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浙江现象”的解析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论文,启示论文,进程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892（2003）02-0001-10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尤为令人瞩目的是，近年来浙江经济在面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出现衰退之虑，同时，国内通货紧缩内需不旺的不利条件下依然取得高速增长。浙江经济发展的这种可喜局面被誉为“浙江现象”而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与政府高层领导的关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其增长潜力来自何方？浙江经济为什么能规避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而保持很强的竞争力？浙江经济有何特点？其优势又在哪里？一连串的问题都是希望通过解析浙江经济的增长之谜，来认识区域经济发展之路。
对浙江经济发展缘由与路径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对温州模式的认识及其争论上。从分析思路上加以辨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路径：其一，体制说。认为浙江个体私营经济发达，较为典型的一个例证是把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与苏南的乡镇集体经济加以比较，亦即曾经倍受关注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优劣之争。其二，机制说。机制不能脱离体制而存在，就浙江而言，就是民营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机制由于产权清晰，激励到位，其效率比较高是个不争的事实，理论上也得到充分的论证。其三，文化传统说。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早就提出来了，在实践中也是可以充分感受到的。浙江近代自西学东渐与外资流入以来，得风气之先，商品经济的意识较为浓厚，这对经济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综观上述诸说，都不无道理，但是，又都独木不成林，既难以概括浙江经济发展的缘由，又不能一以贯之透彻剖析浙江经济的增长之谜。
本文认为，对浙江经济增长之谜的解析，应该从更宽的背景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加以综合与把握，概要言之，解析浙江经济增长之谜在于浙江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正由于此，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浙江发挥了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在国际市场，浙江充分发挥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市场化进程的领先，使浙江经济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竞争中游刃有余，发展势头良好，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与认真剖析。
二、浙江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度量与比较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实行的。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由于各地在经济、社会、文化、人口、资源、资金与区位等方面的差异，加之主观努力与政策环境的不同，因而呈现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这种差距从改革进展上讲，就是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同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两者的逻辑递进关系既有学理上的依据，也得到实践的支持，从而说明：市场化进程作为衡量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以及解析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度量指标，是可以成立的。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各地的市场化进程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原因（参见表1、表2）。
表1 各省市区市场化程度排序（1999-2000）
表2 浙江省市场化进程概况（1999-2000）
表1、表2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2001年报告》，2002年7月（初稿）。上引排序不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以下同。
本文以“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为评价标准，来说明浙江经济市场化进程走在全国前列的现实。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上述指标体系是一个初稿，本文之所以引以为据，是因为这是目前国内较为权威的研究成果。而且，本文使用的内容主要是市场化进程的排序，并不要求对所有指标进行准确的量化，相关指标的数值是否完全精确，原则上也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从上引市场化进程排序的结果看，浙江1999年与2000年都处在广东之后居全国第2位。同时，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快于中部与西部。以前10名为例，只有居第九位的安徽是内陆省份，其余都地处沿海。这说明，市场化进程与经济的开放度以及对外交流的区位优势息息相关。值得关注的是，浙江既无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亦非传统的工业基地，在政策因素与经济条件并不有利的情况下，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却走到极大多数沿海地区的前列。显然，必有其独特的原因，或说成功之处。
三、浙江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诱因与特点分析
浙江经济市场化进程处于全国前列已是不争的事实。从中国加入WTO后，浙江经济快速增长，外贸出口一枝独秀的情况推断，浙江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实际上已超越上述指标体系所揭示的状况。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浙江经济在自身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率先走上市场化进程并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本文认为，在转轨经济中区域经济发展深受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市场化进程又与区域特定的自然、社会、经济与人文的因素相联系。就浙江的情况而言：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与反激励效应；国有经济薄弱所具有的低改革成本与高制度创新效率；较为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与工商业文化传统等，是促进浙江市场化进程的主要缘由与路径。
首先，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与反激励效应（注：浙江省人口总数4501.22万（2000年），陆域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为全国总面积的1.06％，是中国陆域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全省耕地总面积为160.76万公顷，人均占地0.54亩，约为全国人均耕地1.59亩的三分之一。浙江省矿产资源以非金属矿产为主，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煤等矿产较为贫乏。）。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学术界注意到这种现象，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认识与概括，也没有把它作为促进浙江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一个基本原因进行具体阐述。本文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任何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它是我们认识浙江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门径，以及分析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一般而言，自然资源禀赋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良好的自然条件可以促使区域经济更快发展。