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中日论文,史研究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次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30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却起步甚晚，发展的道路又不是一帆风顺，直到近二十几年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自甲午战后至今，甲午战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甲午战后的25年，是研究工作缓慢起步的阶段；第二，从30年代开始，是研究工作开创与奠基的阶段；第三，50年代以后，是研究工作出现转机与发展的阶段；第四，70年代后期迄今，是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的阶段。
一 甲午战后25年：缓慢的起步
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开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形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促成了民族的觉醒。值得注意的是，在国人日益觉醒的同时，甲午战争史研究却未能跟上。只要将中外情况做一对比，问题就很清楚了。
从甲午战争后期到20世纪初叶，日本出版了大量有关甲午战争的书籍。其中以战史著作为主，主要有两类：一是私家著述，如川崎紫山著《日清陆战史》（东京春阳堂，1896）、平田胜马著《黄海大海战》（东京博文馆，1896）、川崎三郎著《日清战史》（东京博文馆，1897）等；二是官方著述，如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日本海军军令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春阳堂，1905）等。这些战史著作，大多为长篇巨帙，以史料丰富见长。如《日清战史》的著者川崎三郎，曾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战，战后搜集了中日双方有关战争的文献资料，以及西方人士的记述和评论，并遍访日军参战将领，据以撰成此书。全书取材广泛，颇多罕见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迄今仍为研究者必读之书。至于官方著述，系日本军事当局组织编纂，资料搜罗既易，叙述尚称详尽，自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这些日方著作，除从军事角度叙述战争过程和总结战争经验外，在观点上则着力为明治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歌功颂德，并歪曲事实，掩饰日方蓄意挑起衅端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故决不能以信史视之。
除战史之外，日本还出版了一批有关甲午战争涉及的国际法及外交方面的著作。如有贺长雄著《日清战役国际法论》（东京忠爱社，1896）、高桥作卫著《日清战争时期的国际法事件论》(Cases on International Law During The China-Japanese W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9)、《战时国际法先例论》（东京清水书店，1904）和《英船高升号之击沉》（东京清水书店，1910）、关善次著《日清战役外交始末》（东京中野书店，1900）、巽来治郎著《日清战役外交史》（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2）、衣斐钵吉著《归还辽东的由来及真相》（东京外交时报社，1915）等。这些著作极力宣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不遵守国际法，而日本则始终严格遵守战时国际法及国际惯例，以争取西方大国对日本的支持。高桥作卫的《日清战争时期的国际法事件论》即是用英文撰写，在英国出版，并求得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著名国际法学者胡兰德(T.E.Holland)亲自为之作序，以扩大影响。有贺长雄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先是在巴黎用法文出版(La Guerre Sino-Japanaise au Point de Vue du droit international,1896,Paris)，后又出版日文版；法国著名法学界人士曾撰写评论，誉之为“五十年来国际法著作最值得重视的一部专著”（注：《〈日清战役国际法论〉讲评》，《法国学士会院道德政治部公报》，《讲评》译成日文刊于《偕行社记事》151号（1897年）。）。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要害，就是用国际法的术语做概念游戏，甚至将法理研究建立在伪造的历史之上，以误导读者和世界舆论。最近，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中塚明出版了他的新著《修正历史的伪造》（东京高文研株式会社，1997），对那些历史伪造者的揭露入木三分，是很值得一读的。
欧美国家也发表了不少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论著。英国伦敦出版了杜布雷，(Du Boulay)著《中日战争简述》(An Epitome of the China-Japanese War 1894-1895,London Harrison and sons,1896)、伏拉第米耳（Vladimir，为意大利学者Zenone Volpicelli的笔名）著《中日战争》(China-Japan War,London,Marston and Company,1896)、艾伦著《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Under the Dragon Flag,My Expriences in the China-Japanese War,London,W.Heinemann,1898)和泰莱(William F.Tyler)著《中国事记》(Pullings in China,London,Constable & Co.Ltd,1929)。法国巴黎出版了那高(Ariga Nagao)著《中日战争》(La Guerre Sino-Japanaise,Paris,A.Pedine,1896)、布尔伏雷(M.Boulfray)著《甲午、甲辰两次被围的旅顺口》(Les Deux Sieges de Port Arthur 1894-1904,Paris,1907)和施阿兰(Auguste Gérand)著《使华记》(Ma Mission en China 1893-1897,Paris,Plon-Nourrit et cie,1918)。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版了阿尔伯蒂(Amedeo Alberti)著《甲午中日战争》(La Guerra Cino-Giapponese 1894-1895,Napoli,Melti & Joele,1904)。德国斯图加特出版了巴兰德(Max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著《东亚政策》(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Stuttgart,Strecher & Moser,1897)。其中，伏拉第米耳《中日战争》一书的第三部分分为9章，叙述战争过程比较详细，书后又附录若干重要文件和书翰，颇为研究者所重视。艾伦《在龙旗下》是一本回忆录，在中国先后有过3种译本。作者目睹了中日黄海鏖战的整个场面及日军旅顺大屠杀的过程，将其亲身经历和感受形诸笔墨，故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不可以文学作品视之。《中国事记》作者泰莱曾受聘担任北洋海军旗舰定远舰副管驾，亲自参加过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故所记被视为研究甲午海战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尽管该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的偏见和私心作怪，颇多歪曲事实、捕风捉影之谈，不可尽信（注：戚其章：《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近代史研究》1982年4期。张荫麟将该书首次译成中文，题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刊于《东方杂志》28卷4期，1931年。）。正由于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评价问题的大讨论。《使华记》作者施阿兰时任法国驻华公使，《东亚政策》作者巴兰德曾先后任驻日公使和驻华公使，回国后为德国外交部顾问，故这两本书对中国对
外关系、三国干涉还辽及远东国际关系等方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
