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经济对称性看东亚地区汇率合作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对称性论文,宏观经济论文,汇率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如果一国同货币区内其他成员具有相似的经济周期，所遭受的经济冲击同货币区内其他成员国相似，则采用共同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也就降低了；若经济周期不对称，冲击的影响是异质的、非对称的，则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就比较大，换言之，这样的货币同盟即使能够成立，也可能是不稳定的。目前，从汇率合作角度，对于东亚地区宏观经济对称性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宏观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上；而对于冲击对称性的研究，除了Baymoumi和Eichengreen(1994)和Hazel Yuen(2001)的研究外，仍比较缺乏。前者分析了亚洲1972～1989年的情况，发现供给冲击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之间，以及中国香港、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存在对称性；而后者同时也表现出需求冲击的对称性。因此，从宏观扰动和冲击对称性标准出发，结论是上述两个集团可能构成货币区。而Hazel Yuen Phui Ling(2001)则分析了东亚地区1967～1997年的冲击对称性，发现东亚地区需求冲击对称性高于供给冲击，并且供给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而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及东北亚的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构成了潜在的两个货币区。
1997年以来，东亚经济波动加大，而基本冲击的对称性也可能有进一步的变化，考虑到这一点，为了解近年来东亚地区的经济动态发展，探讨就宏观经济对称性标准而言东亚汇率合作的可能性，本文扩展了对冲击对称性研究的时间段，并且在分析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物价的联动的基础上，区分了经济体的周期性波动，从而使分析更加全面。此外，鉴于各学者对于区内未来主导货币应该选择日元或是美元，中国在区域汇率合作中的地位等存在诸多争论，本文关于美日中三国同东亚地区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对称性表现可以提供一个比较现实的分析参照。
一、区域宏观经济总体表现和关联
1.区域宏观经济相关性
为了探讨区内大国（中国、日本）和美国对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影响，表1、表2分别提供了1971年以来，以中国、日本和美国为参照国的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的相关系数，区分了1971～1985年和1986～2001年两个子阶段。为进一步判断这些相关关系的显著性，本文采用Person显著性指标进行衡量。如果相关系数具有显著性，并且相关系数符号为正，我们可以认定经济表现是对称的；如果相关系数为负或不具有显著性，则我们可以认定经济体间表现是不相关的（非对称的）。
表1 东亚各经济体产出增长相关性
*代表相关系数可以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资料来源：根据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cics各期和世界银行2000 WDI数据光盘计算。
表2 东亚各经济体的物价增长相关性
*代表相关系数可以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资料来源：根据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cics各期和世界银行2000 WDI数据光盘计算。
表1和表2中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经济表现出独特性，同区内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对称性较差很明显。然而，进入8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同区内主要经济体在物价增长的对称性逐步增强，同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物价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对称关系。其中中国台湾在1986年以来，同日本和美国的相关性减弱，与中国的相关性上升，表明两岸贸易和投资等纽带的加强，强化了两地物价的联动关系。
就总体表现而言，日本和美国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明显要高于中国。从时间动态看，日本同区内的产出相关度在上升，而物价联系却相对下降，与此相反，美国的产出相关性呈现下降特征，但在物价相关性上却保持较高的一致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同韩国和东盟国家的产出增长的相关性较强，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物价增长较为一致，与上述国家进行货币合作的潜在成本较低。
从物价增长对称性角度出发，新加坡适宜同美国进行货币合作；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和菲律宾同美国的物价变动联系程度比同日本紧密，选择合作主导货币时，也略倾向于美国；而中国、印尼、泰国同美国及中国、印尼同日本在产出和物价上均不具有对称性，则暗示上述国家间汇率合作的成本较高。
2.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对称性
