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表达缺失：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话语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缺失论文,媒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缘起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双重转型而出现的一个特定群体。农民工问题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社会学界在2000年以后开始注意到农民工内部的代际分化，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概念的基础上(王春光，2001)发展出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词，逐渐被学界、公众和政府接受。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的一代群体，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其的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一群体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四大特征(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2010)。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目前已超过1亿人，不仅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而且在我国职工群体中亦已占据半壁江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代际特征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2011)。概言之，他们外出务工不再单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希望实现人生理想。
不过，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仍然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类似的社会境遇导致了一些共同的基本问题。话语权问题即属于此类。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断裂”的状态；“失衡是理解断裂社会的关键所在”，社会权利的失衡在事实上构成了社会断裂的基本机制(孙立平，2004)。相应地，社会话语系统呈现出断裂和失衡的特征，弱势群体话语通常湮没不闻。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相对贫乏，致使传统农民工群体的话语权相当微弱。在理论上本应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大众传媒中，他们往往处于被排斥的境地，其媒介话语权状况可视之为“整体性失语”。
与传统农民工群体相比，整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接触频率、媒介使用能力和媒介素养水平均有提升。相较于前者的“整体性失语”，后者的媒介话语权处于何种状态？如果依旧是不容乐观，可行的改善途径何在？这是本文旨在探讨的核心问题。如前所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日益重要，媒介话语权的现实状况直接关系其利益能否表达以及表达是否充分，不仅影响该群体价值与尊严的实现，而且对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至关重要。此外，此项研究还有助于描绘当前我国媒介近用权的状况。
二、概念界定
媒介话语权是本文的核心概念。此概念的重心是话语权，作为近年来使用频率很高的热词，话语权的内涵至少有如下的表述：(1)“公民话语权是指公民享有的表达话语的权利，即公民所享有的表达其利益、意见与思想的一种言说权利或行为权利，每个公民不论身份、地位、收入、民族等，都平等地享有话语权，在法律范围内，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漠视公民的这种表达话语的言说权利或行为权利”(李水金，2009)。(2)“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话语权是指公民有就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一种表达权和参与权的体现”(潘飞南等，2009)。(3)“话语权，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下掌握对社会行动及其相关规则的言语规范的权利”(陈成文、彭国胜，2006)。(4)“媒介话语权是指运用媒体对其关心的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以及各种社会现象提出建议和发表意见的权利”(周春霞，2005)。(5)“话语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是指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郑艺，2012)。这些表述明显不同，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异是：话语权的实质指向究竟是权利(rights)还是权力(power)？