至于美国发表的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论著，主要是两类：其一是海战方面的文章。1895年出版的《联邦海军讲习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le 1895,Vol.21,No.3)曾以《鸭绿江之役》(The Battle of the Yalu)为题，刊载了一组美国海军军官的评论文章。同年，美国海军出版的《世纪杂志》(U.S.N.Century Magazine,August,1895)还刊出了两篇重要文章，即马吉芬(Philo McGitfin)的《鸭绿江之战》(The Battle of Yalu)和马汉(Alfred T.Mahan)的《鸭绿江之战的教训》(Lessons from the Yalu Fight)。马吉芬在甲午战争中担任镇远舰帮办，参加了黄海海战，曾身负重伤，所撰《鸭绿江之战》详实真切，读之如同亲临，为难得的第一手材料。马汉则是一位有影响的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曾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他的评论文章亦为研究者所重视。其二是外交方面的书籍。美国政府于1896年发表的《美国外交文件(1894)》(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4,Washington,1896)收录有关中日战争的外交文件多篇。另外，美国波士顿出版了田贝(Charles Denby)著《中国及其人民——一位美国外交人员的观察、回忆与结论》(China and her People,being the Observations,Reminiscences & Conclusions of an American Diplomat,Boston.1906)和科士达(JohnW.Foster)著《外交回忆录》(Diplomatic Memoir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09)。田贝时任美国驻华公使，曾担任马关议和前中日联系的居间人；科士达系美国前国务卿，被聘为中国赴日议和大臣的法律顾问。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其回忆录也就成了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料。
与日本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工作未免相形见绌。当时刊印的有关甲午战争的书籍并不算少，但多为资料汇编。如陈耀卿编《时事新编》6卷（1895年刊本）、思恢复主编《中倭战守始末记》4卷（1895年刊本）、佚名编《谏止中东和议奏疏》4卷（香港书局，1895）、鲁阳生（孔广德）编《普天忠愤集》14卷（1895年石印本）、王炳耀编《中日战辑》6卷（上海书局，1896）、蔡尔康编《中东战纪本末》14卷（上海广学会，1896）等。这些书体例不一，取材角度各殊。《时事新编》专收报刊文章，以时论为主。《谏止中东和议奏疏》顾名思义是专录反对和议的奏疏，收有文廷式、安维峻、张之洞等主战官员的著名奏章及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中日战辑》广泛搜集中外报章资料，按战争进程和时间顺序排比，条理清楚，内容亦较丰富。《中倭战守始末记》除收若干篇时论外，主要以战局的发展为线索，分别纂辑中外新闻报导，各成单元，其中不乏重要史料，为他书所无者。《普天忠愤集》内容较为庞杂，书中所收既有刘永福抗法的记述，亦有关于海防、铁路、造船、开矿之议论，惟激于中东之役败于东邻日本，特略详于甲午战争。《中东战纪本末》初编为8卷，另有续编4卷和三编2卷，书中所收有上谕、奏疏、文告、函牍、条约，有采自中外报章的战地报导及一般时论，还有中外使馆所存之有关电稿，等等。其内容相当丰富，极有参考价值。
还有一类是主要记叙亲身经历的著述。具有代表性的有3种，即冤海述闻客著《冤海述闻》（1895年刊本）、易顺鼎著《盾墨拾余》14卷（1896年刊本）和许寅辉著《客韩笔记》（1906年长沙刻本）。据笔者考证，冤海述闻客即北洋海军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因其与方伯谦关系密切，在方氏被军前正法后撰此书为其辩冤，因此书中多有偏袒方氏之处（注：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5辑，齐鲁书社，1985年。）。时至今日，为方氏翻案者仍以该书所述为主要根据。尽管如此，该书保存了许多局外人所不知的甲午海战珍贵史料，是不能一概否定的。邵循正认为：“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两次战役之真相。”（注：《书目解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7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这是比较客观的评价。《盾墨拾余》作者易顺鼎本以举人纳赀为道员，工诗词及骈文，有文名，尝参刘坤一幕。马关议和后他南下依张之洞，为策助刘永福抗日，曾两渡台湾。该书卷五《魂北魂东杂记》记中东之战历次战况，卷六《魂南记》记两次赴台经过。尤以《魂南记》所述多亲身经历者，为他书所未载，堪称珍贵之史料。许寅辉以文童出身，应聘为英国驻朝鲜总领事馆文案兼翻译，将其在朝鲜的亲身经历写成《客韩笔记》一书，其中述及日人挑起衅端及迫害华人之事颇详，足以揭露日本以强凌弱、践踏国际法的丑恶行径。
以上两类书籍重在历史资料的纂辑或记录，各具不同的史料价值，但无一能够算是史学著作。差可称为战史著作者，仅寥寥数种而已。其中，应首推姚锡光著《东方兵事纪略》5卷（1897年刊本）。作者熟悉中日两国间的历次交涉，时又在山东巡抚李秉衡幕中，“尝往来辽碣登莱，观察军情，因即所见所闻，参以中外记载，撰为此书。”全书分衅始、援朝、奉东、金旅、辽东、山东、海军、议款、台湾上、台湾下10篇，叙述全面，基本概括了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有论者称：“此书记载详瞻清晰，虽间有舛错，但远胜一时诸作。”（注：《书目解题》，《中日战争》7册。）实为确评。若论反映某一地区的战史，当以洪弃生著《台湾战纪》2卷（1907年印本）为代表。作者乃台湾彰化县鹿港人，本名攀桂，字月樵，著述甚丰，以诗闻名。战争爆发后，曾担任台湾中路筹饷局委员。割台后，取《汉书·终军传》“弃繻生”意，改名繻，字弃生，以字行。此书又名《瀛海偕亡记》，系取《尚书·汤誓》“予及汝偕亡”意，表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上卷叙述乙未台湾军民抗日情况，至台南陷落止；下卷专述台湾义军与日本殖民当局浴血奋战的壮烈事迹。作者本是事件的亲历者，又具有很高的学识素养，故此书以记实为主，按斗争发展脉络钩稽铺陈，写日人之暴虐，述人民之反抗，读来真切感人，为国人所撰台湾早期抗日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外，池仲祐著《海军实记》（1926年刊本）虽成书稍晚，亦值得重视。池氏从青年时代投身海军，曾于1880年以文案随丁汝昌赴英国接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对海军创建原委及掌故皆熟谙于胸。1918年撰成《海军大事记》，严复称此书对海军“得失兴废粲然如视掌列眉”（《海军大事记》弁言）。以此为基础，又历时8年，《海军实记》始告杀青。该书采用纪传体，其《述战篇》下题曰《甲午战事记》，后附北洋海军阵亡将士姓名；又有《战役阵亡群公事略》、《战役死难群公事略》2篇，为是役牺牲将士立传。此书为有关中国海军的第一部专史。近人吴廷燮评曰：“甚文赡，其事覈，不遗善，不隐恶，斯非古之所谓信史欤！”（《海军实记》书后）亲历甲午之役的海军将领刘冠雄亦称：“兹篇所录事实綦详，优劣兴衰可为殷鉴。”（《海军实记》序）尽管如此，这3种书因受篇幅及资料所限，无论在内容的充实性还是结构的完整性上都是大有欠缺的。
以上情况表明，甲午战后20余年间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与日本和欧美国家相比，确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无论如何，有关研究终于缓慢地起步了。在当时的中国，未能产生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甲午战争的长篇巨著，当不是偶然的。治史者因受传统习尚的影响，大都偏重于古代史或前代史的研究，很少涉足当代史，故以上所介绍的各种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没有一种成于史家之手。这些作者皆非专门史家，激于甲午之败，愤而著书，以警国人，但平日既无治史者所具有的素养和资料积累，一时又难以从广阔的范围来审视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宜乎难有一部有关甲午战争全史的力作问世了。
二 从30年代开始：开创与奠基
近代中国对甲午战争史的真正研究始于30年代。以此为起点，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开创与奠基的阶段。
进入2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更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其御用文人大肆鼓吹侵略史观，为日本政府推行的军事扩张政策服务。其突出的表现是，美化、甚至神化那些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立过“大功”的文武大员。所以，出版人物传记，在日本出版界一时竟成为时尚。其中，一类属于人物传记汇编。如《日本新英杰传》（东京东亚堂书房，1912）、4卷本《明治功臣录》（东京，1915-1918）、多卷本《类聚传记大日本史》（东京，1935-1936）、《人物评传全集》（东京，1935）、3卷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东京原书房，1936）等。凡是甲午侵华的重要分子，像政界的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陆军的山县有朋、大山岩、川上操六、山地元治和乃木希典，海军的伊东祐亨和东乡平八郎，无不传上有名。另一类是传主为一人的传记。当时集中歌颂两个人：一是陆将乃木希典，有《乃木将军传》（1927年刊本）、《将军乃木》（东京，1928）、《回顾乃木将军》（东京菊香吟出版会，1936）等；一是海将东乡平八郎，有《伟人东乡元帅》（大阪，1934）、《圣将东乡平八郎》（东京，1934）、《东乡元帅景仰录》（东京，1935）等。此时已称东乡为“圣将”，嗣后又将乃木尊为“军神”。显而易见，这是为日本下一步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预作思想动员。这些日本御用文人所写的书已经谈不上学术，完全与甲午战争史研究风马牛不相及了。
