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研究的方法论探讨——“两岸关系研究”之方法论反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两岸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什么是两岸关系研究呢?
此一问题的提出一定使不少学者感到惊讶。所谓两岸关系当然就是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但这只是一个状态的描述，而非研究范围，如果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它就不是那么 简单。从研究的角度来思考，两岸关系研究从对象上说，涉及到政治关系、经济关系、 社会关系、历史关系、文化关系等各种多元的内容；从时间上说则更麻烦，如果两岸关 系研究的范畴是上面所描述的，则两岸关系的研究早在五十年前就开始了，如：当时在 台湾的“匪情研究”、大陆的“蒋匪研究”等，但是这种描述与一般所理解的两岸关系 显然不同，如果两岸关系研究内容涉及到不同社会学科的各个层面，则范围也会涉及所 有的大陆和台湾的研究，因此两岸关系的定义很容易确定，但是涉及研究时其对象、内 容和时间则不能不有所讨论和区隔，否则我们也就无法讨论两岸关系研究理论和方法。 那么两岸关系研究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才能比较符合现实大家所理解的两岸关系?
首先是两岸关系的提法，此一提法在台湾是90年代结束“动员戡乱”时期之后才正式 使用的名称，在此之前台湾所谈的只是大陆问题、中共问题，没有所谓“两岸关系”， 在大陆方面也是以台湾问题、“蒋帮问题”、国民党问题等为名，没有使用“两岸关系 ”一词。邓颖超在1979年4月11日访问日本时曾经使用过“海峡两岸的三通交流”，之 后也没有人再使用海峡两岸，足见在80年代使用“两岸”一词主要是面对两岸以外的第 三者来使用。(注：陈崇龙、谢俊主编，《海峡两岸关系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出 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到了“海峡交流基金会”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分别成 立(1991年初、底)，才正式使用。换言之，两岸官方正式使用“两岸关系”的名词都是 在90年代初的事，此一名词的普遍化、正式化说明了两岸关系研究议题的正式催生。因 此我们在界定两岸关系研究范畴时，必须注意到此一事实的变化。
其次两岸关系研究的内容十分复杂，一如前述，果如此自然研究两岸关系理论和方法 同样是多元而复杂，是以研究两岸关系除了范畴的确立之外，内容也必须有所限制。个 人以为，两岸关系研究的内容必须限定在针对两岸互动的过程以及两岸关系未来的目标 为主要内容，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上来检视两岸的学者在研究两岸关系时所使用的理论和 方法，依此规范下，凡是研究台湾问题，研究大陆问题的论文就被本文排除在两岸关系 研究之外，才能有针对性检讨两岸关系研究所提出的论文和著作，进一步寻找其适用的 理论以及其研究方法并加以讨论和反省。本文的讨论将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 学者的论文和著作中研究方法的讨论，其次为针对学者的论文和著作中所运用的理论部 分来讨论。
二、研究方法简评
所谓“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在解决议题时搜集、处理与分析资料的手段。(注：朱浤源，《撰写博、硕士论文实战手册》，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版，第145页。)在方 法大辞典中对方法的定义是“‘方法’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沿着正确的道路或方 法运动。在主观认识客观的活动中，是指获得、收集、整理关于对象的经验材料以及对 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加工的方法。”(注：刘蔚华、陈远主编，《方法大辞典》，山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应用的行为方式 、程序及手段的总和。所以研究方法就是指我们认识对象、理解对象时，进行研究所抱 持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搜集研究的资料和分析研究资料的方式。
研究两岸关系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长年以来社会科学的研究深深受到自然科学研 究典范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重视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学科理论的使用。对研究方法作 出上述的定义，基本上是以科学主义的典范为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去评估 正确、评估客观，显然在科学主义的典范下，是以按科学的程序、步骤、工具、方式研 究知识的正确和客观的方法，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以科学的方法为判准，所以 对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样要求具备一定的步骤、程序来搜集、分析和解释资料，以便 获得正确的、客观的认知。何谓正确的、客观的认知呢?