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韩国思想政治教育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战后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70年代后期迅速崛起的韩国，为世人所关注，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问题的普遍性思考。韩国不仅有50年代建立起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60年代朴正熙政权的权威主义经济政策；70年代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而且，还有作为经济发展背后更深刻原因的全民教育；有50年禁演日本电影的民族意识的强化；有旨在提高全民道德水平的新生活运动。因此，韩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化等精神层面的状态。
韩国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国家，而且在教育的作用方面，表现出强政治化倾向，把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化放在十分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上，强调其所担负的培育韩国公民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的建国理念，东方传统和现代西方价值结合的道德规范以及代表“新韩国人形象”的国民精神的任务。
韩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社会背景，决定了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特色。二战后韩国的社会背景有这样一些基本事实：一是建立了亲美政权，三年的朝鲜战争，更使其进一步从军事，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全面接受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二是韩国在战后的建设和发展，依靠了一个颇具强控制力的权威政府主导；三是东方传统的儒学文化始终对韩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韩国十分重视教育并在战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基本事实，战后韩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的建国理念教导
韩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为独裁制。19世纪末以前，朝鲜王国一直奉行着严格的孤立主义政策，因而在历史上有“隐士之国”之称。1910年，韩国被日本吞并，历经了36年的殖民统治。战后的美国军事管制时期，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模式突如其来。韩国开始把自由民主主义作为建国理念。长期以来，韩国的统治集团较长时期是军人独裁集团，他们对意识形态，包括学校的教育坚持实行镇压性的高压控制，期望以此实现教育为政府的政治统治服务。因此，一方面，学校的教育被国家牢牢控制着。教育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掌管着有关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相关的学术事务。教育部长管理着的教育事务，包括教科书的编写，入学考试及教师的招聘等；另一方面，政府十分注重在课程和教科书方面施以政权思想的影响。“价值教育的重要性日益为国家认识。同时许多知识分子指责道，政府的努力只在于将消极的服从植入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中”[1]。毫无疑问，韩国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政治意识被清楚地反映到了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中。
就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战后，韩国的学校曾经历了反日教育，“反共”及道义教育，“反共”及道德教育，国民伦理教育和国民精神教育等几个阶段。[2]
韩国曾针对日本统治时期长期推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政策所造成的国民素质普遍低下的问题，强调废除奴化教育制度，消除其影响；树立民族民主教育思想，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普遍提高国民的素质。当时的韩国军政厅学务局聘请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一百多名权威人士组成朝鲜教育审议会。主张把“弘益人间”（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的建国精神，语出古朝鲜神话，意指广为人类谋利益）作为教育理念。其理由是：(1)要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遗毒，建设新国家，教育应该是民主的和民族的。(2)“弘益人间”既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又与基督教的博爱，儒教的仁义，佛教的慈悲想通，包含着人类共同繁荣的理想，符合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基于此，韩国的思想政治和道德课程在美国军政时期最初称做《公民课》，后又改称《社会生活》。这些课程顺应了二战后韩国人民强烈的民族和民主意识，有利于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制度和重新制定学校课程。其中，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废止了日本的“修身”课。通过“公民课”的开设，韩国进行了反日教育，树立起民族独立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批判了日本殖民主义的“民族抹杀”政策，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在大学，民族伦理更注重陈述思想意识，其中有4个主题是必须包括的，即：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理念和观点、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南北统一的方向。这些内容表现出了政府毫不隐瞒的强烈政治倾向性和试图以此达到使学生成为服务于其阶级利益工具的政治目的。