同时，自然资源状况对人的行为取向也具有反作用，换言之，环境恶劣也可以唤起人的生存欲望与奋斗精神，从而变环境制约为发展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之所以快于其他地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浙江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相反，是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与反激励效应促进了市场化。浙江省经济发展中以温州模式在全国最有影响。温州模式之所以产生的主要原因与最初动机，与其说是出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不如说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而通过市场化手段寻找生活的出路，它是浙江市场化进程的动因之一。从浙江情况看，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温州、台州等地市场化起动早，进展快。经济条件较好的嘉兴、湖州等地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从全国范围看，广东、浙江在沿海省市中自然资源禀赋相对匮乏，但是在全国的市场化排序中分别列于第1与第2位，GDP与财政收入增长等都位居全国前列（注：浙江省GDP1978年为123.72亿元，2000年为6036.34亿元，1979年至2000年平均年增长13.2％。财政收入1978年为27.45亿元，2000年为658.42亿元，1979年至2000年平均年增长15.5％。资料来源：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统计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7月。（以下不另注明出处者资料来源相同））。可见，无论浙江自身的实践还是全国范围内的比较，都证明本文的上述观点可以成立。问题是，这种效应的产生还需要有相关的因素诸如制度安排、人文环境与地理位置等的配合。因为，人的行为选择与市场化进程不是单一因素促成的，而是多因素协同的结果。从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来看，这些相关因素与协同机制不但存在，而且是资源匮乏所带来的反激励效应的重要诱因。对此，本文将在下文作进一步阐述。
其次，国有经济薄弱所具有低改革成本与高制度创新效率。（注：1978年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22692万元，2000年为14899778万元.增长121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经济转轨与体制转换的产物，由于改革的取向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因而，与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国有经济就必须作大的调整，国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是调整的必然趋势。可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漫长很大程度上是与国有经济调整过程的艰难相联系的。中国的许多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比重很大，由调整所带来的转制成本非常高，常常使改革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市场化进程缓慢，中国东北三省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证。与之相反，浙江省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业基础与国有经济相对薄弱，这使浙江在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具有低改革成本与高制度创新效率的优势。
从总体上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浙江国有经济较为薄弱，国有经济的调整虽然也带来诸如职工下岗等社会问题，由于规模不大，没有造成全局性的影响（注：2000年浙江省企业下岗职工总计6.09万人。）。同时，它使民营经济与乡镇企业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亦为外资的流入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经济成分直接与市场经济相联系，其成长与市场化进程同步。换言之，这些经济成分的增长使浙江的经济结构发生相当大的变化，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已逐渐处于主体地位。（注：2000年浙江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6036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3227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2809亿元，分别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53％与47％。全省工业增加值为2883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1175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1708亿元，分别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41％与59％，非公有制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此外，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观念与方式必然带来较大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地方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方式与途径随之转换，行政化的直接管理逐渐被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所取代；另一方面制度变迁必然影响到人的观念与文化氛围，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使地方政府在决策与管理的过程中必然体现更多的市场化倾向。毕竟，只有适应经济发展潮流与市场经济规则的要求，才能使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管理产生相应的效率。既然政府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那么，多用市场化的手段来管理经济对于实现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追求都是明智的选择。因而，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态度大多倾向于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较尊重企业的自主权与个人的积极性。政府的务实态度以及观念与职能的转变，有利于市场制度的完善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性，也加快了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与地方经济的发展。
其三，较为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与工商业文化传统。经济活动离不开人的观念与文化传统，在解析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缘由中，文化传统说颇具影响。的确，浙江人商品经济的观念比较强，尤其是温州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所表现出来的创业精神、市场观念与竞争意识使人们感受到他们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商业本能。对浙江人的商品经济意识及其作用，学术界已作了充分论述，本文不再重复。但是，对浙江人商品经济意识的由来以及商业文化传统的形成的解释显得过于宽泛，不得要领，有必要略作辨正。
从历史渊源讲，南宋时期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对形成浙江尤其是温州人的工商业文化传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影响毕竟过于久远，又主要是学术思想上的，因而，难以对现实产生直接的影响，不能估计过高。况且，历史传统也是变化的。如明清时期的徽商，可以说融商业文化与商业实践于一体，对于培育安徽人的商品经济观念以及形成商业文化传统的影响理应比南宋永嘉学派要大得多。但是，现实中的安徽人，从总体上并没有表现出比浙江人更强的商品经济意识与商业文化传统。历史传统之所以没有在安徽人身上表现出来，很重要的一点是，传统需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累积与强化，否则，这种文化因子所传递的历史信息就会不断衰减，以致于在现实中已难觅其踪影。与安徽地处内陆不同，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唐宋以降商品经济因素的增长大多与海外贸易有关，诸如，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经济的兴起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就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由于区位优势，浙江的工商业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滋长。