在科学主义的典范下，认为凡 是实证的、经验性的认知，就是正确、客观的科学知识，“实证”是指可以被他人证明 为真的，“经验性”是指可以为其他人所重复经验的，在此情况下，社会学科的研究发 展出一个实证主义的学派，他们认为“科学只有一个逻辑，这是任何要顶着‘科学’这 个名号的知性活动都必须遵循的”。(注：Keat,Rusell and John Urry(1975),Social Theory As Science,London:Routlodnge and Kegan Paul,pp.25。)而他们的研究方法 是以量化研究方法为主，而量化研究的主要精神在于要求研究者以客观独立的精神，寻 找事物中名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即所谓变项的相互关系，以获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这 一套研究方法在发现自然科的因果定律时显然是十分有效，不但是合理地解释了某种现 象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能准确地预测现象的未来状况。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有不少加以模仿，李文(Levine)甚至认为“量化的社会研究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注 ：W.Lawrence Neuman,Social Research Methods: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oraches。)。
但是由于社会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性，所以在社会学科还有另一种研究方法传统就逐渐 为学界所重视——质性研究。质性研究是从理解社会事实的意义入手，强调的是研究者 透过主观的立场与研究的对象产生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解释事件的意义，理解事件的 逻辑，因为质性研究是为了理解，所以在研究上是从个别的资料或是个案为起点。
(一)量化研究：
量化研究的研究逻辑我们可以化约为以下的步骤：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定具有因 果关系的各种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 采集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 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假论。(注：陈向明，《社会 科学质的研究》，台北：五图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12～13页。)简单归纳为七个步 骤：即建设假设→文献探讨→确立抽样→进行调查→(问卷法、实验法)→统计并检证结 果→分析结果→检证假设。兹将七个步骤分述如下：
建立假设：当研究者按自己提出的问题初步地阅读或观察某些资料和现象之后，心中 依据自己以为的认知和学识，或是根据他人的理论学说，就会产生某些方向性的答案， 对这些初步的答案，我们以变项之间的因果关系来加以回答，此一回答就是我们所说的 建立假设。既是假设，自然不是真正的答案，而是有待检证的答案。
文献探讨：有了假设之后，我们研究的第二步是试图去理解在此问题范围内是否也有 其它国内外学者已经有过类似的研究，假如有，则他们的答案我们是否满意，他们的答 案是否有瑕疵，是否有再检证、再修正的必要，假如没有，我们反而应该更虚心地反省 或请教他人有关自己的问题是否问题范围不足，是否问错方向，是否具有探讨的价值， 而假设是否正确，是否可行。经过这一步骤文献探讨的努力之后，我们对问题的研究自 然更有把握，更有精确的问题意识。
确立抽样：为了检证我们的假设，我们需要适当的资料，所谓适当是指我们需要研究 的资料。它无法是全部的资料，因为资料量太大，无论经费、时间、精力的限制，我们 都不鼓励将所有的资料加以研究，所以我们只需要有代表性的部分资料。如何得到有代 表性的资料呢?这就必须借用抽样的技术。一般常用的抽样方法是随机抽样、分层抽样 、系统抽样、整群抽样等技术，这部分可以根据我们的问题和假设来决定我们使用的抽 样技术。
进行调查：经过适当的抽样，我们就具有研究的对象，如何研究呢?在量化的研究中通 常都希望将资料中可以数量的部分加以量化，而量化的方法以问卷、调查和实验调查最 为普遍，问卷调查是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调查，如民意测验、性向测 验、选举行为的研究等，都是经由制造问卷来了解被研究者的动态和趋向，当然如何制 作问卷，这又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题，至少实验法常常使用在营养教育等社会学科上， 主要的精神是将研究对象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以不同的内容加入研究对象，在一时 间内观察其变化，以便得到变量项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相关性。不过由于社会科学研究 的对象，我们无法将之孤立，所以此一方法的结果争议也比较大。
统计结果：不论是经由问卷或实验研究之后，都必须统计出结果，但是由于每个人自 己的主观因素，为使统计结果更加精确，同时也因为是抽样方式所取得的结果，因此也 为了减少部分与整体本有的落差，因此研究者统计的结果必须经过检证，而检证的方法 也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题，经过检证缩小的误差，才能获得正确的结果。在量化研究中 有关抽样技术、问卷制作及检证方法是量化研究的核心问题，近十余年来借诸科技的发 展、计算机的使用和普及，这几方面的方法论的探讨也越来越丰富。