对此，在本文中，话语权是指个人或群体能够自主表达其利益、意见和思想，从而对其他个人或群体产生影响的能力。它反映了在社会话语系统中个人或群体话语表达的实际地位、拥有的话语表达资源，以及其话语表达的潜在效果。相应地，媒介话语权是指个人或群体运用媒体自主表达其利益、意见和思想，从而对其他个人或群体产生影响的能力。
这一界定受到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影响。“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是他在学术生涯不同时期对“话语”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两种基本模式，前者突出强调了“话语的自主性和建构性”；后者则特别强调“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联性”(谢立中，2009)。在后一研究模式中，福柯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和知识之间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建构的。话语权蕴含了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王治河，1999)。因而，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权力需通过话语实现；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是掌握权力的关键。
三、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农民工媒介话语权的研究，基本皆是在将其视为弱势/边缘群体的框架内进行。纵览已有主要研究文献①，可以发现这些成果大致聚焦于以下问题。
第一，呈现农民工群体话语权的现状和由此所导致的问题。在相关研究中，农民工基本被描述为一个沉默的、失声的、被剥夺的、被边缘化的阶层。卫夙瑾(2004)通过分析所谓农民工“跳楼秀”的报道，指出：“在媒介话语中，他们总是处于被动，其主体地位在无形中被剥夺了，其话语空间在无形中被侵占了……他们的话语被限制、被扭曲、被推向社会的边缘。”农民工群体话语权的缺失，一般均被认为会加剧其生存困境。林莺(2007)指出：农民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都是“显性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从本质上讲，是由于其‘话语权缺失’造成的”。这一表述虽有绝对之嫌，但群体的强/弱与其话语权的充足/缺失之间的确存在一种相互构成关系。徐建丽(2012)认为：农民工的长期“失语”状况，使其难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以致城市社会不仅对该群体的困境缺乏关注，有时“甚至将其视为生存与发展资源的争夺者和麻烦制造者”。
第二，分析农民工群体话语权的缺失原因。他们的失语现象被认为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产物。陈成文、彭国胜(2006)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农民工的“自生性失语、信息贫乏性失语、制度缺陷性失语和文化垄断性失语”四种具体状况后，指出：“从根本上说，农民工话语权的丧失，是制度性缺陷所造成的严重失衡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具体到他们的媒介话语权状况，主要被归因于媒体的作为不够。拥有书写权力的媒介对弱势群体的忽视，源于它们肩负着“体制内的宣传者”和“市场经济下的营利者”两种角色(杨慧琼，2007)。在政治制约和利益驱动共同影响下，“强市场取向”的媒体虽然相对更能动地关注农民工议题，更多提供利益表达空间，但是离“为弱势社群代言”的目标尚有距离(李红艳，2007)。此外，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水平低也普遍被认为是原因之一。周春霞(2005)认为：“吸收和运用媒介信息能力的低下导致农村弱势群体没有主动争取话语权的观念和积极性。”
第三，探讨该群体话语权的保障路径。多数论者都认为农民工群体应提升整体素质尤其是媒介素养，以争取实现话语权的自我回归；但亦存在不同观点。李争鸣(2012)强调：“中国社会霸权话语的建构是真正导致农民失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与农民素质无关，因为当今的农民素质足以表达他们自己的诉求和言语。问题是霸权的话语剥夺了农民的言语场域和他们应有的空间。”所有论者存在一个共识：政府干预、制度保障和媒体支持，是保障农民工群体话语权的有效途径。典型观点如孙立平(2003)：“涉及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具体到媒体的作为方面，均强调传媒应实践公共性，构建农民工群体的媒介话语表达空间。典型观点如(李颖、庹有光，2007)：“为农民分发‘扩音器’”、“为农民说话”以实现平等话语权。上述既有成果，为研究农民工群体的媒介话语权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提供了一定学术积累。但是，也存在以下问题：(1)一些研究尽管所运用的具体指称不同，诸如农民/农民工/农村受众/农村弱势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等等，这些称谓所对应的群体存在实质差异，但其研究中对不同群体话语权的现实困境呈现、缺失原因分析和保障途径探讨大同小异，不够细致具体。(2)尽管都是在探讨话语权的问题，但是核心概念“话语权”的内涵未能统一，即其实质指向到底是权利还是权力未有共识，降低了同一主题研究之间进行对话的可能性。(3)缺少聚焦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为数甚少的相关研究，基本还停留在泛论的层次上，缺乏深入、实证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概念明晰的前提下，通过对媒介内容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话语权问题。