不过，在日本学术界有一些正直的历史学家并不愿随波逐流，他们一秉治史者的良知和责任感，试图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撰写一批有关甲午战争的学术著作。这里举出两本书为代表：一本是田保桥洁著《〈天津条约〉以后中日开战以前近代日华鲜关系之研究》，一本是信夫清三郎著《日清战争——从政治外交方面的观察》。
田保桥洁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教授，从1923年着手研究明治时代的中日关系，重点放在甲午战争之起源至媾和这一时期，费六七年之功，屡加改订，始于1930年成篇。作者自称：“本篇为未定稿，供先辈同学诸氏之高阅。”盖为避讳当世文网之灾，预作退步也。此书虽为非卖品，却迅速流传，不胫而走，造成始料所不及的影响。当时，信夫清三郎还是一个刚过20岁的大学生，读了该书大受鼓舞，立志以此为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该书也很快传到中国，于1932年译成中文，改题为《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正式出版（南京书店，1932）。译者王仲廉在书前“小引”中曾说明其翻译此书的原委：“译者于决心译出之前，曾细读一过，觉其立论尚公正，对中日两国现存之公文书及两国当局之记录或秘录，一一阐发无遗。于三十余年后之今日，于日人又进一步重施其故技于我东三省领土之今日，诚一不可不读之书也。此书所叙，纯系日本方面挑起战端之经过情状，为覈实计，易其名曰《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甲午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甲午战争究竟是谁先挑起来的？日本军方报告及官私著作一贯宣称：中国济远舰首先在丰岛海面开炮轰击日舰，挑起了这场战争。而田保氏则力驳这一谎言，认为：“济远……不独并未如日本海军方面所言整顿战斗准备，且对于数倍于自己之优势的敌舰队而谓为具有战意，亦属难以凭信。”他指出：“发炮时间孰先？亦不成重要问题。开战之责任在于日本舰队。当时日本国政府称济远首先发炮而开战端，努力将开战责任转嫁于清国政府者，大概欲努力将‘日本国起于被动’之概念传布于各国之故欤？”（中译本，188-189页）仅此一点，在当时已为空谷足音，弥足珍贵！故王信忠阅读后，大加称许道：“立论公正持平，允称佳作。”（注：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所附“参考书目”，北平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信哉斯言！
信夫清三郎这个名字在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他一生著述甚丰，所主持编写的《日本外交史》上下卷和所著4卷本《日本政治史》，皆已先后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及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信夫氏出生在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家庭，祖父为维新时期的著名汉学家，父亲曾任外交官多年，兼从事外交史研究，后在早稻田大学讲授外交史与国际法。信夫氏秉承家学渊源，又受到田保桥洁的影响，还在九州大学读书期间，花3年的功夫便写出了这部《日清战争——从政治外交方面的观察》。此书于1934年10月出版，未料到仅一周便被日本政府查禁。当时在日本学术界，“外务省派外交史学”占有统治地位，而清夫氏的研究正同外务省及军部的观点相对立，自然会遭此厄运。其后，他被迫对该书进行修改，在史学前辈服部之总的指导下，易名《陆奥外交——日清战争外交史研究》，于1935年11月再次出版（东京丛文阁，1935）（注：1994年适逢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之际，笔者约请山东社会科学院于时化研究员，将此书译成中文，为了出版的方便，又改名为《甲午日本外交内幕》，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在再版序言中写道：“关于日清战争的研究至今几乎仍然是一个未开垦的领域。旧史学由于方法方面的缺陷，未能深入于现象的本质，或者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其观念被歪曲，这都是由其立场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拙著是在感到旧史学的上述缺陷的基础上，为填补我们的史学的上述空白，对于旧史学来说，是为了使被歪曲了的关于日清战争的叙述向事实真相靠近一步，我所做的一点点努力的成果。”直到晚年，他还回忆说，自进入学术界，“便对继续不断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分析，使之成为自己研究学问的出发点”（注：《甲午日本外交内幕》译者说明。笔者认为，信夫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但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也有可商榷之处。如他对“陆奥外交”性质的分析，即是如此。下文还要论及此事。）。确实，信夫氏的成果给日本的日清战争研究带来了生机，影响了一代历史学者。
再看中国史坛的情况，就甲午战争史研究而言，所发生的变化更为显著。在此之前，《李文忠公全书》（光绪乙巳至戊申年刊本）和《翁文恭公日记》（1925年影印本）业已问世。陆奥宗光著《蹇蹇录》也被译成中文，易名《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出版（商务印书馆，1929）。德人佛朗克(O.Franke)著《三国干涉还辽秘闻》(Die Groβm
chte in Ostasièn Von 1894 bis 1914,Berlin,1923)同时出版（中华书局，1929）。日人桥木海关所译编的《清日战争实记》中文本，大约亦在此期间问世。此书凡15卷，记述历次战役经过甚详，可补中国文献资料记述有关战事之阙漏。进入30年代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年起陆续刊印）、《清季外交史料》（1934年影印本）也先后刊印。鹿岛守之助著《三国干涉之检讨》（南昌，1934年印本）第一批外交著作也在此时陆续翻译出版。所有这些工作，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前丰富得多的资料，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侵略步骤，日本作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更是野心勃勃，有一举灭亡中国之势。值此山河破碎、神州沉沦之际，中华爱国学人以借鉴历史，警醒国人，奋起而挽救祖国之危亡。于是，在缓慢起步之后，甲午战争史研究勃然而兴，进入了它的开创时期。
在这一时期的10余年间，出版了一大批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主要有王锺麒（伯祥）著《中日战争》（商务印书馆，1930）、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社，1932-1934）、吴兆铭著《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1934)、参谋本部第二厅编印《甲午中日战争纪要》（1935年排印本）、张荫麟著《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清华学报》，1935）、罗香林辑校《刘永福历史草》（正中书局，1936）、王信忠著《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清华大学，1937）、朱国定著《甲午之战》（正中书局，1939）、钱安毅著《甲午战争的教训》（正中书局，1939）等。这些著作篇幅不等，体裁有别，各具特色。如王锺麒著《中日战争》虽只10余万字，却是中国第一部全面叙述甲午战争过程的专著。《甲午中日战争纪要》也是全面介绍甲午战争的经过及结局，但重点放在军事方面，对历次战役的记述尤为详实，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叙述甲午海战和陆战的专著。《刘永福历史草》则属于口碑史学，由刘永福口述，黄海安记录，后又由罗香林加以编校。其中，有两章专记刘永福渡海援台和势穷内渡情况，填补了黑旗军渡台抗日历史的空白。仅此数例，足以表明进入30年代后，甲午战争史研究比前一阶段前进了一大步。
在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以下3部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即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信忠著《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和张荫麟著《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