分析结果：判读经过统计之后的资料，并将统计的数据转化成为有意义的语言来说明 我们研究的结果，这是我们运用量化研究很重要的目的，分析的方式在近几年也有长足 的进步，不仅是多少数字，就是何种结果的表面判读，而且可以进一步透过交叉比对， 连结相关的问卷，可使研究者阅读出数字表像背后的文化意义或是被研究的潜意识等等 。当然如果我们要进行这一部分的分析，则在原先问卷设计时，我们在问题中就已经有 了准备，有了问题内在逻辑的关联，才有可能。
检证假设：当研究者分析了统计结果之后，就必须检证自己原先的假设为是或非，何 种条件下为是，何种条件下为非。检证假设可以说是量化研究最重要的目的，因为经过 检证的假设，如果是依据某一理论所提出，当检证为是，代表了理论的正确性，如果检 证为非，则可能是开启修正理论或是推翻理论的可能性，如果该假设为研究者自己所建 立，则检证为是，代表该假设有机会成为理论，若为非，也代表了我们的假设是不成立 的。所以检证假设就是检证自己原先的准理论能否成为推动知识发展的起点，所以量化 研究方法是发展知识十分重要的方法，这也是量化研究主要的贡献。
(二)社会科学量化研究之反省：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固然有其知识上相同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极大的差距，而 且这些差距多半都是本质上的不同，而不是形式的差别，而两者的主要差别有：
第一，预设基础的措施：当人们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转移至社会科学时，无形之中我 们已经假想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真理性和唯一性，进而学之，大家在此假设之下自然 已经不怀疑自己科学研究方法上的真理性和唯一性，换言之，只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才是发现真理的唯一方法，但是如果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探索真理的唯一方法，则代表 人类已经获得迈向真理的手段和工具。事实上，我们只要看看科学发展对地球所造成的 伤害，我们就可以有明显的答案，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其实用价值，但不是迈向 真理、迈向知识的唯一道路。如果我们在知识认知仍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之分，这就代表了知识仍存在多元性，则理解知识的途径、方法也必然是多元的，是以 纵使我们相信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知识发掘具有有效性和实效性，也必须为社会科学 保留其自己的研究方法。
第二，数量化的难题：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将研究对象因素化、数 量化，而透过数量化之后，就十分容易观察出研究对象相关因素的影响方式，因此只要 数量化的方法是精确的，则其结果也就更容易理解，但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必须涉及 的许多因素是无法数量化的，例如以人的健康情况来看，医学界发展出许多的观察指标 ，所以一般而言，符合指标就是健康，反之就是不健康，但是我们也时常在社会上可以 发现有许多人在医学指标上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两人的健康表现完全不同，社会问题 如众人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士气状态等等都是迄今为止无法数量化的。当然究竟是 因为人类的技术发展尚未到位，所以无法将上述的部分数量化，抑或是这些部分就是无 法数量化，目前尚无定论。不过按上述第一项的预设基础的讨论，不论未来的技术如何 进步，我们相信总还是会有许多的因素是无法数量化的，因为数量的安排并不必然是宇 宙一切秩序的源头，而且一定数量的集合必须产生质的变化，完全以数量来主导一切的 知识本身就有其不足之处。
第三，对象不同：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而研究这些物质的研究者是 人，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的主体和客体是可以二元化，研究者可以完全与客体疏离 ，研究者因而完全操控客体，以便从各个角度来检证自己的假设，因此经过检证之后的 假设，转为理论的可能性很高。而理论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也很高，反之在社会科学的研 究中，其对象为人类社会，而研究者本身也是人，而人又是社会人，凡是社会人必然是 受一定社会的影响，是以研究者也必然受到自然的社会和被研究对象社会的双重影响。 在研究者自身的社会中，对研究者对研究课题的价值选择、对被研究对象的认识等必然 受到自己社会的影响，我们称为“前在理解”，此一理解自然是主观的，而且对研究者 而言，此一“主观”是不得不有的认知基础。其次是对被研究社会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 者是无法去操控、去主导的，因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有情绪的因素，或喜欢或不喜 欢，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的研究客观性，所以在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时，其 研究者必然会受到前在和后天的交互影响，以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不得 不有所差别。这也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无法完全地套用在社会科学之上。
