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视野下的美日同盟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美国论文,同盟论文,亚太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美日同盟正进入冷战后第三轮战略调整期，前两次分别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次朝核危机和2001年的“9·11”事件促成。而此次调整则以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特别是军事上的战略调整为大背景，主要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希望开掘和利用日本的军事实力，服务美在该地区军力配置的重新调整，以及“海空一体战”、“联合作战介入”等新军事概念的实施。
美国希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大力推动二战后美在亚太地区建立的“彀辐模式”同盟体系向“网状模式”的同盟伙伴体系转型，力图提升对中国的军事遏制能力，对朝鲜半岛、南海等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以及对该地区总体安全态势的塑造能力。在本轮美日同盟调整中，日本则力图紧抓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机遇”实现“借船出海”，通过夸大安全威胁“倒逼”国内各派同意修改和平宪法，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消除障碍，力图以“进攻性防卫”替代“专守防卫”，突破军费开支限制，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机动防卫力”，最终谋求日美同盟“对等”化和日本的“普通国家”化。
美日同盟调整的战略背景
美日同盟的此轮调整是在美日两国大力推动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体现了美日两国战略界人士和政策精英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若干新思维，其战略含义与动向不可低估。
美国大战略正日益表现出“离岸平衡”取向。随着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并于2011年宣布正式结束伊拉克战争，以及在数年内从阿富汗撤军，加之起始于2007年年底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实力地位造成的显著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正进入新一轮争论期和调整期。[1]总的取向是，一方面，选择“新自由国际主义”路线，强调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应着眼于重建“自由国际主义”的世界秩序，通过与他国达成“新契约”，更加灵巧地综合运用权力和规则，重塑和维护所谓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rule-based)全球体系，在美国实力陷入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延续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
另一方面，大搞“离岸平衡”，即通过扶植盟友伙伴及“巧妙的制衡”确保欧亚大陆不被某一国主导，通过适度的收缩和重组，使军事能力更加集中并有更多资源和余地推进必要的军事革新，从而确保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实施有力干预。[2]
从战略观念层面看，美国决策者对“权力”、“安全”与“领导”这三大国家安全核心问题形成了再认识。
首先，在一个权力分散的“网络化世界”或“多节点世界”中，国际社会的等级性结构逐渐被网络化结构所取代，因此，权力不仅来自于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还来自于对“关系”的掌控，如果能处于在不同利益下形成的多种临时性组合的结点，与其他利益攸关者和重要力量建立“相联性”，就会成为最有权力的国家。
此外，“安全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化要求美国与他国和非国家行为体开展更加深入、更加制度化和多层面的安全合作。
对于美国如何实现领导，应采取“有原则的多边主义”和“有道德的现实主义”，“真正的领导”意味着创造条件让其他人站出来。[3]
其次，美国战略思维和国家安全观念的深刻变化体现在其军事战略和亚太地区战略的调整之中。奥巴马政府的新军事战略更加强调安全环境的复杂性，注重强化联合作战部队的“全谱”能力，构筑具备灵活性、敏捷性和适应性的“未来力量”，强调发挥美国在全球安全中的“促进者”、“赋能者”、“召集者”和“保证者”角色，特别是力图不断增强对“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掌控。此外，奥巴马政府2012年1月发布的《21世纪的美国防务重点》报告，明确将美军在亚太地区进行的战略再平衡作为美军未来调整军事力量、优化战略部署的核心环节。随着“空海一体战”和“联合作战介入”从军事概念变为更具操作性的实施方案，以中国军事现代化为打击目标的美军战略和战术设计，以及作战能力提升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性水平”。