由于影响宏观经济产出和物价增长的因素很多，可能包括技术水平和体制差异，也可能受到共同的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在探讨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时，普遍的做法是剔除经济的趋势性因素，探讨短期波动的相关性。本文使用宏观经济计量分析中常用的HP滤子（注：有关该趋势分解的具体方法，详见De Grauwe.P.(2001)，第155～156页。）(Hodrick-Prescott Filter)对经济表现进行趋势结构，将年度的产出／物价的增长率数据分解为增长项因素（趋势因素）g[,t]和周期性因素y[,t]-g[,t]，并据此构造周期性指数(Cyclical Index)，即周期性因素占趋势性因素的比例(y[,t]-g[,t])/g[,t]，反映经济短期波动的幅度，表3和表4提供了1971～2000年东亚各国经济周期性指数的关联程度。
同前面的研究结论相近，就产出而言，中国同区内其他研究对象仍维持相对独立性，中国同菲律宾和印尼分别在产出和物价增长的周期性波上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表明中国同上述两国的差异是比较大的，进行汇率合作所需要的政策协调难度也加大。然而，短期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分析揭示出前面所无法发现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在短期经济波动上具有明显的对称性，并且相关程度超过了中国香港同日本、美国的关联程度，这意味着两地在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宏观政策协调上的难度降低；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与区域内NIEs在物价周期性波动上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关系，表明影响这些经济体物价波动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冲击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
总体来看，日本在产出的短期波动方面同区内经济的联系更密切些，美国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这几个东南亚国家的产出呈现出短期内的逆向波动，同其他经济没有明显的相关，从而增加了上述各国同美国进行汇率合作的潜在成本。
1986年以来的数据表明，中国、印尼、菲律宾、泰国同美国及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同日本在物价和产出的短期波动上均不对称，意味着上述国家以美国或日本为核心货币进行合作的难度加大。而中国与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在产出和物价的短期波动因素上均保持对称性，使其成为潜在的适合进行汇率合作的成员。
二、宏观经济冲击的对称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宏观经济变量进行的相关系数分析，只能揭示经济表现是否具有同方向性，从而揭示政策目标和政策运行潜在的一致性，而分析经济面临的冲击的对称性则能够进一步提供关于汇率合作中实施相同宏观经济政策的成本分析。为进一步揭示东亚地区所面临的冲击的对称性，作者按照Eichengreen(1997)的方法，假设经济面临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是正交化的，根据宏观经济模型假定设定约束条件，从原始数据的拟合残差中分解识别出冲击的大小，并以此分析东亚地区冲击的对称性。
1.方法和数据说明
在宏观经济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框架下，产出和物价同面临的供给和需求冲击相联系，经济系统的动态反应过程是：正向的需求冲击将使产出在短期内高于其长期水平，随后向长期水平复归，使物价水平发生永久性的提高。另一方面，正向的供给冲击则使产出发生永久性的提高，而物价水平永久性下降（注：参见Eichengreen(1997)，第四章，第73～83页.）。
产出和物价的变动可以用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无限加总过程来描述，即
其中L[i]是滞后算子，ε[,dt],ε[,st]分别代表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将产出和物价的n期滞后向量自回归VAR过程写成残差项的无限移动平均过程：
是VAR过程的回归残差，该残差同结构式扰动（供给和需求冲击）之间的关系是e[,t]=Cε[,t]，因此只需要知道矩阵C，就可以得出ε[,dt],ε[,st]序列来。在2×2矩阵中，求解矩阵C需要4个约束条件。由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满足正交化条件，并将其标准化，可以得到C′C=Cor，其中Cor是VAR过程生成的残差相关系数矩阵，而由需求冲击对于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则提供了方程的另一个约束条件，即
因此系数矩阵C是唯一的，可以由此识别供给和需求两类冲击。
作者在对东亚进行实证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1971～2000年区间段，用不变价格的GDP指数来描述产出，以1995年为基期；用同样基期的GDP Deflator描述经济总体物价的表现。由于中国台湾地区的GDP Deflator难以获得，最后采用CPI数据描述物价。
所有数据均取对数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在VAR过程判断滞后阶数时，使用赤池标准和LR统计量来进行衡量，对于多数对象，VAR(2)能够很好的描述数据的动态，因此，为了使生成的结论具有可比性，统一选择VAR(2)（注：作者要感谢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张晓峒教授对该部分计量方法的指点和帮助。）。
2.冲击的波动性