王芸生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既是资深报人，又是著名文史专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念国难深重，提议在报上开辟专栏，每天刊载一篇中日关系文字，以为警醒国人之助，由王芸生主笔。于是，他的这部专著先在《大公报》专栏连载，从1932年起出单行本，至1934年5月出到第7卷，历时两年有半。全书共7卷，约150万字。其前3卷写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战争过程、和议经过及战后瓜分危局。这是一部极有分量的多卷本学术著作。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和目的，张季鸾在序言中指出：“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吾侪厕身报界，激刺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它的长久流传便说明了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这部书出版后在日本也受到注意，前4卷很快被译成日文，题名为《日支外交六十年史》，从1933年到1937年陆续分册出版。刘大年评论此书说：“第一，此书在当时动员抗日斗争的舆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虽有若干缺陷，并没有妨害它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第二，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代表作。无论从思想、风格来说，都是这样。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注：刘大年：《王芸生先生和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读后记》，《人民日报》1980年7月7日；又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8卷，三联书店，1982年，413页。）这是实事求是的评论。直到今天，王著仍是研究甲午战争乃至近代中日关系的必读书。
《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是王信忠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时的毕业论文，作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丛刊”之一种于1937年4月出版。全书分10章，约45万字。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甲午战争历史背景和起因的专著。在此以前，作者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甲申事变始末》（《清华学报》12卷1期）的长篇论文。由于运思成熟，资料准备充分，所以全书结构严密，写来得心应手。作者写作之前，已经读过田保桥洁和信夫清三郎的著作，并且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而他的此项课题却又与二氏相同，这必然会增加研究的难度。但是，作者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作者在占有资料方面独具优势。二氏著作所用的资料以日文为主，兼及西文，极少使用中文资料。如田保氏所用的中文资料仅《李文忠公全书》、《中东战纪本末》等两三种，而信夫氏所用的中文资料也不过多了《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两种而已。而作者则对中文资料的占有具有优势自不必说，即使在日文及西文资料的搜集方面也不比二氏逊色。其次，作者的视野更为开阔，表现出深邃的洞察力。田保氏的著作是从中日《天津条约》写起，意谓《天津条约》为甲午战争的爆发预先埋下伏线，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信夫氏的著作以东学党起事作为开篇，意其为甲午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日本之发动大规模的甲午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天津条约》也好，东学党起事也好，不过是它挑起衅端的借口，以此分析战争的起因显然是不够的。王信忠则独具只眼，从日本国内喧嚣一时的“征韩论”写起；然后写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迈出的第一步，即实为甲午战争导因的最初起点的《江华条约》；再写日本在朝鲜取得了驻兵权的《济物浦条约》；又写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实际上被否定而日本可随时派兵赴朝的《天津条约》；最后揭露“陆奥外交”的实质是“利用外交手段以挑衅之狡狯策略”（该书179页）。通过这样层层揭示和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并非偶然，不能归结为偶发事件，而是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此书较田保、信夫二氏之书更有分量，也更有深度。
张荫麟并非专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中国古代史方面。30年代初，他将泰莱的《中国事记》译成中文，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题发表。从此，他更涉猎晚清海军与甲午海战的中外资料，于1934年撰《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一文，分两期刊于天津《大公报》之《史地周刊》。翌年，《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发表。此书一出，影响巨大。直到今天，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还不能不读此书。该书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其中的一些结论，而在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以往关于中日海战的记载，“不独中日双方之报告互有出入，即我国之记录，亦多牴牾。除极抽象之轮廓外，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乎无一不成问题，乃知严格考信之需要与艰难，于近世史殊非例外。”作者主张将传统的考证方法用于近代史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手段，并亲自实践。可惜他英年早逝，不然在这一研究领域必会有更大的成就。
外国人士有关甲午战争的见闻和回忆，也有不少译成中文发表。主要有以下3类：
第一，关于海战的记事和评论。张荫麟所译泰莱《中国事记》，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题发表，已如上述。还有《香港孖剌新闻》(Hong Kong Daily Press)战地通讯记者肯宁咸(Afred Cunningham)的威海通讯，由李鼎芳翻译，题曰《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发表于《大公报》（1935年5月3日《史地周刊》）。此外，《海事》杂志除刊出《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报告公文》（8卷5期，1934）外，还译载了英国海军元帅贺伦比以及马汉和马吉芬对黄海海战的评论（9卷12期，1935；10卷3期，1936）。这些有关海战资料的翻译发表，有助于对甲午海战的进一步研究。
第二，关于日军暴行的西方目击者记述。在这方面，最具影响的是艾伦《在龙旗下》中文本的发表。此书由费青、费孝通合译，题为《中日战争目击记》，在《新生》杂志连载（1卷、7、8、9期，1934）。后来兰言又重译，别出心裁地采用章回小说体，改题《旅顺落难记》出版。这样，便误导了读者，甚至使一些中外研究者把它当成文艺作品来读，认为不足凭信。其实，《在龙旗下》所述，完全是艾伦在旅顺经历的真实记录（笔者拟另撰文考证）。对照一下《中倭战守始末记》卷二所收的一篇《倭寇残杀记》，就十分清楚了。《倭寇残杀记》是《纽约世界报》(The New York World)记者克利尔曼(James Creelman)所写的一篇战地通讯，原题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旅顺大屠杀》），刊登在1894年12月20日该报整整两个版的版面上。当时美国舆论倾向于日本，作为日本政府批准的美国随军记者，克利尔曼起初相信日本军队是“勇敢而人道”的“文明军队”（注：James Creelman,Fight at Pingyang,The New York World,Oct.5th,1894.）。但是，当他随日本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目睹了日军进攻金州和旅顺的战斗后，他的观点完全变了，因此写出了这篇著名的长篇通讯。将克利尔曼的《旅顺大屠杀》与艾伦的《在龙旗下》相印证，进一步证明了日军在旅顺所犯下的残暴屠杀罪行。在困难日益深重的30年代，将艾伦的书以《中日战争目击记》为题发表，不仅可补甲午战争中这一重大事件的文献之阙，而且也有警示国人的意义。