四、研究设计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新闻框架进行媒介内容分析。按照新闻架构分析理论的基本观点，框架是“位处特定历史、经济、政治坐标点的社会个体或团体达成其特定理解或意义所遵循的认识和话语的组织原则”(潘忠党，2006)。对于媒体而言，新闻框架是它们“认知、诠释和呈现当中的稳固模型，也是选择、强调和排除的常用规则”(Todd Giltin,1980)。如何实证考察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闻框架？本文拟从议题分布、消息来源、报道主角、话语引述四个方面分析相关新闻报道文本进行探讨。
(一)样本选取
1.样本来源——“百度新闻搜索”
本文通过“百度新闻搜索”选择分析样本，忽略作为百度新闻来源的各类新闻媒体的属性，这是由本文的研究思路所决定——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新闻报道中的话语权，无意于对单一新闻事件、一家新闻媒体或是两类新闻媒体进行分析，而是旨在呈现模糊了媒体属性的总体状况。作为当前中国大陆最常用的搜索引擎，百度的资讯来源多元，其中“百度新闻搜索”涵盖了专业新闻网站和地方信息港、专业和行业网站、政府及组织网站、报纸杂志及广播电视媒体等众多官方或民间新闻源②，基本能够说明全国媒介状况。
2.分析单位——消息和通讯
本文选择分析样本的具体操作步骤为：在百度搜索引擎中选择“新闻”，然后运用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搜索。③关键词位置选择为“仅在新闻的标题中”；搜索时间限定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初次搜索结果：相关新闻24400篇，显示了750篇，其时间为2012年1月18日至2012年12月31日。进行二次搜索，时间限定为2012年1月1日至1月18日，其结果为：相关新闻214篇，显示80篇。两次搜索，共得830篇样本。按照研究目的，本文只选择有关“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家庭/群体)的新闻报道作为分析样本，按照下列标准进行剔除：(1)非新闻报道文体，如评论、网贴等；(2)重复新闻只取一条；(3)图片、音频和视频；(4)无法打开的新闻。最终获得符合要求的新闻379篇，作为本次内容分析最终样本。
(二)类目建构
1.报道主题
构建新闻框架的第一步是选择主题。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新闻媒体对主题的选择会限定受众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将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分为下列类目：(1)政府举措；(2)劳资问题；(3)日常生活；(4)教育培训；(5)婚恋家庭；(6)维权抗争；(7)城市融入；(8)精神文化生活；(9)违法犯罪；(10)先进典型人物；(11)政治参与；(12)其他问题。若同一研究样本中同时涉及不同议题，则选择其中最主要的作为主题。
2.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又称信源，通常被视为构建新闻框架的重要变项。信源问题关乎新闻生产的公正与客观，能否反映不同群体的媒介近用权享有状况，是衡量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本文中，消息来源指新闻报道的线索提供者，包括组织以及个人。部分研究样本已明确交代了消息来源；部分研究样本虽未具体直接标明消息来源，但从其叙述中可以推知。本研究将消息来源分为下列类目：(1)党政机构及其人员；(2)工会组织及其人员；(3)企业单位及其人员；(4)研究机构及其人员；(5)新生代农民工；(6)综合；(7)其他(包括匿名或不详)。若同一研究样本中出现不止一个信源，则选择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作为消息来源；若多个信息源的地位相对平衡，无法判定谁占主导，则视之为“综合”。
3.报道主角
它通常指在报道中要直接或间接加以突出和表现的个人或组织。在本文中，它是指在报道中出现并被突出、被引用的人，或者那些被报道所刻画、所描绘的人。本研究将报道主角分为下列类目：(1)党政官员；(2)工会人士；(3)人大代表/政协委员；(4)专家学者；(5)新生代农民工；(6)企业人士；(7)其他。若同一研究样本中出现多个人物，则选择其中最主要的作为报道主角。
4.话语引述
新闻报道中对特定群体的话语引述，是衡量该群体媒介话语权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本研究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引述，侧重两个方面。其一，探讨话语是否被引述以及话语的倾向，简称为“话语态度”，设置下列类目：(1)正面/满意；(2)中性/无明显的倾向；(3)负面/不满；(4)无话语引述。其二，引入性别变量，探讨话语引述中的性别分布状况，简称为“话语类型”，设置下列类目：(1)只引男性；(2)只引女性；(3)两者皆引；(4)无法判断：(5)两者均无。在对此项进行分析时，还将具体统计男性/女性话语的引述人次。
(三)编码和数据输入
