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婚俗的演变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婚俗论文,民初论文,清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末民初，一些旨在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改造旧习俗的救国主张，而改造旧习俗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变革传统的婚姻陋俗。这一变革与国家和社会的发达进步紧密相联，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往开来的一场变革。在此仅就清末民初婚姻习俗的演进状况作一概要的历史考察和梳理。
一
自由婚与同意婚的出现。清末民初，虽然还很少自由恋爱和自由结婚的，但有人已在观念上发生了变化，有些进步青年认为自由结婚是文明开化和进步的体现，并勇敢地将这一观念付诸行动。无锡一男聘结一女，以择日迎娶。女方收信告之男方，言这门婚事是家兄一人之意，本人死不顺从。男方晓知真相后，便退还了庚帖。可见当时婚姻自主的新观念已为一些进步青年所接受。这件事被人喻为“女权发达之嚆矢，婚姻文明之滥觞”（注：《婚嫁自由》，《大公报》1903年9月26号。）。有些青年不顾社会陋俗的束缚和家长的反对，执意要求解除包办婚姻，醉心于自由恋爱。如民初上海青年，“亦有男女先自认识”，经过自由恋爱，彼此相许，再“订约成婚”（注：汪杰梁：《上海婚嫁之礼节·新式婚嫁之礼节》，《中华妇女界》第1卷第4期，1915年4月25日。）。四川青年男女也以“唱歌山坳，其歌男炫以富，女夸以巧”（注：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页。）的方式来表达双方的爱慕之情。通过男女会晤，自由恋爱，进而达到自由结婚成为清末民初婚姻生活的新事物。自由婚姻还表现出多种形式，有双方离开家门逃往外地的；也有不满意对方家境、相貌及道德品行而赖婚或退婚的；也有“师生为偶”，不避物议的。清末民初还出现了同意婚，“男女相慕悦，禀告父母，请介绍人转述意见，双方许可，定期举行结婚仪式。”（注：《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1004页。）或“先由男子陈志愿于父母，得父母允准，即延介绍人请愿于女子之父母，得其父母允准，再由介绍人约期邀男女会晤，男女同意，婚约始定。”（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第1987页。）如北京婚俗稍变，自主而得父母之允许的也多了。山西忻县读书人的婚嫁，一般先要征得子女同意。四川江津“有用新式婚礼者……男女经介绍人之传达。互得同意后，乃各告于父母为之主婚，或者由父母提起者，亦必经男女自身许可。盖主张婚姻自由也。”（注：《江津县志》第11、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第45册第789页，巴蜀书社1992年出版。）这一时期，家长和子女双方互为认可的婚姻缔结方式还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自由结婚给青年男女带来了喜悦，当时有一首《自由结婚纪念歌》就反映了青年男女的喜悦心境，歌词为：“世纪新，男女重平等，文明国，自由结婚乐。……想当初，妇道立三从，依赖性，养成种劣弱。到如今，二亿女同胞，黑狱终沦落……”“革命自婚姻，当头棒，风光先恢拓。……*
记得，交换指环时，最快意，爱敬莫人若。”（注：《复报》第5号，1906年10月。）
出现了离婚与再嫁的婚俗现象。夫妻有隙，佳偶成为怨偶，那么离婚可谓一条出路。清末民初的婚俗变化体现了这一点。这时的“法庭诉讼，男女之请离婚者，实繁有徒，此皆前此所未有”（注：《大公报》1913年9月15日。）。各地离婚案件渐多，如浙江镇海、遂安，河北雄县，上海等许多地方，都有离婚之案日渐增多的记载。当时社会上大抵离婚出自男子则予妇赡养费用，出自女子者，女须偿还聘金。另外，再嫁风气也日渐增多，有些女子已“不以再嫁为耻”，有的寡妇通过社交活动，还尝到了自由恋爱的乐趣。福建邵武县，“夫死再嫁，视为固然。甚有一而再，再而三者。”（注：心痗《论寡妇乐》，《申报》1912年5月15日。）