第三，西方传教士的回忆录。甲午战争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出版了回忆录，但译成中文本的则不多。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医师司督阁(Dugald Christie)的回忆录《奉天三十年记》(Thirty Years in Moukden,1883-1913)一书中有关甲午战争的部分，由陈德震译出，另以《甲午战时辽居忆录》为题，发表于《大公报》（1937年6月11日《史地周刊》）。其中，除详细地介绍了左宝贵的治军和牺牲情况外，还记述了日本军队“起初发生许多暴行。人们被粗暴地赶出家园，财产被劫掠，家具被烧毁，妇女的处境也是不安全的”，直到后来日本士兵才被“严格地约束”。这些记载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史坛上，有关甲午战争的论文也大量出现，而且选题趋于广泛化。这些论文，大致包括6个方面：1.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和起因。如惜阴《光绪甲申朝局之变更》（《人文月刊》2卷5期，1931）、陈烈甫《甲午以前的中日邦交》（《新亚细亚》3卷9期，1934）、王信忠《甲午战前之中日外交政策概说》（《社会科学》2卷1期，1936）、问渔《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人文月刊》3卷9期，1932）、魏建猷《朝鲜问题与甲午之役》（《国专月刊》5卷4期，1937）等。2.北洋海军与甲午海战。如归与《中日黄海海战纪略》、《中日威海战役纪略》和《中日海战史料》（《海事》8卷5期，1934；10卷9、10、11期，1937；9卷6、7、10、12期，1935-1936）、晨园《甲午战役轶闻》（《海事》5卷7-8期，1932）、张荫麟《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大公报》1934年9月21、28日）、张其昀《甲午黄海战役回顾谈》（《外交评论》6卷3期，1936）等。3.国际关系与外交。如张忠绂《甲午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之变化》（《武大社会科学季刊》2卷3期，1932）、张禄编译《甲午战争中之俄国外交》（《国闻周报》11卷29、31、35、37、39期，1934）、左舜生《中日外交史上的李鸿章》（《外交评论》6卷3期，1936）、王信忠《中日马关议和》（《人文科学学报》1卷1期，1942）等。4.战争失败的影响和历史教训。如吴景贤《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学风》1卷9期，1931）、冯节《甲午战争之检讨》（《新亚细亚》10卷6期，1935）、宋云彬《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国民公论》2卷1期，1939）、于炳然《甲午战争的教训》（《新动向》3卷6期，1939）、陈辛慕《甲午之役的教训——〈清宫外史〉读后》（《新华日报》1943年3月21日）、陈恭禄《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武大文哲季刊》3卷1期，1933）、千家驹《中国财政史上的一页重要教训——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4卷2期，1937）、周天放《甲午战后之东北与日本》（《行健月刊》1卷3期，1932）、登璈《甲午战争及其所予今日东北事件之教训》（《新亚细亚》6卷4期，1933）等。5.有关人物研究。如惜阴《书合肥轶事》（《人文月刊》3卷7期，1932）、曾士莪《书翁李相倾事》（《国闻周报》12卷27期，1935）、张健甫《谈甲午战争的李鸿章》（《前锋》创刊号，1940）、刘熊祥《甲午战前李鸿章的海防建设》（《中国青年》10卷4期，1944）等。6.专论。如杨松《论第一次中日战争》、翦伯赞《论中日甲午之
战》（《群众周刊》4卷18期，1940；10卷2期，1945）等。
在此阶段不到20年的时间里竟有如此众多的研究论著发表，是前一阶段所无法比拟的。此时的研究领域也趋于开阔，选题涉及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外交、国际关系等方面。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甲午战争史研究已成为历史学科中的热门课题之一，不仅推出了一批具有深度的高水平学术专著，而且许多论文思虑周详，论述深刻，堪称优秀之作，表明当时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已经进入了它的开创时期，为此后研究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 进入50年代：转机与发展
尽管从30年代开始，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开创时期，但其重要成果的发表主要集中于前期，后来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和干扰，难以正常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甲午战争史研究才有了转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了有组织的纂辑史料的工程。在中国史学会主持下，邵循正等编辑7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6）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科学出版社，1958）也出版了。同年，出版了阿英（钱杏邨）于10年前发表过的《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一书。书中除有关甲午之战的诗歌和小说外，还辑录了散见于报刊、专集中的有关甲午战争轶事、时论及战纪等，故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近代史资料》先后刊出了《丘逢甲信稿》、《长顺函稿》、《张荫桓致翁同龢函》，以及徐庆璋《辽阳防守日记》和吴质卿《台湾战争纪》等，也都是有关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至于台湾刊印的《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11大册，属于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档案（注：笔者于1994年夏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时，还有幸得见该院所藏之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稿本，认为若有此一编，将会对进一步研究甲午战争史大有帮助。但翻阅后发现其中许多月日文字有缺，于是建议该院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联手，共同将稿本补全，合作出版，使成完璧，以方便研究者，并嘉惠学林。）。在上述各种资料中，以《中日战争》和《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两种最为重要。特别是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中日战争》，在出版后的数十年间，一直是研究者须臾不可离的基本资料。它对推动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此外，山东、辽宁等地及军队的文史工作者开展访问和调查工作，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在50年代，战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还有不少人健在，抢救活史料正当其时，意义重大。如原北洋海军定远舰总管轮陈兆锵的《战时日记》、来远舰二副谢葆璋至好李锡亭的《清末海军见闻录》及炮手谷玉霖、水手陈学海等多人的重要战争回忆，都是在调查访问中发现或记录下来的，为研究甲午海战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再如当时搜集到的《丁汝昌遗墨》、《威海海防统领绥巩军戴（宗骞）示》及揭露日军残杀无辜平民暴行的《祭乙未殉难诸公文》等，也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旅顺除搜集到时人孙宝田所撰《甲午中日战争旅顺屠杀始末记》外，还广泛开展调查，记录下大量日军在旅顺大屠杀中的罪行资料。这些调查访问活动，得到了许多报刊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已经刊出的文章有3类：1.当事人的回忆。如赵泮馨《甲午战争志略》、王可举《甲午之战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攻陷威海军港事略》（《山东省志资料》创刊号，1958）等。2.根据调查材料并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而写出的文章。如李时岳《甲午战争期间辽东人民的抗日斗争》（《光明日报》1958年9月15日）、威海市志编委会《甲午战争期间威海军民的抗日斗争》（《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4期）、金纯泰《甲午战争旅顺抗日轶闻》（《辽宁日报》1963年1月7日）、也石《旅顺人民的血仇》（《旅大人民日报》1951年4月7日）等。3.有关人物生平、事迹调查的记述或评论。如中原《怀念甲午海战的民族英雄——访邓世昌长孙》（《新民晚报》1961年1月7日）、廉成烂《左宝贵生平调查》（《北京日报》1962年2月22日）等。