第四，变量无法确定：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自然也有不少的变量项，但是在被研究 对象可以操控的情况下，其影响研究过程中的变量项目在操控上也比较较易，但是在人 类的社会中，研究对象本身无法操控，而在社会科学中变量项又特别多元，特别无法预 测，因此在自然科学的研究结果可以告诉我们研究出的结果是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成立， 在何种条件是无法成立的，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我们无法作出很清晰的在何种条件 下变化的状况，因此社会科学所发展的理论用作解释社会现象的功能大大超过其预测的 功能，其主要的原因也在于对社会现象的未来的变量更难加以掌握。社会科学在几个世 纪以来，特别是在韦伯(Max Webber)提出实证的社会科学时代以来，有不少的学者试图 去建立社会科学的科学研究方法，他们的努力也确实作出了一些成绩，其中经济学在这 一方面可以说是科学化程度为高的一门社会学科，不过总的来说，难度很大，而且越深 入越难作。事实上纵使经济学的研究在预测经济方面也仍然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其 它学科也发展出一些整合性的学术领域，如政治数字、政治统计学、社会统计学等等， 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之间迄今确实存在着不可逾越，无法共享的鸿沟，这是从事社会科 学研究必须理解的问题。
(三)质化研究：
在人类追求知识的历史中，除了科学实证这一个研究方法的传统之外，还存在着另一 个重要研究方法的传统，此一传统即以历史与人文为主流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主 要目的是了解被研究对象自身的意义、逻辑。与科学主义不同的是：科学主义认为被研 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是主体外在的对象；反之，质化研究者认为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 必然都是一定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之下所型塑，因此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通过各种形 式的辨证、对话和互为主体的互动之中，达到一种生成的理解。(注：Richard E
Palmer,Hermeneutics,1975)所谓生成的理解是指一种逐步增加的理解过程，换言之， 理解不是一开始就完成的，自然不可能一开始的认识就是正确，而只能是不断加深彼此 的理解，同时又由于历史与文化并不会停止，因而理解也是一种无止境的过程，同时由 于理解者必定是受到自己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的影响，是以每一个研究者对对象所作的 理解都不会相同，自然在这其中也就不可能有正确与否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方法事实上 就是一种参与、互动、倾听，此一研究通常就包括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数据搜集：在这一部分的研究方法就常常是透过调查、访问，甚至是投 入观察的方式来搜集资料，当然除了实地的经验性资料的搜集之外，文献资料的搜集和 阅读也十分重要，因为文献资料的阅读一方面是进行调查、访问、观察的必要准备，一 方面也是对实地经验性资料搜集之后的必要补充。所谓必要的准备是指研究者在进行对 象的调查、访问、观察等互动性理解之前，必先对该对象有所认知，而认知的方法不得 不是文献资料的搜集和阅读，否则我们所进行的实地经验性的搜集工作一定是事倍而功 半，而且我们可能只是重复搜集其它学者专家早已搜集汗牛充栋的资料，而搜集不到独 特、珍贵的资料，如此便降低了该资料的重要性。
其次是我们在实地所得的资料，固然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时间、经费 、个人精力以及研究者自身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的构成性和局限性，必定在资料的搜集 中具有盲点，此时也必须依赖文献资料来反思和补充，以便扩大个案的基础和数量，作 为下一步骤意义的阐释和逻辑的理解之基础。
第二个层次是数据的分析和理解：质化研究中这一层面依赖的是诠释学(Hermeneutics )的传统，诠释学的传统对神谕、对法律和对史诗的解释。从神谕而言，是为了传达和 翻译神所垂示的现象，如地震、打雷、闪电、洪水、森林大火等自然现象所代表的意义 为何，又如
的裂痕、卜卦、水晶球预卜、筮签等神谕代表的意义为何，西方的圣经 更是有许多的神谕，这些文字又如何贯穿古今，成为数十亿人的真理信仰也是依赖解释 ，在帕玛(Richard E Palmer)的《诠释学》一书中将“圣经的释经学(exegesis)”视为 诠释学的重要传统之一。(注：陈向明，《社会科学质的研究》，台北：五图图书公司 ，2002年版，第23页。)
其次是法律解释，主要是为了法律的执行而发展，因为法律所定自古以来就是规律人 类社会行为的统一规范和保护，但是个别人的行为是否违法，则是司法判断的问题，而 司法在判断中当事者对法律条文的解读和理解不同，而这些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就是对法 律条文的解释，而人类现存最早的文字法典就是罗马《十二铜板法》，之外，广义而言 ，所有的判例也都是对法律本身带有具体实践意义的解释。