开始注重婚姻法规和婚姻契约。民国四年，司法部附设的法律编查会，先后制定了民法草案。关于婚姻制度方面，民律亲属篇草案第三章有详细规定，其中有诸如“早婚”、“重婚”、“离婚”等改革婚姻陋俗的内容。如“男子未满十六岁，女子未满十五岁，不得成婚的”；“有配偶的，不得重婚”；“夫妇不相合谐，而两愿离婚的，得离婚”（注：参见法律编查会编印《民律亲属篇草案》第3章（1915年印行）。）等。这一草案虽未成为正式法典，但具有法律之效力。民初有些地区还专门制定婚礼草案和法规，作为人们婚姻生活中所遵守的准则。河南信阳县《民国礼制草案》中的《婚礼草案》中就有关于“订婚”、“通告”、“结婚”、“谒见”等具体规定，要求人们去遵守。此外，有些社团组织也制定一些规章来约束自己的会员，如民初成立的并受孙中山、蔡元培、袁世凯、章炳麟等人赞成和支持的“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在其《暂行草章》第一章中“关于实行改革之条件”的九项内容里，就有四项涉及婚姻陋俗的改造，即婚姻自由，但非达法定年龄不得结婚；厉行一夫一妻制；守义、守节、守贞听其自由，父母翁姑等不得强迫行之；衣食住及其他需要者若婚丧宴会，崇尚节俭。这种法规的效力无疑对婚姻陋俗的变革起到了推进作用。应当提到的是，这时有人开始注重履行一种契约婚姻，这是婚姻缔结的文明化和现代化的体现。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契约婚姻最为典型。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律师和田瑞家举行了婚礼。他们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结婚登记，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誓约书一式三份，分别由孙中山、宋庆龄和律师和田瑞各保存一份。誓约书译文大致是：“此次孙文与宋庆淋（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任何怨言。”（注：《孙中山、宋庆龄婚姻誓约书》（译者：李锡经、马秀根），载《文物天地》1981年第2期。）这种契约婚姻在当时还是极为个别的现象，但它却是中国婚姻史上婚姻缔结方式走向文明的开端。
婚姻礼仪的变化。清末民初，社会文明婚礼多趋简约，旧礼中的坐花轿、拜天地、闹洞房、回门等落后迷信的婚姻礼俗开始改革，新式婚姻礼仪受到人们的称羡，“梳一东洋头，披件西式衣，凡凤冠霞帔锦衣绣裙红鞋绿袜一概不用，便利一；昂然登舆，香花簇拥，四无障碍，无须伪啼假哭，扶持背负，便利二；宣传婚约，互换婚指，才一鞠躬，即携手同归，无嫔相催请跪拜起立之烦，便利三。”（注：《自由女子之新婚谈》，《申报》1912年9月19日。）的确，文明婚礼比之繁文缛节的旧婚礼要文明方便进步得多。另外，有些信奉西教之家，结婚时往往借教堂为礼场，请牧师或神父为婚，其礼节亦非常简单。如塘沽有一对青年男女结婚，先到教堂经牧师点礼，男女学生唱诗，场面隆重热闹。礼毕新婚夫妇乘马在牧师夫妇和朋友们的陪送下回到新家。这在当地颇称奇异，认为较之旧式婚礼文明得多。（注：《文明婚礼》，《大公报》1907年11月3日。）这种婚礼在中国是否切用暂且不论，但它却说明有人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践履来改变中国的传统婚姻礼俗了。
婚礼服饰上的变化。清末民初在婚礼服饰上出现了西化现象，有些青年执意追求穿戴西式衣帽。这一点从中国新旧结婚的照片上可见一斑。在中国旧式结婚的照片上，男女各自站立，中间留空，男穿对襟长袍，脚登元宝鞋，头带礼帽；女穿绣缎长袍，长纱蒙面，头戴凤冠。新式结婚的照片上男女挽手臂，男穿西式大衣，无帽梳分头，穿皮鞋；女穿西式婚礼服，白纱披头。（注：参见《妇女时报》第2号、第7号插图。）婚礼删繁就简以求节俭。清末民初，婚礼讲求删繁就简，既是为了简便易行，也是为了戒奢崇俭，开明家庭已不看重聘金和妆奁。民初有些地区重新制定婚礼改良规定，力求简约和节俭。如云南大理县的《婚礼改良风俗规则》中规定，“仅请媒人往拜，不用财礼”；“听男家量力行之，女家不得争执”；“女家制备嫁妆，多寡自便，不得要求男家铺妆。如女家不愿接聘金，请男家办理者，只听男家之便，不得争执”；“女家送亲，不得苛派，男家雇轿，备牌伞等事，如女家愿用，只得自备”；“婚嫁贺礼、银钱、茶糖，丰约从便，惟色银、首饰、贺礼概行禁绝”（注：《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第855页。）。反映了人们对婚礼务求节俭、去奢从朴的愿望。