本研究的编码工作由作者和一名课题组成员④共同完成。在编码完成后，研究者对两名大三新闻学专业本科生进行此项编码的训练，并在全部样本中(N＝379)随机抽取了57篇，让他们进行编码。两组编码者互为对方独立编码者(independent coder)予以检验，Scott pi指数值显示上述主要变量的编码员间信度值(inter－coder reliability)的均值为84％，达到绝大多数内容分析要求。本研究采用SPSS for Windows 19.0进行统计数据分析。
五、研究发现
(一)报道主题分布情况
表1显示，“政府举措”(21.9％)、“城市融入”(19.5％)和“精神文化生活”(16.9％)是媒体报道新生代农民工最为常见的主题，三者报道量之和占总量的一半以上(58.3％)；“劳资问题”的报道量居第四位(15.3％)；关于“日常生活”(5.0％)、“教育培训”(4.5％)和“婚恋家庭”(5.0％)的报道比重颇为均衡；对“维权抗争”(1.1％)和“政治参与”(0.8％)的报道量明显偏少，两者之和尚不足2％。概言之，媒体对报道主题的选择为当前政策议题所主导，未能充分按照不同主题的实际重要性进行合理配置。譬如：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去向问题，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和解决思路——“城市融入”和“返乡调适”；从研究数量上看，前者占据了主流，“但后者无论在经验事实和理论分析上，都对前者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储卉娟，2011)。新生代农民工到底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关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复杂问题，媒体在进行报道时，本应对二者都有所关注，但受主流政策话语影响⑤，现有报道基本聚焦“城市融入”。
(二)消息来源分布情况
表2显示，“党政机构及其人员”所占比重最大(54.9％)，占总量的一半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同一篇报道中多个信息源的地位相对均衡的“综合”状况、“研究机构及其人员”的比重分别为16.9％、14.0％、7.9％，分居于第二、三、四位；而“工会组织及其人员”的比重在本研究所划分的7类消息来源中居于倒数第二位(2.1％)。概言之，消息来源分布很不均衡，依然是倾向于党政机构；但是与以往关于传统农民工的研究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消息来源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此外，“工会组织及其人员”未能成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从侧面反映了工会系统的现实作为与其目标计划尚有相当距离，各级工会应当“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2010)。
(三)报道主角分布情况
表3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报道主角中所占比重最大，达到36.7％，超过总量的三分之一；“政府官员”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占比重为31.1％、20.3％，分居第2位和第3位，二者之和占总量的一半以上；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专家学者”也较为媒体关注和突出，其比重为7.7％；而“工会人士”所占比重仅为1.6％，也从侧面反映了工会组织的弱势。需要强调的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有相当比例的党政官员⑥，只是媒体在报道各级“两会”时更强调他们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因而，“党政官员”所占报道主角比重其实超过了“新生代农民工”；更何况，前者的总体数量远小于后者。概言之，标题中含有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这一严格限定范围的报道中，“党政官员”依然是报道的绝对主角，其媒介话语权的强势地位突显无疑。
(四)话语引述情况分布
表4显示，绝大部分新闻报道是“无话语引述”(57.8％)；而存在话语引述的报道中，“正面/满意”话语占18.7％，“负面/不满”话语占14.5％，“中性/无明显的倾向”话语占9.0％。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引述情况直接反映了该群体的媒介近用和利益表达的状况，将近五分之三的报道“无话语引述”，这说明他们缺乏近用媒介表达意见的机会；“负面/不满”话语往往反映了改善现状的迫切诉求，而“正面/满意”和“中性/无明显的倾向”两类话语所占比重共为27.7％，几乎是其两倍，这说明他们利益表达的力度被限制了，因为通常“负面/不满”话语才会引发关注，从而实现利益表达效果。
表5显示，绝大部分新闻报道中无男性或女性的话语引述，“两者均无”的比重达57.8％；而存在话语引述的报道中(42.2％)，除少数性别“无法判断”外(1.1％)，“只引男性”话语的比重为22.7％，“只引女性”话语的比重为4.2％，“两者皆引”的比重为14.2％。因而，36.9％的报道引述了男性话语，18.4％的报道引述了女性话语，前者是后者的两倍。此外，本研究还具体统计了话语引述人次：在160篇存在话语引述的报道中，共引述了399人次。其中，性别“无法判断”6人次；男性294人次，占总数的73.6％；女性99人次，占总数的24.8％，仅为男性人次的三分之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女性比例达到40.8％(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2011)。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话语权存在性别失衡状况，在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中，女性更是处于弱势地位。