光复以来，韩国极力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保持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同时，政府又强化以国家为主导，以经济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的政治效果。其核心在于，在进行工业化中，淡化权力的分享意识。由此而来的，在政治上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提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各种条件，从根本上抑制或根除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并为此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形成资本主义体制。“官僚权威主义作为社会组织的原则，不仅出现在国家机关，大企业以及象军队这样的大组织中，而且扩大到像学校，利益集团，工会等基层组织。70年代后，韩国社会也明显地出现了这种倾向。”[3]深入研讨一下韩国维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措施明显表现出来的意图达到的结果，就可看出韩国官僚权威主义是政治结构适应因工业化外延的结果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了渗透到一般社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原则，官僚权威主义首先要进行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并相应扩大国家的职能。
显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同时，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安定也就成为最核心的政治意识。韩国官僚权威主义的最大优势在于，在社会安定的基础上，迅速有效地推动了韩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尽管实际上不能如社会期待的那样充分实现自由民主，韩国官僚权威主义还是从未放弃标榜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凭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施行，引导了韩国人的政治民主意识，使得韩国人“对政治上的竞争和多党原则表现较为强烈，而对统治多数，保护少数人权利这一层上，则一向少有表现。”[4]针对频繁发生的学生运动，韩国官僚权威主义政府还在稳固社会安定的基础上，运用技术官僚的方式进行统治，通过控制社会集团的组织基础和学生的思想基础，以期在发生事情之前，就杜绝其酿成为难以控制的局面的可能性。
纵观有关政治民主意识表现强烈的青少年教育活动，无不渗透着政府干预的影子。直到1993年金泳三就任民选总统时，仍提出“要重新找到我们社会应有的权威，我们的自由应当是为集体的自由，正如白凡先生所说，不是在公园里折花的自由，而是栽花的自由，要重新树立被践踏的道德，就此而言，今天的教育应当同为未来而作准备的科学技术教育一起成为培养真正的人，民主的市民的人间教育，这就是新教育。”[5]可见，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制度，始终是韩国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目标，“是应促其实现的课题，不能回避。”[6]
二、鲜明的伦理观念——东方儒学传统与现代西方价值观的道德教化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人们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施以影响的教育活动，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阶级性。道德教育作为道德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它是一定阶级或社会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要求，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人们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的活动。
历史上，韩国社会始终在儒教价值及其信念的基础上，维护着其秩序的正统性。“朝鲜社会的结构单位、制度及其社会成员的行动模式，都和儒教的信念内容相互协调，成模成型才有可能存在。用以启发教育百姓的原理和内容，都是儒教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仅是居统治地位的两班身份阶层的观念形态，而且训练他们以及日后的继承也是和儒教价值分不开的。”[7]“社会的一切领域和制度，不但根据儒教的价值加以规范，而且保持着宗教性质的正统性，其本身也被视为‘神圣’。”[8]
从60年代起，韩国现代化的加速进行，不惜损害传统的价值观念。这样，追求变化的势不可挡的趋势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由于西方文化和技术的大规模涌入，这个国家旧有的风俗习惯突然受到破坏，一些好传统的中断，给通行的价值观念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为此，韩国有识之士提出，“为全国的现代化努力，确定哲学背景，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念使之成为现代化社会有意义的智慧与知识力量，实属必要。”[9]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韩国《国民教育宪章》的颁布，重新确定了教育的理想和目标。教育法第一节的第一条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在于协助所有的人完善其个人品格，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取得参加建设民主国家和促进全人类繁荣活动的公民资格。”韩国政府因此把德，体，智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三大指标，强调德育第一，并且认为：民族的德育表现为自主性，公益性，协同性，勤勉性，奉献性，效率性。其具体内容是：自主性指民族自立精神，重塑民族之魂，弘扬民族传统；公益性指尊重政体利益和秩序；协同性指互助合作精神和团结互爱精神；勤勉性指正直和诚实的劳动态度；奉献性指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效率性指合理，主动的创造。1993年，金泳三在就职演说中提出：“要重振搞乱了的国家纲纪；要重新树立被践踏的道德。”韩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注意从本国实际出发，讲求实用性和民族性，尤其注重振奋民族精神，使教育的效果直接在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国家的经济起飞中显示出来。这种特性被一些学者概括为“有国籍的教育”。韩国的教育目标不仅在于帮助学生们在新生活中扮演创造的角色，而且还要对他们灌输韩国人的价值观念。