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则谋求在外交、经济、贸易等领域多管齐下，特别是利用“规则”来压制中国，维持其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以经济等领域的竞争力重振为美在亚太持久占据领导地位奠定基础。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调整不可避免地牵动着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在安全上，日本强大的海空军力量及军事强国野心是美国在该地区提升对华军事遏制力的重要条件，有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提出，美国对日本的承诺应从“保护日本”变为“帮助日本保护自己”，应促使日本认真思考其在亚洲的新角色。在经济上，美国也需要日本为自己撑台面，只有将日本拉入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美国才有可能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形成对中国的真正竞争优势。[4]
第三，日本在美国“重返亚太”以及中国加速崛起的背景下采取“双重对冲”战略。日本战略界普遍认为，对于日本而言，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都需要对中国保持戒心和警惕，加大对华防范。例如，日本现约20％的贸易依赖中国，2030年则将超过40％，“被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所吞没的不安感在日本有所增加”，而据近期民调，32％的日本人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72％不信任中国。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等人称，中国正使用“三管齐下”方式实施对日“反扑”：利诱日本经济界和企业，劝说日本抗拒TPP；对日本舆论和政界开展宣传攻势和“微笑外交”；用不断增强的军事手段对日采取“强硬恫吓”战术；日本应对中国的两大战略手段包括强化日美同盟和推动对中国实施软制衡的新亚洲战略。另一方面，日本战略界也认为，美国已陷入难以挽回的相对衰落境地，迟早会与中国做交易抛弃日本，就像当年尼克松搞“越顶外交”一样，因此日本亟须凝聚国家安全战略共识、加紧提升军事应对能力，实现“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如桃山学院大学教授松村昌广称，“日本领导人应该明白，日本在短期内还有仰仗美国的霸权，而从中长期角度看，应努力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逐步实现脱离(对美)从属关系”。
实际上，自日本民主党政府上台以来，一直试图在增强日本外交和安全自主性的核心目标之下就日美同盟进行再调整。虽然鸠山由纪夫2009年执政后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看似“疏美亲中”，但他也强调，“日美同盟最重要”，不是反美、嫌美，而是使日本发挥“亚洲和美国之间连接桥梁”的作用。为修复日美关系，2010年11月，鸠山继任者菅直人与奥巴马会见时强调，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安全和繁荣的基石，并确定要尽快解决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完成对日美共同战略目标的修改。之后上台的野田政府则完全展现亲美立场，野田明确表示，“日本同盟不仅在外交和安保领域，而且在经济等各方面都是基本中的基本，是主干，是基轴，这是我的信念”。[5]
美日同盟调整的主要动向
可以说，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正经历一种静悄悄的大转折，或如美国日本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所言，日本正在觉醒，奉行了几十年的和平主义和安全思维正在崩解。而美国也期待日本能“迈出最后几步”，2012年8月，美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等撰写的报告公布，呼吁美政府将美日同盟打造成亚洲稳定之锚，特别是支持日行使集体自卫权已成为某种跨党派共识。[6]由此，美日同盟正迎来新一轮的战略性调整。
（一）从“分工”走向“一体”
当前，美日同盟正从侧重分工转为大力深化两军“联合力量”和“互操作性”，通过共享情报、共谋规划、联合训练、共用基地、共建导弹防御系统等多种方式，推动美日军事一体化。两国将困扰同盟发展的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和驻日美军“再编”问题适度剥离，力图消除障碍、加大整合。既借助美亚太军事战略大调整强化日“机动防卫力”，又利用日本强大的海空军力量，配合美“空海一体战”和“联合作战介入”概念的实施。目前，美军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29个建有军事设施，包括14个机场、9个军港以及130多处军营和训练场。此轮驻日美军“再编”是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缔结以来最大的一次战略调整。在日本及其周边“有事”时，美陆军第一军司令部将从加州搬至神奈川县座间市，并可使用军事和民用设施。日自卫队和美军还将在关岛和北马里亚纳岛进行警戒监视和侦察活动的联合训练。
日本采购F-35联合攻击战斗机的决定，将使日本在2020年左右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40余架战机，且美日已在横田空军基地建立联合防空中心，旨在进一步加强双边空防规划和协调。此外，日本被美国视为导弹防御系统建设方面“最亲密的盟友”。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6月，日本议会通过核能基本法的修改，34年来首次将“国家安全”纳入核能发展目标，为日本的核武化扫除障碍。而美国国防部前高官理查德·劳利斯等也一直在呼吁日本发展核动力潜艇。