第三是史诗解释，也是文学解释。文学作品作为文本是一种面向读者时其可解释度最 宽最大的文本，因为文学的文本原本就是对所有的读者完全开放，同时文学的解释又是 一种个别的、主观的一种感受、一种理解，因而文学文本的解释是一种相对的、无对错 的，而且随意性最大的文本，扩大一点不只是文学，而是所有的艺术的成品也都具有类 似的特征，在文学或艺术文本的主观阅读与理解之中所表现的个人的主观，因此也不能 不是开放，于是在文本的理解中就不得不是一种展现主观见解的相融性和模糊性，因为 理解文本的人很容易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场合情境、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对象互动而出 现对文本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假如一个人自己的解释和理解都会因时而改、因地而异， 更何况不同的人之间的阅读呢?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到质化研究在后设基础上、程序上、研究目的上与量化研 究确实具有相当的距离。如果量化研究后设基础是可量化，质化研究的后设基础则是语 言、文字、图像的分析描述，而量化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检证理论，而质化研究的目的 则在寻找意义的理解；从搜集资料的方法来看，量化研究是从问卷、统计、实验和结构 性观察来获得资料，而质性研究则是以开放式访谈、参与观察以及实物分析来积累资料 ；从研究过程来论，量化是从问题、假设、实验到检证，而质性研究则是透过资料阅读 、进行与事件的互动，以便透过叙事的方法来展现研究对事件意义的主观理解。习惯于 量化研究思考的人常常会质疑展现意义之后又如何呢?换言之，对他们而言似乎对于研 究这种活动如果不具有推动知识的效果，便不成为学术研究，而且简单地假设了只有检 证理论的活动才是对知识的积累有益的研究方法。
事实上理解意义可能也是一种知识，按胡塞尔(E.Husserl)现象学的说法，人的生活世 界不是平面或平铺的生活，而是有其深度、有其动态的一面，人是在一个复杂和互动的 过程中编织成意义网，因此若要理解人创造出来的事物，就必须在深度及动态过程中来 掌握。(注：陈伯璋，《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中正大学教育学研究所主编，《 质的研究方法》，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7页。)这就点出 了自然科学的知识对象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对象的不同。人们不能因为在长期受科学 主义知识论的影响而成为唯科学主义知识论者，当然这并不是说两种知识是截然划分， 不能沟通的只是说知识不是一元的，是多元的，是以追求知识的方法也是多元的，阐释 质性研究的知识观不是为了排斥或否定量化研究的知识观，而是排斥科学主义的独断意 识形态，以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知识论研究。
与量化研究一样，质性研究也有其一定的研究程序，按高敬文先生搜集许多质性研究 专家的研究程序(注：高敬文，《质化研究方法论》，台北：师大书苑，1996年版，第5 8-60页，60-68页，67页，41页，49-55页。)之后，自己综合提出研究问题的界定、研 究场地的选择、进入现场维持关系资料、搜集的方法与校正、资料分析的检查与报告、 研究结果的写作与报告等六程序。(注：同前注，60-68页。本文仅取其名，而在说明以 自己的方法为主，也参考作者的说法。)
研究问题界定：质性研究中对研究问题的界定是采取避免原有的理论局限的方法，以 便广泛地搜集资料、阅读资料，在过程中逐步呈现问题方向、问题焦点、问题的范围以 及问题解决的深度等等。
研究场地的选择：问题一旦界定，质性研究的特色就是选择研究的对象，因为质性研 究是必须与研究对象互动，所以在时间和经费都无法—如量化研究一样大量抽样选择， 因此在选择对象时，就必须注意以一般性、普遍性的对象为主，以免在意义的理解上出 现盲点。
进入现场与维持关系：质性研究者在择定研究对象之后，必须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 因此如何取得对象信任，愿意与研究者进行无障碍的互动，以能使之不刻意做作，平顺 地、平常地互动，才能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理解意义的基础。是以增加信任， 长期维护互信的关系是研究者必要的功夫，也因而选择的样本不可能很多。
资料搜集的方法与校正：访问、观察是质性研究中十分关键的搜集资料的方法，但在 访问、观察互动方式、搜集资料过程中，访问者与被访问者当时互动的心情、感觉以及 被访问者的背景等影响因素，均大大影响资料本身的正确性和适用性，以致有些资料搜 集之后，必须将上述的因素加以考虑，以便纠正我们所搜集的资料，而纠正的方法不外 是较广泛地搜集、以不同的方法搜集、以不同的问题来搜集，或是以文献所记等方法来 纠正资料的效果。
资料分析的检查与报告：由于资料的数量和品质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对象行动意义的理 解，虽然在最终意义的理解上质性研究是开放的、多元的，但是所依据的资料必须是真 实的，否则就无所谓研究。而在资料的检证上，质性研究者提出三角校正的手段，所谓 三角校正是指“在研究中多采用不同的方法、资料、观察者与理论”，换言之，以不同 的方法、不同的资料、不同的研究者和不同的理论来分辨资料的真实性，以保证研究的 资料的真实、精致和独特。(注：同前注，第67页。)
研究结果的写作与报告：假如研究者严肃地从问题的界定开始就大量阅读和亲入现场 搜集资料、与对象互动，在这些过程中研究者就必须开始针对问题草拟其报告的大纲， 而且在边搜集资料、校正资料、分析资料的过程中修改大纲、撰写论文，因此撰写论文 也是某种研究过程的记录，是以不应在最后资料搜集备齐之后再作，而应在备齐一定程 序的资料即行开始。
