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时期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同样，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抗战胜利，也是难以想象的。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并被确立为指导思想，不是出自某个人的主观臆想，而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存在的必然反映，是党的集体多年寻求和酝酿的成果，是党和人民在多次失败和胜利的比较之后，在长期革命实践的检验之后，特别是在经过延安整风和对党的历史问题研究之后，所作出的必然的历史抉择，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和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建构了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以毛泽东思想本身作为理论形态的日趋成熟为前提的。遵义会议后至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写了一系列著作，从政治、经济、党建、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理论建设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更加系统，毛泽东在《五四运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客观规律，全面系统地概括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区分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时期和历史范畴，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及其相互关系，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三大纲领，明确地提出了“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2）以农村包围城市为主要特点的， 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更加完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概括了中国社会和革命战争的特点以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原因和条件。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内无民主，外无民族独立，而敌人又异常强大并长期占据着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3页）
（3）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更加丰富。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反映中国革命特点的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并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制定了一整套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4）武装斗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 毛泽东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之后，在这一时期，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怎样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系统地论述了建设人民军队和进行人民战争的理论，制定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5）党的建设的理论更加完备。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党以来党的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论述了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问题的密切关系，强调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进行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创造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整风形式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6）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无产阶级哲学思想形成体系。 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从哲学高度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党内“左”、右倾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并提出了科学的完整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哲学思想贯穿于毛泽东的各种著作和党的全部工作中，为毛泽东思想成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此外，毛泽东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外交方针和政策等许多方面都有丰富的理论贡献。
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实践。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已有了十几年领导革命运动的历史，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但关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还是初步的、片面的或不深刻的。到了抗战时期，党在解决民族存亡、阶级存亡的极端复杂的斗争中，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才比较深刻比较全面，才能够正确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建构关于中国革命的整套理论。毛泽东自己就说过：“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抗日战争的实践为政治家们施展雄才大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思想家们荟萃时代精华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毛泽东实现了从政治家到思想家的升华。中国革命的理论固然是全体共产党人的共同创造，但毛泽东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在延安，毛泽东利用比较安定的环境发愤攻读马列著作，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写出了大量重要的理论著作。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59篇著作中， 有112篇是在这时写成的。这是党内任何人与他难以相比的， 也是他一生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这些著作系统地回答了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如何进行革命和发展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表明毛泽东思想这时已达到成熟。
二、延安整风提高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要把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列宁在1919年就指示过东方共产党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8 页）而毛泽东则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到“相结合”的重要性的代表。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号召。一年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进一步以比较完备的形式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并且身体力行，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路线政策问题。
但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是十分艰巨的。最大的障碍是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当时在党内身居要职的王明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只知“唯书”“唯上”而不能“唯实”，难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延安整风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延安整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打倒主观主义，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反对主观主义的一个有效做法是学习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马列主义是理论，党的历史是实际，学习理论和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把马列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列主义博大精深，怎样学习？毛泽东创造了“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的学习经验。这条经验对全党的思想进步十分重要。中共党内并不缺少熟读马列经典的所谓“理论家”，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书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所以毛泽东提出要改造旧的学习制度和方法，研究马恩列斯的方法论。为此，在延安整风中，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论研究组，编印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推荐给高中级干部的学习文件也以能够解决思想方法问题的为主。1942年2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规定了高中级干部学习的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范围，强调“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就使得在检讨历史时获得了正确的思想方法的指导。把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提高到思想方法的高度，有效地破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
研究党的历史，也不是从一般的角度去研究，而是以分清路线是非问题为重。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反映党的历史的文献集《六大以来》。为了路线学习的需要，还出了这本书的《选集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反映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形成、危害及被纠正的文献；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党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形成的文献。后来，为了使全党更好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又在《六大以来》和另一本文献集《六大以前》的基础上，编辑了《两条路线》一书。它的分发范围很广，不仅延安的高级干部人手一套，各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也差不多人手一套。它取代了《六大以来》选集本，成为党的干部学习路线问题的主要材料。