（二）从“双边”走向“多边”
2011年底，美国、日本和印度举行首次三边安全磋商，议题不仅涉及印度洋—太平洋海上交通安全，还包括如何协调三国对缅甸政策等。2012年4月，日印外长会谈就进一步开展海上安全合作达成共识，同意尽快建立外交和防务次官对话机制，并表示两国从2012年开始进行双边海上训练和演习。这是日本配合美国亚太同盟伙伴体系在新的“印度洋—太平洋”两洋战略框架下由“彀辐模式”向“网状模式”调整的重要举措，或如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所言，日本要与各国建立新的“开放且多层次的网络”。这种“日美+1”的安全合作模式正越来越多地为该同盟所用。在美大力推动下，日韩两国达成《军事情报综合保护协定》，该协定虽因受到韩国国内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推迟签署，但日韩加大安全合作的趋势将仍会持续。如美日韩在今年7月12日宣布成立旨在应对朝鲜“入侵”的三方安全磋商机构。正像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主任维克特·车所言，“尽管嵌入日韩关系中的历史性不信任和仇恨不会消亡，并可能在任何时候爆发，但由朝鲜和中国引发的共同安全利益和挑战将促使美日韩继续强化并复兴它们的同盟”。[7]过去五年间，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进展也十分突出。
此外，美日两国还在摸索如何同“南海桥头堡”菲律宾及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建立新的合作框架。美菲两国2012年4月份以“夺回被占领的南海油田”为主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演，而日本则以图上演习的方式参与。在美国扩展对菲军事合作的同时，日本则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向菲提供海岸巡逻船。美国还鼓动日本发挥自身在海上安全方面的优势，帮助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地区国家提升海岸侦察、警戒和应对海上突发事件的能力，如有美国学者建议日本在冲绳设立“地区海岸警卫队训练和信息中心”。[8]
（三）是从“地区”走向“全球”
2012年4月，野田访美时与奥巴马发表题为《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的共同声明，这是日美领导人自2006年6月提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以来首次发表联合声明。该声明称，“几十年来，我们的同盟关系向着全面的伙伴关系稳步发展，这不仅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也对区域外的和平与安定做出了贡献”，这表明该同盟的活动范围和合作领域仍将继续扩大。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在强化日美合作的旗号下，日本政府通过《支援美军法案》、《国民保护法案》等一系列“有事立法”不断放宽对海外派兵的限制，日自卫队活动范围不断延伸，早已大大突破《周边事态法》中日本对美支援仅限“周边地区”的规定，触角伸向印度洋、非洲之角和中东地区，并在吉布提建立了二战后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这些海外行动培养了一代有作战经验、对与外国伙伴军队交往有自信的自卫队海陆空军官”。
当前，为使海外派兵常态化和便捷化，日本尝试以普通立法取代之前“一事一法”的方式。此外，在美国的促动下，日本还将着手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如以应对全球自然灾害为借口，向他国出售可用于救灾等任务的军事装备(如重型卡车)，从而大幅提升日本在全球军火产业的竞争力，增强对全球防务装备采购及相关应用和研发的影响力。
（四）从“应对”走向“塑造”
哈佛大学教授、美籍日裔学者入江昭近期撰文称，日美同盟应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性质，应为新的国际环境的建立做出贡献。日美同盟此轮调整的重大方向之一就是，着眼确保美日在国际舞台的优势地位，增进两国在全球经济、贸易、能源等领域的规则制定方面的协调配合；针对全球战略形势新变化和“新型安全威胁”，大力加强两国在海、天、空、网等全球公域的合作。在一个高度网络化、信息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谁能握有对全球公域的进入权、使用权和掌控权，谁才有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有评论认为，前述日美共同声明之所以强调要促使各国遵守海洋、宇宙和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就是针对中国日益增多的海洋活动和不断增强的空天能力。