在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受到重视的同时，甲午战争史研究也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当时以“甲午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或“中日甲午战争”为题的出版物有多种，其中以贾逸君著《甲午中日战争》（上海知识出版社，1955）和郑昌淦著《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影响较大。此外，当时出版的有关甲午战争的专书，还有历史教学月刊社编辑《中日甲午战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孙毓棠著《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陈伟芳著《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戚其章著《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戴逸著《北洋海军》（中华书局，1963）等，也是各具特色的。《中日甲午战争论集》是中国最早出版的一部有关甲午战争的论集，因是年适逢甲午战争爆发60周年，编辑此书是要“回顾一下六十年前祖国人民遭受灾难的惨景”，“同时也为了纪念祖国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抵抗的精神”（该书前言）。但将此书理解为一本单纯纪念文章的汇编，那就错了。其实，集中所收的文章多数资料翔实，具有创见，甚至是填补空白之作。如周一良《东学院——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丁则良《马关议和前本李提摩太策动李鸿章卖国阴谋的发现》、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的借款》等皆一时上乘之作。《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一书，乍看起来题目并不新鲜，细读之下始知不然。作者将事件置于更广阔的国际环境下进行考察，无论是在方法的运用还是研究的深度方面都前进了一大步。至于《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则是运用口碑史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撰述历史的一种尝试，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从这一时期所发表的论文看，不仅数量增多，而且选题更为开阔。如严启祥《中日甲午战争前中日在朝鲜的矛盾和斗争(1884-1894)》（《史学集刊》1957年1期），郭毅生、汤池安《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文史哲》1957年6期），金冲及《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复旦学报》1955年2期），陈诗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干涉活动和矛盾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2期、1960年1期），胡滨《1895年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的内幕》（《光明日报》1953年12月12日），李光璧《甲午战争后领导台湾人民抗日的爱国主义者—徐骧、刘永福》（《历史教学》1951年3期）、徐义生《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外债》（《经济研究》1956年5、10期）和《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外债》（《经济研究》1957年8、10、12期），林星《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期间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的铁路争夺》（《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1期），胡昭曦《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历史教学》1961年11、12期），洪静渊《从历史上看日本帝国主义对朝中的文化侵略》（《大公报》1951年6月26日），魏建猷《甲午战争中日寇对华暴行》（《解放日报》1953年3月16日），缪楚黄《五十年前台湾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新建设》1951年4期），来新厦《中日马关条约之际的反割台运动》（《大公报》1952年1月18日），黄苗子《不屈的台湾人民——读五十九年前点石斋画报的台湾时事画》（《新观察》1954年21期），祁龙威《从〈张謇日记〉看中国战争时的帝后党争》（《江海学刊》1962年9期），李鼎文《评介甘肃举人〈请废马关条约呈文〉及其他》（《甘肃师大学报》1963年1期），邓潭洲《十九世纪末湖南的维新运动》（《历史研究》1959年1期）等。这些著述皆为甲午战争研究一时之佳作。
这个时期的甲午战争史研究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研究者的思想开始活跃，并展开了争鸣。例如，关于刘永福的评价问题，即曾在60年代初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先是李光璧发表《甲午战争后领导台湾人民抗日的爱国主义者——徐骧、刘永福》一文，到该文收入《中日甲午战争论集》时，又将题目改为《1895年台湾抗日战争中的徐骧和刘永福》。这一改动表明作者对刘永福的评价有了微妙的变化，即从“爱国主义者”降到虽在反侵略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却“称不起一个勇敢的坚强的斗士”（该书第65页）的地位。其后，从1961年开始，《广西日报》、《文汇报》、《福建日报》、《南方日报》等几家报纸，纷纷发表讨论文章，大都不同意贬低刘永福，有论者认为他是一位民族英雄，也有论者认为虽不是民族英雄也是爱国者，争论不已。再如郭毅生等的《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篇非常好的争鸣文章。文中提出了3点：其一，“现在的近代史书籍中，甲午战争被描写得灰黯失色，毫无生气，似乎清政府不抵抗，连广大人民、士兵群众和爱国将领等也被腐蚀了。很显然这是违背事实的”；其二，“对于中国北洋海军，我们觉得有很多问题值得重新加以研究和估价”；其三，“海战开始前阵形排列也不是总兵刘步蟾为了懦怯的目的而擅改；海战中广大将士都异常英勇，值得大书特书。”这些看法一反传统观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可惜的是，这次讨论未能进行下去。笔者在该文的启发下，曾专门写过一篇重新评价刘步蟾的文章，但在当时却没有发表的机会。后来，由于“文革”发生，甲午战争史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更谈不上学术争鸣了。
在这个阶段中，台湾地区的甲午战争史研究亦有相当成绩，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4个问题。第一，有历史背景问题。如孙启瑞《朝鲜壬午军乱时的中日交涉》（《大陆杂志》34卷9期，1970）、王德昭《甲午战前中国处理“壬午事变”之经过》（《中国近代史论丛》1辑6册，1956）和《甲午援韩原由辨》（《中兴评论》1卷2期，1954）、梁中英《甲午战争前中日天津条约背景探原》（《复兴岗学报》1969年6期）、梁嘉彬《李鸿章外交与中日间朝鲜交涉》（《史学集刊》1975年7期）等。第二，有关海军与海防问题。如王家检《清季的海防论》（《师大学报》1967年12期）、《清季的海军衙门》（《史学集刊》1973年5期）、《清末海军留英学生的派遣及其影响》（《历史学报》1974年2期）和《旅顺建港始末》（《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6年5期）、马幼垣《甲午战役前旅顺威海卫大连等地之经营》（《近代史研究论集》，1967）等。第三，有关《马关条约》及其影响问题。如黄秀政《中日马关议和的割地问题》（《台湾文献》25卷3期，1974）、林子候《甲午战败后对和约的反应》（《台湾风物》26卷3期，1976）、李守孔《三国干涉还辽之交涉》（《大陆杂志》29卷7、8、9期，1967）、李国祁《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德租借港湾的洽商与德璀琳上德政府建议书》（《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1期）等。第四，有关人物评价问题。如梁嘉彬《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大陆杂志》51卷4期，1975）、程文华《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之关系》（《国立政治大学学报》31期，1975）等。这些文章大都以史料详实见长，且其中有不少富于开拓性的佳作。例如，《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德租借港湾的洽商与德璀琳上德政府建议书》的作者李国祁，凭借其曾在西德大学执教和从事研究期间所掌握的大量已刊、未刊德国外交档案资料，对德国于甲午战争后强占胶州湾内幕进行探讨，填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清季的海防论》作者王家俭于60年代因不满于国人忽视海军与海防研究的现状，深感“若无强大的海军，我国的海权与国防安全，殆即无从保障，而欲求将来在海洋发展史上争一席之地，更将困难重重”（注：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自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遂着手是项研究。通过作者对近代海防论的研究，便可明显看出，中国甲午之败实非偶然。这篇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实开本世纪后半期中国海防思想研究之先河。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从50年代起，日本的甲午战争史研究更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即正直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出版明显增加，且对侵略史观和皇国史观展开了批判。