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现实的纵深处——2014年中篇小说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纵深论文,年中论文,现实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翻检2014年的中篇小说时，首先就想到了作家陈应松，我忍不住要向远在湖北的陈应松问候一句：你还好吗？我牵挂他是因为他的一个中篇小说给他带来了性命危险。他在这一年写的《滚钩》揭露了长江上面一群恶霸凭借捞尸敛财的黑幕，小说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多家刊物转载，因而让一帮胡作非为的人很不高兴，他们不断地给陈应松打匿名电话威胁他。我想，我们应该组织起来保护我们的作家陈应松，同时，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学。文学，一直在传播正义和真理的声音。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因为文学不是声嘶力竭，所以常常被人们忽略了。但文学的声音有时会因为其锐利而刺痛某些人，让这些人露出张牙舞爪的嘴脸。当然，文学的锐利声音会让更多的人高兴，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些人暴露出来的张牙舞爪的嘴脸。我常听到有的人批评文学远离现实了，特别是有些官僚气十足的官员常常这样训诫我们的作家。其实官员只会打官腔，他们根本不了解文学是如何与现实发生关系的。文学并不是为了告诉人们现实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要告诉人们，作家是如何对待现实的。文学正是以这种方式，抵达了现实的纵深处和隐蔽处。 好故事不仅仅为了消遣 中篇小说擅长讲故事，因此中篇小说首先是靠故事来吸引普通读者的。尽管现代小说有了反故事、非故事的倾向，但事实上，反故事也好，非故事也好，写写试验小说还可以，真要全面推广是行不通的，到头来人们就发现，反故事或非故事的试验最终还是为了把故事讲得更精彩。小说介入现实的方式也是通过故事来完成的，这正是小说和报告文学以及新闻报道的根本区别。在这一年的中篇小说中，我们能够听到不少好故事。并从好故事能够发现作家编织故事的能力。如杨小凡的《总裁班》，是写大学里这些年迎合时尚办的“EMBA”班，进入这类班的都是国有或民营企业的“总裁”们，杨小凡有意设置了一个经济上十分寒酸的学员王加法，他在腰缠万贯的同学面前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导致心态变化。于是就有了不一样的故事。如王十月的《人罪》，以一个人冒名顶替同学的名额进大学，多年后，两个同叫陈责我的人相互成为了法官和被告在法庭上相见。虽然用别人的名字活在世上这样的故事模式也出现在其他小说之中，但王十月写出了新意。如裘山山的《死亡设置》，写的是一个破案故事，但小说情节的发展却有着反破案的倾向，破案的结果是最大嫌疑人陆锡明被证明不是杀人者，但破案的过程却侦破了陆锡明的点点隐私，让我们会发出“不作就不会死”的感慨，也赞叹作家高明的“设置”。 每一个作家获取故事的来源不一样，组织故事的方式也不一样。 陈应松是在一则新闻的基础上来组织故事的。他的《滚钩》与几年前轰动全国的一桩“挟尸要价”的新闻有关，但他显然不是在重复当年的新闻事件，而是以此为“面团”，不断发酵，糅出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好故事。他以一个普通的渔民成骑麻为主人公，成骑麻尽管曾经还当过村长，但他现在是一个丝毫也没有话语权的弱势者，也是一个求生存非常艰难的穷困者，设计这样一个人物，自然他的身上会有很多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决不是无关痛痒的故事，是会牵连到人心的痛处、撕开社会的暗处的故事。所以，我认为，所谓小说要有好故事，并不是简单地指小说的故事性强，能够吸引人；必须要强调一点，作家们讲述的好故事，并不是仅仅为了给读者提供消遣，而是要传达他对世界的认知和判断，因此好故事一定会带着作家本人的思想和体温。《滚钩》的思想深度就在于，陈应松并没有简单地处理成对乡间恶霸的谴责，而是通过成骑麻的生存处境一点点辐射开去，让我们看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问题。