中国学者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使用了“伦理本位”的概念，认为英美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而前苏联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据此，韩国社会该如何归位呢？韩国学者金炳梓在《青少年与学校教育》一文中探讨了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教育体制”，美国为代表的“天才教育体制”，英法为代表的“家长式教育体制”以及旧式的“贵族式教育体制”后，表述了这样的观点：“由于理论上的需要，教育体制分为上述4大类型。实际上，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都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即某地只相当这里大类型中的一种。就如共产主义体制不能完全无视个人一样，天才教育体制也不能完全忽略整个社会的利益。因为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应互相对立，而应彼此协调，因此，最理想的是，无论哪一个社会，都能建立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协调起来的教育观念。”由此不难看出，韩国试图实现的，是一种融合东方传统和现代西方价值观的道德教育观念。因此，有人认为，韩国在保存儒教文化传统方面更甚于其发源地——中国，被认为是“儒教的样板国家”。社会上特别强调人的学习，修养和教育，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尊崇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教导。儒教本来就对教育赋予极高的价值，所以能促进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人力资本”的形成。另外，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价值观，也强烈地影响着青少年教育。从60年代来，韩国效仿日本的“皮箱哲学”，通过选送留学生，把大批西欧北美的的先进学科带回韩国。客观上，也更强化了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三、精神教育的一统性——政治教育与道德教化相互结合的教育
关于精神文明和现代教育的最终目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教育和品德教育的关系问题，是常有争论的话题。在韩国，政府坚持培养学生两者兼备，韩国原文教部长官李奎浩就公开主张：“要把政治教育与道德结合起来进行。”在当时，它实际上是一种要把“反共”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的教育。
二战后，朝鲜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建立了两个对立的政权。韩国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美国企图把韩国变成冷战时期反共反华的亚洲桥头堡。朝鲜战争后，李承晚政权为了达到反共反人民政治目的的需要，在学校教育中，大肆进行“反共”教育。同时，也在学校里进行着以儒家道德思想的“三纲五常”演化而来的所谓“道义教育”。前者着眼于国际关系和南北关系；后者则是要对在日本殖民时期被遗弃的道义文化予以再建和恢复。但显然，二者都是为了巩固政权。韩国当局认为，如果实现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那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则“达道”了；如果“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十种人际关系真正做到了“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义妇德，兄良弟悌”，就是实现了“十义”这种做人的品格。因此，文教部制定的《道德教育要项》把道德生活分列为五项：自我实现的道德；人际关系的道德；经济、职业的道德；作为公民的道德；“反共”防日的道德。文教部还制定并公布了学校课程改革方案。韩国第二次学校教育课程改革方案还从维护政权出发，提出“反共教育与道德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反共及道德生活”的教育目的是“发扬国民精神，加强反共意识”，并要求在所有教育科目中，贯穿“反共”教育的内容。为了强化这方面的教育，还把中小学的“反共及道德教育”的课时由每周1学时增加到每周两学时，并把“反共教育”写进了“宪章”。
随着韩国外向型经济开发战略的发展，经济不断增长，为了能尽快地培养出适应外向型经济开发战略的需要和开放时期的需要，1973年韩国施行了中小学课程第三次改革方案，调整中小学教育课程，在中小学和初中设置《道德》课，每周两学时，在高中，把作为共同课开设的《国民伦理》课的学分数，由4个学分增加到6个学分。同时，对《国民伦理》课和《道德》课的教学内容作了很大的调整，重点放在如何加强“国民伦理”教育。在大学里也开设了“国民伦理”教育课，并把该课列为共同课。
之后，韩国的“国民伦理教育”更加体系化，并向“国民精神教育”的阶段发展。为了加强“国民精神教育”，政府强调把“国民精神教育”贯穿在所有课程之中和寓于一切教育活动之中。并先后对《道德》课和《国民伦理》课的目标和内容进行了多次修改补充，进一步强化了“国民精神教育”。继1987年教育改革审议会提出10大教改措施后，1988年又拟定了“21世纪的教改方案”。该方案十分重视“国民精神教育”，提出的主要内容有：在学生中进行正确处理家庭、社会、国家三位一体关系的教育，树立“国家兴旺是我发展根本”的大局观念：在处世问题上，要学会尊重他人和与人合作，从而达到和睦相处，杜绝暴力行为等。在青少年中推行儒家哲学，宣扬效忠精神，规范学生的行为举止。
四、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
如今，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的改善，近几年来，在学校里和社会上也出现了学生厌学、精神空虚、青少年学生犯罪明显增加等社会问题。对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方面，韩国当局认为：必须在学校的道德教育中，从纵横两个方面加强国民精神教育的系统性，并调整了学校的培养目标，修改和补充了道德教育课程内容，改善了方法和途径。
为了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化，强化“国民精神教育”，韩国提出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实施的方案：“纵”的方面，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根据年龄，心理，身体特点和知识准备程度，编写整套国民精神教育的新教材，使国民精神教育贯穿到学校教育的全过程；“横”的方面，在学校教育的每门课程教材中都要求反映出国民精神教育的内容。比如，在《道德》，《国民伦理》课及社科教材中，要求直接反映国民精神教育的内容，并且要纲目清楚，内容体系化：在《国语》课教材中，要间接地反映出国民精神教育内容；在理科教材和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中，要求精神教育系统化，进而要求国民精神教育生活化。