如《日本军国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53）一书的作者井上清即坦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写作此书是要为“在反对东山再起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略尽棉薄”。全书分2册，其第二册之第一篇题曰《征韩论和军国主义的确立》，第二篇题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性质——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通过对日本帝国主义形成过程的论述，揭示了甲午战争的本质。作者认为，甲午战争发生的根源是“天皇制军国主义”，“为了消除1890年以来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日本经济矛盾的深刻化而提出向海外扩张的要求，形成了1894年推动天皇制进行侵略战争的经济上的主要因素”，而“天皇的国权主义代替了民众所要求的真正的国民主义，使民众为了‘对外强硬’而激昂起来，正是最理想地完成了天皇制发动中日战争的政治准备”（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5年，1、136、141页）。对日本发动的甲午侵华战争的根源作出如此深刻的分析，这在以往的日本著作中还是罕见的。《日表战争研究》（东京青木书店，1968）一书作者中塚明也认为，甲午战争发生的根源是“专制天皇制”，并指出：“发动日清战争是天皇制绝对主义对外政策在近代日本史上的‘最大杰作’。”由于“战争的主导权掌握在专制天皇制的官僚及军部的手中”，即使朝鲜不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不派兵入朝，日本也会另外寻找借口，“凭借多年的准备将中国一举打垮，使之成为称霸朝鲜的契机”。因为“当时正德日本国内危机异常高涨之时，专制天皇制的当权者们早就等着这样的机会”（该书291、289、110页）。书中详细阐述甲午战争是日本“专制天皇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明治政府蓄谋挑起的。后来作者还就此书所阐述的观点作出说明：“这一见解是站在研讨和批判19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朝、对华侵略直到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立场上，即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历史学界的大多数学者的立场上得出的。”（注：〔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1996年打印稿。）
四 70年代后期迄今：拓宽与深化
1978年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学术禁区，甲午战争史研究也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重要的突破。从此，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拓宽与深化的阶段。
如何评价刘步蟾问题的公开提出，标志着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新变化的开始。先是1977年11月，在沈阳举行的《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上，笔者宣读了题为《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的论文，引起了与会的100多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的极大兴趣。从1978年起，全国许多报刊就如何评价刘步蟾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几年内，先后发表的讨论文章近20篇。对于刘步蟾其人，或肯定，或否定，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争论虽大，但涉及评价刘步蟾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他在黄海海战中是否为自保而擅改阵形？二是他在黄海之战中的表现究竟如何？第一个问题是焦点所在，因此争论也最激烈。此问题源于北洋海军英籍洋员泰莱的回忆录《中国事记》。30年代初，张荫麟撰《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便采用了泰莱的记述。其后，范文澜在所著《中国近代史》中袭用是说，写道：“刘步蟾违反议定的阵势，发出信号，令舰队横列，主力舰居中。他是卑污的懦夫，企图居中躲避炮火。”（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258页。范老此书1947年出了第1版，至1955年出至第9版，故影响巨大。）从此，这似乎已成定论。讨论中，经过对《中国事记》所述进行考证和分析，始知泰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都歪曲了事实，且有不少捕风捉影之谈，是不能凭信的。再考察刘步蟾在黄海的战绩，更证明他并不是临阵怯退的懦夫，而是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可称得上一位爱国将领（注：参阅拙作《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近代史研究》1982年4期；《刘步蟾黄海战绩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2期。）。这一结论，逐渐在学术界形成共识。于是，这便成为甲午战争史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因为研究者为了正确评价刘步蟾，必须在详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细致地研究甲午各次海战的全过程和北洋海军的各个方面，例如北洋海军的性质、海军人物、海防思想、洋员与北洋海军的关系、海军建设与洋务运动等，从而拓宽了研究领域，也加深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将研究工作全面地向前推进。
198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0周年。是年9月，在北洋海军的根据地威海市，举行了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首次以甲午战争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80多位中国近代史学者出席。从会后编辑出版的《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看，这次会议的讨论内容相当广泛深入，所涉及的问题有：战争的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及英俄两国的远东政策、日本的战争准备与挑起战争的手段、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东三省练军及辽东战场清军的后勤供应、帝后两党的战和之争、北洋舰队覆灭的原因、三国干涉还辽的影响、台湾人民的反割台运动及对台湾民主国的评价、战争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冲击与民族觉醒、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发展的关系、载湉、李鸿章、翁同龢、刘坤一、严复、黄遵宪、柯铁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而对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这一点却皆无异议。这正是此次研讨会的最大收获所在。
以此次会议为开端，以后陆续举办了多次规模不等的甲午战争学术研讨会。其中，主要有以下5次：1.1990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甲午海战95周年学术座谈会”，会后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共收论文25篇；2.1994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5），共收论文41篇；3.1994年9月，在威海市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共收论文85篇，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学者论文59篇，台湾地区学者论文7篇，韩国、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论文19篇；4.1995年9月，在大连市举行的“海峡两岸《马关条约》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海峡两岸〈马关条约〉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7），共收论文23篇，其中大陆学者论文16篇，台湾学者论文7篇；5.1998年8月，在威海市举行的“北洋海军成军11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会后编辑了《北洋海军研究》一书，共收论文36篇，将于近期出版。