本文认为，对浙江人商品经济意识以及工商业文化传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近代以来由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肇始的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浙江的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口岸城市之一，外国商品拥入浙江市场，外国资本流入浙江各地，外国商人在浙江办厂经商。浙江经济与外国资本主义联系的加强，对封建自然经济的分解以及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兴起的作用不可否认。诚然，这是外国资本主义胁迫的结果，在政府上不免半殖民地化，但是，从对外开放，培育商品经济意识与工商业文化传统，形成工业化的基础等来说，它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国民党统治时期，浙江财团被公认为是国民党的经济基础，这一方面说明了其政治上的反动，另一方面也显示其经济上的巨大力量。况且，所谓江浙财团尽管不乏官僚资本因素，但是，本质上并非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而是代表新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经济。这至少说明，近代以来浙江是受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商品经济发展较早，民族资产阶级数量较多，商品经济意识较强的地区。尤其是宁波，“五口通商”的便利条件使宁波成为浙江甚至东南沿海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与商品的集散地，其辐射范围甚至远及上海、香港等地。宁波商人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与经济实力的群体，上海近代民族金融业即钱庄基本上由宁波人操办与控制，可见一斑。这充分说明，近代以来，浙江得商品经济风气之先，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与工商业文化传统，培养了浙江人开拓实干的商业才能。事实上，传统的形成需要有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而且，时间相隔越短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力越大。不妨说，浙江人的商品经济意识乃至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以及浙江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一直处于国内前列的历史事实以及所孕育的工商业文化传统分不开的。如果我们把讨论的范围略作放大，不难发现，江苏、上海或说长江三角洲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因素成长以及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影响，这也可以为上述观点佐证。
浙江市场化进程的缘由与路径是互为因果互相关联的，简言之，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与反激励效应蕴蓄着市场化进程的内在动力；国有经济薄弱所具有的低改革成本与高制度创新效率提供了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空间；较为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与工商业文化传统是市场化进程的外在诱因，在改革开放政策催化下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促进了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参见图1）。
图1 浙江经济市场化机理图
同时，浙江在市场化进程中还形成自己的特点，从以上较为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首先，市场化进程的自发性。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总体上讲是由政府决策与推动的，由于改革采取渐进的方式，加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尚缺乏明确的定位，因而，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带有较多的探索性。从浙江的情况来看，市场经济的实践推动了理论的突破与政策的开放，市场化进程具有很强的自发性。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浙江温州在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上走在全国前列。当时，由于思想认识，政策环境的滞后以及个体私营经济自身行为的不规范，对温州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争论一度颇为激烈。诚然，地方政府在当初采取默认实质上是比较鼓励的态度，为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是，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民间对发展商品经济的执着追求。这种自发性可以说是启动浙江市场化进程的主要动力，也是浙江市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次，市场化进程的民间性。如上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因而，国内的市场化程从总体上讲是通过舆论宣传与政策推动的。浙江的情况与之有所不同的是它更多地表现为民间的积极投入与主动参与，诸如专业市场的出现，中小企业的兴起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民间自发并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民间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性还推动了地方政府的职能转换以及经济管理的市场化。在浙江经济的发展中企业推着政府走的现象并不少见，以致于地方政府常常以“无为”来推动市场化进程，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浙江市场化进程的民间性源于它自身的主客观条件，民间对商品经济的自发追求使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工作不在于驱动，而在于引导。浙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现实，反映了浙江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民间性这一特点。
再次，市场化进程的扩展性。浙江的商品经济发展与市场化进程也经历了由点到面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后，浙江的民营经济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国有经济较为薄弱的温州与台州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尔后向全省各地扩展。浙江最早的专业市场是1983年2月出现在温州永嘉的桥头纽扣市场，其后，义乌小商品市场与绍兴轻纺市场相继兴起并取得极大成功，由此带来的示范效应使专业市场在全省各地星罗棋布。专业市场不仅是商品的集散地，还形成了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产业集群，大量中小企业通过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以及企业集群形成了规模效应与特色经济。目前，温州商人、义乌商人已将市场建设推向全国，甚至远及南非。可以说，正是这种扩展性推动了浙江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化进程。
其四，市场化进程的整体性。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在地区之间虽然存在着基础条件、经济特色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而言并不悬殊。总体上保持了相对均衡的发展态势，这种趋势有利于提高浙江经济的整体素质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妨说，这种发展状况是与浙江市场化进程的整体性特点相联系的，这种整体性主要表现在市场化进程具有发散性，从而克服了类似于国内经济由沿海到内地的梯度发展以及各地主客观条件不同所带来的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落差，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五，市场化进程的差异性。从上引浙江市场化进程的相关资料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及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三项指标显示出较高的市场化水平。相反，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二项指标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这种不平衡反映了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与专业市场繁荣的特点以及宏观经济管理改革与社会化服务相对滞后的现状，也说明浙江省虽然总体上市场化水平较高，但是结构性缺陷亦不容忽视。这是制约浙江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瓶颈，必须尽快突破。
四、市场化进程与浙江经济发展的效应评析