韩国曾在教育课程的内容上做过不少变动。例如，第四次课程改革后，小学三，四年级的教育目标和内容是要使学生理解作为个人生活方面的基本规范的意义和重要性，领悟什么是正确的个人生活；理解作为社会的一员的生活方面基本规范的意义和必要性，能够正确领悟怎样才是社会生活；理解个人国家的关系，从而有通力合作使国家发展的态度；了解北朝鲜劳动党和北朝鲜居民的生活状况，具有对北朝鲜劳动党警惕的态度等。
然而，在第五次教育课程改革时，对小学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进行了新的修改和调整，对道德教育的目标，按年级和领域分别进行了设定和表达。新设立家庭与邻里生活的内容，并强调发扬传统伦理道德；强调用对比方法，以价值观促进道德思考，通过对比南北朝鲜的生活，认识“自由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强调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初中，1981年改革方案规定道德教育包括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和“反共”生活的四个领域。1987年改革方案则设定为个人生活，家庭与邻居生活，国家生活统一、安全保卫生活等五个领域。高中国民伦理课的内容，1981年的第四次教育课程改革方案要求《国民伦理》课，以对本国民族文化系统的理解为基础，具备为国家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做贡献的价值观。一是正确理解人生青年时期的意义，使学生形成“自我实现的价值观”。二是理解民族的思想和伦理传统，奠定为“民族共同体”繁荣作贡献的伦理观；三是理解人类和民族精神遗产及其价值，具备适应变化的社会的能力和态度；四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具备为适应韩国条件的民主主义发展和福利国家建设作贡献的态度；五是培养能够“克服共产主义挑战的思想力量”，坚定民主和平统一的信念。1987年，调整了的高中《国民伦理》课的内容，按照价值观领域的道德原则和问题，设定了六个内容领域，并制定了各个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其中包括：人与伦理，伦理思想的脉络与特征，社会伦理，国家与伦理，民主主义理念与现代意识形态问题，祖国统一与繁荣等。
如今，韩国社会在享受物质上富足的同时，也在经历着精神上的贫困，随着西方文化和技术的大量涌入，其道德传统受到了挑战，良好的风俗不断丢失，不惜损害传统的价值观在流行。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增多。诸如政党间的矛盾重重，贫富悬殊，劳资关系紧张，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猖獗，人情淡薄，道德沉沦，青少年犯罪率增高，学生厌学、抽烟、酗酒、吸毒、自杀、看黄色录象、团伙强奸、抢劫暴力犯罪等，也成为社会公害。这使韩国的有识之士和教育者惊呼：加强思想教育，拯救青少年！
同时，青年学生对现实社会也表现了极大的不满，并在痛苦中探寻真理，特别是大学生中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读书小组等，并举办讲座和讲演会。对此，韩国当局十分恐慌，但又难以控制，只好组织大批御用文人开设批判式的马列主义原著的讲座，歪曲马克思主义，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和道德“引导”。学校的教育方面也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其一是用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教育青少年，鼓吹“我们的民主制度优越性”。同时，利用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情况，更加歪曲马克思主义，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教育青少年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其二是再度强调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教育。为防止欧美价值观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过度冲击和侵蚀，以维护好传统美德习俗世代相传。学校把学习传统的习俗，传统的美德作为重要的内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特别是为适应21世纪的挑战，韩国进行了第六次的课程改革。学校的《道德》课程也随之进行了改革。在内容上同以前相比，不再公开提出“反共”的问题，从对南北关系上看，出现不计前嫌而向前看的意向。近年来，各大学还纷纷把学生参加社会服务列为必修课，规定不获此门课程学分的学生将不能毕业。目的是为了重新唤起人们对他人的关心，使被利己主义所充斥的校园的气氛能够焕然一新。此外随着国际局势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韩国政府近年来已决定将军训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韩国政府认识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政府直接参与改革，倡导实行全人教育，要求智育，德育，体育诸方面全面地，协调地发展，不偏重任何一方。同时，不仅使学生身体得到健康发展，而且更注重心理的健康发展。
分析表明，韩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显性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强政治倾向性的。认识这一点，有益于解释某些人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是否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疑问，利于澄清某些有偏颇的认识。当前，在我国实施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这也许会启发我们思考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如何？
注释：
[1]《韩国道德及社会学科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内容分析》见《外国教育资料》1994年，第4期。
[2]孙启林：《战后韩国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3页。
[3]朴永信[韩]：《韩国社会走向何处》，韩国社会学会编。
[4]朴永信[韩]：《韩国社会走向何处》，韩国社会学会编。
[5]《韩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3月。
[6]《韩国手册》韩国海外公报馆出版。
[7]朴永信[韩]：《韩国社会走向何处》，韩国社会学会编。
[8]朴永信[韩]：《韩国社会走向何处》，韩国社会学会编。
[9]朴永信[韩]：《韩国社会走向何处》，韩国社会学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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