前文已提到贯通的困难在于理论和实证两大方面，这也提供了思考如何贯通的两大思路。首先，由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既是劳动也是资本要素的拥有者，因而个体收入就成为既包含劳动收入又包含资本收入的混合收入。那么，通过找寻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微观基础则能帮助我们搭建劳动收入份额和个人收入分配的理论桥梁。Atkinson(2009)认为建立包含劳动异质性的多要素总生产函数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其次，由于功能性收入分配来自国民收入账户(企业账户)，而规模性收入分配来自于家庭调查账户，这就使两者直接比较存在口径不一致等统计问题。我们认为在家庭收入账户中，收入按来源可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我们可以根据收入来源度量工资性收入比重从而得到家庭账户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我们还可用总收入获得个人收入分配信息，获得统一数据口径下两者的相互联系。
当然，上述观点仅仅停留在一种可供读者探索和思考的方案而已，并不能完全消除前文所提的联系困难。我们认为构建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联系不仅须从实证上将宏观的国民账户与微观的个体样本相关联，而且从理论上既关注资本所获的利润又分析异质性工人的工资，从而有利于我们进行价值判断和政策实施。正如Atkinson(2009)指出的，此项研究工作展开须得力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多领域的经济学家共同关注和努力。在收入分配矛盾日益凸显的中国，笔者也呼吁各路学者为解决当前我国这一主要矛盾建言献策。
感谢匿名审稿人、郭继强、罗长远、钱津和李超民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劳动收入份额稳定的结论主要基于美国和英国的观察。鲍利(Bowley)对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80-1913年)的研究发现英国工资占GDP比重稳定在为40%，因而希克斯(1932)将这一现象命名为“鲍利定律”。凯恩斯(1939)将此现象称为“整个经济统计中建立最完美但最令人惊讶的事实”，卡尔多(1961)将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总结为是宏观经济增长中的六大特征事实之一。
②关于李嘉图的分配理论，我们参考了Kaldor(1956)和Stigler(1952，1958)。
③李嘉图认为谷物生产的边际回报由固定资本(建筑和机器等)产生的利润和流动资本(劳动者报酬)组合而成，因此，工资和利润则为总产出减去租金后的“剩余”部分。
④Acemoglu(2003)认为：技术进步为劳动增强型时，技术进步将不改变劳动收入份额；技术进步为资本增强型(劳动节约型)时，劳动收入份额将随技术进步而下降。
⑤以琼·罗宾逊和尼古拉斯·卡尔多为核心代表。
⑥关于基尼系数的研究综述，参见徐宽(2003)。
⑦从具体分解技术来看，可分为不基于回归、基于回归和基于分布的分解方法。关于收入差距分解方法的详尽综述，参见郭继强等(2011)。
⑧社会习俗和规范视角认为收入不平等上升可能是人们越来越习惯于较高的不平等导致的。
⑨关于个人收入分配理论进展的更详尽述评，参见尹恒等(2002)、陆铭等(2006)。
⑩罗长远(2008)和周明海等(2010c)分别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国外和国内研究进展做了详尽的综述和分析。
(11)这样的生产函数须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齐次函数，如常替代弹性(CES)函数形式。
(12)当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两者单调递减；当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小于1时，两者单调递增。关于中国的研究更支持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小于1的结论，因此我们将SK曲线取单调递增这种情况。
(13)关于要素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更详尽述评，参见Bertola(1999)。
(14)从现有的研究看，决定收入差距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前者往往是教育、技能、性别、种族等具有个体特征的因素，后者通常是所有制、行业、技术、垄断等企业特征的因素。然而，这种差异仅由于受到数据获取的限制而已。新近的研究不仅有利用个人所属行业信息探讨垄断和所有制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陈钊等，2010)，还有利用企业内部细分技能的信息探讨技能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王永进和盛丹，2010)，许多研究共同关注全球化对收入差距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万广华，2006；罗长远和张军，2009b；肖文和周明海，2010；罗长远，2011)。
(15)Ryan(1996)、Atkinson(2009)以及Glyn(2009)对与分配相关的国民收入和家庭账户的异同作了详尽的说明。在此，我们仅举两例说明漏进和漏出的情况。第一例是国民收入账户中企业留存利润属于功能性分配中的资本收入项，但由于这部分金额滞留在企业中，因而无法反映在家庭收入分项中。第二例是政府的转移支付反映为家庭账户中的转移性收入，该项在国民收入账户中却无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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