秩序失范，规矩形同虚设，正义和善良得不到坚定有力的支持，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史壳子这类从戒毒所里出来的小混混才有可能无法无天地成为当地一霸。在成家村，数代人都是将在江上捞尸葬尸当成慈善行为，即使1949年之后，政府接管了民间组织起来的“义善堂”之后，捞尸也是不收钱的。为什么到了社会和民众普遍富裕起来的今天，捞尸反而成为了一些人敛财的手段，甚至容不得好心人做好事。我在阅读小说时，仿佛就听到陈应松一边讲述一边反复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应该说，这篇小说重点揭示的不是人性之恶而是社会性之恶。在整个故事的进展中，社会管理者严重地缺失了，甚至还有恶劣的表演。比如学校的校长为了掩饰学生淹死的事故责任，便谎称大学生是因为救人而牺牲了，他们堂而皇之地以英雄的领导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当“挟尸要价”被媒体曝光后，仿佛这个社会要来主持正义了，但最终结果是，校长变成了英雄的领导，史大壳抓进去了但保不准没多久他出来后照样称王称霸，倒是可怜的成骑麻，被人一阵痛打痛骂，都不知怎么回家了。陈应松让萨克斯管在江边吹奏起《回家》的旋律，小说写道：“他是在唤魂”。其实，陈应松写这篇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唤魂，唤社会之魂。 邵丽的《第四十圈》仍然是她到乡下挂职体验生活获得的写作资源，但被她编写成了一个带有希区柯克式的故事，悬念丛生。这是一个与案件有关的故事，案件说起来并不复杂，一个自认为有冤的生意人齐光禄把怒火发泄在已经被撤职的派出所长查卫东身上，用刀凶残地将其砍死。邵丽在重新组织这桩案件时显示了小说家的天才，她设置一个挂职的作家来到这个小镇，想了解这桩曾在当地轰动一时的案件，但“跟我讲述这个案件的人不同，案子的面目也不一样，对里面各色人等的评价更是千差万别，真像一出‘罗生门’”。罗生门一词出自日语，是指事件当事人各执一词，因为各自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表述，或编织谎言，从而使得事实真相扑朔迷离。我们跟着邵丽走进这个罗生门，发现那么多的蹊跷和纠葛，我们最终也跟着邵丽走出了这个罗生门，邵丽凭着她的智慧，从一堆乱麻中发现多个线头，一根根慢慢理顺。我们于是发现，这个罗生门里有着多条道路，但道路与道路之间没有相通之处。这大概正是邵丽到基层去以后的一个发现，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对话的可能性，人心更是封闭的。人们相互间失去了信任感，因而无法对话。一切均以强悍来解决问题，甚至包括齐光禄想要娶牛光荣，也要用强暴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当一个社会缺乏对话的渠道时，本来可以化解的矛盾不仅化解不了，而且会被无限扩大和激化。邵丽以一个作家的悲天悯人之心，以这个案件来警醒我们。回过头再来看邵丽在小说开头所引的《旧约》中的一句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就明白了作者的深意。她是否要告诉读者，如果这个世界失去了友善的沟通，失去了上帝的指引，我们只会陷入到“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之中。或者她还想说的是，如果一个人对他人以恶，他得到的只会是“以牙还牙”的报复。 方方则发现了她十多年前的一篇小说中的故事仍然具有生命力，她延展了这个故事，让故事中的人物在当下的舞台上又有了更精彩的表演，这就是她的《惟妙惟肖的爱情》。方方十多年前在小说《禾呈》中描摹了大学老师禾呈失落和彷徨的情景，而在《惟妙惟肖的爱情》里，禾呈一家的故事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通过禾呈的一对双生子惟妙和惟肖的成长史，勾勒出我们时代的精神走向。小说看似在写爱情，但爱情不过是为了让故事讲得更流畅而已，或者说，方方就是这样书写爱情的：在精神走向日益萎靡的情景下，爱情已经死亡。惟妙和惟肖虽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完全代表了两类不同的人生选择。惟妙看重知识，而惟肖看重实用。在当代社会，实用的惟肖才会生活得很滋润。方方在小说中明显表达了她对知识分子的失落和没有话语权的不满，但她对于知识分子同样具有批判意识。