从严格意义上讲，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不完全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市场化进程只是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以及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所起作用的程度。由于市场存在缺陷，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存在一个适度的边界。因而，从理论上讲，市场化的无穷大不是经济学的最优选择。而且，市场化进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相关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以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市场化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至少，它会带来经济与社会的剧烈震荡，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就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例子。当然，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轨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化进程不仅是衡量经济体制改革程度的主要度量指标，而且可以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参数。因而，对中国以及某一区域而言，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亦即市场化进程快，市场化程度高，往往表明经济具有更大的活力，更强的竞争力与更高的发展水平。这种关系在现实中的存在，是以市场化进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或者说，市场化进程所具有的效应即观念、体制与机制创新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来体现的（参见图2）。
图2 浙江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机理图
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利用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多方面的：资源优势包括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本、资金优势、科技优势、体制优势、产业优势、产品优势、价格优势，等等。在市场竞争中，利用比较优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和不可或缺的。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来临与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就成为中国加入WTO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与商品的跨国界流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除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别无他途。因而，利用比较优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国家、地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利器。
就浙江而言，发展区域经济就必须寻求与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国内横向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优势更多地表现为观念、体制与机制的创新，亦即市场化进程的先发优势上。从现象上看，改革开放之初当人们还羞于谈论钱财的时候，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义乌人已四处奔波寻找商机；当国内大部分地区还在为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推进而大费周折时，浙江的民营经济与乡镇企业已破土而出，并且逐步发展壮大；当国内相当多的人困惑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之争时，浙江的专业市场已雨后春笋，遍布各地；当国内企业界热衷于用行政机制来组建世界500强的时候，浙江以市场为依托的中小企业蓬勃发展，等等。这些反映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同时又符合浙江实际的举措，促成了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中小企业集聚为规模的特色经济。它具有产权明晰、管理高效、成本低廉、适应性强的特点，同时，充分发挥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的潜力，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大大增强了浙江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此外，它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民间创业积极性高但又缺乏相应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因袭工商业传统自发地走上市场化工业化道路的历史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浙江经济发展的路径与特色。
实践证明，市场化进程的领先使浙江经济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从现象上描述，浙江的供销员遍布全国，浙江的商人四海为家，浙江的商品流转各地。从统计数据看，浙江商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很高，据国家统计局对2000年全国532种最终产品的调查，浙江省有56种产品产量居全国第一（注：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概况》2001年，内部资料。）。
市场化进程领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反映在浙江经济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充分利用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不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要素价格，主要是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使生产成本降低，商品价格便宜有利于出口，等等。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价格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手段，或者说优势之所在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产品。浙江经济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就充分利用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所带来的商品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
值得关注的是，浙江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以国内的先发优势为依托的。即利用浙江经济在国内市场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吸纳国内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产品的生产，然后销售到国际市场。中国加入WTO后，浙江省的外贸出口高速增长，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外贸顺差更是一枝独秀。2001年浙江省一般贸易出口达182.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5％，占全省出口总数的79.5％，绝对值超过广东居全国第一。实现贸易顺差131.6亿美元，相当于全国贸易顺差的58.3％（注：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7月。国家统计局：《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通告》2002年2月28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浙江经济以轻纺、服装、五金、电器等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产品结构，虽然总体上科技含量不高，但却体现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其产品不仅在国内十分畅销，在国际市场也广受欢迎。由此可见，市场化进程的领先不但可以取得在国内市场竞争中的先发优势，而且能够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后发优势，从而形成自身的综合实力与比较优势，使区域经济取得更快发展。
浙江的特色经济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还为今后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与丰富的管理经验。毕竟，随着中国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产品的相对优势会逐渐衰减。作为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省势必要增加产业与产品的科技含量，在产业与产品的更高层次上参与国内外市场的竞争。目前，浙江省正在加快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与发展，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这种调整应该说是符合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以及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产业、产品结构升级的客观要求。可以预期，这是浙江在未来十年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将要面对，而且必须跨越的坎。