图1提供了以各国（地区）供给和需求冲击的标准差来反映的冲击的波动性。整体而言，除中国台湾外，东亚地区需求冲击的波动性远远高于供给冲击的波动性。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的经济冲击波动性最小，而中国也表现出比较低的冲击波动性，这可能与中国产业和贸易结构相对分散，从而能较好吸收和平缓冲击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供给和需求冲击均波动性很高。如果按区域内波动的均值来衡量，具有高需求冲击波动性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中国台湾、泰国、中国香港和印度尼西亚则拥有高的供给冲击波动性。
以上分析的政策含义在于，其他条件不变，如果经济系统面临的冲击具有历史延续性，则高的波动性将使经济政策同其他国家相比更具有波动性，而该国放弃浮动汇率的成本就会大大上升，从而使包括该国家或地区（例如印度尼西亚）在内的潜在的货币联盟的共同政策面临更多的挑战。
表5 供给冲击相关性
*表示相关系数显著性为10%，*表示显著性为5%，**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cics各期和世界银行2000 WDI数据光盘计算。
表6 需求冲击相关性
*表示相关系数显著性为10%，*表示显著性为5%，**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cics各期和世界银行2000 WDI数据光盘计算。
3.冲击的对称性
图1 冲击波动性
为反映经济遭受冲击的对称性与否，表5和表6列出了各国（地区）遭受两类冲击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符号可以揭示经济体之间冲击的作用方向，而相关系数的大小则可以揭示经济体之间面临冲击的力度差异。同样，使用Person显著性指标衡量这些相关系数是否具有显著性。
就总体情况而言，东亚地区的供给冲击的对称程度要高于需求冲击。表5和表6再次证实了中国经济的独特性，表现为无论就供给还是需求冲击而言，同区内其他经济体均不具有显著的对称性。菲律宾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同样是在冲击方面同其他各经济体表现出非相关，呈现出异质性特点。美国同其他经济体的冲击对称性也不是很明显，仅同中国台湾具有比较对称的需求冲击，而同中国香港保持正向的供给冲击关联。如果按照冲击对称性标准来衡量，则在东亚地区恢复美元本位制的主张缺乏现实基础。日本同韩国具有对称的供给冲击，而和中国台湾则具有对称的需求冲击。
区域内，供给和需求冲击对称性更多体现在小型开放经济之间，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它们具有比较接近的经济结构和相似的贸易构成。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之间，以及同相对较发达的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之间存在比较对称的供给冲击。此外，存在一个跨越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子集团，即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彼此之间存在供给冲击的两两相关的正向关系；就需求冲击而言，日本，印尼，泰国以日本、泰国和中国台湾彼此间具有正相关的需求冲击。
供给和需求冲击均相关的国家或地区组包括：（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日本，泰国），暗示着上述国家进行双边汇率合作，自身负担的调整成本可能会低于同区内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
考虑到需求冲击长期不影响经济产出，供给冲击是区内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则可以根据供给冲击对称性来衡量加入汇率合作的成本。具有相互对称性的子集团：韩国、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可能会面临比较小的调整成本。
三、结论
本文提供了东亚各国宏观经济表现的对称性分析，不仅分析了总体经济表现，而且进一步剔除了趋势性因素，分析了周期性波动，以及造成周期性波动的深层次因素——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当然，笔者认识到，这种相关分析法，只能揭示经济的总体表现、短期波动因素和影响因素是否具有一定的同方向性，却不能说明因果关系，也不能揭示实质经济联系的内涵，例如东亚地区贸易和投资联系和产业结构等，这是笔者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分析表明，中国经济总体表现相对独特，同区内经济的正向关联程度比较低，这意味着如果从经济对称性角度衡量，若中国不能获得未来区域货币合作的主导权，则可能面临很大的调整成本；而异质性反过来则加大了中国获得区域货币合作的主导权的阻力。当然，以上结论是基于历史数据的分析，仅能说明决策阶段面临的约束，伴随着区域经济内联系的加强，如果商品和要素一体化深化，则可能会促进中国经济和区内其他国家宏观经济表现的趋同，从而减少未来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
结合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联动性和供给需求冲击的对称性分析，本文指出在（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日本，泰国）之间如果进行双边汇率合作，当出现外部冲击和短期经济波动时，内部调整成本可能会低于同区内其他国家（地区）之间合作的成本。而具有供给冲击对称性的子集团：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也是潜在的汇率合作成员国，这意味着从对称性角度出发，一个连接东盟国家和东北亚国家的汇率合作集团是可能会出现。
但是，整个东亚地区之间宏观经济波动和冲击的对称性比较低，则意味着东亚整体的汇率合作从经济基础看是代价较高的，更不论政治因素和外交因素的影响了。因此，东亚整个区域的汇率合作，可能会遵循欧洲的道路，即先促进经济融合，再进行汇率合作；而对于区域内对称性高的国家，可以先进行小集团范围内的合作，从而使东亚的汇率合作呈现出阶段性分步进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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