前文曾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目的不再单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希望实现人生理想。具体言之，他们开始呈现出由满足生存到寻求发展的转变。就业方面，他们不仅注重工资水平，而且对福利待遇、工作环境、劳动权益和发展机会等有相对较高的诉求。生活方面，他们重视自身的精神文化和情感生活需求，并且有较明显的定居城市的愿望。此点，通过分析存在“负面/不满”话语引述的新闻报道，可以有所感知。这一类型的报道共有55篇，占总量的14.5％，体现了他们的主要诉求。表6显示，他们对当前境遇的不满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精神文化生活”(30.9％)、“城市融入”(27.3％)、“婚恋家庭”(10.9％)和“劳资问题”(10.9％)。进一步分析文本还发现，在婚恋问题上，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情感有相对更强烈的需求，这与传统农民工群体的婚恋观有所区别。在劳资问题上，他们重视能否提升职业技能和实现体面劳动。
六、结论与讨论
上述分析显示，报道主题方面，政策议题主导了媒体的选择：以致“维权抗争”、“政治参与”等反映社会冲突、公共治理的主题远离其视界；对“劳资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与其实际重要性不匹配。消息来源方面，则呈现出“标准化”现象——倾向于使用相对固定的精英信源，使得“党政机构及其人员”仍是最主要的消息来源。报道主角方面，亦呈现出相应的现象，以致“党政官员”的实际比重超过本应是绝对主角的“新生代农民工”。话语引述方面，“无话语引述”和“正面/满意”话语两种情况占据绝对多数；存在话语引述的报道中，无论从所占报道比重还是具体引述人次看，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失衡状况。
概言之，当前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其新闻架构中党政官员主导倾向明显，相当程度上消解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地位，以及遮蔽了他们作为人的主体性。主体标志着一种能动性的价值。“从价值角度看所谓的主体是指：在事物的关系网络中处于中心的地位，对其他事物起主导支配作用，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存在者”(李楠明，2005)。人的主体性是指“人作为活动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自主、自觉、选择和创造的特性”。它是“人作为主体的根据和条件”，表达的是“人对世界的能动关系”(铁锴，2010)。主体性与人的自由与解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要成其为人，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主体性。主体地位的被消解、主体性的被遮蔽，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媒介话语权，整体而言呈现出“主体性表达缺失”的图景。此处，我们提出的“主体性表达”概念，旨在强调一种能够反映主体意识、体现能动关系的表达。主体性表达的缺失，简言之是指难以自主、能动地表达其利益、意见和思想。
相较传统农民工群体的“整体性失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媒介话语权状况已有局部改善，但依然处于制度性的困境中，即本质上仍是“处在信息活动边缘的弱势阶层”(段京肃，2004)。如何有效改善这一状况？根本而言，在于提升他们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量，促使他们向“有条件有能力接近或使用媒介的中间阶层”转化。实现这一转化，则有赖于破除既有的“农民工生产体制”，需要在企业工作中落实其“企业公民”身份，在社区生活中落实其“社区公民”身份(沈原、郭于华，2012)。在朝着这一目标迈进的长期、艰难的过程中，作为利益表达渠道的重要构成，媒体何为？本文主张：媒体应努力实践公共性，积极发挥赋权(empowerment)和商议(deliberation)的功能，以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表达。具体而言，媒体进行赋权与商议，需要兼具视野与策略。