总之，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不但在浙江显示了它的典型性，而且在全国也具有普遍意义。诚然，各地的社会环境、经济特点与市场化进程会有所不同，但是，市场化对区域经济发展能起促进作用的事实则是一致的。不妨说，学术界对全国市场化程度以及区域间排序的研究，其目的之一也在于了解市场化的实际情况，进而证明市场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与促进作用。并在认识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全方位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尽快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经济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五、理论与实践的几点启示
上述浙江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范例。它反映了浙江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浙江经济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在经济转轨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市场化进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以及浙江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某些启示。诚然，浙江经济的发展主要来源于它自身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很难说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典范进行经验总结，更不要说照样画葫芦地推广了。但是，通过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具体分析，是可以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化特征明显，市场化进程逐渐加快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与实践意义的。
启示之一，比较优势是区域经济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区域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如前所述，市场化进程的领先使区域经济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具有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先发优势；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这种优势就是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当然，这种比较优势首先是从经济机理的角度加以认识与说明的。事实上，这种理论上的优势要转化为现实经济中的优势，还必须把市场化进程与产业、产品的竞争力联系在一起。亦即，市场化进程的领先应使资源配置朝着有利于发挥区域经济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培育相对强势的产业与产品，从而使市场化进程领先的优势转化为产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优势。
启示之二，特色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之所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是与相应的产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相联系的，那么，对区域经济发展来说，就必须考虑以什么作为主导产业与产品，如何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保持产业与产品的比较优势。从浙江的实践看，很重要的一点是坚持发展特色经济。所谓特色经济，是寓地方特点、产业产品以及经营管理于一体的特定经济模式。当然，在市场竞争中规模经济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特色没有规模虽然可以取得局部的优势与利益，对企业与个人应该是有价值的，但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说影响不大。因此，特色与规模必须结合在一起。浙江在这方面的成功主要在于以专业市场为依托形成中小企业的集群，从而使特色与规模融为一体，例如，居全国专业市场前列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与绍兴轻纺市场的营业额已达200亿元。特色经济的形成必须从地方实际出发，把握发展契机。浙江的特点是注重对工商业传统的开发、培育与利用，充分发挥民间的积极性以及市场机制的作用。诸如，宁波在历史上“红帮裁缝”的基础上形成现代服装业；绍兴在传统“三缸”之一“染缸”亦即染织业的基础上形成现代轻纺业；义乌在民间“鸡毛换糖”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小商品生产与小商品市场，等等。而且集生产、流通与销售于一体，特色与规模相得益彰，集聚与扩散效应明显。
利用工商业传统发展现代商品经济之所以在浙江取得很大成功，主要是因为工商业传统具有培育民间自发创业的天然功能，即由历史承传与环境熏陶所带来的诱导作用。工商业传统作为民间习俗与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从行为发生的角度讲，它使人天然地具有某种思想倾向与行为习惯从而影响人们的就业与创业。例如中国古代的“四民分业”就是有效地利用工商业传统的这一功能。改革开放后，政府鼓励民间创业发展商品经济，传统产业纷纷重现生机，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况且，工商业传统还是一种社会性的评价与激励机制，当人们去从事某一项传统的工商业活动时，社会对他（她）的评价往往是正面与鼓励的。这种由传统工商业氛围所产生的认同感与激励作用可以强化参与者的意愿，并且引起模仿效应。当上述各种因素形成一种协同机制，由此所产生的整合效应往往是高效率的。可以说，浙江的特色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商业传统哺育出来的，路径依赖的特点十分鲜明。
特色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地方政府只可引导，不宜强求。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证明，由民间自发形成并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东西往往具有更大的适应性、更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注重特色，至于特色是什么，如何形成，怎样发展，不同区域应该有自己的答案。
启示之三，均衡化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浙江经济的实践看，努力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均衡发展是提高区域经济整体素质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由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中国区域经济所涵盖的资源量相当大，因而，区域内发展的不平衡如同全国范围内的不平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只能实行“一部分地区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梯度发展战略，从浙江的情况看，大致也经历了由沿海到内地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前期，这种政策以及发展战略的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就会成为制约区域内经济整体发展的主要障碍。因而，无论是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还是缓解贫富分化的矛盾，根本的途径在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化。浙江经济发展中的均衡化主要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即通过推动各地市场化进程，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使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逐渐缩小。浙江省专业市场遍布全省各地并形成相应的企业群与产业链，从而使全省的地方经济出现共生互补与相对均衡发展的良好局面。
客观地说，浙江省在全国区域面积较小，地区间经济条件的差距不算太大，易于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地区缺乏可比性。但是，从总体上讲均衡化对浙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意义上讲，均衡化作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的理由是能够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