美日同盟加强对国际环境的塑造还突出体现在TPP问题上。2012年4月，奥巴马在日美首脑会谈中对野田强调“TPP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也是战略问题”。现任民主党政调会长前原诚司称，“日本参加TPP不但经济意义重大，政治意义也非常重大，我将之置于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一环”。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等支持日本加入TPP的人士不断在国内造势，他们称，从世界经济大势看，日本加入TPP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日本不加入，将成为“世界的孤儿”。日本外务省前高官谷口智彦称，美国构建太平洋、印度洋的同盟关系网和以 TPP为标志的自由贸易网都是针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安排，日本应针对中国崛起，努力促成“海洋民主国家”的联合框架。[9]
美日同盟的调整前景
可见，美日同盟时下进行的新一轮调整是全面的、深入的，对地区乃至国际安全形势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外界普遍认为，2010年12月日本在“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提出加强“机动防卫力”，这是日本安全战略的重大变化，即战略关注从东北转向西南，增强对中国向西太平洋“渗透”的应对能力。加之近年来，日本在武器研发和采购等领域的小动作不断，日本实际上在安全领域谋求更大的“修正”。而美国重返亚太，以及美国强化对华军事态势恰好为日本提供了在军事上实现更大跨越的机会。
2012年7月，日本政府批准2012年度《防卫白皮书》，较前更甚地渲染“中国威胁”，这份白皮书实际上是日本的一张“对美决心书”。日本的深层次打算是，通过融入、配合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调整积蓄力量，为最终摆脱“战后体制”和美国控制创造条件。很多日本战略界人士都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特别是美国突出军事意义上的重返亚太对日本来说是一种“福音”，日本要顺应和利用美国“重返亚洲”，通过日本的主动变化来影响美国的亚太战略，外推美国、内促共识。
当然，美日之间仍存在某种程度上互信不足的问题。美国对日本克服动荡、低效率的政治体制和僵化的外交机制信心不足，也担心过度武装的日本会引发邻国及美国其他盟国的不安。有日本战略界人士则指出，美国“空海一体战”第一阶段目标的达成，建立在以损失日本为代价的基础上，这不仅会给日本增加沉重的军事开支负担，还会使日本最终成为美国“丢卒保车”时的卒子。
此外，日美两国的经济困境和财政窘境、两国国内政治派别(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复杂角力，以及来自该地区国家的反制力等因素都会影响这一同盟关系的调整前景。
一方面，美日两国都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财政预算紧张的挑战。美国背负高达约15万亿的政府债务，2001—2011年间，美国防开支由4120亿美元增至6990亿美元，在没有“像样的国家对手”的情况下，军费增幅达70％，占全球国防支出的比例由30％升至60％，超过排在其后的17个国家的军费总和。在人员补贴、武器研发及采购等方面，国防部门存在严重浪费现象，甚至被戏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过度的国防开支和过于依赖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已受到很大批评。奥巴马政府决定未来十年至少削减4870亿美元军费，如国会无法就减债达成协议，美军费还将在未来十年自动削减6000亿美元。[10]而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已接近230％，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将从2010年13％升至2025年的约20％，社会福利开支和债务还本付息要求势将影响其防务预算。
另一方面，美日同盟的深化会受到两国国内政治的掣肘。例如，在日本加入TPP问题上，野田政府虽已做出决定，但日本国内仍存在较为突出的反对意见。据日农林水产省估算，加入TPP将使日本总损失额达到11.6万亿日元，导致340万人失业，粮食自给率将从40％降至14％。反对者还指出，TPP本身就是“造就对美国从属联合体，是经济和社会对美从属固定化，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化”； TPP本质上是“日美同盟优先、美国利益优先的具体化”。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已有42个地方议会表明不应加入TPP。此外，野田政府在冲绳振兴计划、普天间迁移费用等法案上也面临掣肘，如野田政府虽竭力说服冲绳接受“县内搬迁”原则，但地方政府并不一定会完全顺从。
值得警惕的是，在国内右翼力量和外部势力的鼓动下，日本对中国的“战略焦虑”或正演变为“战略忧惧”，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很有可能重新走入历史歧途。《读卖新闻》2012年年初进行的民调显示，39％的日本民众支持修改宪法第九条，39％同意对宪法第九条进行不同“解释”，以使日本自卫队发挥更大作用，而超过91％的日本人对自卫队有好感。日本海上自卫队前将领五味睦佳撰文称，“隔海相望的那个大国正在磨刀霍霍，美国航母的神力正在丧失”，“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台湾和日本是命运共同体”，“日本政府应接管靖国神社，让战死的自卫官进入靖国神社，并在此举行慰灵仪式”，“所谓日美中‘正三角论’和对美对华‘中立论’都是亡国之论”……[11]时至今日，此种论调在日本已不鲜见，并渐趋成为主流声音，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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