本文所强调的视野，意指媒体应在公民权的视野下展开相关报道。按照较早系统采用公民权视角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1999:6)的观点：公民权由两方面构成：第一是“社会成员资格，或者可以说是社区归属”；第二是“资源分享权利”。有研究者指出：对于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多采用“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叙事模式”，而少用“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式”。二者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着眼于农民工的基本生存需求，从农民工与自身的关系中界定农民工问题；后者则着眼于农民工的身份地位，从而倾向于从农民工与其他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中来界定农民工问题(王小章，2009)。这一重此轻彼的现象在媒体报道中也广泛存在。如在本文所分析的样本中，从“企业公民”角度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劳资问题的报道相当少⑦，未能全面反映该群体的变化与诉求——他们不满足于实现基本劳动权益，而转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维权意识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本文所强调的策略，意指媒体应当突破党政官员主导框架，注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地位。因而，确定报道主题、选取报道主角、引用消息来源等方面，媒体固然需要重视党政机构及其人员，但应控制比重，应当形成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党政机构、工会、企业、专家学者等众声共鸣的格局。在新生代农民工话语引述方面，媒体需要改变目前以正面引述为主的状况，要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他们沉默的、真实的声音，尤其是他们中间相对更为弱势的女性群体意见。在报道一些重要议题时，还可尝试采用“商议式民调”(吴麟、胡俊，2012)，通过提供多元的资料，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对议题的认知和了解，使他们在获得较为全面均衡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深化的讨论和深入的思考，从而形成深思熟虑的观点和主张。
本研究仅选择了2012年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闻报道作为分析样本，并且模糊了各类新闻媒体的属性。后续研究将延伸所考察的时段，并按照隶属工会与否(工会系统内/外媒体)、市场化的程度(党委机关报/都市报)、所处地域差异(农民工输出地/输入地)等指标进行细化分析。
注释：
①有些文献从标题看是在论述农民/农民受众/农村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等的话语权，但从行文来看其实将农民工群体包括在内。
②参见“百度新闻搜索”的部分新闻源列表(http://www.baidu.com/search/resources.html)。
③搜索时间为2013年3月9日。
④感谢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学院博士候选人胡俊为本文作出的贡献。
⑤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提出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一“城镇化”的解决路径，是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何去何从问题，最为权威、主流的政策话语。201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一号课题”的成果《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作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他们的务工心态与父辈相比，已有明显转变——“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提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该结论进一步强调“城镇化”路径的必要性。由于未进行具体的新闻生产考察，本文虽不能明确断定媒体报道“受主流政策话语影响”的程度；但根据既往对新闻生产的研究(Gaye Tuchman,1978; Herbert J.Gans,1979; Todd Gitlin,1980)，尤其是关于转型期中国新闻生产的研究(张志安，2006；田秋生，2008；徐桂权，2008)，可知新闻生产受主流话语的影响甚深。当前中国媒体在从事新闻生产时，更同时受到宣传逻辑、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制约。“党管媒体”的原则以及市场运营的压力，即在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治理下，媒体基本不会挑战主流政策。因而，此处提出媒体报道“受主流政策话语影响”，是能够成立的。
⑥本研究以2012年的新闻报道为分析样本。2012年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最后一年，这一届中党政官员所占具体比例，笔者未能找到准确数字。不过，可从侧面推出：2013年2月27日公布的2987名十二届人大代表中，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代表总数的34.88％，比上届降低了6.93个百分点。
⑦本文“企业公民”采用了沈原和郭于华的概念，是指工人在工厂中不仅仅是劳动者，受到经理层的管理和约束，而且还享有公民权利，有权就自己的工资、工时、工作条件和其他相关问题提出诉求。企业公民权利包含很多内容，其中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集体议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