无论是禾呈，还是惟妙，他们一脉相承，保持着文人的清高，对于知识贬值、物质至上的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固然是可取的，但方方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揭露了他们应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嘲笑了他们的以不变应万变的“驼鸟”心态。 余一鸣最近专门讲教育的故事，他现在仍是一所学校的教师，得天独厚，总能找到一些其他作家没有的特别角度，去观察教育界的千奇百怪。两年前他写的《愤怒的小鸟》，从中学生沉湎于电脑游戏写起，他不是一般化地写玩游戏影响了学习，而是独具慧眼地发现，游戏在悄悄塑造孩子的世界观。他们逐渐习惯于虚拟世界，甚至用虚拟世界的行为方式来处理现实的问题。2014年的《种桃种李种春风》同样在教育题材的小说中显得格外别致。小说反映的是一种普遍的家长心态：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上重点学校。余一鸣将教育体制与亲情伦理，以及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等交织在一起，看到可怕的教育体制是怎样左右着人们的，从学校的老师到学生，再到家长，到社会各级领导，都在围绕这个可怕的教育体制团团转。小说中的老陈书记说，中小学在孩子身上埋下的病毒终将伴人一生。这是一位长年在中学当老师的作家发自肺腑的感慨！但愿我们的学校能够真正为社会种桃种李，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这个时代的春风暖阳啊。这应该余一鸣写这篇小说的用意。 关注精神现象 文学抵达现实的纵深处，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作家对精神现象的关注和揭示。 精神现象始终是蒋韵的关注重点，她是一位追求精神性的作家。蒋韵所追求的是一种典雅的精神，这种典雅的精神是人类文明千百年的磨砺聚合而成，典雅的精神既然如此贵重，它就不可能随意获取，在一个世事瞬息万变的年代，时间缺乏了厚度，典雅的精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凭。蒋韵的小说是有时间厚度的，这是典雅精神的基本条件。我们能够从各个方面体会到蒋韵的时间厚度，比如她在叙述上的从容，比如她在结构上的严谨，比如她在语言上的锤炼，而这一切都呈现出一种缓慢的时间形态。这些特点在她的小说《晚祷》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蒋韵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谈中说得很明白，她是“想写罪与罚，想写不可救赎不可赦免的某种决绝承担”。小说主人公有桃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姑娘，她本该获得更多的幸福，但她拒绝了本该属于她的幸福，宁愿让自己经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这只是因为她要为她小时候的一次过失而进行自我惩罚，她要以这种方式来救赎自我。这的确是一种决绝的承担，这个决绝的承担像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有桃的心上。难道她就要如此背负着石头到死吗？好在蒋韵没有这么冷酷。她让患上癌症晚期的有桃来到法国乡村的小教堂。教堂晚祷的钟声感动了有桃，她面对神坛说出了内心的秘密，也就放下的心中的石头。蒋韵的意象来自一幅著名的古典油画，法国画家米勒的《晚祷》，这是一幅暖色基调的写实画，画面上一对农民夫妇，听到远处教堂钟声响起，便放下手中的工作，虔诚地祈祷。画家将宗教的神圣感融入到土地和劳作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一种令人倍感亲切的神圣感。也许正是这种意境触发了蒋韵的写作灵感，她让她的人物有桃最后获得了这样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神圣感。 弋舟也是一位追求精神性的作家。他有一种道德情结，他面对这个世界更多的是从中发现道德的问题和症结，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会变得很凝重。我读弋舟的作品，就觉得他在写作时大概眉头紧凑，表情凝重，他的情绪和思想都是很凝重的。他以刘晓东为主人公连续写了三个中篇小说，从《等深》到《而黑夜已至》，再到《所有路的尽头》，弋舟几乎是以刘晓东为线索，书写了八十年代一代人的精神史。