另外，还要提及两次甲午战争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一次是1994年6月，在台北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1995），共收论文33篇，其中台湾学者论文25篇，大陆学者论文2篇，韩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学者论文6篇；另一次是1995年6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日清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编辑出版了论文集《日清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化》（东京まに书房，1997），共收论文35篇，其中日本学者论文27篇，中国大陆学者论文3篇和台湾学者论文1篇，韩国、蒙古、俄、美等国学者论文5篇。
除上述有关甲午战争的学术讨论会以外，还先后举办过多次有关甲午战争人物的研讨会。其中，仅为纪念丘逢甲而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就有3次：第一次是1984年12月，在广东梅县举行的“纪念丘逢甲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丘逢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一书，共收论文21篇；第二次是1994年12月，在广东梅州市举行的“丘逢甲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次是1996年3月，在台湾台中市举行的“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逢甲大学人文社会科教中心，1996），共收论文13篇，其中台湾学者论文8篇，大陆学者论文5篇。其后，广东省丘逢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3次会议的论文选辑《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专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共收两岸三地与会学者论文42篇（其中重收第一次会议论文12篇、第三次会议论文9篇）。丘逢甲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者、教育家和诗人，关系到如何对他评价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丘氏所倡导的台湾民主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这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在中外政界人士及学者中间曾经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台湾民主国是宣告脱离祖国而成立独立国家。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因为所谓“民主”，乃是“台民自主”之义，是在台湾被割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暂行自主”抗日保台的一种临时应变措施，其动机是爱国的，其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注：戚其章：《关于台湾民主国的评价问题》，《北方论丛》1984年4期。）。这样的“自主”，“正是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而不是搞分裂”（注：孙克复：《论丘逢甲乙未保台斗争》，《丘逢甲研究》，144页。）。所以，将倡导台湾民主国理解为搞“独立运动”或成立“独立的国家”，是毫无根据的。第二，丘氏是否有卷饷而去的事？最早明确记述此事者为连横，谓丘逢甲“挟款以去，或言近十万云”（注：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721页。）。一句“或言”，引起后人的争论不休。或信有其事，或著文驳辩，然皆举不出确证。故有论者主张不如任其“说者自说，疑者自疑”，而着眼于“探求丘逢甲在反割台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注：《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87页。）似更有意义。这自是不得已的办法，但问题并未解决。主要的问题在于：丘逢甲是否有可能领到10余万两饷银？据丘氏给唐景崧、俞明震的几封信件，可知当时义军粮饷不继，拮据万分，连借饷几千两都很困难，从哪里能领到*
10万两？再据范文澜考证，唐景崧就任时，藩库还存银40余万两，到他内渡时仅存24万两了（注：《中国近代史》上册，275-276页。）。那么，所少的16万两是否拨给了义军充饷？根据近年查到的日方档案，当时日军谍报已经查明，这16万两被唐景崧内渡前汇走了（注：《日军侵略台湾档案》，《中日战争》（续编）12册，中华书局，1996年，199页。）。一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这个历史谜团终于解开了。
再就是1988年在安徽合肥市举行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当时会议的主办单位确定了这一中心议题，看来是用心良苦，从这方面评价李鸿章比较好谈，但实际上要回避经济以外的问题是很难的。会后编辑出版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共收论文27篇，其中与甲午战争有关的论文占了一半以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极其复杂的人物，所以对他的争论也最大。生前死后，毁誉相随。正由于此，对李鸿章的研究为数可观。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陆续问世的李鸿章传记、回忆录、年谱及有关专著不下30部，分别用中、英、日、德、法、俄等国文字发表于报刊的论文、评论高达400余篇。进入80年代以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做法逐渐少了，研究者更加注重实事求是，力求做到评价恰如其分。虽说如此，见仁见智总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从经济方面看，对他有肯定有否定，但基本上是倾向于肯定。许多论者认为，当时他所创办的近代工业具有积极或进步的历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注：参看张富强《建国以来李鸿章研究述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384、392页。）。所以，有论者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建人”。但又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李鸿章放的中国近代化第一炮，恰恰没有放响，他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失败者”。从军事方面看，对他的评价是臧否参半。他创建北洋海军，构筑海防工事，是为了防范外来侵略，尤其针对东邻日本，无疑是应该肯定的。而由于他的避战求和和指挥失当，又是他“最严重的误国大过”（注：姜铎：《略论李鸿章》，《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10、15页。）。从外交方面看，虽然对他也是有肯定有否定，但基本上是倾向于否定，自不待言。争论的焦点是：究竟李鸿章是误国还是卖国？李鸿章误国说由来已久。当年，张謇参奏李鸿章“主和误国”，即有“非特败战，并且败和”之语，最为人传诵（注：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4年，447-448页。）。其后，洪弃生撰《中东战纪》序，亦称：“清师之败，李鸿章有三误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也……误国深矣！”（注：《中日战争》（续编）12册，378-380页。）那么，他有没有卖国的行为？具体地说，他是否真的接受了俄国人的巨额贿赂？或认为，俄国财政大臣维特(Count Sergius Witte)说李鸿章接受了贿赂，“但没有其他实证材料
，只有俄方的孤证，没有旁证……如果维特所说属实的话，那就很难洗清李鸿章的卖国罪责。”（注：《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4页。）也有论者指出：“俄国档案中有着清楚的记载，但是善良的人们仍然不敢相信那是事实。”（注：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8年5期。）从俄国文献看，此事既见于《维特伯爵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第四章《我与李鸿章的交涉》，又见于《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第四篇《关于收买中国大臣李鸿章和张荫桓的电稿》，恐怕很难说是孤证。何况后者多次记述此事，对贿赂过程有着详细的交代，试看俄国驻北京官员寄回莫斯科的两则密电；其一称：“昨晚极秘密地将李鸿章请来我处，通过璞科第告他，如果和我国成立借款……当酬他银五十万两，作为他在办理此事时必需的秘密开支，李鸿章同意竭力协助；假使我国能按十足数借款，他保证大致可以成功。”其二称：“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万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择》，204-205、209-210页。）这些密电不可能是虚构的。可见李鸿章这个人物确实太复杂了，今后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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