以上质性研究的步骤，大体而言是指向质性研究论文撰写的程序，除此之外，质性研 究本身资料分析的程序，在高敬文博士的著作中并没有呈现。作质性研究的资料分析的 重点在于三大步骤：神入、理解、批判。“神入”是指任何一个质性研究者不论是阅读 资料或是访谈、观察，首先是必须将自己设想为对象，让自己进入对象，当然研究者无 论如何也不可能进入对象，只是仿真、虚拟，让自己能更深刻的体验对象，这才有可能 去思考对象的想法和看法。“理解”是研究者开显了对象的自身的意义的说明和认识， 甚至可以进而诠释其逻辑的可能性，亦即是在高达美(Geoge H.Cademmer)所说的“视域 融合”，而创造出新的意义、新的理解。“批判”由于质性研究最容易为人所诟病的就 是主观性，因为承认主观性的合法，是以常常造成结论的随意相对性，甚至造成了标准 的无政府化，因此哈伯玛斯在批判诠释学中提出对主观者意识形态的批判，以防止主观 者的意识形态从合法化而偏轨化，所有的理解必须透过研究不断的自省，以便去偏激化 以及回归理性沟通下形成，换言之，“批判”是进一步对研究者理解的一种反思，以便 纠正在诠释中的过度诠释和意识形态主宰的诠释。（注：参阅同前注，第41页。高敬文著，第49-55页。）（注：同前注。）
当然质性研究也同样是不能取代量化研究，首先是质性研究虽然具有十分悠久的传统 ，但是真正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也只是近百年左右，社会科学家在民族学、人类学 的研究中所逐步形成之后，与现象学、诠释学、批判理论等学理结合，因此质性研究仍 有许多发展的可能性，甚至在此典范(paradigm)之内也仍在逐步形成某些主流的规范之 中。
其次质性研究做为一种研究方法，是和研究问题之研究目的相关联的，可以说是问题 的性质和研究者的目的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甚至在某些问题中的一部分可以使用质性研 究，而其它部分必须使用量化研究。简单地划分，在资料中数字部分的资料就毋需使用 质性研究。
其三，质性研究做为研究方法的一支，其兴起可以说是对量化研究反省和批判的产物 ，但是往往也因为是面对量化研究及其本身庞大的理论体系和长期的思维习惯，从而质 性研究的学者不知不觉其思考典范就被量化研究所影响，而将质性研究或者描述成为量 化研究的对立面，或者引进量化研究科学主义的概念来强化自身，例如在许多的质性研 究的著作中都提出了质性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于是想尽一切的方法来证明质性研究也可 以具有信度和效度；又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研究程序性的问题等，企图以一种标准来规 范、训练所有的研究者的研究程序，其实都是科学主义影响下的作为和思考，问题在于 如果我们是以这些标准来反省，则质性研究就没有其独立性，它在研究者的心目中就只 是量化研究的补充、备用而已，个人以为这种的反省是有问题的。假如质性研究重视到 诠释学、批判理论这些以人文、历史思考为主的思潮，则就应该为质性研究寻求一个不 同于科学主义传统的一套论述方式，这一套论述不是对科学主义的否定，而是与科学主 义的对话，从而发展出质性研究自己的问题意识、研究指引和方法操作，因此质性研究 就毋需去回答量化研究提出的问题和质疑，量化研究的结论可能落实在对理论的检证以 及人为知识系统变迁，质性研究的结论可能是反映在实践的效果，例如有人质疑了解意 义之后为何，个人以为了解意义之后，有可能是落实在实践知识的层次上去检证，此一 检证就与知识理论的检证无关。这就是说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在同为研究方法的属性是 有一些普遍性、共同性的存在，而重点在于两者各自的特殊性，是以面对量化研究的许 多问题，质性研究者有些是可以回答，有些问题对彼此而言，只有各自存在的意义，而 不具相互存在，也就是说有些问题只会对一边是有意义的，对他边则是不存在的问题。 如果质性研究学者没有这样的觉悟，则质性研究的建立终将遭遇瓶颈。
其四，质性研究的学者也有不少人提出量化、质化研究互补性的问题，(注：Anselm
Strauss,Juliet Corbin,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吴芝仪、廖梅花译，《扎 根理论研究方法》，嘉义市：涛石文化，2001年版，第35页，36页。)这时我们必须先 行了解何谓互补，有些作者把“互补”视为在量化研究之前、在进行量化资料搜集之前 ，有必要进行探索性访谈，(注：Anselm Strauss,Juliet Corbin,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吴芝仪、廖梅花译，《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嘉义市：涛石文 化，2001年版，第35页，36页。)或是在质性研究中也不可能不使用量化资料等；此种 互补的论述则是由于作者本身将量化、质性研究完全切割、完全排斥，这是这些作者本 身的错误，因为量化、质性研究本来就是不排斥、不能完全切割的研究方法，有点类似 唯心论和唯物论一样，关键不在于量化、质性研究方法的互渗，而在于研究目的和问题 决定了以何种方法来进行研究，寻求结果，所以不能以互渗来说明其互补性，两种方法 是可以互补，但所谓的互补应该是在结论的检证上的互补性，即以不同的研究方法来观 察所获得的结论，由于结论的差距，从而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和想法，而非研究方法自 身的互补问题。
三、两岸关系研究中方法的反省
我们如果从以上所讨论的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方法来检视十余年相关的学者论文或著 作，似乎真正用到严格意义的研究方法来撰写的作品十分有限，绝大部分作品都没有研 究方法，当然是否运用研究方法撰写论著与论著本身的价值没有直接的正相关，而且也 与学者本身是否理解研究方法无直接相关性，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两岸关系研究是否已经 成为一门学术探讨的对象，换言之，迄今为止两岸关系研究的性质为何，性质决定之后 ，我们才能区分在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哪些领域可以使用严格意义的研究方法来要求。