婚姻媒介方式的增新。随着婚姻自由呼声的高涨，这时的媒介方式有所增新，出现了“通信订婚法”。首倡者为上海青年王健善，他在《女子世界》杂志的第二年第2期的扉页上刊登一封《敬告女同志》的公开信，主张“由男女互通信，先各抒衷曲，质疑问难，徐仪订婚”，并宣告，“创法请自我始，敢告女同志，如欲与余通信，可照下开住址邮寄，信到誓不示他人，并望亦示地址。”（注：《女子世界》1905年第2期。）当时上海的新式婚嫁礼俗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通信订约”的青年男女，这无疑有利于婚姻自主风气的形成。清末民初是不缠足运动的重要阶段，不缠足会遍及各地。有些不缠足会又是天足女子的婚姻介绍所，其中设主婚人来管理天足女子的婚姻问题。《竞业旬报》在介绍天足会的办法时说：“天足会内的会友，互通婚姻，使彼此毫无嫌怨，人皆乐从。”（注：君剑：《拒烟会与天足会》，《竞业旬报》第10期。）不缠足会在天足女子的婚配问题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二
通过上文的阐述，可见清末民初的婚姻习俗的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从婚姻内容到婚礼形式上对封建婚俗的否定在传统社会是难以想见的。本时期的婚俗流变既是维新变法时期“前识者”婚俗观演变的继续和延伸，也是后来“五四时期”婚姻文化变革的基础和必要环节。
如果说维新变法时期，对封建婚姻陋俗进行批判主要集中于维新变法的几位领袖身上，那么到了清末民初，这支批判的队伍已经扩展到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群体身上。他们当中既包括国内的有识之士，也包括大批的出国留学生；既包括一些名流学士，也包括一批进步青年。他们对传统的婚姻陋俗深恶痛绝，感叹“世界皆入于文明，人类悉至于自由，独我中国，犹坚持其野蛮主义，墨守其腐败风俗，以自表异于诸文明国之外，遂使神明之裔濒于沦亡，衣冠之族侪于蛮貉！”（注：陈正：《论婚礼之弊》，《觉民》第1-5期合订本。）他们立志成为改造婚俗的勇猛斗士，“发大愿，出大力，振大铎，奋大笔，以独立分居为根据地，以自由结婚为归着点，扫荡社会上种种风云，打破家庭间重重魔障，使全国婚界放一层异彩，为同胞男女辟一片新土，破坏男女之依赖，推倒专制之恶风，遏绝媒妁之干涉，斩芟仪文之琐屑。”而将“极名誉、极完全、极灿烂、极庄严之一个至高无上、花团锦簇之婚姻自由权，攫而献之于我同胞四万万自由结婚之主人翁！”（注：陈正：《论婚礼之弊》，《觉民》第1-5期合订本。）
如果说维新时期的“前识者”还不是改造婚姻陋俗的躬行者，那么清末民初，一些先进的仁人志士已成为提倡婚俗改革并能以身作则的典型人物。这其中以蔡元培和秋瑾最为突出。1899年，蔡元培夫人去世，为其作媒续弦者颇多，蔡元培想借此机会“改革社会风习、创导男女平等”，特提出五项征婚条件：即女子须不缠足者；须识字者；男子不娶妾；男死后，女可再嫁；夫妇不相合，可离婚。（注：陶英惠：《蔡元培年谱》（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6)上卷，第72-73页。）在纲常名教狂泛横溢的守旧社会中，勇敢地提出了在常人看来是背逆伦理的征婚条件，尤其是“再嫁”、“离婚”两条，真叫俗人骇诧不已。1900年蔡元培找到了黄世振女士，她天足，工书画，思想进步。蔡与黄在杭州结婚，并对婚礼有所改革，以演说会代替闹洞房。蔡元培在演说会上说，“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注：陶英惠：《蔡元培年谱》（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6)上卷，第80页。）这反映了他尊重妇女人格，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可谓难能可贵。蔡元培对婚礼的改革及其征婚条件引起了社会的震动。1896年，秋瑾由父母包办与满身“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注：《致秋誉章书其五》，《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新版，第38页。）的王廷钧结婚。婚后两人感情冷淡，毫无乐趣，使她处于“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闭深闺莫奈何”（注：《致秋誉章书其五》，《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新版，第38页。）的困境中。秋瑾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没有情爱的婚姻生活，毅然与王廷钧决裂，于1904年只身赴日本留学。在此期间，还有一批女子进步青年陈撷芬、徐慕兰、宋雪君、庄汉翅、梁绮川等也纷纷也封建婚姻家庭生活决裂，成为封建礼教的判逆者。