刘晓东就像是一个私家侦探，他不仅在调查事件的真相，也在侦破人物精神活动的轨迹，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也完成了对自我的审判。《所有路的尽头》的事件是刘卫东的一位“熟悉的陌生人”邢志平突然跳楼身亡。刘卫东决定要调查清楚他为什么要自杀。他的调查逐渐撕开了历史，他自己所经历过的八十年代，追逐理想主义的一代人是如何在后来变得日益庸常和沉沦的。小说中有个诗人尹彧，应该是作者精心设置的一个带有隐喻性的人物，他“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种价值观”。以诗歌和诗人代表着一种理想时代，是作家们觉得最恰当的方式，但尹彧如今已经变得“更像是一个被气吹起来的草包。从前的一切，都消失了，精、气、神。”更吊诡的事情是，邢志平在女友尚可所写的《新时期中国诗歌回顾》中找不到尹彧的名字。他被告知，尹彧当年的诗“不足以进入文学史”。我想，这应该是作者弋舟在这篇小说中最核心的隐喻——一个理想的时代，一个让整整一代人热血沸腾的时代，却轻易地被当代人从历史中抹去。这大概是对邢志平最致命的打击，因为在他心目中，唯有尹彧才算得上是诗人，当宣布尹彧不足以进入文学史时，也就意味着他的精神之路走到了尽头。我们的现实世界呈现出精神涣散的症候，弋舟其实是在对这个世界诘问：是否所有的路都已走到了尽头。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诘问。 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了一个乡下女孩在城市跌宕起伏的人生。陈金芳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从这个典型人物身上仍然折射出当下现实令人忧虑的精神现象。陈金芳小时候从农村来到城市，看到了城市比农村优越的一面，也就是看到了人还可以活得更好，她为了活得更好，坚持要留在城市，并一点点学会如何在城市里去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地位。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获得成功，于是她把名字也改了，从此世间已无陈金芳，只有一个穿金戴银、出入高档场所的陈予倩。但当她又搭上一列更快的列车，满怀热望奔向更高的目标时，这辆列车因为速度太快跑出了轨，她也被摔得鼻青眼肿，落了个以非法集资罪身入牢笼。石一枫讲故事的风格轻松、戏谑，颇有王朔的味道，但他不像王朔那样把轻松推到极端，将一切有重量的东西都从文学中卸去。石一枫虽然叙述的腔调很轻松，但内心仍怀着沉重。石一枫戏谑地讲述陈金芳的暴富，却并没有因此糟践这个人物。相反，他指出了这个人物的可怜之处。陈金芳“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这是一个很浅显的生存哲学，或许也是最大众化的生存哲学。但我们这个社会不断变着花样提供“人样”的标准，陈金芳就是被社会的标准不断地推搡着止不住步，她不清楚自己该是什么“人样”，更要命的是，她终于失去了自我。这大概就是石一枫给小说取名为“世间已无陈金芳”的用意吧。 须一瓜也是一位对当代精神现象格外关注的作家。我曾把她比喻为“精神警察”。她特别擅长写案件，通过案件去侦探人的精神世界。在《老闺蜜》中，须一瓜就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躲藏在两个老太太的背后，偷听她们的切切私语，也为窥视到她们内心的真实意图而惬意地窃笑起来。须一瓜就像是以一种友善的“不怀好意”，不厌其烦地叙述着两位老太太的琐细，不放过她们的每一次饶舌。这样的叙述浸透了作者主观的情趣，因此读起来特别亲切欢快。小说看似在写老龄化的社会问题，但结尾却峰回路转，两位老太太已经失去了继续聊天的热情，却被旁边大楼上的跳楼事件所吸引，她们跟着围观，继而跟着起哄，最终竟被带进了派出所。须一瓜以小见大，从日常的琐碎入手，揭示出普通人的空虚无聊的社会心理状态。 周瑄璞的小说人物多半都是平庸者，通过平庸者进入到现实生活的常态和常情，我们习惯了常态和常情，作者却总是以她质疑的眼睛把常态和常情这一潭死水搅起波澜。她的《骊歌》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小说将中年女性的更年期焦躁心理毫不留情地揭示给众人看。主人公田金枝无论出身还是经历都很普通，但她长得漂亮，于是就把自己的幸福指数提到比普通人高，但中年以后，她连漂亮这点资本失去，却始终不愿真实地面对现实。