(一)两岸关系研究的性质：
学术研究的对象在很大的层面上需要有一个距离感，此一距离可能是时间的，也可能 是空间的，也可能既是时间也是空间的。以时间为距离，则研究的对象基本上已没有可 变性，以空间为距离，因而可以透过互为主体的互动来理解相互的意义，但是两岸关系 研究对两岸的学者以及对欧美学者而言，在性质上是一种时事性、政治性、政策性。时 事性代表了其结果的不确定，偶然因素的干扰无法掌握，其发展的变动性很大，因此很 难以学术规范来研究。那么如果是十年前的事务，如两岸两会的谈判、“千岛湖事件” 等，在时间距离却有可能。不过两岸关系研究不仅是唯时事件的限制，还包括了政治性 的干扰，此种主要表现在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立场对研究两岸关系的干扰，这些 干扰有些来自“统独”的民族情感、有些来自对个别领导者作风的好坏、有些来自对个 别事务的参与者等等显性或隐性的政治影响，都会影响研究者对资料的选择、解读与分 析的取向。对研究者而言，这些政治立场是不自觉的，也是不得已的，但是却会强烈地 影响研究者对事件的解释，甚至影响到学者对事实面的构成，而这种政治干扰常常又表 现为穿越时空，穿越历史的距离，以便为自己的潜在政治性立场去服务，如果我们细读 台湾史的著作，便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此种干扰的强烈性。这一部分的干扰在研究者的潜 意识是无法却除，但仍然可以透过反省和批判来降低作用，以便研究者看到、读到、理 解到他人的资料、分析和解释，但纵使如此，两岸关系研究的政策性倾向仍然很难避免 。所谓“政策性”倾向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两岸关系完全不可避免地受到不断释出的政策 的影响，同时研究者在解读政策的过程，不免对政策进行宣传和批判的做法，以及希望 自身的研究具有影响政策甚至形成政策的可能性，这就使研究者本身不仅是两岸关系研 究的互动者，而且下意识地成为两岸关系的参与者，而参与者兼研究者情况下，研究者 的关怀旨趣就不是学术知识，而是政策批判。一旦研究者的研究旨趣是非知识旨趣，则 从量化研究方法来看，论文的本身就不是在检证假设、检证理论；从质性研究方法来看 ，论文的本身就不在理解对方的意义呈现，因而也使得研究者的论著毋须以研究方法来 进行和铺陈其论述。
总之，由于两岸关系研究的时事性、政治性和政策性的特征，因此影响研究论文在学 术上研究方法的应用，使得两岸关系研究带有极强的实用性，而实用性的论著及其“论 述方法”就与“研究方法”有所区别。
(二)研究两岸关系之方法
两岸关系研究在其性质的制约之下，我们无法以研究方法来检视其研究结果，但这不 代表研究两岸关系的论著没有方法，这些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论述方法”，而其中最 常使用的方法：一种是以理论为导向的论述方法，一种是以历史途径为导向的论述方法 ，一种是以文献研究为导向的论述方法。
1、以理论为导向的论述方法：
这一类的论文在台湾学界中是十分流行的，例如以谈判理论、整合理论、两德统一模 式统合理论、抗衡或扈从模式、结构主义等角度来操作论文，按理说这一类的论文理应 具有一定的研究方法，然而我们仍然发现有三点可以商榷。
首先这些理论常常是由单一事例的过程所构出的所谓“理论”，然而从科学主义的理 论建构来看这类的“理论”，只能称之为有待检证的“假设”，因此这种“理论”基本 上就只是借别人的经验发现两岸关系中新的解释角度而已。
其次是有些理论是可以被称之为理论，如结构主义、整合理论，但是学者在使用时， 其宗旨不是在检证理论的适用性或解释事件的效力，而是在以理论来检验两岸关系发展 的事实，或是来批判两岸当局的行动等，但是学说理论的目的对实践而言是提供学者去 观察实践来印证理论，而不是去以理论来纠正实践行动。
其三是这些理论并无预测的能力，这是科学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大的问题，因 此学者运用“理论”解释了现阶段的两岸关系之后，基本就无法再寄望“理论”能有何 功能，但是预测两岸关系的未来又是学者研究两岸关系功力的表现，因此常常会出现超 过理论指导的预测，换言之，预测与解释是无相关性的，但是这样的预测正确与否都与 知识的积累无关，只表现个人的经验的判断力。
2、以历史途径为导向的论述方法：
这一类的论著在海峡两岸的学界中均十分常见，主要的论述方式是以时间为主轴，企 图将过往的事实重现，然后以某种立场或某种角度为纬加以批判，这一类的论作从形式 上、格式上看都是学术论文的表现形式，有时在批判时再以某些理论为基础，因此偶尔 也会有些创新的见解，这一类的论述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也仍有商榷的必要。
首先，从历史途径企图呈现的事实，究竟是否为事实，这里有语言和现象之间的落差 ，有作者主观和读者主观的落差，有资料周全程度的落差，有研究者选材、理解上的落 差。总之，在历史途径的事实常常是经由研究者纯主观所认为的真实，而依据想象中的 真实加以批判，不论其理论多客观，都难免有“攻击稻草人”的嫌疑。
其次，研究者选择理论角度和立场加以批判，此种批判原本是学术的一家之言，但在 两岸关系研究中研究者们不自觉地都抱持不仅仅是一家之言，也流露出一言堂之论，十 分轻率地断是非，十分傲慢地贬他人，十分膨胀地抬自己，于是有许多的“论文”在用 字遣词上就不免意气浮动，只求快感地充斥情绪性的字眼，而不是学术的讨论。