以分清路线是非为重，来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就使得全党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对党在领导革命的各个时期里，哪些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谁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谁代表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看得非常清楚。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页）不仅如此，众多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更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认为需要对主要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给以恰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
三、从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到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写入党章
恩格斯曾这样说过：“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马恩选集》第4卷第238页）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毛泽东，中国党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整风运动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在“七大”时正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下来，就反映了这样一种共识。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从提出到被确认为党的指导思想，相隔时间不长，但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过程。这种研究的作用表现在，它使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有确定的科学涵义。这就使毛泽东思想从被提出之始，就以一种严整的科学理论形态出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贡献于马列主义思想宝库。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到这种研究。
第一，从毛泽东思想要领的提出过程来看。有关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的过程，已有许多文章做了详尽描述。我们在此强调的是，这一概念的提出过程，正是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过程。当时，许多党的理论工作者和高级干部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做出了种种概括。多次发表文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张如心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把毛泽东思想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认为“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理论和策略的体系。”（《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 日）陈毅则把毛泽东思想体系概括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动力、前途及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关于革命战争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关于建党问题，关于思想方法问题5个方面。 肖三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提出，应当用毛泽东主义来概括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战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风这个体系。
第二，从当时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看，1944年，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出版。这是晋察冀中央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系统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举措。当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同志受分局领导的委托，主持了这项工作。这部毛选将毛泽东自抗战以来到1944年6月间的20 多篇著作按内容分为5卷。第一卷包括《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作为附录）5篇文章。很明显， 这些著作是反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第2卷侧重毛泽东政治学说， 收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等共11篇著作。第3卷侧重军事学说，收入《论持久战》、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附录）3 篇著作。第4卷侧重毛泽东的经济学说，收入《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论合作社》、《组织起来》3篇著作。第5卷侧重毛泽东建党学说和思想文化工作方面的论述，收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篇著作。这样一种编排体例，虽不尽完备，却体现了编者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理解和概括，实际上也是编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成果。
第三， 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来看。 这个决议从1941年秋毛泽东写出“历史草案”，到1945年4月20 日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经过近4年的时间。其间起草委员会做过多次修改， 全党高级干部作过多次讨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是这个决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1944年5月，任弼时同志在毛泽东写出的“历史草案”的基础上， 重新起草历史决议，从思想、政治、组织、军事几方面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概括：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地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每一新发生的事件；在组织上是采取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不是宗派主义地对待干部、打击干部；在军事上是照顾中国革命武装发展的历史而把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适应于中国革命武装需要的理论原则高度。这种概括虽然是初步的，但历史决议几易其稿后基本保留了这一构架。
张闻天同志在决议起草过程中提出，不仅要总结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而且要进一步总结大革命失败以后十年的历史。提出在十年内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胡乔木同志在决议修改过程中，进一步对十年内战期间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作出概括，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以开展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为核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各种问题，空前地丰富了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经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原则通过之后，又吸收广大代表的意见，对毛泽东思想做了更进一步的论述。决议的第一部分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2—953页）
由此我们看到，《历史决议》的形成过程，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过程。正是有这样一个高层次的、广泛的研究过程，才能产生出象刘少奇同志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那样高水平的理论文献。刘少奇同志当时也是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在参与这项工作之前，他已发表过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得以对毛泽东思想作更全面的研究，更广泛地吸收了他人的研究心得。刘少奇的报告，不仅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较为完整准确的定义，而且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内容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不仅从总体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对毛泽东的建党思想、群众路线作了专题性的研究和发挥；不仅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而且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可以说，这篇报告是集全党研究毛泽东思想之大成，达到了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首先，随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思想解放和思想统一的双重任务，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方向。其次，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处理好本党事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它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反对苏共的控制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再次，在当时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形势下，毛泽东思想是广大人民群众同蒋介石代表的法西斯独裁专政进行斗争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高扬着这面旗帜，带领广大民众，不仅彻底消灭了日本侵略者，而且打倒了蒋介石反动派，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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