周瑄璞有意让年轻的主人公在恋爱时为情人吟诵李白的“骊歌愁绝不忍听”这句诗，分明是想以“骊歌”的古意来警示今天尚陷在精神困境中的女性。 另一种风景 从讲故事的角度看，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用在小说上更为合适。我们有着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小说，多半也是现实主义风格的。但事实上，在现代文学思潮的浸染下，当代作家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手法和创作理念上已经有了明显的突破和发展，也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现实主义叙述，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纯客观叙述，作家们领先着现实经验，遵循着现实逻辑，却又极尽主观想象，具有极强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在叙述风格上开辟了另一种风景，尽管相比于现实主义主潮来说，另一种风景并不是特别显眼，但它们的存在就是一种难得的文学现象。 在另一种风景中，红柯是特别抢眼的一位作家，他基本上是以浪漫主义的叙述方式来结构他的小说的。浪漫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处在受压抑的状态，红柯是难得的一位坚持浪漫主义并将其发挥得非常充分的作家。他的写作几乎都是以浪漫主义的意象作为核心的，如《西去的骑手》中的马，《大河》中的熊，《乌尔禾》中的羊，《生命树》中的树，《喀拉布风暴》中的大风暴。但近些年红柯主要精力放在写长篇，中短篇小说写得不多，《故乡》是红柯今年唯一的一个中篇小说，但由于他的鲜明的浪漫主义叙述风格，因此这篇小说仍显出其独特之处。作者非常酣畅地抒发了他对故乡的情愫。小说写了周志杰和周健叔侄两代人对于故乡的不同感受，作者没有拘泥于故事的讲述，而是放开笔墨，任情绪泛滥，书写了汉族与蒙古族生活习俗的差异，也写到扈尔特人东迁回归的历史，所有的书写又都回应着“有尊严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故乡”。婶婶金花是小说中最亮丽的形象，她金子般的心灵，坦荡的性格，最适合以浪漫的文字来讲述。 李亚的小说也是值得关注的“另一种风景”。李亚完全是快乐写作的姿态，他把快乐注入笔端，因此他的小说充满情趣化，而且在情趣化中带有浪漫的气质，这种浪漫气质便提供了更加自由舒展的可能性。在小说《自行车》中，李亚饶有兴趣地讲述了自行车在乡村的普及历史，津津乐道于乡村面临这个机械怪物由新奇到喜爱到成为日常用品中的种种趣事。小说看似没有宏大主题，但通过一个具体的物品，勾画出了乡村习俗和生活习俗在时代大潮下的变化轨迹，它其实比任何直白的大道理都要有说服力。我只是觉得，李亚还没有将他的独特性发挥到极致，他应该从情趣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境界里，捕捉到更有深意更有诗意的东西。 张好好的《碧玉妆成》也是一篇叙述特别的小说。小说的情节性很淡，作者把故事性的灯光调到最低的程度，几乎你都要凭猜想去寻觅人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样就将一种温柔的诗意凸显在叙述的上面。小说以一个女子感情和生活的变故为主线，在那诗意的慨叹里，透露出的是作者对于爱情的理想化向往。作者的叙述值得一说，这是一种主体意识流的叙述。以往的意识流小说，是指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意识流特征，是作者以理性的自觉去呈现人物的意识流状态。但在《碧玉妆成》里，人物的言行是非意识流的，作者张好好却以意识流的思维进行叙述，这使得我们在阅读时要跟上作者的思维得费一番斟酌。当然，毫无疑问，这也造成了一种特别的阅读效果。 《桃花渡》的作者池上是一位“80后”作家，她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带有青春气息的审美。我曾读过叶弥以“桃花渡”为题写的小说，那是一个关于僧与俗、情与欲的故事，写得舒缓随意，有汪曾祺式的禅味。池上的《桃花渡》则是一个关于理想与爱情冲突的故事。这是小说中常见的冲突模式，但我们倒是可以从《桃花渡》中看到“80后”是怎么处理这一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