其三，研究者常常将历史途径的铺陈视为历史研究方法，而且又将历史研究法化约为 时间为轴的史料(或信息)排序法，于是事件的因果关系简化为时间关系，事实上历史研 究法是具有十分长远传统的研究方法，具有十分复杂的方法脉络，而时间为轴的资料排 序只是历史研究法的入门功课而已，之后尚有历史事实、历史因果、历史解释、史料考 证等一连串必须讨论的方法，绝非时间排序所能涵盖。然而不是专攻历史研究法的学者 经常在论著中声称是以历史研究法作为研究方法，事实上就是一种化约，而根本没有真 正运用历史研究法来讨论问题，这是论述方法，不能混同研究方法的第二种情况。
3、以文献研究为导向的论述方法：
这一类的论著在海峡两岸的研究学界中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方法，特别是放在两岸关 系中相关两岸政策与政策互动的讨论，此类的论著总是大量引用文献资料来证明自己的 看法和观点，说得更清楚一点是以自己的结论为引导自己去寻找和阅读文献资料，当然 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人在写作的过程中都不能完全不带有某种结论来进行研究，因为结论 和研究过程常常呈现出辩证的互动关系，但是以结论带领研究过程与结论和研究过程的 辩证发展最严肃的区别，在于“带领”的途径中结论是不会动摇的终极目标，一切资料 、一切分析是为此目标来服务，而“辩证”的途径中结论是中途的里程碑，其最终的目 的是为了被超越、被打倒的。
首先，“带领”途径的结论常常是先行加以隐藏，以便凸显其结果作为研究过程中严 谨的发现，而辩证过程则是将结论假设化公开告知读者，以便大家共同检证其过程的严 谨，从而获得一定而又相对程度的知识，这是我们反省文献解读导向的第一个问题。
其次，是在阅读官方文献和研究文献的心态落差，官方文献的特点在于宣示政策，而 政策宣示的文献特征是用字遣词十分谨慎，同时其解释具有弹性，其意义有时是隐性显 露，但其立场、意向则是显性而明确的，所以在阅读时必须格外小心、用心，而且必须 进行历史相关文献的对比，才能有所理解。换言之，官方文献必须反复细读，而研究文 献的宗旨在对于事件、政策的说明、解释或是批判，是以其意义是显性，但是研究者的 立场、倾向是隐性的，是以我们在引用其文献时如何阅读分析，是受制于我们的引用的 目的，不同的阅读会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理解，这是我们进行文献阅读时不可不知的 。
其三，一般学者声称使用文献研究方法也和声称历史研究法一样，多半不知道文献研 究也有相当深厚的方法论内涵，而以论著中搜集罗列摘要和引用了过去的研究文献和政 策文献就是文献研究，事实上是将引用文献与文献研究法混同，文献研究主要是在讨论 如何理解、发掘，甚且如何与文件对话的技巧和方法搜集、罗列、摘要和引用等应用文 献之道，是必须建立在语意学、结构主义、内容分析和诠释学等四套理论互补基础上， 才能真正建立起文献研究整全的研究方法，否则就只能是文献引用而非文献研究法。
四、结论
以上对两岸关系研究方法论的讨论，不仅仅只在两岸关系研究这一支仅仅有十余年历 程中产生的现象，而且也发生在许多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论著之中，主要的关键在于社会 科学本身的特质，也在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容易被庞杂的社会现象所困扰，而无 法在研究方法上做出较为细致的辨解，然而太过重视千虑一得的见解，而忽视在研究方 法上的钻研，往往使得两岸关系研究从知识论的层面上出现作品多而积累少的缺点，作 品多是因为几乎人人得而谈之，人人得而写之，范围不明确，立论不严谨，举凡写定就 是“论文”，因此在十余年的研究中使我们了解了很多的现象和常识，但在知识层面所 得有限，于是两岸关系研究的论著就不得不成为现实政策附庸或赞成或反对，而没有自 己的学术独立性：同时又因为两岸关系研究的应用性论著为主流式的“研究”取向，引 导在教育上出现一面倒为政治服务的现象，两岸关系研究成为另一类的政治社会化的思 想教育，此一现象往往又使得其它社会科学的精英不愿涉足，结果两岸关系研究唯一的 源头活水不来自学术本身的自我碰撞、反省和批判，而是来自两岸当局的政策互动和社 会万象，此一源头必然又导致两岸关系研究的学术内涵更加退化，两者相互循环的结果 是两岸关系研究退居为研究两岸关系。从研究方法的层面来检证，我们也可以十分明显 地看到不少的论著只是作者自身思考问题时思维逻辑的展现，而没有研究方法或是在使 用研究方法并不严谨；其它的论著是引用了社会科学相关的理论为讨论与解释两岸关系 ，其结果对两岸关系的解释有若干的新意和创意，但是对两岸关系研究学术的建构则没 有助益，甚至有些学者在研究两岸关系时，一旦脱离了实用性和政治性，就不知道研究 两岸关系的基础为何，这些都是加深了两岸关系研究学术取向的困境。
是以如果我们希望逐步地建立起两岸关系研究本身的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则首先必须 是从事研究的学者在心态上视两岸关系研究为学术工作，而非应用性工作之后，大家逐 步地确立研究范围，努力去建立出研究的典范，重视研究方法的训练，而且严格地进行 学术批判，以便确立起两岸关系研究相对政治的独立，这才是当前两岸的相关学者应作 的努力。至于在研究方法层面，显然本文所论的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在两岸关系研究 都是可以借用的，例如在两岸经济关系的研究，则可以使用量化研究的方法；两岸政治 关系的研究，则以质性研究方法较为适合，关键还在于我们必须对研究方法有深厚的素 养和理解，才能真正支撑起学术研究的大厦。
注释：
(15)陈向明，《社会科学质的研究》，台北：五图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131-135页 ：高敬文，《质化研究方法论》，台北：师大书苑，1996年版，第85页：中正大学教育 学研究所主编，《质的研究方法》，高雄：丽文文化事业服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 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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