然而，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本时期的婚俗演变在践履中仍处于初始阶段，规模范围上还不够广泛和普遍，它的历史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婚俗变化的不平衡性尤为显著。
首先是地域上的不平衡，城市强于农村，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强于内地省会城市，东南沿海又强于内陆，对于文明结婚，“城市内结婚多仿行之；乡间仍不多觏也”（注：《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48页。）。显然，这同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强弱，以及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及文明程度关系甚大。
其次是阶层的不平衡。“士为四民之首”，这一阶层是社会变革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社会其他阶层行为方式的榜样。清末民初婚姻生活的改变是由进步知识分子率先实践的，其他阶层尤其是农民阶层则相对迟缓，甚或处于静止状态。当然各阶层内部亦不尽相同，知识阶层中也有思想顽固、观念守旧者。有些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也反映着双重的思想矛盾。如章太炎1913年曾提出三个征婚条件，即须文理通顺，能作经篇；须大家闺秀；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章太炎征婚已是民国成立以后，他的征婚条件显然与当时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气氛及他本人革命家的身份很不相称。反映了他思想深处对封建文化的态度是有感情瓜葛的。胡适双重的思想性格在他的婚姻观和婚姻生活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胡适在《竞业旬报》第25期发表的《婚姻篇》一文，对传统陋俗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他对由母亲作主，与江东秀定亲这桩他本人并不满意的包办婚姻却采取了“容忍迁就”的态度。胡适曾在信中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如此，吾决不就此婚，此事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今即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喜欢耳，岂意反以此令堂上介意乎。”（注：参见沈卫威《胡适婚姻略论》，《民国档案》1991年第1期。）可见胡适的婚姻主张及他的婚姻生活是互为抵触的。觉悟了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受封建文化束缚极深的其他阶层便可想而知了。
第三是新旧掺和促成的不平衡。中西掺杂也反映了婚俗变化的局限和不彻底。例如，穿了西装去行叩首礼的有之，穿了凤冠霞帔、袍褂礼服去鞠躬的亦有之。
此外，传统婚俗还普遍存在，如浙江萧山“婚姻尚媒妁，一切皆父母主之，毫不容子女置喙。设出一言，则戚党族闾，传为怪事。至如自由结婚，自由恋爱，更非梦想所能及。”（注：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兰溪也是“婚家全凭媒妁之言，文明结婚实属罕闻”（注：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9页。）。北京很多崇尚旧俗的家长也依旧恭请“星命家”测定男女双方的“八字”，取“龙凤帖”合婚，保持着传统的婚俗。这种婚俗特征恰与清末民初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相吻合。
尽管如此，清末民初婚姻陋俗的变革还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中国近代婚姻习俗发生变革的开端。自由结婚、文明婚礼等诸多进步文明的婚姻习尚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正是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基础，才会出现“五四”时期婚姻习俗变革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